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朋友圈使用中的交际问题研究(3)

　　（三）频繁点赞：关注形式化，人际交往意义弱化
　　
　　在微信朋友圈尚未膨胀的初期，基于传统人际关系网络中朋友关系的延续和维护，用户将已经稳固的朋友关系延伸到微信中，微信朋友圈的粘度较高，对朋友圈中他人留言和分享都保持足够的重视。具体表现在认真阅读别人推荐的链接、对朋友的各种状态保持密切关注并给予及时而真诚的评价。在这种双方互动意义的构筑中，朋友情谊得到延续和维护。
　　
　　但随着朋友圈的膨胀以及随之而来的信息泛滥和个人信息处理能力的下降，基于真实互动的意义传递和情感维系受到极大威胁，人们越来越依赖“点赞”功能。“点赞”的意义已经从“赞同和喜爱”弱化为“知道了、看到了”,成为朋友间相互关注与主体存在的彰显。
　　
　　马克思把交往的社会形态分为三个：交往的人的依赖形态、交往的物的依赖形态和交往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形态。[10]按此划分，我们现在处于交往的第二阶段，即物的依赖形态。此处的“物”,主要指资本，或者它的具体形式货币、商品。与前一阶段相比，交往中的个体获得了人身自由，摆脱了各种人身依附关系，但是人与人之间依然是不平等的，人们按照所占有的不同数量的货币被划分到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享有不同的社会地位。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充满了功利性，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人们可以通过有意的行动获得社会资本，并能将其转化成为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利益”.[11]这种经济利益可以被称之为“关系货币”,它无法用价格来衡量，是一种无形的资本，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为人们提供财富创造、事业发展和生活丰富的资源和动力。前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丰富多样的交往被现代都市的货币制度消灭殆尽，货币制度将人与人重新关联，这种关联是可以用数字换算的、理性的。
　　
　　布尔迪厄说：“人们在不断地投资于社会关系时便会产生社会资本”.[12]1,人的社会角色趋向多元化，随之而来的社会关系也日趋复杂，人们在人际关系方面所付出的成本在增加。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为人们维护社交关系网络提供了便利，轻轻一个“赞”,便传达了“虽然我们不怎么联系，但我依然时刻都在关注你”的信息。简单、随意的动作为保持关系降低了交易成本，越来越多的人沦为“点赞党”,有时候甚至在对方明显失望、愤怒、痛苦时，还是简单、粗暴地“点赞”.“点赞”行为正在由注重深度互动交流逐步走向单纯维系和巩固相关人际关系的简单手指运动。情感异化带来的是人际交往意义的弱化，人际交往正日益泛化，由于没有对好友的亲疏予以结构化，反而使得真正关系亲近的好友家人被湮没了。
　　
　　（四）均质化信息：信息杂烩消解人际间的互动沟通、情感交流
　　
　　此处所谓均质化信息，指的是人际交往中的那些无关痛痒、无伤大雅的信息，具体表现就是前面提到的各种代购信息、心灵鸡汤、养生秘籍为主的链接和各种“晒生活”“狂吐槽”.
　　
　　在格兰诺维特之前，社会学者在社会网络理论领域一直比较重视对强关系的研究，自从1973年格兰诺维特在《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发表《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一文后，弱关系也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强关系圈子小，成员同质性程度高且互动频繁、关系亲密；弱关系圈子大，成员异质性强，但人际关系并不紧密，感情维系也比较弱。
　　
　　微信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其朋友圈所建立的强关系熟人私密社交体系，但随着微信在线下社交场合中相互“扫码”礼仪风尚的形成，微信朋友圈的信息噪音正在不断增大，弱关系好友的涌入破坏着原本具有强连接社交属性的微信朋友圈生态系统。于是很多用户在众多陌生“好友”面前也不像以往那样热衷于分享自己的真情实感，取而代之的要么是沉默不语，要么是各种“链接分享”和浅层化、碎片化的个人信息。虽然说阅读者可以通过这些共享获得新的信息，但是由于朋友圈中与日俱增的异质性稀释了传统意义上志同道合的“朋友”概念，因此，这些信息的共享价值究竟有多大，其被完整阅读的可能性，都是存疑的。
　　
　　此外，“都市生活的复杂、紧张和碎片化是排斥狂野的本能冲动和波德莱尔式的孩童般的激情和好奇心的，烦躁的现代生活使得敏于算计的都市人越来越表现出克制、冷漠，人们的分明个性在不断地消失。”[13]如果说面对众多陌生的朋友吐露心声是不安全和难为情的，那么向自己的朋友圈发表“分享链接”则自由得多，同时也可以将之作为主体性存在的重要方式。“我链接、故我在”正成为微信自我表达的重要动力。在信息链接组成的共享文化中，用户难以逃离朋友圈提供的信息杂烩，微信朋友圈的互动沟通、情感交流功能被极大地消解了。
　　
　　无论保罗。莱文森等媒介乐观主义者如何充分肯定技术变迁中的媒介发展给人类的生存状态带来的改善，我们都不能忽略技术非人性化的一面。媒介在某些方面满足了人的需求，在其他方面又会违背人的本性，使人的需求不能得到最完美的实现。正如文中指出，它并不能阻挡现代性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隔绝，更不能拉近人们的心灵距离。
　　
　　互联网、社会化媒体，都是现代现象，所以对它们的讨论依然是在“现代性”这个主题之下。现代性的显着特征之一就是工具理性居主导地位，工具理性的适用范围本应该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其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但是随着科技飞速发展，工具理性开拓疆土、溢出自身的解释范畴而渗透到社会关系领域，人的关系被降级为物的关系。想要免于技术对人的异化，具有人本主义精神的人与人之间平等、互信的理解和沟通才是实现交往理性的正途。
　　
　　参考文献：
　　
　　[1]彭兰。社会化媒体与媒介融合的双重挑战[J].新闻界，2012,（1）。
　　[2][10]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74,74.
　　[3]王明会，丁焰，白良。社会化媒体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分析[J].信息通信技术，2011,（5）。
　　[4][5]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19.
　　[7]2015微信用户数据报告[EB/OL].腾讯[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4.
　　[9][13]汪民安。大都市与现代生活[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5-05.
　　[11][12]Bourdieu,P.:The Forms of Capital,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M],1986,P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