实际上,欧元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欧洲货币一体化与欧洲各国福利资本主义的非相容性的问题与矛盾.[10]此次欧债和欧元危机从最根本上折射出的是欧式福利资本主义所要求的欧洲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与欧洲区域货币一体化所要求成员国丧失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之间冲突与矛盾的集中展现.
欧元区建立统一的欧洲中央银行(以下简称ECB)后,却难以建立统一的财政部,因而出现了欧元区与生俱来单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Krugman(2010)指出欧债危机的核心原因是"欧元的不灵活性",即欧元区成员国货币上的统一与未融合的财政政策以及劳工市场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危机.[11]
Attal(i2010)也对欧元进行了批判,认为缺乏统一财政和税收的欧元是无法生存的.[12]从理论上看,在最优货币区面临外部冲击时,最优货币区的调节机制可以使各国在区内汇率不变的前提下保持对外平衡,同时国内也不会出现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困扰.[13]
但是由于欧元区没有实现财政一体化,其生产要素流动和工资弹性也未能达到最优货币区的要求,因此欧元区目前还不能发挥最优货币区的调节作用.此外,根据有效市场分配原则,货币政策服务于外部目标,财政政策服务于内部目标,要实现内外均衡,统一的货币政策必须要求统一的财政政策的配合.比如,美国的财政赤字可以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缓解,甚至美联储可以购买美国国债直接向政府注资.
但是欧元区则不同,由于成员国已经丧失货币发行权,不能通过增发货币来缓解债务的增加,再加上 ECB 不能直接借钱给成员国政府,因此,ECB不能保证资金的充足,各国只能通过发债筹集资金,致使融资成本的增加,加大了危机的风险.
2.2.3 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
欧洲央行体系(ECB)自从成立以来,其统一货币政策与欧元区内部各国经济非均衡性的矛盾就广受诟病.统一的货币政策包括相同的利率和汇率政策,短期来看,欠发达国家从低利率政策中获得更多利益;但从长期来看,长期的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会导致通货膨胀和资本外流,打击欠发达国家经济.另外,在统一的汇率政策之下,从实际汇率而言,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要低,从而发达国家的贸易收支和国际价格竞争力可以大幅改善.因此,"一刀切"货币政策的实施加剧了欧元区内部经济的非均衡性.此外,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区内欠发达国家受到较大的影响,房地产业泡沫的破灭再次拉大他们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为欧债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而危机以来,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使 ECB 的货币政策操作非常困难,对欧债危机的蔓延束手无策.
欧元区内经济非均衡性实质上归结于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欧洲的社会文化在族类-语言,伦理-宗教,政治-司法等方面有很强的同一性,这也是欧洲联盟的基础.[14]但是拉丁-地中海天主教南欧和日耳曼-西北方新教北欧在文化上的差异性导致人们对工作、生活、储蓄的不同态度,从而对国家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产生重大影响,造成了南欧和西北欧经济的不平衡.相比较而言,南欧人生活休闲,举债并不断进口;而西北欧人工作勤奋,储蓄并拼命出口.长此以往,欧元区便形成了核心国家出口并贷款,边缘国家负债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15]
以德国为例,一方面,出口大国德国作为核心国家之一,由于内需不振,边缘国家成为其传统的出口市场,消化其国内的过度供给;另一方面,德国储蓄率较高,大量资金流入储蓄率低的边缘国家,为其带来经济增长机会的同时也推高工资和物价水平,造成输入型通货膨胀,从而导致边缘国家实际收入下降,德国为了保证出口,又继续贷款给边缘国家.但是,一旦边缘国家的负债规模过大,政府不堪重负,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欧元区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便不能持续.[16]
3 欧债危机再度溯源---引发欧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通过对本次欧债危机成因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相对过往的拉美债务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阿根廷债务危机等主权债务危机,一方面,本次欧债危机的成因比以往任何一次危机都更丰富,这充分说明了欧债危机成因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这一轮危机的传染性更强,自危机爆发以来,其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不断显现,尽管EU、ECB、IMF 以及各国政府作出了不懈努力,但欧债危机仍旧不断发酵,甚至有向法国等欧元区核心国家蔓延的趋势.另外,近几年,全球国家或地区中遭遇过政府债务危机重创的或者正在遭遇重创的并不在少数,还包括为世人熟知的 2008 年底引爆的冰岛危机和 2009 年底出现的迪拜危机,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国家或地区面临着较大政府债务风险,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日本、美国以及英国.因此,笔者认为,对欧债危机的探究不能局限于就欧债谈欧债的窠臼,而应将此次危机的生成纳入到目前全球经济复苏所遭遇的政府债务危机的普遍背景之中,才能准确剖析出欧债危机的根源,抽丝剥茧,对当前各个发达国家面临主权债务威胁进行溯源.
3.1 美元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
早在 1963 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特里芬就提出了着名的"特里芬难题",指出在美元本位制下,一方面,美元作为唯一的世界货币,为了满足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国际贸易的扩大,美元必须大量被发行,其结果导致了美国日益增长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成为国际债务人;另一方面,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信用基础则来自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这又要求美国的经常项目保持顺差以及成为国际债权人.[17]
在目前美国面临主权债务威胁的背景下,在这两难选择中,由于信用货币体制下纸币的发行不存在实物基础,再加上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对美元发行的监督和约束,美国必然通过超发货币,使美元贬值,达到债务缩水的办法来拯救危机.这样做虽然在短期内有效,但就长期而言,却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并且会产生两个较为严重的后果:对美国自身而言,美元的过度扩张致使美元贬值的预期越来越强烈,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形成恶性循环,最后的结果必定是 QE连番实行,直至失效.对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而言,美国的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实体经济积弱,加之对金融业的低监管,导致虚拟经济泡沫增大,风险积聚,而美元独一无二的地位,使其过度超发必然导致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危机随之输出到其它国家.
基于此,欧元区创建的一个初衷就是为了去美元化,打破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然而事与愿违,尽管欧元区国家不再将美元作为区内结算货币,但仍然把美元作为主要外汇储备之一,因而并未动摇美元的外汇储备地位.因此,欧元区的成立并未使世界彻底抛弃美元,仅仅是拉开了外汇储备多元化的大幕.尽管欧元区的制度缺陷、核心国与外围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和欧猪五国国内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失衡等诸多因素导致了欧债危机长期积累并最终爆发,但究其根源,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各方对欧债危机的救助效果不佳,难以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这与美国多轮 QE 拖累世界经济也不无关系②.因此,此次欧债危机的发生和蔓延乃至当前多国面临的主权债务风险,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都难逃干系.
3.2 全球发展模式不平衡的危机
全球发展模式的不平衡性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主要表现为南北差距,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从近年来全球资本流动来看,一个反常的现象是:资本由发展中国家大量流入发达国家③.[18]
发达国家拥有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以及品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考虑到资本的逐利性,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便大量输入具有强大资金运用能力的发达国家.欧央行前行长特里谢早在 2006 年的世界达沃斯年会上就曾指出,从长远来看,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大量输入资本的状况是难以为继的.这种反常现象带来的后果有两个: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大量资本输出不利于本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可操纵资本越来越多,再加上金融监管的宽松,导致了经济的虚假繁荣,一旦泡沫破灭,金融机构瘫痪,政府为了救市注资,最终可能演变为主权债务危机.
欧元区从整体来看属于世界上较为发达的地区,近年来金融业在区内很多国家都成为支柱产业之一,在这些国家各种银行、投行林立,实体经济逐渐空心化,因此防范和应对危机的力量都较弱.除此之外,欧元区发展模式的不均衡主要体现在核心国和外围国的差距上.从区内经常项目来看,产业结构单一而且缺乏竞争力的希腊等外围国家有很高的逆差,内生经济增长动力强劲并且竞争力持续增强的德国等核心国家则有很高的顺差,而欧元区的整体经常项目数据掩盖了内部的巨大失衡.如前文所述,欧元区这种核心国贷款给外围国消费,外围国消化核心国产能的发展模式必然不能长久,这种循环久而久之会导致外围国债务积压,资不抵债,最终破产.另外,由于欧元区本身金融体系发达,各国交叉持债情况明显④,所以危机的传染性很难阻断.
3.3 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原罪
18 和 19 世纪欧洲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繁荣和兴盛建立在亚当·斯密"无形的手"的理论基础上.上个世纪 30 年代,资本主义各发达国家的经济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继而凯恩斯主义主宰资本主义世界达 40 年之久,直到70 年代初由"石油供给"冲击引发的"滞涨"出现,凯恩斯主义的束手无策促使新自由主义开始取代其占据正统地位,1990 年的"华盛顿共识"标志着新自由主义达到了鼎盛.90 年代后,随着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实际开始共同主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国家干预不能解决经济的滞涨问题,而新自由主义又不能保证经济的良好稳定运行.因此长久以来,各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在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主权债务危机主要是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各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未能达到最优甚至干扰了实体经济运行的后果.二战以后,公债逐渐成为了各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财政赤字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常态.在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家和地区运用赤字和公债应对负面影响的方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随着债务的攀升,最终资不抵债,危机爆发.另外,在前文对欧债危机成因的探究之中,我们发现,危机引爆的一个重要原因和主要传导方式是监管薄弱的银行和投行等金融机构,这又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泛滥.除此之外,在对危机的救助上,无论是美国的 QE 还是欧元区的 LTRO,其本质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的体现,虽然短期可以减轻危机的压力,长期来看仍然无法提高甚至会恶化危机国家的偿付问题.
综上所述,凯恩斯主义本质上主张通过政府财政透支,从而增加需求和加大市场流动性,其后果必然是泡沫的产生,通货膨胀,由此引发泡沫型经济危机;而新自由主义倡导市场完全自由化则会致使财富产生分化,最终供需失衡,从而引发平衡型经济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实际上宣告了上述两种西方主流经济思想融合的失败,因此要防范和应对主权债务危机亟待新的指导思想出现.
4 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业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寻求与大国经济相对等的国际地位也是我们发展的当然选择.显然,欧元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际货币体系均衡,打破了长久以来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单一货币垄断体系.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欧债危机及中国谋求大国经济地位的诉求促使我们与欧盟成为利益共同体.一个方面,中国从自身战略定位思考,在我们相关要求能够得到满足或保障的情况下,如何以第三方角色把握住历史机遇,救助欧债危机以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并力促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值得思考.另一个方面,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深远、投资关系也使得欧债危机和中国息息相关.因此,中国应该密切关注欧债危机外部风险经由贸易和金融两个渠道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调整以出口拉动型的旧有模式转变为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实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和福利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策措施,并且合理有效的发挥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积极预防地方债务风险,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将危害减到最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