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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适应性问题研究进展

来源:学术堂 作者:姚老师
发布于:2015-04-09 共4218字
摘要

  1 国外有关移民社会融入的理论研究

  1.1 移民社会融入的维度研究

  ①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塔尔科特·帕森斯依据行动系统“四分法”原则,建立起了着名的AGIL 功能模式。该模式主要包括适应性功能、模式维持功能、整合功能以及目标实现功能。帕森斯指出,在行动系统中,这四个子系统分别担负着不同的职能。其中,行为有机系统主要承担着“适应”功能,能够及时为系统提供所需资源,并按照具体任务安排加以分配。人格系统按照系统目标的实现次序调动和引导资源。社会系统负责整合资源,并按照目标实现次序分配组织各部门资源,以保证系统目标的顺利实现。而文化系统承担“模式维持”的功能。适应功能以行为有机体为载体,行为系统普遍功能的实现有赖四个附属系统结构。

  ②国外学者恩泽格尔认为,移民的社会融入性主要表现在四个维度,即:经济层面融入、社会层面融入、制度层面融入、心理层面融入。其中,社会经济融入主要指移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改善状况。而政治性融入则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色彩,主要涉及移民公民身份的考察和认定,同时还包括移民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文化性融入的争论焦点为多元化主义和同化主义。在研究移民文化融入时,研究人员可以就移民对流入地社会规范的态度、语言能力、婚姻选择、犯罪行为等进行分析判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恩泽格尔将移入地对移民群体的态度也纳入社会融入维度,保证了移民社会融入影响研究的全面性。

  1.2 移民的社会融入限制性因素研究

  目前,西方学术界在移民的社会融入限制性因素研究上主要形成了三大理论,即人力资本归因论、社会资本归隐论、制度归因论。

  ①人力资本归因论。人力资本理论是由美国学者西奥多·舒尔茨(ThodoreW.Schults)在 1960 年美国经济协会的年会上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从移民的文化程度、语言能力、技术水平、工作经验等指标出发,研究了移民的人力资本特征。此理论认为,影响移民社会融入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人力资本水平低,无法适应移入地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经济生产体系的基本要求。

  ②社会资本归因论。在 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美国社会学家林楠(Lin,Nan)和科尔曼(Coleman)等人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社会资本”进行了阐述。他们将社会资本视作个体通过其社会网络关系获得的一切有效资源。美国社会学家波特斯(Ports,1998)最早认识到社会资本对于移民研究的作用。他认为,移民可以通过本身拥有的社会资本获得并调动一些稀缺资源,进而在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获得便利。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制度型社会资本、关系型社会资本和组织型社会资本。移民融入的社会资本归因理论指出,移民进入移入地后就失去了原来具有的社会资本或社会关系网络,如地缘关系、朋友关系、亲缘关系等。移民个体要想顺利融入并适应移入地的社会生活就必须积极构建新的社会支持网络。

  ③制度归因论。制度理论起源于传统的政治学,它涵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有关制度与机制建设的系统的理论内容。制度理论主要关注东道国制度政策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作用,主要包括就业、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住房、子女教育、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政策与制度。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相比,东道国社会融入的政策和制度是影响移民融入的关键因素。那些排斥性的移民融入政策严重影响了移民的社会融入,不利于移民提升素质和增加社会资本目标的实现。

  1.3 移民社会融入的模式研究

  ①客籍劳工模式(德国)。德国的移民融入模式是“客籍劳工模式”。这主要是因为德国是欧盟国家中人口出生率较低的国家,由于其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其在 1955-1973 年先后与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南斯拉夫等国签订了劳工提供协议,大量输入劳动力。这些移民是为了缓解用工荒而流入德国,因此德国政府认为移民是因经济目的而暂时流入,随着德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移民最终会流出德国。加之德国长期以来不愿承认自己是移民国家,因而德国移民始终在扮演着一个“客籍劳动者”的身份,移民的合法政治地位得不到重视。

  ②同化模式(法国)。“同化”是法国移民融入政策的核心要素,法国的移民政策注重改善外国移民的生活条件,消除社会歧视,纠正就业市场的不公平待遇,采取有力的措施打击种族主义。经过长期的完善,法国已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和有效的移民机制,其中包括学校、工会组织、政党、企业等。法国“同化模式”的具体举措,是文化上鼓励外国人学习法国文化,政治上认同法国,宗教上采取抑制政策,并鼓励其加入法国籍,通过教育、社会文化熏陶的方式,以法兰西文化的优越性来吸引移民“忘记”自身民族文化,这是“同化模式”的独特性。

  ③多元文化主义模式(英国)。英国自身就是由英格兰、苏格兰等多地区构成,在多元种族的基础上本身就存在着多元文化融合问题。在这种多元主义模式下,英国社会承认了移民的永久留居权,同时还积极制定了一系列积极的移民融入政策,允许移民保留其原来的民族文化。此外,移民还可以在移入地建立自己的文化社区。尽管英国对移民长期采取敞开双臂的姿态,但是这种融合是一种“融而不和”的状态。一直以来,英国民众对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颇有微词,认为移民影响了本国人的就业、住房和社会福利。因此,英国政府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政策,以保障和移民和本国居民的合法权益,稳定社会秩序。

  2 国内有关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的理论研究

  2.1 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的维度研究

  周皓(2012)通过对我国部分学者从 1995-2010 年间社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的思考和检讨,最终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社会融合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经济的融合、文化的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身份认同。

  经济的融合是从居所与收入两方面进行考虑;文化的适应则主要体现在语言、居住时间、外表、饮食;对于社会的适应涉及迁移带来的心理问题及迁入地的各种满意度;结构的融合是以社会交往与社会分层为主要标志,同时还包括与迁出地之间的社会联系问题;身份认同主要指的是移民在与本地居民交往过程中获得对方的认同,最终形成一种稳定和谐的交往行为模式。学者杨菊华(2012)站在社会学研究角度将社会融入指标体系划分为三级,每级包含不同的维度。其中,第一级由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身份认同和行为适应 4 个维度构成;第二级以就业机会、经济收入、社会福利、居住环境、生活习惯、婚育行为等 16 个具体指标为经络;第三级以若干细化的具体变量为血肉,用以充实丰富整个社会融入指标体系。

  我国学者王佃利等人(2011)借鉴西方移民问题分析框架,构建了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分析框架。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主要表现为农民工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制度融入、文化心理融入等四个维度。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关注到了城市融入中的动态变化趋势,即由结构融入向内核融入转变。这种结构融入和内核融入并不是先后关系,而是相互糅合共同进展的。

  2.2 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的困境研究

  王春光(2010)集中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发展进程,并指出了其在融入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他认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化的渴望越来越迫切。同时,地方必须积极落实中央城市化政策措施,以保证城市化发展质量。

  刘传江(2010)基于农民工的视角,结合他们自身所独有的一些特点,提出我国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挑战:①社会认同“内卷化”,难以融入城市社会;②职业能力水平不高,竞争力不足;③生理和情感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价值取向出现偏差。

  王桂新和罗恩立(2007)通过对上海市来外农民工与城市的经济、政治、公共权益、社会关系等方面融合情况的实证研究后认为,户籍制度及其衍生出来的就业和福利制度直接制约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同时还对农民工的文化心理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

  康雯琴(2005)在对大城市流动人口非居民化居住特征的研究中提出,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居住有着明显的非居民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①居住场所集中于城市边缘;②居住地更换频繁;③居住质量差;④居民身份认同感缺乏。

  2.3 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的途径研究

  龙桂珍(2014)基于社会保障的视角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①科学选择农民工社会保障项目,切实提升政府服务水平;②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就业基金机制等;③开展以农民工为居住对象的住房保障制度。

  张峰(2012)从分工理论的视角探讨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从而提出职业能力的缺乏仍然是农民工再就业的主要障碍,仍要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培训;鼓励农民工自主创业;促进农民工公平就业的制度保障(如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对策。

  刘传江、徐建玲等(2008)通过研究中国农民工城市化进程发现,要想有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就必须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入三方面着手,优化农民工城市化指标体系,完善农民工城市保障机制。

  3 国内有关少数民族农民工特点的研究

  何乃柱,王丽霞(2013)认为西北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当地农民工群体中,西北少数民族农民工所占比例较高;二是农民工群体的年龄更小、受教育水平更低;三是就业领域多集中于民族特色较浓的服务业;女性农民工数量较少、受教育程度更低、城市融入更难。

  王平、徐平和于泷(2012)在对乌鲁木齐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调查中指出,乌鲁木齐维吾尔族流动人口难以有效融入城市社区,经济障碍首当其冲;在就业方面主要受语言、教育水平和户籍三方面的限制;拖家带口,医疗和教育需求难以解决;人口状态不稳定,且流且动;心理上的“进不来,回不去”等特点存在。

  汤夺先(2006)认为西北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动行为上,受城市民族宗教等因素影响较大。拉毛才让(2005)认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近距离或省区内流动仍是流动人口的主流,跨省区流动的少数民族仍然是少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多倾向于聚居的方式,他们甚至有着自己松散的非正式组织,比起民族认同,这些组织更多地建筑于亲缘的认同之上。

  参考文献:
  [1]窦金波.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之探析[J].济宁经济学报,2010(8):43-47.
  [2]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资本的理性转换[J]社会,2011(1):74-93.
  [3]赵延东.社会资本理论的新发展[J].国外社会科学,2003(5):54-58.
  [4]梁波,王海英.国外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2).
  [5]王春光.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认识[J].人口研究,2010(03):31-56.
  [6]汤夺先.西北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若干特点分析[J].民族研究,2006(1):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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