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人类文明的积淀，基于价值观的新领导力必须融会中西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的精华，形成解决现实难题的思想力量。***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领会其中深意，可能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打铁”,二是“自身硬”.“打铁”包括国际上的“铁”和国内的“铁”,意味着今天我们共产党人面对的任务和困难是非常“坚硬”的，党的十八大报告主题词中有一个“攻坚克难”,其实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清醒认识。“自身硬”就是指要有新领导力。这种新领导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四力”上。
1.决策力。一个领导者的思想水平决定其决策能力和决策水平，思想的力量体现在领导干部用正确思想做出的科学决策上。政治家在实施政治领导的时候，如何高效地进行决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一些问题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允许拖延。为此，抢夺第一决策时间，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有思想才有思路，有思路才有出路。深厚的理论底蕴，能够帮助领导者拥有战略眼光、远见卓识；广博的知识储备，则是领导者获得决策信息、控制决策过程、确保决策成功的基础。因此，只有科学领导，才能使人们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经验领导到科学领导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1947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出版了《管理行为》一书，他提出的以有限理性为基础的决策理论成为现代科学决策和科学领导的基石。在西蒙看来，全部决策过程也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但是以古典决策理论为基础的经验决策并不符合实际决策行为所追求的目标和主客观约束条件，他提出了决策者有限理性的命题，并以有限理性和令人满意的准则这两个基本命题构建了影响深远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型。到20世纪50年代，经过西蒙和一大批学者的努力，以科学决策为目标的现代决策理论基本形成，并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同理，从科学的领导到哲学的领导，显然是决策的更高境界。当今，我们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做出科学决策并做好工作，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拥有哲学智慧，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领导决策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总是高屋建瓴、总揽全局，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着名的三大战役决策过程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高瞻远瞩、全局在胸的领导决策才能。
他先是选择东北作为战略决战的方向，因为有了东北就可以建立战略大后方，支持全国。在辽沈战役中，他采取了先取锦州、关门打狗的方针，这使整个辽沈战役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我军手中。正当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际，毛泽东抓住时机，布置了淮海战役，取得了中原决战的胜利。淮海战役激战之时，毛泽东秘密命令东北野战军入关，配合华北野战军发起平津战役。这三大战役可谓是环环相扣，一气呵成。陈云说：你们看到我整天忙于找人谈话、开会、了解情况、处理一般文件与日常工作时，我并不累，因为那只是在实践中加深对事物的认识，还来不及对重大问题作全面系统的分析；当你们看到我静下来，关起门来，总是走来走去的时候，才是我最累的时候，因为那是在重大问题上集中力量对调查所得（包括集体研究的成果）作全面系统的思考，是要花力气、下功夫、全神贯注的。正因如此，***讲，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各级干部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因此，这种新领导力要求我们从哲学高度进行治国理政，用正确思想引导社会实践和武装人民，实现全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景。
2.管理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领导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领导和管理是不同的事情。管理以事为中心，以人为工具，而领导则以人为目的，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管理常常想到的是利益、目标、任务、工作，而领导则要超越管理，引导人们关注价值、愿景、使命和意义。管理者经常问，我们的目标和任务是什么，而领导者则经常倡导我们的追求、信仰、愿景和使命。韦尔奇特别强调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区别。他说：“领导人，像罗斯福、丘吉尔和里根等人，他们有办法激励一些有才干的人，让他们把事情做得更好。而管理者呢？总是在复杂事务的细节里打转，这些人往往把‘进行管理’与‘把事情弄得复杂'
视为同义，他们往往试图去控制和抑制，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琐碎的细节上。”新领导力要求领导干部不仅要从体制机制、器物层面来分析解决问题，也要善于运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等分析工具来解决问题。邓小平说过“领导就是服务”,这句话就超越了管理的层面。虽然领导和管理极为不同，但对于领导者来说，领导力和管理力都是重要的，一个领导者必须同时具备这两种能力。
3.执行力。古语说，“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五谷虽美，不熟，不如荑稗”.这个道理说的就是执行力的重要性。执行力包括个人执行力和团队执行力，个人执行力是指每一单个的人把上级的命令和想法变成行动，把行动变成结果，从而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的能力，也是指一个人获取预期结果的行动能力。团队执行力是指一个团队把战略决策持续转化成结果的满意度、精确度、速度，它是一项系统工程，表现出来的就是整个团队的战斗力、竞争力和凝聚力。在领导力中，执行力十分重要。要提高执行力，必须树立起强烈的责任意识和进取精神，坚决克服消极应付的心态，恪尽职守，追求卓越。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一任接着一任干。提高执行力，要有钉钉子的精神。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大有成效。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结果很可能是一颗钉子都钉不上、钉不牢。
4.学习力。随着21世纪的到来，人类开始进入一个知识经济的新时代。知识经济的社会应当是学习型社会，领导者也应当是学习型领导。在农耕文明时代，一个人读几年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读十几年书，才够用一辈子。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学习力是领导者的一项重要能力。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形势下，组织创新则生，守旧则亡。学习型组织是创造性最强的组织。领导干部应该树立强烈的创新观念，以学习力带动创新力，否则就难以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毛泽东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指出，“好学才能上进”.“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相反，如果知识老化、思想僵化，必然会导致能力退化。“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必将给工作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领导力理论有一个着名的“127”法则，即10%的领导力是从书本学来的，20%的领导力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其余70%的领导力则是从自身的经历和实践中学来的。这个法则告诉我们，一要向书本学习，二要向别人学习，三要向实践学习，从而“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心胜则兴，心败则衰”.上述“四力”,因为有了思想力这一灵魂，而形成了一种新领导力。这种新领导力既体现在确定正确的工作思路上，也体现在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分析解决问题上。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会从主观上追溯到我们的思想方式。思想方式不对头，工作方法必然不对头，工作效果就出不来。毛泽东曾经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空想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工作虽多，可以安排一下，一段时间内只处理一个主要问题，这样也就不会觉得太忙了”.举轻若重的周恩来与举重若轻的邓小平，虽然在能力倾向上迥然不同，但他们都有很强的领导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方式和卓越的思维能力。
刘邦雄才大略，有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信。他善于驾驭全局，既有知人之明，又有自知之明。汉光武帝刘秀之所以能够光复汉室，不仅因其善于用人，身边有二十八名将，而且因其能“策虑深远”.在毛泽东看来，“光武才明勇略，非人敌也”,是“历史上最会用人、最有学问、最会打仗的皇帝”.范晔在《后汉书》中说他“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
在培育治国理政新领导力的过程中，应该坚持毛泽东曾经倡导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我国有着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其中包含大量的决策、管理等行政管理思想。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存亡，莫不蕴含着丰富深刻的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智慧与惨痛教训，应从中汲取思想，将中国传统智慧与鉴戒视为中国特色的一部分，这是我们进行领导力培育的宝贵财富。同时，在全面开放和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类文明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关于现代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理念、制度机制、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以及教训等，也是我们进行新领导力培育的重要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