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国进入了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同时也带来各种矛盾和挑战。要化解这些矛盾、解决这些问题、应对这些挑战，必须深入推进社会治理。老年教育的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本文试图分析我国老年教育的现状、基本特点和问题，探讨我国老年教育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及其路径。
一、我国老年教育的概况
中国老年教育正规地说来是从 1983 年 9 月 7 日全国第一所老年大学--山东省红十字会老年大学（现山东老年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起步的。2014 年 6 月 17 日民政部印发的《2013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 2013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0 243 万人，在校学习人员 692 万人，各级各类老年大学（学校）5.97 万所，接受老年教育的老年学员达 677 万人，初步形成了省、市、县、乡、村的多层次老年教育网络。据此可以推出全国老年人入学率为 3.41%.
我国老年教育的基本特点是：
（一）区域发展不平衡
全国各地老年教育事业发展情况参差不齐。老年教育的发展受到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东、中、西部老年教育发展严重不平衡。据中国老年大学协会 2010 年统计，老年学校数量最多的华东区占全国学校总数的 66.2%;数量最少的西北区仅占 2.1%.江苏 2013 年苏老龄办[2013]27 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教育工作的意见》规定，参加各类老年教育机构学习的老年人要保持在本地区老年人口的 10%以上，条件好的地区力争达到 15%以上。湖南提出到 2015年末，建成覆盖全省城乡的四级老年教育网络，老年大学入学率达到 5%以上。上海要求参与各类老年教育的人数达到老年人总数的 25%以上。经济社会的发展是老年教育事业的基石，但经济强市不等于老年教育强市。如果领导重视，则老年教育事业发展突飞猛进；反之则相对滞后。
与老年人口巨大的学习需求相比，老年教育供给的规模与数量存在严重不足。据上海、南京等地调查，有学习愿望的老年人占人口总数的 18 – 20%;而入学率仅 3%.如要跟上老龄化步伐，我国老年教育办学规模每年至少要增长 8%[1].
从入学率看，广州市有 133 万老年人，目前有 34 所老年大学，学位 7.3 万个，学员入学率达到 5.5%,远远高于全国 3.41%的入学率。综合性多功能性的市级“广州老年大学”创办时政府高度重视，从福利彩票公益金投入了 521 万元，2014 年财政又下拨 33 万多元支持老年教育。深圳市 2001 年成立第一所老年大学，现有 20 所老干部大学、57 所老年大学、340 所社区大学，622个社区设有供老人学习的场所，老年大学几乎涵盖深圳每个街道社区，实现老年大学全覆盖，构建起区、街道、社区“三级联动”办学体系，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点面结合，全面开花”的良好局面。经济强市东莞市 32 个镇（街）均建有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及新莞人服务中心，它们承担了部分对当地老年人的晚年教育事宜。但东莞市目前只有一家老干部大学，2 所社区大学，似杯水车薪，老年人入学“一位难求”,这与该市经济高度发达的地位极不匹配。到 2015年，该市 60 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将增至 28 万余人，老年人上学更加困难。
（二）办学主体以党委老干部工作部门为主
各地老干部大学是当地最大的老年学校，由党委组织部和老干部局直接领导。
目前各地老年教育在政策上、理论上涉及教育部门、发展和改革部门、财政部门、人力社保部门、民政部门、老龄工作部门、组织部门、老干部局等多个职能部门，但实际运作中各地实行的基本上实行“党委领导，退离休干部办学，老干部局代管”的管理体制。一些社区的老年学校文化局主管。教育部门基本上不管老年教育。教育部门的老年学校只面向教育系统内的老干部。
之所以形成这种管理体制，无疑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老年教育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当时主要是作为离退休干部的一种福利措施而举办的。
（三）省市老干部大学一枝独秀
省市两级老干部大学办得较早，办学相对正规化一些。如广东省老干部大学作为全省级别最高最大的老年学校，教学最为规范，编制、学制、课程体系、师资、行政管理等都已经建章立制，管理有条不紊。现开设有文学书法、美术、音乐、舞蹈、外语、保健、计算机（摄影）等八个系列 32 个专业 122 个教学班，各学科分设基础、中级、高级、研修等多个层次教学班，基本形成了多学科、多形式、多层次的办学格局。市级的老干部大学教学管理也是按部就班，有序推进。
如东莞市老干部大学现开设 28 门课程，63 个教学班，学员达到 2 000 人；肇庆市“老干部职工大学”（该校定位为正科级事业单位，定编 7 人，在全省老年教育事业中开了先河）学制 3 年，设 7 个系、37 个专业、73 个教学班，管理得有声有色。
一些基层的老干部学校、老年大学和大部分的社区老年大学明显相形见绌--教学管理不规范，无学制，无专业设置，无人员编制，无教学大纲，无教材，缺乏办学经费，严格讲来属于滥竽充数，不是正式的学校教育。例如“有班无级”即没有分年级的学制，普遍带有短期培训班性质；有的地方教学班级有名无实，如广东省肇庆市的封开、德庆其实没有独立开班，而是将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干部自发组织的活动团队直接当作班级，并在老同志中实行“能者为师”.一些社区老年大学没有相对固定的教室和教学时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教学主观随意性太大。
其原因在于，省市老干部大学领导重视，老干部工作部门管理得力，教学管理有方，财政经费充足，学员素质高便于管理；基层老年学校设置没有规格，创办具有自发性，没有考核达标验收，经费拮据。
（四）难点在农村老年教育
我国 70%老年人在农村，老年教育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农村老年教育问题。所谓面向全体老年人，主要就是面向农村老年人。福建省农村老年教育的普及率达到 13.7%;山东省的普及率超过7%①.但许多地方的乡镇老年教育充其量差强人意。例如在广东，佛山市高明区是以自然村的老年活动中心、“星光老年之家”为平台开展老人喜闻乐见的老年教育活动；肇庆市的农村则依靠乡农机站教育农民种田，与严格意义上的老年教育大异其趣。许多省一些地方的农村老年教育有名无实，甚至子虚乌有。其原因在于：第一，有的领导认识不到位，实际上老年教育没有落实主管部门；第二，农民要么是农村留守老人，要么仍然忙于农活生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时间、精力参加老年学校的学习；第三，一些老干部老职工退休后居住在农村，少数比较富裕的老农民，他们虽然想跨入老年大学的门槛，但由于当地乡村经济拮据和居住分散因而难圆读老年学校之梦。
我国老年教育存在的问题，有的学者概括为 7 大问题：行政主管部门不一，立法滞后；财政投入不足；覆盖面窄，分布不均匀；课程设置不尽合理；教材供给不足，内容没有与时俱进；教师队伍质量不高；课堂教学形式单一[2].我们颇有同感。我们认为，目前我国老年教育突出的问题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缺乏应有的重视；老年教育机构缺乏统一的领导部门，甚至办学申请也无明确的受理部门；一些老年大学教学和管理不规范；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办学场地狭小，配套设施短缺；省、市、县、乡镇、社区老年学校没有建立层级沟通机制和平台。
二、老年教育社会治理的必要性
（一）老年教育社会治理是革故鼎新的需要
我国当代的“社会治理”是指在党的领导下，在政府主导下，政党、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等各类主体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为增进公共利益、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和人际和谐，齐心协力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老年教育存在以上所论述的诸多问题，要改革和发展我国的老年教育，就需要运用社会治理的一般原理找准问题，对症下药，化解矛盾，发挥政府、社会和个人办学的积极性，广泛筹措经费，建章立制，按照老年教育的规律和特点进行教学改革。
（二）老年教育社会治理是建立学习型社会的必由之路
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是上世纪一种科学的教育思潮。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着名学者保罗·郎格郎率先提出了终身教育的理论，该理论颠覆了过去“教育期-劳动期-退休期”的人生轨迹。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报告指出，学习不是少数精英分子的特权，也不是某个特定年龄阶段的专利品，而是全体国民一生中都享有的基本权利。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要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任务目标，而老年教育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所以要强调终身教育，是因为：第一，知识更新日新月异，科技进步一日千里，现有知识每年在以 10%的速度更新，老年人原先掌握的知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陈旧，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的步伐明显加快，老年人需要不断更新知识，完善自己，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求①;第二，知识爆炸，新的科学知识和新的人文知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②,老年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凭青少年时期的“十年寒窗”一劳永逸，老年人需要不断吸收新的精神食粮，掌握新的更多的知识才能融入不断发展的社会中并参与社会事务，特别是一些老年人还继续发挥余热，从事公益事业和力所能及的工作。例如，如今离开电脑、智能手机、微信、淘宝等新事物的老人将会与社会脱节，逐渐被边缘化。“在农业经济时代，只要在 7 – 14 岁接受教育（相当于小学教育）就足以应对人一生工作所需；到工业经济时代，求学时间扩大到 5 – 22 岁；而在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每时每刻都需要学习……因为，社会的竞争已经从原先的大鱼吃小鱼的时代，逐步演变为快鱼吃慢鱼，聪明鱼吃呆板鱼，创新鱼吃守旧鱼的时代”[3].
（三）老年教育社会治理是实现老年人受教育权的路径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