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经济差异与非均衡经济增长越来越显着，这已影响到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本文试图在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稳态的经济增长模型对我国1978—2005年间区域经济差异与经济增长的差异性从实证角度予以分析和研究，并探讨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产生的原因与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实证分析表明，增长速度的快慢不因区位因素而异，地区因素对各地人均GDP的增长没有显着性影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逐年增大。由此笔者得出本文结论：地区创新能力与市场化程度是推动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源泉，也是造成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所在，而区位只是次要因素。
关键词：经济增长 区域差异 技术进步
一、导论
中国20多年经济改革所取得的绩效已经被很多人视为“中国的奇迹”，而近些年来出现的一些地区间差距的扩大迹象，正在成为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们注意的焦点。与此相平行的是，大多数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果或问题的早期研究，一般是将中国经济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而近来的理论研究则越来越注重各个地区之间的差距。
地区差距是指经济、社会以及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要素差距组成的“集合体”（涅克拉索夫，1978），即地区间社会经济综合实力水平的差距。在经济学研究中，衡量地区差距的指标，主要集中在人均或者劳均GDP、GNP、人均收入、人均消费等，少数研究中也涉及其他一些社会指标，如平均受教育年龄、人均卫生支出，有的甚至构造了系统的指标体系。本文关注的核心是各地经济增长水平的差距及其形成原因，所采用的指标大多是反映地区产出或收入差距的指标，如人均GDP、不同省份的有效人口增长、人均消费等。
国内外学者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差距的研究较为深入，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方面都有很多的文献（Cline，1975；Fields，1991；魏后凯，1992；杨开忠，1994）。本文基于年中国统计年鉴（2006）和新中国统计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2005）的数据，从实证角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源泉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产生的因素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二、理论综述
（一）经济增长理论
一般来说，所谓的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中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NP。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给经济增长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 根据不同的时期和假设条件，经济增长理论大致上可以分为四种：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模型为哈罗德—多马模型，此模型是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R.K.Harrod）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E.F.Domar)在20世纪40年代同时独立地提出的内容相近的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旨在说明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和经济波动的原因，哈罗德—多马模型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最基本的模型；新古典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Solow 1956）在研究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放松了对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设之后创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完全竞争均衡、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和技术是外生的。因此，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并且从长期看技术进步就是增长的唯一动力。但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却没有对这种外生的技术进步产生的原因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新”增长理论是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P.Romer 1986）和卢卡斯(R.Lucas 1988)为代表的增长理论家，为了克服增长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的局限性，研究以内生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通过建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方程，成功的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发现人类资本的规模、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制度学派通过制度的视角对经济增长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他们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以上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无论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如何，他们都企图对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及机制进行解释。
（二）区域经济差异理论
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二战后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增长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它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之间出现的普遍性问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共同的区域经济特征，即国民经济增长在空间上的两极分化：少数地区持续的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多数地区持续的经济停滞、落后。这种空间上的两极分化直接表现为人口、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过度集中以及地区间收入水平差异的扩大化，对此，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各种理论与假说，在这里，主要对研究区域差异问题所相关的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区域差异理论进行归纳与综合性评论。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区域经济差异理论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理论为代表。
1、循环累积因果理论
1957 年缪尔达尔(G..Myrdal) 出版了《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geographical dual economy) 理论，利用“扩散效应”( spread effects) 和“回波效应”(backwash effects) 概念，说明了经济发达地区优先发展对其他落后地区的促进作用和不利影响，提出了如何既充分发挥发达地区的带头作用，又采取适当的对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区域间发展水平的差异。缪氏认为，区域差异不断扩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这主要是由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不断相互作用产生了不断增加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使核心地区表现为一种上升的正反馈运动，而边缘地区则表现为下降的负反馈运动，由此产生和拉大了区域差异。
2、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
赫希曼(A. O.Hirschman 1958) 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他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在每一处出现，而一旦出现，巨大的动力将会使经济增长围绕其进一步集中，区域间的不平衡增长是增长本身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和条件，增长点或增长极的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核心企业家善于发挥聚集经济的优势和“动态增长气氛”。
3、倒“U”理论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1955年对美国经济协会中的演说时，首次提出了着名的收入分配差别倒“U”型假说，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别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他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①即收入差别的长期趋势类似于一个倒写的U字。库兹涅茨这一观点的依据，仅仅是当时所能找到的不完全的数据资料，是对于若干富国和穷国中的收入分配的估算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历史上的走向。后人根据对大量数据的研究，对他的这一假说或支持或质疑。鲍克特②、克莱恩③、钱纳里和赛尔奎因④、阿鲁瓦利亚⑤等人的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说。然而，菲尔兹⑥对19个国家43个年份数据资料的研究发现，穷国的不平等程度并没有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而富国也没有出现下降的趋势。不过，费景汉、拉尼斯和郭(Fei, Ranis, and Kuo 1979)对中国台湾省的研究表明，台湾经济增长与 平等是相伴生的。1965 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O.Williamson) 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根据24 个国家的国际横截面数据和10 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提出来的一种假说。该理论认为，注重经济效益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是通过“一系列的不平衡”而实现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将逐步扩大，但经过一段时期，地区差距将逐渐保持平稳。当经济进入成熟期以后，地区差距最终将会趋于缩小。这一理论将时间因素引入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注意到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随时间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这种运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达到平衡发展的目标，也成了区域规划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
最近的区域差异理论主要包括：
1、现代企业区位选择论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 于1991 年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区域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得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 。所以中心——边缘模式的出现依赖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与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克鲁格曼等人1999 年又通过一个简单模型探讨了两个国家、两种产业和一种生产要素的情况下产业聚集现象产生的原因。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贸易成本高时，两个产业同时存在于两个经济中，而在贸易成本低时，产业聚集的现象是可能的，并且也是必需的，甚至可能走上彻底的专业化道路。2、贝克尔(G. Becker) 、墨菲(K.Murphy) 和塔莫拉(R.Tamura)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论证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他们在1990年共同发表的《人力资本、生育和经济增长》一文中认为，内生生育和人力资本的相互作用决定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具有不同的生育率和处于不同的均衡状态，因而区域差异扩大。3、条件收敛和俱乐部收敛效应。巴罗与萨拉─马丁(R.J.Barro and Sala X.Martin) 于1992 年提出的―条件收敛‖(conditional convergence) 观点认为，尽管国家现在的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就越快，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没有长期增长的潜能，导致区域之间的差距趋向发散 。而多瑞克与圭根(Dourick and Ngugen 1989) 认为，收敛只会发生在最富裕的国家，特别是经合组织(OECD) 国家，所以被人们称作―俱乐部收敛‖(club convergence) 效应。 4、布雷兹斯、克鲁格曼与齐登(Brezls，Paul R.Krugman andD.Tisddon1993) 提出了国际竞争的―蛙跳‖增长模式 。在该模式中，他们认为，优势并不是绝对的，领先国家的地位并非永久不变，发展中国家通过有利的技术开发政策，把握住后发优势，完全有可能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
（三）、对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的评析
上述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 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它们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论战。但是在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
在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缪尔达尔的累积循环因果论、赫希曼的不均衡增长理论都倾向于认为无论经济发展程度处在何种水平，进一步的增长总是要打破原有的平衡，而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
在对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认识问题上，这几种非均衡增长理论的政策主张是不一致的。在缩小区域差异问题上，赫希曼和缪尔达尔的观点又不同。赫希曼认为，尽管经济增长的聚集将首先加大地区间的经济差异，但长期的地理渗透效应将足以减少这种差异。赫希曼对渗透效应能减少地区差异的乐观估计是建立在依靠国家干预的基础上的。而倒U型理论在区际差异缩小的过程中，忽视了政府行为，只强调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市场作用。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来看，区域差异的变动一般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市场作用和政府干预三种力量的影响，是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片面强调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是不恰当的。
这些非均衡增长理论都存在两个基本理论问题:
(1)增长对非均衡的依赖性是否存在某种客观限制，即并非区域发展差异越大则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一定越快。这些理论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考察的焦点放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它们都把经济增长建立在拉开区际差距上，而究竟这个差距是否有个客观的合理界限并没有作出阐明。但根据实际经验，即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过大的区际收入差距也会阻滞一国的经济发展。
(2)这几种非均衡发展理论都没有阐述非均衡发展的合理界限问题，也就是说，对一个社会而言，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非均衡发展“度”。显然，这些理论均忽略了区域成长过程中，区域差异扩大可能会付出因社会矛盾激化所导致的经济停滞的高昂代价。我们应当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区域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是7否非均衡发展都具有比均衡发展更高的效率。当然，这样的问题涉及价值判断，不可能要求注重实证分析的发展理论作出回答，但在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对它的回答却很重要。
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是其工业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阶段，而区域间水平差距和结构差异的缩小又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区域间的经济均衡增长与非均衡增长是个对立统一的关系，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而二元经济又必然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过渡。
我国区域经济差异问题近年来己经受到国内外学者们的大量关注。在区域经济差异研究中所采用的指标方面，学者们多采用人均国民收入，人均社会总产值，人均GDP，人均GNP人均农村居民纯收入，人均城镇居民总收入，人均消费水平，人均农业人口消费水平以及人均非农业人口消费水平。在区域经济差异研究方法方面，主要是采用测算绝对差异(标准差、极差)和相对差异(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最大最小比)。
在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化趋势的分析和研究方面，多数研究者分析的结果是三大地带之间的人均收入差异呈现扩大的趋势，①②③而省际经济发展差异呈现缩小的趋势。④⑤⑥对区域经济差异产生的因素进行研究是近年来学者们在区域经济方面的一个热门领域，学术界主要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来研究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
从静态方面研究区域经济差异影响因素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采用费景汉等人提出的方法，对基尼系数进行分解。如张平了和罗泽尔卜采用这种方法，分析了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原因，他们发现，近年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异主要是由农村工业化或乡镇工业发展的不平衡引起的。第二，采用加权变异系数方法，对区域差异的产业或者部门构成进行分解。如魏后凯、刘楷采用该方法又对1952——1995年中国区域收入差异的产业构成进行了分解，他们的结果表明，中国省际人均国民收入差异大约有700元以上是 8由其工业发展差异引起的。第三，采用锡尔(Theil)系数和广义嫡指数方法，对区域差异的地理构成进行分解。如施瓦茨采用该方法分析了东西德合并对区域收入差异变动的影响。采用相同方法，魏后凯发现，中国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主要表现为三大地带间差异和东部地区内的省际差异。自1985年以来，我国地区间居民收入差异的扩大有64%以上是由东西差异扩大引起的，有28%左右来源于东部地区内省际差异的扩大。同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异进行分解的结果表明，1985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总体差异的扩大，大约有55%是来源于城乡间居民收入差异的扩大，另有38%左右则是由农村地区内省际收入差异扩大引起的。有些学者从收入来源、产业结构、制度变迁、经济开放、经济发展和其他经济政策等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因素。例如林毅夫等指出，省际农民收入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各地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获得收入的机会不一样造成的，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省际差异的扩大，主要是非国有经济部门在就业和收入来源中作用的增强而形成的。从1978年到1995年，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基尼系数和基尼贡献率提高是省际人均GDP基尼系数扩大的原因，而由于第二产业的基尼系数和基尼贡献率呈现下降趋势而且居于主导地位，是总体基尼系数提高缓慢的原因。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对1978——2005年我国各省人均GDP、有效人口增长等变量的分析，以期对我的区域经济差异有一个更为清楚的认识。
三、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实证分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各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差异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更是引人注目。例如图1显示了2004年、2005年东、西部的GDP在全国所占的比重。 【图1略】
2005年的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2006整理而得。
（一）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长的对比分析
通过我国各省、市、自治区1978年2005年的人均GDP, 1978年至2005年间人均GDP的年增长速度及各地区的排名。从中不难发现以下特点：第一，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人均GDP绝对水平处于前三位的省份排序未发生丝毫变化。上海、北京和天津于1978年按人均GDP排序，分别处于第一、第二和第三位，2005年按人均GDP排序，仍分别处第一、第二和第三位。 【图2 略】
省、市均属东部，人均GDP排名迅速进入前列，原本处于前位的西部省份(如青海、甘肃、宁夏、陕西)人均GDP排名则急速下降。第四，东部地区发展相对较快，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较馒。总的来看,1978年至2005年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均GDP增长速度都很高。按现价计算，全国年平均增长率达14.52% （转引自新中国统计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按可比价格计算，全国年平均增长率达9.586%（转引自新中国统计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人均GDP增长速度排名的最后两位是甘肃(倒数第1)、青海(倒数第2)、上海(倒数第3)，前两名均在西部，并且西部省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普遍低于全国年平均增长速度。第五，原本落后的省份经济增长普遍加快，原人均GDP水平较高的省份增长普遍放慢。如人均GDP倒数第1的贵州，其增长速度达13.45 %，位居全国的第20位，高于上海和天津。原人均GDP排名第1的上海，其增长速度仅为12.71%，排在倒数第3位。第六，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1978年至2005年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共同的，就发展速度而言，原收入水平高的地区比原收入水平低的地区低，落后地区普遍在追赶先进地区。
（二）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造成区域经济差异的因素是多方面，笔者希望全面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确定影响区域经济的主要因素。综合参考文献集相关资料，笔者认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制度因素。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个地区的非国有化程度越高，计划控制的能力就越弱，经济市场化程度也就越高。现阶段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非国有化经济的比重、发展速度和经济市场化程度都明显高于内地。2、人力资本因素。区域内劳动者的素质是直接影响所在区域生产率高低的重要因素。我国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在东、中、西三个地带的分布状况是，东部沿海地区最多，中部次之，西部最少。 3、政策因素。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南方视察发表重要讲话止，我国各项改革开放措施的出台基本上都采取了由沿海向内地逐步展开的梯度推12进方式。这种推进方式给东部沿海地区带来明显的先发优势，抑制了内陆地区的发展积极性。4、区位因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采取了梯度推进的战略，使沿海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既邻近港澳、台湾、日本和韩国等地区和国家，又有上海、广州、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为依托。我国西部地区虽也开通了一些对外贸易口岸，但由于与我国西部接壤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无力带动我国边疆地区的发展。 5、历史条件和区域文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历史差异，是构成区域经济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现在也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因为文化对人的思想观念影响太大。美国经济学家多偿尔柏格就认为，经济发展所遇到的限制条件，不仅包括要考虑物质和人力资源的可得性，还要考虑到组织、文化价值和态度??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物质产出问题会削弱我们宝贵的眼力。同样，只用纯物质条件来说明约束条件的想法也是狭隘的，因而是不深刻的。据有的学者研究，我国内陆地区比东部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发育明显迟缓，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这种差距还出现了扩大的趋势。究其原因，这与内地人在文化观念上轻视商品经济，害怕商品经济，缺乏驾驭商品经济的能力有关。在封闭的环境中，人们以“丰衣足食”为最大满足，身在穷中不知穷，害怕承受风险的观念相当严重，普遍缺乏开放观念。类似四川的“盆地意识”，陕西人固守的“八百里秦川”，自我欣赏的心态，十分普遍。
（三）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实证分析
1、假设和模型
经济增长是向长期均衡即所谓稳态进行调整的过程。为此，Mandive(1992年、1995年)、①利用最简单的模型(式(1))来说明某国或某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由技术进步率和国民经济距稳态的距离决定。I=A+αX(1)其中I=增长率，A=技术进步，α =常数，X=距稳态的距离，距稳态的距离是假定的稳态国内生产总值和期初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之差。 13稳态的国内生产总值由技术、资本、劳动等变量决定。因此，可将(1)式具体化为(2)式：I=A+β1MK-β2L+β3LK –β4N(2) 其中，MK=物质资本投资，L=有效人口增长，LK=人力资本投资，N=基年的国内生产总值，βi(i=1、2、3、4)=常数。（2）式假设未达到稳态国家或地区的增长率与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正相关，与有效人口增长及基年人均GDP水平负相关。用式（2）分析我国省际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增长率测度为1978年至2005年间各省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AGDPI；物质资本投资测度为1978年至2005年间各省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率TGTI；有效人口增长测度为1978年至2005年间各省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LI；人力资本投资测度为2005年各省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的份额LDHP05；基年的国内国内生产总值测度为1978年各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AGDP78。
2、实证分析与数据处理
因西藏、海南和重庆均缺乏1978年的数据，不列入本模型。模拟结果如式(3)所示：AGDPI=0.0804+0.6688TGTI-1.2567LI+0.0115log(LDHP05)-(2.349E-05)AGDP78 (3)(t)(4.1418)(9.0947)(-2.0569)(1.7451)(-4.1670) R2=0.8175, R2=0.7873 F=25.4553(3)式拟合的结果令人满意，各变量系数的符号与理论假设完全一致；各省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对人均GDP的增长有显着的影响，基期(1978年)的人均GDP水平对人均GDP的增长有显着的负影响；人口增长率变量的显着性也达5 %，说明过快的人口增长导致了人均GDP的增长。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人均GDP增长正的影响，但其显着性水平不高接近(10%)，可能的原因是改革以来，各地人才迅速向东部流出，培养人才的地方尚未得到显着的回报。
3、分析结果及启示
第一，增长速度的快慢不因东西部而异。由图2我们可以看出2005年增长较快的几个省份并未全部在GDP总量前十的行列里面，而GDP总量最后三个省份的 增长率也都处于中等水平。我们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虚拟变量D(D式略)，难以发现D对各地人均GDP增长的显着影响。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与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正相关，而与期初的人均GDP和人口增长负相关。因此，经济水平原本较低的地区，经济出现了较快的增长；经济水平原本较高的地区，其发展速度在放慢，我国各地区的人均GDP水平有缩小之势。值得提的是不能将西部地区人均GDP增长的低水平归结于其人均GDP的水平差异，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差异才是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的真正原因。因此，分析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要从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中找差距。【图3 略】
第二，技术进步(模型中的常数项)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大。技术进步包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1978年至2005年间我国人均GDP年增长比1952年至1978年人均GDP年增长高出3.5 (9.6-6.1 %)个百分点（转引自新中国统计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这主要得益于十届三中全会以来旨在解放生产力的系列政策，得益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得益于对外开放，得益于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
第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高投资对应着高增长，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与其投资的快速增长密不可分；西部地区较缓慢的增长与其固定资产和投资的缓慢增长相对应。
第四，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人口的贡献是最小的，这说明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人口的数量而且与人口质量关系更密切。人口数量是我国的优势，但人力资本存量我们并不占优势。但从另一角度看，我国的人力资本的潜能是巨大的。人力资本投资一直不太受地方重视，其原因是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太明显。因此，各地采取“挖人才”的政策，即通过经济手段将大量人才从异地吸引过来而想不愿花钱培养人才。
第五，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和地理位置是否是造成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呢?1978年以来，并非所有起点落后的省份(如广西、山西、青海)的经济增长都慢于起点高的先进省份，也并非所有起点高的先进沿海省份(如天津、辽宁、河北)的经济增长都快于起点低的落后内地省份。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经济增长最快的东南沿海五小龙(如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和山东)，这几个地区的起点大都相对较低。我们还可以看出，许多内地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如安徽、新疆、云南等平均速度在8.3%以上。从直观上判断，把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归于起点差异和地理位置是不恰当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地区创新能力和市场化程度是推动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源泉，也是造成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所在。
四、结论与展望
通过全文的分析和实证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的现实是有目共睹的，但在造成差异的因素分析上，我们的研究和认识还是不足甚至还存在一定的误区。本文就是希望通过实证的分析，梳理清楚造成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的真正因素以及制约区域经济增长的桎梏。通过建立经济增长模型模型分析，本文发现：第一，高投资对应着高增长，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与其投资的快速增长密不可分；西部地区较缓慢的增长与其固定资产投资的缓慢增长相对应；但我们还必须看到一些不同的结果：增长速度的快慢不因东西部而异，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和地理位置不一定是造成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等等。第二，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的重要的资源，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源增长速度快，并且逐渐有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区域人力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也会愈发凸显，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在增加地区力资本存量方面做文章，而不是采取“挖人才”的政策。第三，通过全文的分析和实证结果，我们的最终判断是：地区创新能力和市场化程度是推动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源泉，也是造成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所在。这点是全文的重点分析结果，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总之，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问题是一个很现实而且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理论界的任务不仅仅是要解释这种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差异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要能找到解决这种差异性的方法和途径，促进我国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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