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2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资本的力量或物质的力量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趋增大，“物质驱动”是其基本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由物质资本向创新驱动转变，或由物质资本向创新能力转变，人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其核心特征。与之相应，在中国治国理政的过程中，有一种力量十分重要，那就是思想的力量，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如何发挥思想的力量，如何形成有效的新领导力，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至关重要。治理体系是由治理制度构成的，治理制度的执行需要执政骨干的治理能力或新领导力。这种新领导力与领导能力不同，它包括领导能力但又超越领导能力，是一种基于价值观的领导，是硬权力与软权力的结合，既包括决策力、影响力，也包括思想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加强和深化对于中国新领导力的研究。
一、基于价值观的领导与中国新领导力
这种新领导力的提出，与领导科学中最前沿的基于价值观的领导也是一致的。近百年来，关于领导的各种相关理论层出不穷，然而发展至今天，最高效的领导力或领导的最高境界是基于价值观的领导或价值领导。
20世纪90年代，豪斯等人在研究中发现，领导行为和特征有效性事实上都隐含着人们对各种价值观优劣的判断；社会文化价值观不仅能影响领导行为、领导风格的选择，而且包含了下属对领导者的行为、品德、成就等的期待；而领导者个人价值观能对组织文化和员工价值观产生巨大影响，甚至能改变下属的价值观，从而产生强有力的凝聚效应。由于价值导向的激励比实际导向的激励作用更强、更广泛、更持久，因此豪斯提出了基于价值观的领导理论。豪斯认为，基于价值观的领导是：被领导者对领导者所信奉的价值观强烈认同，持有明确价值观的领导者，通过明确表达愿景，向组织和工作中注入自己的价值观，使得被领导者所持有的价值观和情感与之发生共鸣，从而唤醒追随者对集体和集体愿景的认同，使领导者的自我价值得到实现。基于价值观的领导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领导者注入价值观、价值观共鸣引起下属的动机与情感、共同价值观的形成、对共同价值观的强化。基于价值观的领导具有强烈的领导动机，为了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有强烈欲望将个体价值观灌输给下属，使得个人价值观成为组织价值观。基于价值观的领导方式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基于组织核心价值观提出的愿景为组织变革和努力指明了方向，克服了变革的不确定性；二是基于价值观领导者的强烈自信与对下属和工作的信心，是克服下属焦虑的镇静剂。
这种基于价值观的新领导力是一种愿景领导。愿景领导，包括使命、愿景和价值观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是相对于“术”的“道”,是相对于“载体”的“灵魂”,是相对于“实践”的“思想”,今后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尼克松到中国来谈判中美恢复外交关系，毛泽东说，那个事情你跟周恩来去谈，我不感兴趣，我也不懂，我要跟你谈谈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我要跟你谈谈哲学。毛泽东的这种领导风格就鲜明地体现了基于价值观的领导的意蕴。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是当代中国治国理政过程中的大愿景，也是基于价值观的领导的典型表现。
这种基于价值观的新领导力，是一种思想领导。唐代吴兢在《贞观政要》中记载，唐太宗对侍臣说：“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思想力可谓是领导力之根，只有具有思想的定力和引力，领导者才能发挥深远的力量。韩愈的“行成于思”和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都说明了这个道理。当今时代，除了政治权力力量与市场（资本、金钱）力量起主导作用外，思想的力量日趋凸显出来。国家之间的竞争，既是经济、科技、军事的竞争，也是思想观念（理念）、思维方式的竞争；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是经济、科技、军事上的差距，也是思想观念（理念）、思维方式上的差距。思想观念（理念）、思维方式是一种竞争力，也是一种新领导力。从哲学上讲，人有两种基本力量，即实践力量和思想力量。一个民族要站在文明的高峰，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同理，我们这样一个大的政党、大的国家要站在世界的高峰，同样一刻也离不开思想的力量。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得好：“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当前，一些西方政要鼓吹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只会出口电视机，不会出口价值观，说中国只看重物质而轻视精神和思想。其实，当今我国正处在一个需要思想、需要精神、需要文化的时代，是一个需要运用思想、理论引领社会实践的发展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家的时代。陆定一曾经有一个观点，即统治术高明的皇帝不见得是有学问的，有学问的皇帝统治术不一定高明，甚至可能是亡国之君。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笔者认为，要看是什么学问。统治术高明而不见得有学问的皇帝，其实是有学问的，他有治国之学。有学问而统治术却不高明的，他的学问是花鸟草虫之学。学问不同，治国理政的成就也就不同。于是，尽管隋炀帝是文学家、音乐家，李后主是词人，宋徽宗是画家、书法家，但他们因不通治国之学，或者懂治国理论而不会运用，缺乏驾驭实践的能力，也就只好成为亡国之君了。物质是“体”和“形”,思想是“魂”和“神”.一个国家不仅要靠物质力量改造世界，也要靠思想力量征服人心，而后一种力量是更为强大的。首先，在人的一切活动中，思想及其思想活动是总开关、总按钮、总指挥。尤其是在今天，从事一切重要活动首先要有思想。有思想才有思路，思路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出路。其次，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既有国家行政权力的作用，也有思想的作用。
1978年，通过真理标准讨论而强调的解放思想、恢复党的思想路线，对于推进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曾经起到过十分巨大的作用。再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注重理论武装、思想指导、思想建党的党，也需要用理论、思想来指导治国理政。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实现中国梦，协调推进“四个全面”,需要我们具备科学的理论思维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种基于价值观的领导还是一种守法尚德、把工作提高到科学化水平的领导。领导力包括判断力、控制力、感召力和执行力等，其中主要是控制力和感召力，前者是指法律赋予的权力，后者则是指道德的魅力。当前，我国公共部门尤其是党政部门领导者的领导力建设极为重要，一方面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者和有效的领导力，另一方面又要加强法律规范和道德约束，促进领导者领导力的发挥与提升。法律和道德不仅在领导力形成、提升和发展中具有规范作用，而且在领导绩效中具有保障作用。影响领导绩效的因素固然有很多，但法律与道德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种。在公共组织的管理实践中，法律与道德这两个自变量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导致因变量领导绩效的变化。孟德斯鸠有一个着名的论断，“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因此，权力必须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能任性。法律的规范作用主要是一种约束力或拘束力，是刚性的；而“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徒法不足以自行”,领导力还需要道德的支持，这种力量是柔性的。柔性影响力与刚性影响力，合成了领导者的领导力。因此，对于领导者本人而言，就是要做一个守法、尚德的人，不断提高领导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中法治与德治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当然，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是个永不停歇的过程，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之间也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互动互补，浑然一体。这种基于价值观的领导也充分体现了对于“规律”的尊重。我们知道，皇权、神权和封建帝王欲望三者不同形式的结合，主导着我国历史上的多样发展。但封建帝王的思想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顺应人民的意愿、反映历史规律，是决定王朝兴衰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秦始皇因放纵欲望，虽然想统治万世但二世而亡。汉武帝早年穷兵黩武，但晚年改弦更张，从而虽有亡秦之时却避免了亡秦之祸。唯有唐太宗，他始终把自己的欲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之不发展成为贪欲。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着名的“贞观之治”.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新领导力的提出，也是如此。在上述意义上，所谓新领导力，既是对领导者自身决策力、管理力、执行力、学习力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指领导者激发被领导者的能量并将其转化为行动的能力，也是一种获得领导者认同并与被领导者互动的能力。人们之所以自觉自愿地服从和追随某个领导者，是由于这个领导者代表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并且能够带领他们通过切实的行动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和信仰追求。从根本上说，新领导力的实质就是充分发挥下属和群众力量的能力，是把被领导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并发挥出来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新领导力就是指对他人的一种思想和价值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