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随着区域经济主体之间的社会、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之间的交往程度与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大国区域内部之间为满足区域分工协作的需要,往往会对提升区域分工效率的基础要素如基础设施、制度安排、公益性经济行为等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而这些公共产品在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决定了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是失灵的,它必须由政府财政来提供。但是,与一般的公共产品所区别的是,区域合作中的公共产品涉及到的是多个地方政府,而某个地方政府在追求公共利益的同时保证自身利益最大化却是合理的“理性经济人”行为,因此单单依靠某一方政府主体是不太现实的,这会导致弱势一方的“搭便车”行为,损害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导致跨地区公共物品供给失灵。这就是“公共地悲剧”的根源,致使区域经济合作陷入困境,因而这就注定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仅仅依靠一个地方政府的力量,是难以有效满足区域经济合作的,必须重视合作各方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由于大国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提供已超越了某一特定地方政府所能控制的范畴,而成为多个辖区之间较为复杂的制度安排,这就决定了区域公共产品提供的复杂性。就跨越辖区界限的公共产品而言,作为具有“经济人”理性的地方政府,也存在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消费的“搭便车”现象,隐藏着“公共地悲剧”,因此能否处理好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关系成为解决大国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提供的重要途径。
在决定大国内部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因素里,除了地方的合作意愿之外,分工协作和经济规模无疑是影响地方政府在跨区域经济合作中公共产品提供的主要因素。地理临近、交通便利、历史上经济社会往来比较紧密的地方,区域经济协作分工就比较深入,区域之间公共产品的提供就比较容易。如中国泛珠三角经济协作区、长三角经济协作区等,历来区域经济联系紧密、分工明确,在长期的经济往来中形成了科学合理的内部区域合作组织,区域合作中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安排还是公益性行为,都得到各地政府的积极响应。同样,经济规模越大、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区域之间,越有可能形成以大经济规模为龙头的区域合作组织,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经济协作区、以北京为核心的环渤海湾经济协作区、以班加罗尔为中心的印度南部计算机软件业“金三角”协作区等,都是围绕一个庞大的经济龙头,依托核心城市庞大的扩散效应,主动对接核心城市的产业转移,积极融入区域经济合作中,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也都积极主动地向核心区域靠拢。可以说,紧密的分工协作和庞大的规模效应,是大国内部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提供的重要动力。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分析大国区域经济合作中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研究分工协作和经济规模对大国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机理,探讨大国内部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供求均衡的道路,为大国内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建议。
二、相关研究述评
目前关于区域公共产品理论承袭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公共产品理论的精髓,并与日益兴盛的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相结合。英国经济学家 Pigou( 1928) 在权衡区域支付能力与收益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共产品配置的边际效用理论,为公共产品供求提供了一个比较规范的分析框架。但效用理论难以测度与衡量的缺陷使其分析框架仅仅是一个抽象理论,缺乏微观操作的可能。Samuelson( 1955,1958) 在 Pigou 的研究基础上,将社会成员效用函数、社会福利函数和生产可能性函数结合起来,提出了帕累托最优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公共产品最优供给模型,成为目前分析和研究公共产品最为基础的分析思路和工具,并被广泛地采用和改造。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以区域经济合作为主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兴未艾,使得公共产品的研究从国际视野逐渐转入区域层次。Sandler( 1998) 首次提出了区域公共产品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局限于有限地理范围内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收益”,但在具体的分析中,他并没有摆脱全球公共产品的束缚,而没有从区域经济的视角入手。Stalgren( 2000) 首次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对区域公共产品进行系统的理论探讨,分析区域公共产品的概念内涵、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机理,并对区域经济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提出了建设性的研究。区域经济合作首先是区域公共产品的合作,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在美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支持下,Estevadeordal 等( 2002) 对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制度安排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为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从理论到实践提供了契机,也为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供求均衡提供了研究思路。
近年来,随着区域间合作力度的加大,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成为研究的热点。Severine 和在科学界定公共产品、全球公共产品和一般公共产品概念的基础上,对不同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主体进行了确认。他们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政府要超越本位利益,对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担负起职责,这为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了思路。但为了避免机会主义的出现,保证公共产品供给的质量,L?schel 和 Rübbelke( 2009) 在充分考虑公共产品外部性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区域合作开发中公共产品供给模型,研究发现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质量改进依托于各区域之间的技术溢出程度,在供给主体上,更依赖于技术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区域。可以说,这为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供给质量保障提供了思路。Mark 和 Douglas( 2010) 认为,公共产品本来就是利益主体之间相互搏弈的结果,在区域合作中,都想搭对方的便车,最终提供者一般是耐心比拼中的弱者,当然也是期望受益的最大获得者。
和 Gianluca( 2011) 认为区域合作中的公共产品供给,主要是通过拉近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达到交易成本的降低,而这取决于合作主体间的经济规模和发展意愿,包括对交易费用的估量,往往是经济规模比较大、发展意愿强烈的区域,更愿意投入资金发展区域间合作的公共产品,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从目前国外相关文献可以看出,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侧重于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这符合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供给的复杂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国内对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研究逐步深入。陈剩勇、马斌( 2004) 从区域经济合作的体制性障碍入手,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只有加强政府的合作才是理性选择,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必须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合理的组织安排和完善的合作规则,这为区域经济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了解决的思路和框架。张建新( 2005) 认为,经济全球化首先是区域经济合作,而区域经济合作首先是区域公共产品的合作供给,这为区域经济合作指明了方向,也为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提出了思路。从区域内到区域间的公共产品供给,是国际公共产品概念的拓展,基于这种认识,樊勇明( 2010) 融合了经济学中的公共产品理论与政治学中的功能主义理论,分析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合作供给的动力机制,为区域外大国的有效介入提供了思路。上述研究大都是从理论上解析政府参与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供给的必要性,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必要性基础。宏观分析虽有助于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但对区域经济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无实质性的帮助。此后的研究逐渐深入,开始涉及到区域合作中各主体的利益博弈。柳春慈( 2011) 结合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提出公共产品供给要关注公共利益,提高非政府组织的自我治理能力。余锦海( 2012) 对美国地方政府在区域合作中公共物品供给方式进行了总结,分析了不同合作方式的影响因素,为我国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公共产品供给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思路。考虑到我国的地缘实际,黄河、贺平( 2012a,等学者以东亚为研究对象,分析区域经济合作中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方式及实施策略。而这些研究更多地侧重政治关系的考量,缺乏可供实施的经济学思考,因而往往只能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现实考量。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目前关于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研究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绩,对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为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整体而言,目前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更多地是从宏观视角来定性描述公共产品在区域合作中的地位、作用及提供思路,没有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影响机理及提供方式,没有考虑发展中大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现实,也没有从区域合作的角度来研究区域公共产品提供主体。虽然有学者考虑到合作主体的意愿、经济规模和合作中的耐心搏弈等,但也仅仅是点到为止,缺乏深入的分析。政府也是一个利益主体,如同消费者行为一样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一种支出,必须考虑政府的供给函数及供给行为。在目前区域经济合作处于方兴未艾的背景下,还要考虑区域之间的经济协作程度以及分工位置,这是区域合作的微观驱动要素,但现有研究没有将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因素,如分工协作、经济规模、合作意愿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其结果是造成现有研究缺乏微观视角分析,不够系统,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本文将从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充分考虑分工协作、经济规模、合作意愿等要素,构建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供求函数,分析大国区域经济合作中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研究分工协作和经济规模对大国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机理,探讨大国内部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供求均衡的路径,为大国内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建议。
三、模型的假设与推导
假定在一个大国里,由于区位优势及要素禀赋的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典型的非均衡性,一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资源禀赋优势突出的地区在国家相关战略支撑下率先发展起来了,凭借其庞大的经济规模和相对科学合理的分工优势吸引着周边众多的区域想融入该区域经济的分工协作网络里,以尽快实现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于是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形成了。我们考察的这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由 n 个( n 为大于或等于2的整数) 地区组成,需要注意的是,各地区之间的分工协作是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和配置的关键,它涉及到各地区间的社会政治经济利益关系,又涉及到区域内部各种政治经济利益关系,比较复杂,为了便于分析,现在假定该组织内有一个为 i 的代表性地区,该地区的国民收入要么购买本区域内部需要的公共产品,要么购买跨区域合作中的公共产品,剩余部分进行储蓄。我们仍然采用,[7-8]的社会效用分析思路和分析工具,则该地区的效用函数为
式( 1) 中,表示代表性地区 i 的效用,表示该地区的国民收入,,分别表示购买本区域内部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区域合作中的公共产品的支出,当然,内部需要的公共产品包括基础设施支出、公共事务支出等,r 表示储蓄率,- dr 表示区域政府的投资( 当然,区域政府的投资行为是多样化的,这里的投资仅指政府将部分闲置资金投向如国外政府债券等) ,、分别表示该地区购买内部需要公共产品和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效用函数,k 表示该地区购买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效用函数的权重,在这里 k 还有一层深远的意义,就是该地区融入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程度,k 越大,表示该地区从购买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所获得的效应就越高。因此,我们可以说 k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地区的分工协作程度,分工越细,就表明区域之间协作比较紧密,就越需要凭借区域合作组织中的核心区域强大的吸引能力和辐射能力,实现本地区承接核心区域的产业转移或者加大分工力度,实现区域经济更大程度的发展。在效用函数里,我们还可以看出,该区域的国民收入越大,就表明该地区的经济规模越大,在区域合作公共产品的供求中得到的效用就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规模促进区域经济合作深度与内涵发展的机理。
当代表性地区实现效用最大化时,可以得到
产品的数量相对较多,则其会继续购买内部需要的公共产品,从而使从购买内部需要公共产品中获得的边际效用逐渐递减; 如果其购买内部需要的公共产品的边际效用小于购买区域合作中的公共产品的效用
可见,对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的代表性地区来讲,当其从购买本地内部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边际效用相等时,才能达到效用最大化,才能实现内部公共产品与合作中公共产品的供求均衡。由此,我们得出一个重要命题命题 1: 在大国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对代表性区域而言,当其从购买本地内部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边际效用相等时,区域才能在内部公共产品与合作中公共产品的供求之间实现均衡。
对特定区域主体而言,如果从区域内部和区域合作之间购买公共产品能够达到边际效用相等,这说明区域之间的分工协作程度已经达到非常高的程度,经济联系非常密切,各类交易障碍非常小,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记。因此,这个命题显示,区域经济合作中公共产品的供求,依赖于区域经济合作程度,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过分依赖于内部的要素驱动,则经济的外向度就比较低,产业分工和区域分工就比较薄弱,对外经济合作的意愿也非常有限,这个时候区域经济发展更多的是需要内部公共产品的支撑。当然,如果区域经济过分依赖于外部要素拉动,区域分工和产业分工虽然比较紧密,但对合作中公共产品的依赖程度也比较高,这样对内部公共产品的供求就非常有限,也会导致内部公共产品的供求失衡。这一点也可以在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证明。以我国为例,在东部地区,区域经济交往紧密,分工协作的程度比较高,区域经济发展就更注重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合理利用,从而形成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而对于相对封闭、经济实力有限的西部地区而言,相邻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非常有限,区域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于内部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地方政府没有能力规划和提供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可见,区域经济合作必须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有效地提升区域之间的分工协作程度,才能保证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对区域i来说,当其从购买本地内部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边际效用相等时,才能实现内部公共产品与合作中公共产品
、分别为区域 i 购买本地内部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边际效用。则可以得到。如图 1 所示。
图 1 中横坐标表示购买公共产品的数量,其中左边方向表示购买区域内部公共产品的数量,右边方向表示购买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数量,纵坐标表示购买公共产品的边际效用。
表示购买区域内部公共产品的边际效用曲线,表示购买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边际效用曲线。从图 1 中可以看出,当区域 i 的效用实现最大化时,,其购买的区域内部公共产品为当利率r上升到时,区域i购买的内部公共产品降低为。这一点还可以从现实中得到证明。对区域 i 来说,当购买的内部需要公共产品的数量降低之后,其边际效用会得到提升。对于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而言,因/,所以导致区域 i 的购买行为相对复杂得多。在 k 一定时,当利率 r 上升到时,区域 i 购买的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数量也会降低; 当利率 r 下降时,区域 i 购买的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数量会增加。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命题命题 2: 利率决定着大国区域经济合作中公共产品的供求均衡,当利率上升时,区域购买公共产品( 包括区域内部需要的公共产品与合作中公共产品) 的数量会下降; 当利率下降时,区域购买公共产品的数量会增加。
这一点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也容易得到证明,对于特定的区域而言,当利率上升时,区域主体就会减少购买公共产品的资本,将更多的资本进行储蓄; 当利率下降时,储蓄的收益大大降低,政府会将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购买公共产品,从而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当利率一定时,取决于 k 的值。当 k = 1 时,的情况与一样; 当 k > 1 时,会向右下方移动,此时政府购买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数量从下降到当 k < 1 时,会向左上方移动,此时政府购买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数量从上升到。
四、模型的拓展: 大国经济与国际合作中公共产品的供求均衡
对发展中大国而言,内部区域合作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而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上述分析仅仅针对发展中大国内部区域经济合作中公共产品的供求均衡,但在经济全球化及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国际经济合作也成为大国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尤其是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金砖四国”的群体性崛起,加大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可以使“金砖国家”更为有效地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要素和两个市场,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将进一步削弱壁垒,降低流通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刺激经济发展,从而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在上述分析中,我们仅仅关注大国内部区域经济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对于大国内部而言,地方经济规模和实力相对是有限的,并且一般而言,区域经济主体的规模有限,是利率的被动承受者。现在,我们将模型进行拓展,关注经济规模、利率变动对区域经济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的影响( 如图2、图3 所示) 。
在全球资本市场里,利率 r 是由资本市场里总供给 S( r) 与总需求 D( r) 共同决定的。因为对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企业而言,资金都是严重稀缺资源,利率的一个小幅度降低,就会导致无限大的需求,所以资本总需求曲线比较平缓,即 S'( r) > 0,D'( r) < 0。对国家 i 而言,如果它是一个小国,其经济规模有限,无法影响到国际资本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因而它是利率的被动承受者( 如图 2) 。
如果 i 为一个经济规模巨大、影响力较广的大国,则随着其经济的高速发展,其对国际资本市场中总供给会有较大的影响,通过总供给进而影响到利率的决定,国际资本市场又通过利率来影响大国内部公共产品的供给。当大国 i 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在其购买公共产品和国外投资之后,剩余的收入作为储蓄进入国际市场,而这部分资本会通过金融系统的流通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中总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部分资本数量巨大,从而导致资本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使得国际利率由r下降为。国际市场的利率变动传递到国内市场,则大国 i 会增加国内公共产品的购买,同时,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大国 i 也会增加国际合作中公共产品的购买,这可以从图 3 中看出。
结合上述分析及命题 2,我们进一步证明了经济规模是影响大国区域经济合作中公共产品购买主要因素。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命题命题 3: 经济规模是影响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中公共产品购买的主要因素,经济规模越大,大国会同时增加国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中公共产品的购买。
在国际经济社会里,命题 3 很容易得到证明。作为世界经济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2011 年外汇储备超过3. 2 万亿美元,2010 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超过30 万亿元人民币,这些庞大的资本供给令世界关注,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金融政策始终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世界经济的关联效应使中国的金融政策能够影响到世界的利率,从而影响到各国的国内经济,这就是大国经济政策影响的传递效应。在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中,中国积极推动跨境通道建设,如中国主导的中朝元汀口岸至朝鲜罗津港的公路维修改造工程、中国珲春至俄罗斯卡梅绍娃娅的铁路建设、珲春 — 朝鲜罗津 — 上海和宁波港的内贸外运航线的开通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图们江流域经济合作中,由于经济规模巨大,通过跨国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可以为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平台和条件,也为跨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互补的要素和资源。当然,经济大国对国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中公共产品的购买不是无限制的,这取决于两者边际效用的斜率。
五、结论、启示与展望
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提和条件,也是新兴大国进行国际区域合作的基础,它能够有效地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要素的跨区域、跨国际流动,从而提高交易效率。尤其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日益明显的今天,跨区域公共产品的需求会日益旺盛,这会推动区域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从而又进一步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本文通过构筑理论模型,对新兴大国内部跨区域经济合作中公共产品的供求进行均衡分析,研究发现: 大国区域经济分工协作必须达到一定的条件之后,区域才能在内部公共产品与合作中公共产品的供求之间实现均衡; 同时,利率决定着大国区域经济合作中公共产品的供求均衡,当利率上升时,区域购买公共产品的数量会下降; 当利率下降时,区域购买公共产品的数量会增加。大国的经济规模是影响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中公共产品购买的主要因素,经济规模越大,大国就会购买更多的公共产品,从而进一步发挥大国规模经济的集聚效用和扩散效应,形成大国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效用。
经济分工协作和经济规模是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均衡的重要影响因素,利率决定着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公共产品的供求均衡,这个结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对于一个后发地区而言,必须要结合自身的要素禀赋,积极参与区域分工和国际分工,积极融入区域合作中,充分分析合作区域中的产业现实,利用自身的优势,积极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增强自己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分工协作程度,从而更好地利用发达区域在合作区域中提供的公共产品,促进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对于像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这样的新兴大国而言,要想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赢家,各国就必须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有效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协作,只有如此,新兴大国才能更为有效地利用国际合作中公共产品,从而最大效用地发挥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效用。并且,对后发地区而言,必须努力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增长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在区域合作中才能更为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
尽管本文探讨的是大国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供给,但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等多种因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本文的供求均衡分析只能算作是一个技术性解决方案,因为这种设计,或者说这些影响因素能否起到关键作用,取决于各方力量推动合作的政治意愿。至于分工协作程度、经济规模、合作意愿等这些作用因子,介入的程度肯定是越来越深,这些影响因素如何在现有的大国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何体现这些因子的影响程度,相关因子的介入是否必然会带来区域经济更大程度上的公共产品供给,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紧跟.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保建云. 国际区域合作的经济学分析[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