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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危机探析
【引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理论探究引言
【1.1 1.2】经济危机的表现与根源
【1.3 1.4】经济危机的实质与出路
【2.1】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挑战
【2.2】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实践挑战
【3.1】经济危机理论意义
【3.2】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践意义
【结语/参考文献】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面临的挑战及回应
时代的变化发展对马克思危机理论提出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在对种种挑战的回应中，危机理论不断丰富发展，质朴的真理如同熠熠生辉的钻石在历史长河里闪耀。
（一）理论挑战
1、否认和修正经济危机理论
资产阶级经济学写满资本家诉求和利益，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的集中反映。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时期，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还没有发生，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只承认局部危机论的观点可以理解。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阶级斗争日益激化威胁到社会制度，庸俗经济学家担任起资本主义制度顽固的辩护者，阉割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成分，提出无经济危机论。1825 年 7 月，英国各产业部门普遍出现生产过剩现象，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瘟疫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首次爆发，鼓吹无危机的理论失去立足之地。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半遮半掩地承认危机，为资本主义制度“修修补补”.19 世纪自然科学研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下，取得重大进展。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兴起，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发明应用于工业生产领域，极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水平大大提高，垄断组织应运而生，如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垄断组织使企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企业经营管理井井有条，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生产规模化集中化，资本生产热火朝天，经济一派繁荣的景象。工人阶级工资的绝对量增多，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到暂时缓解。危机理论似乎成了“过时”的“假说”.
（1）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资本主义“适应论”
爱德华·伯恩斯坦，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全面系统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第二提琴手”恩格斯逝世后， 其火力全开猛烈攻击马克思主义。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系列论文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伯恩斯坦全面颠覆马克思主义。伯恩斯坦认为虽然资本和生产集中过程很显着，资本家通过发行股票来筹集资本，扩大企业规模，但这种过程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股份制使产权分散化，以此为依据伯恩斯坦驳斥马克思关于生产集中、资本集中趋势的预测，宣称危机不可能发生，提出资本主义“适应论”理论。
首先，伯恩斯坦的第一招数是断章取义，武断地解读马恩的经典原着。马克思深入制度层面分析生产过剩与消费萎缩现象，认为危机这颗苦果的种子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伯恩斯坦则试图把经济危机的根源歪解成有购买力的消费萎缩。
伯恩斯坦搬出了马克思的原着，信誓旦旦地指出原着中“前后矛盾”.“《资本论》第三卷第二编中的一段话同所有这几句话是相互矛盾的。马克思在那里关于危机是这样说的：‘一切现实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比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①据此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危机是可以克服，以此来否认经济危机理论。而实际上消费不足是表面现象，是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以苦果来代替种子本身，是武断、缺乏根据的。
其次，伯恩斯坦认为随着现代信用制度、交通通讯技术、和垄断组织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具有计划性，由于盲目生产而导致的危机逐渐消失。垄断组织和信用制度是生产和流通的调节器，克服了经济活动的无政府状态，消除危机产生的现实土壤。伯恩斯坦提出“在资本财富大幅增长下的现代信用制度的灵活性、交通机构的各个部门-邮政和电报、客运和货运-的完善化···完全不能设想它们对于生产活动与市场状况的关系没有重大影响···至少就卡特尔和托拉斯而论，我觉得有不多情况是与后一假设抵触的。存在着十分多样的形式和适应能力···因此非常有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迈进，一般说来我们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②即经济危机。除了垄断组织和信用制度的杀手锏，小企业和中等企业在工业大生产中，没有完全被垄断组织排挤吸收，反而在激烈残酷的市场竞争中顽强地屹立，足以抵抗垄断企业的竞争浪潮，表现出“适应性”和“顽强性”.这也是防止消除危机产生的杀手锏。
此外，伯恩斯坦自信地地抛出了制止危机爆发的药方，一是利用完善便捷的交通运输工具开拓世界市场，不断扩大商品销路；二是根据如弹簧一样有伸缩性的信用制度调节生产与流通，稀释消除孕育工业领域危机的沃土；三是发展垄断组织使生产集中规模化，增强计划性；四是军备增加可以缓和危机。为此伯恩斯坦绞尽脑汁找到《资本论》第三卷中恩格斯的一段注解，挖空心思地歪曲这段注解。恩格斯看到 19 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一些新现象：通讯、交通的空前发展，国际市场的形成、投资领域的扩大等，“因为这一切，以前的危机发生的初始地和引发危机的可能性，多数已经被逐步消除或被尽可能地削弱了，”伯恩斯坦大加赞赏这一论述，而对恩格斯接下来的论述故意丢弃，“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①我们承认工业革命后，资本社会的经济政治关系戴上了新的历史面具，孕育危机种子的土壤也没有那么肥沃，危机爆发的现实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被消除了，但这些变化不能扭转资本主义的发展洪流。虚构歪曲的“论据”,没有根基、不切实际的空谈，不会改变危机周期爆发的现实。在《崩溃论和殖民政策》发表的 7年后，1907 年欧洲再次出现了危机。伯恩斯坦目睹了新一轮危机，垂头丧气默不作声，不久又抛出了新的药方：垄断组织在制度框架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一定调整，改变危机的表现形式，但无法终结周期性的危机。
（2） “有计划的资本主义”论
计划，是指国家以政策、计划等形式干预经济。资本家信奉“自由放任” 的信条，但资本主义的历史中不乏计划的身影。在重商主义时期生产就具有计划性。
在自由竞争时期也存在着以法律为手段干预经济的情况。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组织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使生产和流通穿上计划的新衣。
资本主义生产中存在计划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一些理论家以此为依据否认危机理论，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危机只会在自由竞争时期发生，当资本历史进入垄断阶段后，生产流通的计划性使危机失去现实土壤。本文将对有代表性的理论作一分析。
活跃于 20 世纪初期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资本垄断阶段的思想学派。这一学派在经济学上作出很大贡献，尤其是希法亭对帝国主义阶段的分析。希法亭分析了这一阶段经济社会运行机制：“就会产生一个总卡特尔。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由一个主管机构有意识地加以调整，这个机构决定一切生产领域的生产规模。”②光鲜艳丽的货币卸下浓墨重彩，退出历史舞台。生产具有高度社会化和计划性，卡特尔是唯一的主管机构，对产品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在扣除了分配给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产品后，剩余的都纳入卡特尔腰包，由其任意使用。在一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希法亭明确提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认为稳定发展的经济表明资本生产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有组织的时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我们目前正处于这样的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由纯粹的盲目的市场规律所统治的自由竞争时代基本上被克服了，我们达到了有组织的经济。”①“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意味着在原则上用有计划生产的社会主义原则来代替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原则。这种有计划的、自觉管理的经济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有可能受到社会的自觉影响，也就是说受到社会的唯一自觉的、具有强制力量的组织的影响，即国家的影响。”②这一理论是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大事歌颂，并与鲍威尔和伦纳提出的和平过渡思想密切相关。由于国家管理对经济领域的渗透，伦纳认为马克思所经历和描绘的自由资本主义已不存在了。因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不合时宜。
就在希法亭在基尔代表大会上系统阐发这一理论不到两年后，席卷世界的资本主义危机就宣告了这一理论的破产。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是垄断时期的产物，垄断资本主义生产计划化思想是对这一时代现象的总结概括，不能因为发生了危机就否定垄断阶段计划生产的现象。但希法亭的理论经不住历史的“浪淘沙”.
首先，希法亭的货币理论违背了马克思关于货币的思想，这导致了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陷入矛盾中。希法亭认为纸币不是黄金的符号，纸币在进入流通时是没有价值的，在理论上允许发行不确定数量的纸币。列宁指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中“作者在货币理论问题上有错误，并且书中有某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③“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忽略制度因素，天真地认为生产领域的计划性就能从根本上铲除危机的种子从而消灭危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错误的政治结论：依靠资产阶级国家力量实现社会主义，放弃阶级斗争，走改良主义路线，“要依靠国家的帮助，依靠社会的自觉调整的帮助，把这个由资本家组织和领导的经济转变为一个由民主国家领导的经济。”④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危机，撕掉了资本主义社会一派繁荣蒸蒸日上的假面具，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的极大震荡。“可调节的资本主义”理论应运而生，以其为理论基础的国家干预政策，有效地缓解了危机的爆发。该理论是凯恩斯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凯恩斯主义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分析原点，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实行“有调节的资本主义”.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体系上突破了传统经济学，摒弃萨伊定律的“供给恒等于需求”的传统教条，否认“有效需求无限论”,提出有效需求不足论，明确承认生产过剩危机的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包括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有效需求由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灵活偏好规律所决定的。总需求不足，就会引起商品滞销、生产缩减、工人失业，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在此基础上，凯恩斯经济政策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充分扩大政府职能，国家积极干预经济活动来提高有效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复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大杀手锏。当经济萧条时，采用减税和扩大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实行放松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以此来刺激人们的消费和投资欲望，拉动经济增长。当通货膨胀时，采用增税和减少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压制人们过度的和盲目的消费投资欲望，减少经济泡沫。凯恩斯声称按照他的这种办法，实行“有调节的资本主义”,就“可以医治了疾病，同时保留了效率与自由”.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居于西方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各资本主义国家对之顶礼膜拜，把它作为决策的理论基础。在 20 世纪 50年代到 70 年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广泛应用使资本主义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爆发大的危机，因此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是吓唬人的，按着凯恩斯开的高明药方就可以让资本主义顺利发展。进入 70 年代，科技革命进入低潮，长期推行凯恩斯政策的负面效应开始暴露，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滞涨”困境。凯恩斯主义失灵并跌下了神坛。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为弥补凯恩斯主义的不足，新凯恩斯主义兴起，提出市场本身无力迅速调整由于内外部各种因素造成的经济波动，需要利用政府政策来刺激经济。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只是“新瓶装旧酒”.
（3）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合法化危机理论在西方学界有着广泛影响力。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危机趋势表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已经过时，因此要实现危机理论的“现代化”,用合法化危机理论来取代马克思的危机理论。
首先，哈贝马斯提出马克思言语体系里的“危机”言之过重了，危机是社会运行中的正常出现的“病象”.正确的药方就能使社会病象药到病除。这表明哈贝马斯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仅仅把危机看成是具体社会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这也使他的危机理论具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重新解读了社会危机。哈贝马斯承认社会运行中出现的病象，提出后资本主义也存在社会危机，在不同的社会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其中经济系统的危机是基础，经济领域的危机由国家干预作用转移到政治文化领域。但哈贝马斯强调承认危机出现的前提是社会心理对危机的感知，社会心理没有觉察到危机，那么危机就不存在。这使得其理论陷入唯心主义。“当社会系统结构所能容许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低于该系统继续生存所必需的限度时，就会产生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
其次，哈贝马斯看到时代的变化，认为马克思危机理论对当代社会现象解释批判力不足。哈贝马斯认为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具有两种典型的显着的发展趋势：一是稳定的经济保障体制和力度不断增强的国家干预活动；二是科学技术和行政管理创新使科学系统成了第一生产力。在这两种趋势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重组，原有的制度结构遭到了破坏。
哈贝马斯提出在后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出现病象，经济系统的危机蔓延至政治行政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陷入全面危机。经济系统之所以会出现危机是因为国家干预主义和垄断组织的出现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仍表现出自发性和盲目性。经济危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但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以往的危机相比具有独特的时代特征：表现为持续的通货膨胀、政府的财政赤字和连续不断的生产停滞。而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表现为商品和资本过剩，是危机-停滞-恢复-繁荣-危机周期性的循环。
在国家干预力量的作用下，经济系统的危机侵蚀到政治行政和文化领域。政治行政领域的危机分为合理性和合法性危机。合理性危机是指国家的行政政策和管理活动不具备合理性。合法性危机是指人们失去对国家的信任支持而引起的国家认同危机，国家失去人民的忠诚。如前文所提，哈贝马斯强调社会心理对危机的感知，并认为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危机表明国家出现了合法性困难，并不是危机的真正出现。当社会的经济政治系统失去思想文化基础，意识形态领域不支持现存的统治时危机就出现了。哈贝马斯把思想文化领域的危机称为动因危机，动因危机是社会全面危机的根源。“如果社会文化系统发生彻底变化，以至于其输出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劳动系统的功能要求，就可以说动机危机出现了。”①哈贝马斯认为尽管后资本主义存在合法性缺失的问题，但只要国家行政政策管理合理，保障人民的利益，在思想文化领域建立强大的认同机制，就可避免危机。至于经济和政治行政系统的危机，它们是社会运行中出现的正常的病象，不会危及到社会制度和资本家的统治地位。因此他放弃马克思提倡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剂猛药，主张用温和的不痒不痛的改良主义药方来治疗资本主义的病象。
（4）流派众多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与马克思经济学根本对立，是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又一大劲敌。新自由主义（也称新保守主义经济学），是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的，它是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思想的继承者。新自由主义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于 20 世纪 20 世纪 20-30 年代，但生不逢时，1929-1933 年的大危机宣告了传统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的破产，新自由主义难以服众而被边缘化。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国家干预政策对资本主义滞涨困境挠头搔耳束手无策，新自由主义乘势而起。随后兴盛发展，更借助“华盛顿共识”蔓延至发展中国家。
在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众多思想流派，但它们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主张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推崇自由市场，反对国家干预；颂扬资产阶级跨国公司支配下的全球自由化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世界经济游戏规则；主张私有化，极力反对公有制，新自由主义代表理论家哈耶克甚至认为集体经济和公有制是“通往奴役的道路”.新自由主义在一开始只是经济流派，但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其意识形态色彩日益浓厚。其传播至世界的动机不纯，不是想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而是扼制这些国家的经济锁喉，搞垮这些发展中国家，满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野心和胃口。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尖锐了指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操控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四部曲”即私有化（腐败化）、资本市场自由化、价格市场化、自由贸易，主张福利个人化，反对福利国家。通过这一系列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结构调整”来击垮发展中国家。②新自由主义乘着经济全球化的顺风车蔓延至全世界，拉美国家兴高采烈地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俄罗斯也采用了“休克疗法”.但这些政策结出的是又苦又涩难以下咽的“经济苦果”.拉美国家“落入了新自由主义陷阱”,休克疗法失败。新自由主义受到人们的怀疑。
流派众多的新自由主义虽然思想学说丰富，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秉承着自由放任的思想，在经济周期的论述上不同的“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不同的论说。20 世纪 60 年代，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出现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弗里德曼反“凯恩斯”革命，提出货币主义，认为由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量的扩张或收缩引起货币量变动，货币量变动引起经济周期变化。因此经济周期变动的原因在于外生的政策冲击。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前期，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面对滞涨危机一筹莫展，货币主义理论与实证矛盾。罗伯特·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取代了货币主义，认为经济周期是经济正常增长的一部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在于价格的波动和货币量的波动。货币量的变化会引起物价水平的波动。此时如果公众对于政府的货币政策没有预期，政府增加货币量的发放导致物价水平上涨，生产者对物价上涨这一现象的认识可能会出现偏差，他们会以为公众喜好他们的产品，于是会扩大投资生产规模，经济一派繁荣。当生产者意识到真正的市场信息后，他们就会纠正自己的预期，投资减少，经济转而进入萧条。因此，在假设经济当事人的价格预期理性的前提下，理性预期理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1982 年，卢卡斯的货币意外模型陷入理论和实践的困境。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接过卢卡斯的接力棒，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第二代领军人物。他们在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实际周期理论。认为每一个经济周期都是独一无二的，经济周期没有规则可遵循。人们只能记载每一个经济周期的具体特征，如同地震预报一样无法精确预测每一次地震的发生，经济周期也是无法预测的。之所以会发生经济周期，主要是由于外在的随机的实际因素的冲突，比如个人偏好、政府需求的变动，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技术进步、生产要素供给带来的冲击。
从新自由主义众多学派关于经济周期的分析来看，他们不承认危机的根源在于制度问题，而是归责于外部因素和具体经济运行中的误差。这也决定了其作为资本主义卫道士的本质。从阵营看，新自由主义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马克思危机理论下了挑战书。它维护私有制，扞卫资本主义制度，而马克思危机理论揭露私有制的弊端，指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两者在意识形态上是根本对立的。
2、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庸俗化倾向
（1）调和马克思危机理论与凯恩斯主义危机理论
马克思危机理论对复杂的资本社会经济现象抽丝剥茧，找到制度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死刑判决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此如坐针毡，不断抨击马克思危机理论。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的不争现实，西方经济学家认识到公然攻击马克思危机理论、否认经济危机的存在的叫嚣已站不稳脚，莫如尝试歪曲马克思主义。西方经济学界攻击马克思经济学的新手段是调和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通过遮掩这两种理论体系的根本区别来否认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科学性。
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西方理论界出现将两种理论和稀泥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熊彼特称为“把马克思凯恩斯化”和“把凯恩斯马克思化”.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西方理论家用凯恩斯主义的放大镜来阅读马克思的着作，寻找马克思《资本论》和凯恩斯《通论》的相同点。他们“惊喜”地发现二者存在“共同点”.20世纪 40 年代罗宾逊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和凯恩斯》中认为在某些方面凯恩斯体系和马克思体系是一致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把凯恩斯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近似物”,认为这两种理论有共同的研究内容如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等。例如针对经济危机的原因研究，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论着断章取义，认为马克思和凯恩斯都主张危机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他们甚至从《资本论》中找出了证据：“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①实际上，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调和的学者，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消解这两种理论的差异，但这两种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等都是对立的。因此这些学者绞尽脑汁找的这些似是而非论据很容易就露陷，用这些论据支持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这些学者遮遮掩掩的说辞甚至还不如凯恩斯坦荡，凯恩斯就毫不掩饰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
（2）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庸俗数理化倾向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些学者开始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分析马克思着作中的核心话题，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由此诞生。该学派使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来考量马克思危机理论。该理论的预设前提：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拥有自身独特的有价值的思想方法，试图运用现代学术界的主流研究方法来分析马克思的相应理论，使学说论证更为严密。通过分析逻辑来强化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严密性，这无可厚非。但在借鉴这些分析方法时，要认识到不同阶级性质的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上的差异，刻意模仿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来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化，并没有推进理论的发展，反而窒息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和批判性思想，摒弃了马克思经济学内在的人文性、历史性和整体性，导致理论的庸俗化。正如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提出的质疑：“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数学的方法获得对本质的认知，例如价值的本质、土地租金的本质、企业家利润的本质、劳动分工的本质、复本位制的本质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