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道德情绪( moral emotion) 是个体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评价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和思想时所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 任俊，高肖肖，2011) ，道德情绪作为一种动力机制，在道德准则和道德行为之间起着核心的调节作用( Tangney，Stuewig，& Mashek，2007;Krebs，2008) 。已有对儿童道德情绪的研究通常采用的方法是道德情绪判断( moral emotion judgment)和道德情绪归因( moral emotion attribution) : 前者是指个体对与道德有关的情境或事件的情绪判断 ( 刘国雄，方富熹，2003) ; 后者是指在不同的道德情境中，个体对他人的情绪体验，并对使他人产生情绪体验的情境作出原因性的解释和推断 ( 陈少华，1999) 。对儿童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儿童道德发展的内部心理机制，为儿童道德教育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以往研究主要以儿童对损人情境下损人者和亲社会情境下助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为主。在损人情境下，大部分研究一致发现，儿童对损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存在年龄差异，6 岁以下儿童通常会判断成功的损人者感到高兴; 而 8 岁以上儿童则不管损人行为成功与否，都会判断损人者感到伤心、内疚等消极情绪。在道德情绪归因上，年幼儿童通常做结果归因，而年长儿童通常做道德归因( Barden，Zelko，Duncan，& Masters，1980; Nunner-Winkler & Sodian，1988; Arsenio & Kramer，1992;李正云，李伯黍，1993; Lourenco，1997; 陈少华，郑雪，2000a; Keller，Lourenco，Malti，& Saalbach，2003) 。在亲社会情境下，研究者发现一致的结论，年幼儿童倾向于判断行为者产生消极情绪体验，年长儿童则做出积极情绪判断。在道德情绪归因上，年幼儿童以结果定向为主，年长儿童则出现了由结果定向到道德定向的过渡( 陈少华，郑雪，2000b;于泳红，2001; 愈志芳，2007) 。
近期，研究者开始关注儿童对不履行亲社会情境下旁观者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研究结果并不一致。Sy，DeMeis 和 Scheinfield( 2003) 的研究表明，4 ～5 岁儿童倾向于判断旁观者感到“有点儿高兴”，且与损人情境下对损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无显着差异; 在道德情绪归因上，儿童或者采取结果定向，或者不能给出具体归因，只是简单地重复故事情节。陈璟和李红( 2009) 对 4 ～7 岁儿童的研究则发现，4 岁儿童更多对旁观者做出“不高兴”判断，而5 ～ 7 岁儿童更多做出“高兴”判断。在情绪归因上，不管年幼还是年长儿童，均以结果定向为主，道德定向为辅。
现实生活中，旁观行为有时还发生在损人情境中，如 2011 年震惊全国的“小悦悦事件”和学校的欺负情境等，这类损人情境通常包含三种角色: 一个是损人者，一个是受害者( 或求助者) ，还有一个是在目睹了损人行为却未对受害者施予援助的旁观者。已有研究表明，儿童对所处情境的理解会影响到其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 刘国雄，方富熹，2003) ，因此，对损人情境下旁观者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损人情境下旁观者的情绪会影响旁观者的行为，有研究表明，在学校欺负情境中，具有较高移情水平的旁观者更可能帮助受害者( Correia & Dalbert，2008; Nickerson，Mele，& Princiotta，2008) ，儿童在目睹损人行为后的情绪反应是决定其是否干涉损人行为的主要动机之一( Thornberg et al． ，2012) 。其次，损人情境下旁观行为所违背的道德规则与非损人情境下有差异。在非损人情境下，旁观行为更多被认为是违背了公平原则( “人们之间应该互帮互助”) ，而在损人情境下，旁观行为则更多被认为违反了正义原则( “我们应该阻止不好的行为”) 。虽然 Kohlberg 认为，儿童对正义 规 则 的 理 解 要 晚 于 对 公 平 水 平 的 理 解( Kohlberg，1969) ，但是 Hoffman( 2000) 通过大量的观察发现，即使是学前儿童，在目睹了不公正的事件时，也会表现出移情性的反应，如对损人者表现出愤怒情绪和因自身未能提供帮助感到内疚等，这种移情反应随着年龄增长有不断发展的趋势。因此，研究儿童对损人情境下损人者和旁观者的道德情绪判断和归因的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探索儿童道德情绪和认知的发展。
对儿童道德情绪判断和归因的性别差异研究并没有获得一致结论，有些研究发现男孩和女孩具有较为一致的道德情绪判断和归因( Sy，Demeis，&Scheinfield，2003) ，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存在性别差异。于泳红( 2001) 发现，亲社会情境下 4 ～10 岁男孩比女孩更倾向于判断助人者会感到“高兴”，男孩比女孩更倾向于做出个人定向和道德定向。Malti和 Keller( 2009) 的研究表明，6 ～10 岁女孩判断损人者不高兴的比例显着高于男孩，女孩更多采用移情归因，男 孩 更 多 采 用 结 果 归 因。 Menesini 和Camodeca( 2008) 则发现，9 ～ 11 岁男孩对欺负行为中采取旁观行为更倾向于感到内疚。这些研究提示我们，考察儿童对不同行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仍有必要。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考察了 6 ～10 岁儿童对损人情境中的损人者、亲社会情境中的亲社会行为者和非损人情境中的旁观者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并且一致发现，6 ～ 10 岁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和归因存在发展变化，但较少研究者对损人情境中旁观者的道德情绪判断和归因进行发展研究。本研究选取 6 ～10 岁儿童为被试，采用包含旁观者的损人故事材料，考察儿童对损人情境下损人者和旁观者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的发展。
2 方法
2. 1 被试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杭州市某幼儿园 6岁( 6. 23 ±0. 31) 的儿童和某公立小学 8 岁( 8. 16 ±0. 27) 和 10 岁( 10. 26 ± 0. 42 ) 的儿童各 30 名为被试，其中男女各半。
2. 2 实验材料本研究在 Nunner-Winkler 等人( 1988) 设计的“偷窃”故事的基础上，嵌入了一个看到偷窃行为而未加阻止的旁观者。故事大致如下: “小林带了一个很好玩的玩具去班里，小亮看到了，他很喜欢那个玩具。下课了，大家都出去玩了。小亮走到小林的课桌旁，把玩具装进自己的书包里。小刚进来了，他看到了小亮拿走了小林的玩具，他什么都没说，也没做什么，就走开了”。故事内容配合图画呈现，图画画在 16K( 195mm × 271mm) 的纸上，故事内容和图画均为男女两套，根据被试的性别匹配呈现给被试，即材料中使用的人名及图画人物的性别与被试性别一致。图画中人物的表情均描绘为中性以减少对儿童判断产生的干扰。道德情绪判断问题要求儿童在五张面孔图( 从“非常不高兴”到“非常高兴”) 中进行选择。
2. 3 实验程序实验由两名受过专业训练的研究生操作完成。先让儿童熟悉五张面孔图; 再给儿童讲材料中的故事，讲完后立即要求他们复述; 最后，在保证儿童对材料的大致内容复述无误后，让他们分别对两类行为者( 损人者和旁观者) 做两类判断: ( 1) 道德判断与归因: 小亮和小刚的行为对吗，为什么? ( 2) 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 小亮和小刚现在的心情如何? 为什么? 四个问题的提问顺序进行了平衡。
2. 4 编码和计分方式道德判断的结果有三种: 对、不对、不确定。道德情绪判断的结果根据儿童对五张面孔图的选择，按照愉悦程度计为 1 ～ 5 分，分数越高，愉悦程度也越高，表明儿童更倾向于判断行为者感到高兴。
参照前人研究( Lourengo，1997; 陈少华，郑雪，2000a; et al． ) 归纳儿童回答的内容，对损人者的道德归因和道德情绪归因细分为以下五种定向: ( 1)道德定向: 根据行为者对道德准则的坚持或偏离。如“不应该偷拿别人东西”; ( 2) 结果定向: 根据行为者对行为目的或结果的考虑。如“他玩到了新的玩具”; ( 3) 移情定向: 根据被试或行为者对受害者的关心和考虑。如“他找不到玩具会伤心”; ( 4) 惩罚定向: 根据行为者对外部惩罚的担心。如“他害怕老师会骂他”; ( 5) 无效判断: 未给出理由或给出不属于以上任意定向的无效回答。
同样，对旁观者的道德归因和道德情绪归因也细分为以下五种定向: ( 1) 道德定向: 根据行为者对道德准则的坚持或偏离。如“没有阻止他做坏事”;( 2) 个人定向: 根据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如“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不必管”; ( 3) 移情定向: 根据被试或行为者对受害者的关心和考虑。如“他找不到玩具会伤心”; ( 4) 情境定向: 根据被试对行为者目睹损人情境的考虑。如“他看到了他做坏事”;( 5) 无效判断: 未给出理由或给出不属于以上任意定向的无效回答。
由两位受过专门训练的主试分别进行归因编码，不一致的意见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对 6 岁、8岁、10 岁组和所有被试归因编码的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 78、0. 82、0. 83 和 0. 80。
3 结果
3. 1 儿童对两类行为者的道德判断和归因的发展
儿童对两类行为者的道德判断和归因不存在性别差异，因此男孩和女孩的数据合并如表 1 和表 2所示。表 1 显示，对损人者的行为，6 岁、8 岁和 10岁儿童中各有 93. 33%、96. 67 和 96. 67% 认为损人者做的“不对”，均显着多于判断“对”和“不确定”的人数; 三组儿童判断“对”、“不对”和“不确定”的人数均无年龄差异。对旁观者的行为，8 岁和 10 岁儿童中各有 66. 67%和 70. 00%认为旁观者做的“不对”，且显着多于判断“对”和“不确定”的人数，但 6岁儿童判断“对”、“不对”和“不确定”的人数差异不显着; 三组儿童判断“对”和“不对”的人数均无年龄差 异，判 断“不 确 定”的 人 数 存 在 年 龄 差 异［χ2( 2) =6. 70，p ＜0. 05］，40. 00%的 6 岁儿童判断“不确定”，显着多于 16. 67% 和 10. 00% 的 8 岁和10 岁儿童人数。【表1】
表 2 显示，对损人者的行为，6 岁、8 岁和 10 岁儿童中各有 86. 67%、90. 00% 和 83. 33% 采用道德定向归因，均显着多于采用其他归因定向的人数，且每种归因定向的选择均无年龄差异。对旁观者的行为，8 岁和 10 岁儿童中均有 70. 00%采用道德定向，但只有 23. 30%的 6 岁儿童采用道德定向，43. 33%的 6 岁儿童做出无效判断，三组儿童在道德定向和无效判断的选择上均存在年龄差异［χ2( 2) = 8. 00，p ＜ 0. 05; χ2( 2) =32. 53，p ＜0. 001］。【表2】
综上所述，6 ～ 10 岁儿童能理解损人行为是不对的，能采用道德定向归因; 但 6 岁儿童还不能理解旁观行为也是不对的，8 ～ 10 岁儿童对旁观行为会做出正确判断，能采用道德定向归因。
3. 2 儿童对两类行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的发展
三个年龄组中不同性别的儿童对两类不同行为者愉悦程度的判断分数如表 3 所示。为考察在损人情境下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儿童对不同行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的差异，以年龄( 3) 和性别( 2) 为被试间变量，以行为者角色( 2) 为被试内变量，以儿童道德情绪判断的分数为因变量，进行 3 × 2 × 2 的重复测量方差 分 析。结 果 发 现，年 龄 的 主 效 应 显 着，F( 2，84) = 9. 84，p ＜ 0. 001，6 岁儿童判断行为者的愉悦程度( M = 3. 40，SD = 0. 83) 显着高于 8 岁( M =2. 73，SD =0. 93) 和10 岁儿童( M =2. 40，SD= 0. 97) ，8 岁和 10 岁儿童无年龄差异。行为者角色的主效应显着，F( 1，84) =20. 00，p ＜0. 001，儿童判断损人者的愉悦程度( M = 3. 20，SD = 1. 48) 显着高于对旁观者的判断( M = 2. 49，SD = 0. 97) 。【表3】
性别和行为者角色的交互作用边缘显着，F( 1，84)= 2. 81，p ＜ 0. 10。行为者角色、年龄和性别三者的交互作用显着，F( 2，84) = 3. 57，p ＜ 0. 05。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就性别差异而言，6 岁儿童对旁观者的道德情绪判断存在性别差异，F( 1，86) = 4. 39，p ＜0. 05，男孩判断旁观者的愉悦程度显着低于女孩; 而对损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只存在性别的边缘显着差异，F( 1，86) =3. 49，p = 0. 065，8 岁和 10 岁儿童对两类行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均无性别差异。就年龄差异而言，男孩对损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存在年龄差异，F( 2，85) =7. 83，p ＜0. 01，6 岁男孩判断损人者的愉悦程度显着高于 8 岁和 10 岁儿童，而 8 岁和10 岁男孩的判断无年龄差异; 男孩对旁观者的道德情绪判断无年龄差异。女孩对损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无年龄差异; 女孩对旁观者的道德情绪判断存在年龄差异，F( 2，85) =5. 50，p ＜0. 01，6 岁女孩判断旁观者的愉悦程度显着高于 10 岁女孩，其他各组无年龄差异。
表 3 儿童对两类行为者道德情绪判断的分数( M ± SD)年龄组损人者 旁观者男 女 男 女6 岁 4. 47 ± 0. 92 3. 47 ± 1. 51 2. 47 ± 1. 19 3. 20 ± 1. 018 岁 2. 80 ± 1. 61 3. 27 ± 1. 34 2. 27 ± 0. 59 2. 60 ± 1. 1810 岁 2. 73 ± 1. 34 2. 47 ± 1. 36 2. 33 ± 0. 61 2. 07 ± 0. 80综上所述，6 岁儿童判断两类行为者的愉悦程度均显着高于 8 岁和 10 岁儿童; 6 ～10 岁儿童对不同行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同时受年龄和性别的影响，6 岁男孩判断损人者愉悦程度显着高于女孩，6岁男孩判断旁观者愉悦程度显着低于女孩，8 岁和10 岁儿童对两类行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无性别差异。
3. 3 儿童对两类行为者的道德情绪归因的发展
三个年龄组儿童对两类行为者道德情绪归因定向的人数分布如表 4 所示。列联分析( Crosstabs) 表明，儿童对损人者的道德情绪五种归因定向选择上无性别差异，年龄差异显着，χ2( 8) = 18. 55，p ＜ 0. 05。进 一 步 分 析( Asymptotic Exact Tests) 表明，这种年龄差异主要表现在道德定向和结果定向的选择上［χ2( 2) = 6. 40，p ＜ 0. 05; χ2( 2)=7. 47，p ＜ 0. 05］。6 岁、8 岁和 10岁儿童在不同归因定向的选择上均存在显着差异［6 岁组: χ2( 4) =26. 67，p ＜0. 001; 8 岁组: χ2( 4) =11. 33，p ＜ 0. 05; 10 岁 组: χ2( 4) = 31. 33，p ＜0. 001］，其中，6 岁儿童对损人者的道德情绪归因以结果定向为主( 60%) ，8 岁儿童道德定向与结果定向无太大差异( 分别为 43. 3% 和 36. 7%) ，10 岁儿童以道德定向为主( 56. 7%) 。【表4】
列联分析表明，儿童对旁观者的道德情绪五种归因定向选择上存在年龄差异，χ2( 8) =28. 99，p ＜0. 001。进一步分析表明，这种年龄差异主要表现在道德定向和无效回答的选择上［χ2( 2) = 9. 00，p ＜0. 05; χ2( 2) =13. 73，p ＜0. 01］。6 岁和 10 岁儿童在不同归因定向的选择上均存在显着差异［6 岁组:χ2( 4) = 20. 67，p ＜ 0. 001; 10 岁组: χ2( 4) = 16. 33，p ＜ 0. 01］，46. 70% 的 10 岁儿童倾向于做道德定向，50. 00%的 6 岁儿童倾向于做无效回答。儿童对旁观者的情境定向选择上，男孩和女孩的人数达到边缘显着，χ2( 1) = 3. 56，p ＜ 0. 1，即选择情境归因的男孩多于女孩，其他归因定向上均无性别差异。
综上所述，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损人者的道德情绪归因从结果定向过渡到道德定向，对旁观者的道德情绪归因从无法有效归因过渡到道德定向。
4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 6 ～10 岁儿童对损人情境下损人者和旁观者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的发展。结果发现，虽然 93. 33% 的 6 岁儿童能够理解损害他人是不对的，但对损人者愉悦程度的判断显着高于 8 岁和 10 岁儿童，表现出明显的“快乐的损人者”现象，这与以往的大多数研究结果一致。而 60. 00% 的 6岁儿童还不能理解面对损人行为时的旁观行为也是不对的，直到 8 岁，66. 67% 的儿童才能理解正义原则。而在陈璟和李红( 2009) 的研究中，多数 6 岁儿童已经能够判断不履行亲社会行为的旁观行为是不对的。这或许是因为本研究中损人情境的介入，旁观行为从违背公平原则变为违背正义原则，使得儿童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显得更困难。根据 Kohlberg 的道德发展理论，儿童对正义规则的理解要晚于对公平规则的理解( Kohlberg，1969) ，本研究的结果支持这一结论。此外，研究还发现，儿童判断旁观者的愉悦程度随年龄增长而递减。这暗示着随着年龄增长，儿童体会到的不公正感也越加强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多数 6 岁儿童不能理解面对损人行为时的旁观行为是不对的，但他们也倾向于判断旁观者会感到不高兴，而在陈璟和李红( 2009) 的研究中，5～ 7 岁儿童对旁观者更多做出“高兴”判断。情境性质的不同可能是导致结果不一致的原因。本研究材料中的旁观行为发生在损人情境中，受害者的求助行为因损人者所导致，而陈璟和李红( 2009) 的研究中求助者的求助行为因环境或行为者自身所导致，不具有人为性。对于 6 岁儿童来说，损人行为被认为是一种“不对”的行为，可能促进了他们对损人者做出负性的情绪判断。
6 ～ 10 岁儿童对两类行为者的道德情绪归因也明显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同一年龄组儿童对两类行为者的归因定向上，也体现在归因定向的年龄发展趋势上。6 岁儿童对损人者的归因主要以结果定向为主，而 10 岁儿童则过渡到了以道德定向为主，这说明年幼儿童在对损人者进行道德判断时依据的是行为的结果，而年长儿童更倾向于考虑道德规则。在对旁观者进行道德情绪归因时，由于旁观者所面对的不是跟自己有关的物质利益，而是涉及到是否应该干涉损人行为的决定，所以结果定向由个人定向所取代。即便如此，6 岁儿童仍倾向于做无效归因，而不是采取个人定向，这与他们还没有发展出对正义原则的理解有关，所以在进行归因时总是重复无关的故事情节或者不知道怎么回答。五种定向在 8 岁儿童中均有出现，且未达到显着差异，这表明 8 岁儿童已开始考虑故事当中的线索，如情境信息、受害者的情绪、旁观者的利益等，甚至意识到旁观行为所违反的道德原则，根据不同的原因进行道德情绪判断。多数 10 岁儿童倾向于采取道德定向，这说明 10 岁组儿童已开始将正义原则内化，认为目睹损人行为不帮助受害者就是违反了正义原则，应该体验到消极情绪。
虽然本研究没有发现儿童对两类行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存在明显的性别主效应，但是却发现在行为者角色、年龄和性别之间存在显着的交互作用。
简单效应分析的结果表明，6 岁男孩对损人者愉悦程度的判断显着高于女孩，这与 Malti & Keller( 2009) 的研究结果是一致。而 6 岁男孩对旁观者判断的愉悦程度显着低于女孩，究其缘由，可能是 6岁男孩比女孩更多地认为行为者情绪的产生是因为目睹到了损人情境，这或许暗示着 6 岁男孩更容易受情境因素的影响。8 岁和 10 岁儿童对两类行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无性别差异，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儿童对两类道德规则的理解不断深化，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到达该年龄段都能将道德规则与道德情绪较好地融合起来，因而未显现出差异。就年龄差异而言，6 岁男孩判断的损人者的愉悦程度显着高于 8 岁和 10 岁儿童，10 岁女孩判断旁观者的愉悦程度显着低于 6 岁女孩，其他年龄组间差异均不显着。这提示我们，男孩和女孩对不同行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的发展速度是不同的。未来研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有区别地分析。
本研究尚存在两点局限。首先，在年龄段的选择上，只选择了 6 岁、8 岁和 10 岁的儿童，而未选择更大年龄的儿童。就儿童道德判断的情况来看，即便是 10 岁儿童，仍有部分被试不确定旁观行为的对错，甚至将其判断为对的，在道德情绪的归因上，能够选择道德定向或移情定向的比例也不太高。这说明，10 岁以后的儿童对旁观者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的发展仍有进步的空间。其次，本研究的被试量相对较少，每个水平上被试人数为 15 人，所以结果对于总体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还需要选取更大年龄的大样本群体( 如将每一水平的被试人数增至 30 个) 做进一步的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