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缴费周期长, 预期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同时缺乏法律上的强制性, 新农保制度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十分强调运用外部激励来促使农民参保。这些外部激励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政策实施层面的激励, 包括组织动员、舆论推动、利益挂钩等;二是制度设计层面的激励, 包括缴费补贴、超期缴费补贴和基础养老金补贴等内容。其中, 政策实施层面的激励解决的是参保者对新农保政策不了解和对制度不信任的问题, 而制度设计层面的激励则是要解决参保者对现金的过度偏好问题。政策实施层面的组织动员、舆论推动所能够产生的外部激励, 其作用在于改变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认知, 并以此影响农民的参保行为。但对新农保的认知不仅表现为对新农保政策的了解程度这一维度, 还应该表现在对新农保制度的收益水平和保障程度的认识等更深层次的认知上, 并且这些更深层次的认知可能更有助于农民选择更高的缴费档次。因此, 本文提出:
假设2:认知激励假设。新农保政策实施中的宣传动员能够产生认知激励, 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认知程度越高, 提高缴费档次的幅度会越大。
在制度设计层面, 新农保制度中财政补贴方式无论从统计数据建模还是调查统计结果, 都发现其对农民选择缴费档次具有激励作用。可见, 制度激励作用是直接的经济激励。因此, 本文提出:
假设3:制度激励假设。制度激励直接作用于农民的缴费档次选择, 农民感知并认可的新农保财政补贴激励越强, 提高缴费档次的幅度会越大。
三、数据、变量与计量模型
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课题组于2013年7—8月间分别对江苏、河南、安徽、四川等四省首批 (2009年) 开展新农保试点地区的农村居民开展的问卷调查。其中, 调查所涉及的试点地区分别是:高淳县、海安县、通许县、金寨县和仁寿县。具体在试点地区采取分阶段抽样的方法获得样本, 在每个试点地区通过机械抽样抽取4个乡镇, 每个乡镇 (街道) 随机抽取2个行政村, 在每个行政村通过机械抽样方法抽取25个农户。然后由调查员入户随机选取一名年龄在16—59周岁之间的成年人进行结构式访问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约1000份, 回收有效问卷856份。
2. 变量设定
因变量。本文考察的因变量为农民参保缴费档次选择的变动性, 具体操作过程如下:通过两个问题分别获得农民首次参保和本年度参保的缴费档次, 将前后两次缴费档次相减获得缴费档次变动的数值。考虑到相当比例农民缴费档次没有发生变化, 以及各地缴费档次设置存在较大差异, 本文没有直接将变动数值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 而是进一步将变动数值划分成“没有变化”、“增加200元以内”、“增加200至300元”和“增加300元以上”四个档次的定序变量。
自变量。模型的自变量包括经济理性、认知激励、制度激励三个方面。其中:经济理性是指农民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考虑到在农村家庭的经济能力是个人经济行为的基础, 因此, 本文用“家庭年收入水平”来测量农民新农保缴费的投入能力, 用“对养老收入的期望水平”来测量对新农保投资的产出要求。此外, 参保需要反映了个体对其养老风险级别的评判程度, 本文用“对自己老年后生活来源的担心程度”来测量。认知激励是指由组织动员和舆论推动形成的新农保制度认知对参保行为的正向推动作用, 本文用“对新农保政策的了解程度”来测量对新农保制度的浅层认知, 用“对新农保养保障程度评价”和“对新农保划算程度评价”来测量对新农保制度的深层认知。制度激励反映了政策制定中的经济刺激程度, 主要表现为参保补助方式调整。本文用“是否在缴费上实施缴费档次差异化补贴”来测量制度的经济激励程度;缴费档次的变动还涉及新农保制度本身所能提供的缴费选择, 因此, 本文用“缴费档次是否增加”来测量制度激励的诱导程度。
控制变量。从已有研究来看, 农民的个体与家庭禀赋是影响参保行为的重要因素, 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子女数量和收入等。考虑到不同经济社会发展地区参保行为的整体性差异, 将农民所属地区变量列为控制变量。表1列出了本文具体变量的处理方法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