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是备受社会关注的问题, 培训是促进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手段和机会福利。影响农民工培训的因素有很多, 而当前对影响农民工培训因素的研究相对分散, 仅仅聚焦于某些层面的研究, 缺乏全面的系统性的归纳与整理。本文从政府、市场 (企业) 、家庭特征和个体特征四个层面对文献进行了总结和归纳。最后对相关文献进行评价和做出研究展望。
关键词：农民工培训; 政府; 市场; 家庭特征; 个体特征;
一、引言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不断壮大的新型劳动力大军, 三十年来, 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农民工由于缺乏相关技能、学历低、且面临社会排斥和歧视, 大多从事非正式岗位, 面临着就业难问题和失业的风险。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指出除了正规教育, 职业培训也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手段。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 培训对于就业促进有着显着影响。农民工的培训也是促进农民工就业的重要途径。
农民工培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政府、市场、个人和家庭等, 为了方便学者对农民工培训进一步研究, 本文对影响农民工培训的因素进行了整理和归纳, 并对当前研究做出总结和评价。
二、基于政府对农民工培训影响的研究
政府在农民工培训中作为重要和不可或缺的责任主体, 对农民工培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学者对政府在农民工培训中影响的研究主要从政府支持度、政府资助、制度政策等因素来分析对培训的影响。
1. 政府支持度。
石永明、邱道持 (2008) [1]运用因子分析法研究指出政府支持度是影响农民工培训的重要因素, 政府对于市场的有效调控成为推进农民工培训的关键因素。伍旭中、李亦含 (2014) [2]研究认为培训提供的手续办理等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培训满意度影响明显。刘奉越 (2009) [3]指出机构障碍影响农民工培训, 农民工培训资源分属不同的政府部门, 缺乏统一的领导。
2. 政府资助。
梁栩凌、廉串德 (2014) [4]对北京市农民工进行了实证调查, 指出政府资助农民工培训的就业效果显着。张晔林、应瑞瑶 (2007) [5]研究发现农民工更期望参与政府投资主导的培训。霍玉文 (2012) [6]研究得出政府培训投入不足, 资金支持乏力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瓶颈。
3. 制度政策。
许东风 (2011) [7]对新西兰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的做法进行了分析, 指出新西兰政府制定一系列的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法律法规为新西兰农民工培训提供了外部法律保障, 另外资格认证和岗位准入制度的设置能促进农民工的培训。李实、杨修娜 (2015) [8]研究指出户籍地政府提供的培训比户籍地以外的政府提供的培训更加有效, 促进作用更强。霍玉文 (2012) 研究认为政府管理制度不健全, 相关政策法规缺乏都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障碍性因素。
三、基于市场 (企业) 对农民工培训影响的研究
市场 (企业) 是农民工培训的一个重要环节, 同时是直接提供给农民工培训的重要单位, 学者对于市场 (企业) 影响农民工培训的研究比较完善, 也比较深入, 主要包括了培训的具体研究 (培训价格、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项目等) 、行业性质、企业所有制、培训机构等方面。
1. 培训本身。
黄乾 (2008) [9]指出培训价格显着影响农民工的培训需求, 认为培训价格高的农民工的培训需求低于认为培训价格低的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张秋林, 张晔林 (2008) [10]研究得出培训费用和培训效果直接影响到农民工是否接受技能培训以及培训投入的规模。伍旭中, 李亦含 (2014) 研究得出培训方法、培训实质作用对农民工培训满意度影响明显。张晔林, 应瑞瑶 (2007) 认为培训时间、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都会影响农民工的培训需求。
2. 行业性质与企业所有制。
黄乾 (2008) 研究指出与批发、零售商业相比, 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参与培训需求更加强烈, 而与国有企业相比, 外完全资、中外合资和私有企业这三类所有制企业的农民工参与培训的需求更加强烈。张秋林, 张晔林 (2008) 同样指出相对于建筑业和餐饮业, 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要求农民工拥有更高的技能, 因此该行业理性的农民工会加大培训投入。
3. 培训机构。
张兴祥, 金超 (2010) [11]指出市场往往无法建立有效的培训组织, 企业常常出于成本的考虑也无法提供类似的机构, 这给农民工培训带来诸多不利。陈艾华、孔东 (2012) [12]认为在农民工培训过程中, 营造持续学习的文化和建立共同的愿景有利于联盟的形成, 在联盟中, 成员可以知识资源共享, 提升培训效率。张晔林, 应瑞瑶 (2007) 认为培训机构参差不齐、难以选择, 构成了农民工参与培训的重要障碍。
四、基于家庭特征对农民工培训影响的研究
中国是一个以家庭集体取向为核心的“家庭本位”的社会, 家庭包括家庭责任、家庭利益以及家庭情感看法视为中国人实践行为逻辑的起点[13]。对于家庭特征对于农民工培训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经济收入、劳动力状况、耕地情况、婚姻状况等因素。
1. 家庭经济收入。
众多学者普遍认为家庭经济收入越高, 农民工培训意愿和实际培训投资越强。黄瑞玲 (2011) [14]基于对江苏1516位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 认为农民工参与培训受到了家庭收入因素的影响, 农民工参与培训会给家里带来经济负担, 培训费用也成为影响农民工培训的首要因素。丁煜 (2011) [15]指出家庭收入对农民工参与培训有着明显的影响。
2. 劳动力状况。
学者普遍认为家庭人口数越多, 家庭负担可能越重, 参与培训的意愿较小, 另外, 家庭中劳动力比重越高, 参与培训的意愿越强烈。尹华扬 (2008) [16]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指出农民工家庭人口数多, 农民工参与培训的意愿越不强烈。胡美云 (2014) [17]也同样指出农民工兄弟姐妹越多, 家庭越容易发生贫困, 对农民工培训有着制约作用。柳菲 (2010) [18]证实了家庭特征的家庭劳动力人数影响农民的培训意愿。
3. 耕地情况。
黄德林 (2014) [19]基于武汉市、厦门市、沧州市的实证调查, 指出农民工的耕地数量影响农民工的培训意愿, 耕地数量与职业技能培训的意愿呈负相关的关系。尹华扬 (2008) 也指出农民工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影响农民工培训意愿, 失地农民进行非农业生产, 客观上需要增强自己的职业能力。汪传艳 (2012) [20]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 指出农业背景包括是否拥有责任田、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都会影响农民工参与培训的意愿。
4. 婚姻状况。
大多数学者认为农民工的婚姻抚育状况影响农民工参与培训的意愿。汪传艳 (2012) 利用东莞市的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指出婚姻状况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比较复杂, 未婚的农民工与已婚的农民工之间没有并不存在显着差异, 但离异或再婚的农民工与已婚的农民工之间存在显着差异, 离异或再婚的农民工参与培训的意愿较低, 在婚姻上受到了挫折对农民工培训有负面影响。李觉 (2016) [21]则认为已婚的农民工更多的是风险规避者, 他们大多追求稳定的生活, 更不愿意进行培训, 培训意愿较低。相对老一代的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没有结婚生育, 参与培训的意愿更高。
五、基于个体特征对农民工培训影响的研究
对于个体特征对农民工培训的影响的研究较多, 也较为全面。众多研究表明, 个体特征对于农民工培训有着重要的影响, 学者对于个体特征对农民工培训的影响主要从年龄、文化程度、性别、工资水平、培训经历等因素研究。
1. 年龄。
张兴祥、金超 (2010) 基于厦门市的调研研究指出年龄与农民工培训有显着相关, 处于青年阶段的农民工, 是最愿意学习的年龄段, 与其他年龄段相比, 这一阶段思想最为活跃, 也最有动力。黄德林, 陈永杰 (2014) 研究指出年龄与农民工培训意愿呈负相关。胡美云、曾国平 (2014) [22]通过重庆市的调研数据指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 阅历不断增加, 培训意愿不断增强。
2. 文化程度。
陈京 (2015) [23]基于河南省四个城市的调查指出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影响农民工培训。张兴祥、金超 (2010) 指出文化程度的高低与技能培训的认可度存在显着差异, 文化程度越高, 认为接受技能培训的用处越大。黄德林, 陈永杰 (2014) 研究认为教育程度与农民工参与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呈正相关, 文化程度越高, 农民工参与培训的意愿越强烈。刘奉越 (2009) 指出素养障碍阻碍着农民工参与培训, 农民工参与培训的意愿可能较强, 但是由于文化水平较低, 培训往往收不到良好的效果。
3. 性别。
李实等 (2015) 研究得出女性的培训收益率高于男性。胡美云、曾国平 (2014) 指出男性参与培训的意愿明显弱于女性。但是在培训需求的影响研究上黄乾 (2008) 指出性别对农民工培训需求没有显着作用。
4. 工资水平。
黄德林, 陈永杰 (2014) 实证得出工资水平是影响农民工培训的最重要的因素, 工资水平与农民工培训意愿呈正相关, 工资水平越高, 参与培训的意愿越强烈。胡美云、曾国平 (2014) 指出相对收入对培训意愿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 如果农民工认为进城后工资更高了, 其参与培训的意愿越弱。
5. 培训经历。
胡美云、曾国平 (2014) 指出有培训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大的意愿在未来一年继续参与相关培训, 且进城后培训经历的影响十分显着。
六、结语
1. 培训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式, 对农民工就业促进有着重要的作用。
而学者对于影响农民工培训的因素, 主要从政府、市场 (企业) 、家庭特征和个体特征这四个层面做了大量的分析和探讨, 这些层面的探讨也是较为全面和细致的, 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为我们研究农民工培训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价值。但是这些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 亟待深入研究, 具体表现为:
(1) 研究大多为政府、个人特征和市场 (企业) , 缺乏对家庭特征的研究和分析。家庭对于劳动者的影响,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表现的极为强烈。家庭是研究农民工问题的重要角度和因素。但是从已有文献的研究来看, 家庭特征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且没有单独研究家庭特征对于农民工培训的影响的文献。对于家庭特征的研究更多侧重于经济收入、劳动力、耕地等经济因素, 对于其他相关因素 (家庭关系、家庭支持、家庭资本等) 的分析较少, 忽略了人口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因素, 从而导致对于家庭特征研究较为片面, 不够深刻。
(2) 研究较为分散, 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另外, 研究大多局限于国内, 缺乏国内外经验的对比。
(3) 对于培训影响因素的研究, 大多数学者更加偏向于对培训意愿的影响, 更加侧重于农民工主观上的意愿研究, 而实际的培训行为的方面探讨较少, 培训行为是农民工真正做出的选择和选择力度。
2.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 对于影响农民工培训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解决:
(1) 认真归纳影响农民工培训的因素, 对家庭与农民工培训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完善相关问题的研究, 验证家庭对其的相关程度。从家庭这一变量出发, 研究家庭中哪些特征对农民工培训有影响, 重新证明家庭经济因素的作用, 着重讨论非经济因素如家庭成员支持程度、家庭关系、父母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完善这一领域的研究。
(2) 从多种理论视角来研究农民工的培训问题,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具备国际视野, 进行国内外对比以及问题的动态比较。
(3) 构建一个包含政府、市场 (企业) 、家庭和农民工个人的培训支持体系, 讨论四个层面之间的关系, 提高农民工参与培训的意愿和培训投资, 从而促进农民工就业, 提高农民工就业的质量, 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石永明, 邱道持, 冯玲玲, 赵亚萍.农民工培训驱动机理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8.
[2]伍旭中, 李亦含.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满意度及回报率的实证研究—基于四川、南充地区的调查[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14.
[3]刘奉越.农民工培训的障碍因素及对策分析[J].成人教育, 2009.
[4]梁栩凌, 廉串德.基于系统推进的农民工培训有效性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4.
[5]张晔林, 应瑞瑶.农民工对培训需求的优先序选择及投入主题角色定位[J].农村经济, 2007.
[6]霍玉文.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障碍因素分析及对策探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12.
[7]许东风.新西兰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经验及启示[J].调研世界, 2011.
[8]李实, 杨修娜.我国农民工培训效果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5.
[9]黄乾.农民工培训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财贸研究, 2008.
[10]张秋林, 张晔林.需求视角下的农民工两阶段主动培训投入影响因素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11]张兴祥, 金超.青年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J].中国青年研究, 2010.
[12]陈艾华, 孔东.农民工培训效果关键影响因素识别—基于对浙江省农民工培训调查的内容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 2012.
[13]郭云涛.家庭视角下的“农民工”回流行为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1) .
[14]黄瑞玲, 安二中.农民工职业技术培训需求与对策研究—基于对江苏1516位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1.
[15]丁煜, 徐延辉, 李金星.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 2011.
[16]尹华扬.农民工培训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8.
[17]胡美云.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重庆市为例[D].重庆大学, 2014.
[18]柳菲, 杨锦秀, 杨启智.四川省农民培训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J].四川农业大学学报, 2010.
[19]黄德林, 陈永杰.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及影响机理研究—基于武汉市、厦门市、沧州市的实证调查[J].中国软科学, 2014.
[20]汪传艳.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东莞市的调查[J].成人教育, 2012.
[21]李觉.“90”后农民工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6.
[22]胡美云, 曾国平.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影响因素再检验—来自重庆市调研数据的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 2014.
[23]陈京.河南省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实效研究—基于河南省四个城市的调查[J].农业经济,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