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贸易流通发达程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很强的依存关系，前者构成后者的支撑和推动力量，而后者则在多方面对前者提供保障和稳定的发展环境。
在现阶段，批发零售贸易、仓储业、物流业以及餐饮业等共同构成我国商贸流通的组成单元，社会生产和消费的中介转承任务也由商品市场和贸易流通来负责完成。
同时，城乡间、农工间以及区域间的经济纽带依赖于传统商贸流通行业。在社会化生产条件下，地区商贸流通直接引导经济运行的效益与发展速率，是经济繁荣与否的外在展现窗口，商业贸易流通发达程度衡量着一国经济的市场化发育水平，只有完善的地区经济环境与搭配有序的商贸流通体系共生协同发展才能促进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二者的融合具有自然优势属性。
经济学共生理论与地区经济对商贸流通的保障机理
（一）共生经济理论
经济共生是指在性质和规模互有差异的经济组织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金融和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在同一共生环境下的多样化交互及协同和谐发展过程，包括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三种基本要素。经济共生单元泛指同一经济环境下的经济组织基本单位，包括个人、企业以及各种盈利机构等；经济共生环境指经济单元协同发展的软性载体，一般以行政地区划分为表现形式；经济共生模式指各种共生单元在共生环境下的不同合作路径，包括单边依赖、互惠共存以及一体化组织等多种状态。
一般情况下，共生经济包括共享互补和竞争互补两种基本类别，前者是基于“优势资源互补”的各方放大经济共荣状态，也是最为常见的经济共生表现形式，经济单元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强，其共生效益就越好；后者是经济单元之间以整体竞争关系而建立的相互联系，但是在合作领域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其共生环境经常呈现出一种非均衡的结构形态，各单位之间的资源梯度很大，稳定性较差，以“合作-拆分-重组”形式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地区经济与商贸流通之间的共生发展是属于第一种的共享互补类型。
我国学者袁纯清（1998）最早以小型经济为研究对象而引入共生理论考察体系，定义和创新了一系列地区经济的协同发展概念，建立了共生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刘荣增（2006）认为，在“十一五”发展期间，我国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政策具有结构和战略上的兼顾系统性，国家选取的互相支撑、互为依靠的共生经济发展策略具有平衡地区发展、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谨慎性考虑；徐乔梅（2012）从共生理论的学科来源角度对地区经济和商业贸易的相互依赖因素进行了讨论，指出了分别以第三产业增长值与地区零售行业作为双向指代指标的经济与商贸协同发展特征，同时也为本文引荐为基本研究切入点。
（二）地区经济发展对商贸流通的保障机制
资金周转保障。大宗商品贸易流通需要大量的前期资金投入，只有地区整体经济和金融环境的稳定才能够为其提供持续的资金周转支持。地区经济环境对于经济单元资金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了评价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指标，企业流动资金分布于每一个价值环节的数量和运用质量构成支撑区域经济运作和深化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微观调节砝码。
贸易效率保障。地区经济发展向好可以有效提升商品贸易流通的效率，原因在于：在一个相对充满活力的地区经济环境下，货物和商品的流通周期时间必然极大缩短，相应的流通速率也会得到同比例提升，流通速度和流转周期无疑是涉及到货物到达率与资金回收率的重要因素，繁荣的地区经济环境可以提供保证贸易效率所需要的一切硬件与软件载体。此外，从经济制度角度来看，与地区经济伴同完善的经济和法律制度也为商贸流通提供了组织和秩序方面的规正手段，以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和行业公认的商贸流通规则进行经济活动，通过组织秩序过程来消除混乱经营造成的效率损失。
商贸流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机制
（一）商品与资金流通作用机制
商品、信息、资金以及技术作为流通经济的基本组成单元，对地区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商品贸易流通的核心是商品，通过在市场上交换各种劳务性产品，各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都得以进行最优配置。我国现代化商品流通经济的起步阶段较晚，并且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以伴随形式逐渐发展起来的，相对于贸易的交换功能，更加突出商品流通的增值作用。
实物贸易是我国流通体系的最基本表现形式，作为宏观和微观经济体系的主导结构成分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工具多样化选择。如今，“贸易- 流通- 经济”的传导模式已经取得了很好的联动基础，持续维持实体经济运转。
商贸流通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另一种促进作用在于资金流通，大量的货币资金伴随商品流动而实现了自由交换，从而远远不断的为地区经济输送血液。在地区经济的协同发展过程中，费用率、增值率、流转周期、环节复杂程度以及流通网络发达程度都是商品化交易需要格外注意的因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商贸流通经济以农村和城市进行了二元化划分，至 2012年，我国流通业贡献全国税收比例已经达到18.8%，新吸纳就业人员13035.1万人，占据GDP 比重高达13.1%，全国性的城乡流通经济网络初步建成，然而示范性物流及信息交流主体架构还有待完善（见表1）。
（二）技术与信息流通作用机制
技术与信息流通是商贸流通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变现为产品生产与技术设计知识在不同地区间的流动。
技术流通的产生背景是与我国经济物流体系的发展紧密相关的，物流体系不经承载实体商品跨城乡、跨地区间的贸易活动，而且将人力资源脑力劳动成果伴随性植入流通经济循环，是新兴的经济依托形式。从我国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的历史发展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其产业增加值扩张数百倍，其中的技术性流动贡献和知识外溢贡献占据资源和劳动力投入的数倍有余，足以见技术信息的地区流通对经济发展的带动效果（见图1）。
当今世界是信息和科技主导经济发展的世界，在传统的资源消耗型经济越来越呈现出发展疲态之时，国家间、地区间、城乡间通过信息流通而建立了相互依赖日益紧密的经济合作集团，“地球村”概念深入人心。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反哺商贸流通的创新发展，传统贸易流通环节实现了基于信息化的远程遥控和监控，物流、法律、商务谈判、询价、资源调拨等都实现了信息化配置，地区的经济发展越来越摆脱“发展孤性”，阻碍商贸流通的技术因素、制度因素、市场透明度以及人文风俗差异都通过信息高速流通而得到解决和尊重，信息技术贸易流通逐渐摆脱“流通配角”的角色，转而愈发占据行业主导。
商贸流通与地区经济共生协同发展的路径建议
强化共生经济理论在地区经济与商贸流通协同发展中的实践作用。从表2 数据可知，我国东部、西部以及中部地区在生产资料流通领域具有显着的“阶梯状”发展差距，分别选取北京、上海、河南、湖南、甘肃以及青海地区作为我国东西经济走廊的代表省份，其以年为截取单位的生产资料销售额差距高达几倍至几十倍，地区经济环境对商贸流通的影响作用可见一斑。因此，要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就要充分重视商贸流通软硬件环境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共生理论为指导，促进共生单元、共生环境与共生模式的区域间知识外溢，达成东西部之间基于贸易流通的知识经济发展流通。
制定系统化的国民、企业、经济、流通联动发展机制。在表2数据中，同样作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核心的北京和上海地区2012 年生产资料流通企业销售额增长率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现象，前者正向增长率高达8.4%，而后者却呈现出-3.4% 的流通倒退现象，这在说明经济增长非单一性依靠流通发达程度的同时，也说明了企业内部、企业间乃至国民经济整体联动作用对于地区经济的影响，北京地区的中小企业分布更加突出技术与科技创新特质，上海地区则以经济金融为核心区域优势，因此多元性的产业结构联动性相对北京地区较差。
因此，共生经济不仅泛指合作共进，相应的联动机制对促进地区经济更加有代表作用。
制度性平台对商贸流通与区域经济协调共生发展具有指导和依靠作用。从我国东部、西部以及中部地区的年生产资料流通销售额增长率来看，2012 年其分别取得了7.6%、-1.5%、0.8% 的增长，比较地区间的商贸流通制度因素，我们可以发现商业和经济制度较为齐备的东部地区整体占据明显优势，中部和西部分别位居其后，这与地区间政治、文化、经济、法律、人文思想以及风俗等都有一定关系，其中流通制度性平台建设发挥主要作用，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建立了大量生产资料集散中心，这对于商品流通和地区经济景气程度都发挥最直接的微观影响，制度化平台作为二者的共生产物对于活跃地区经济具有重要示范作用。
共生单元之间的产业区分化政策支持体系建设对于搞活多样化地区经济具有优先指导作用。我国地区经济组织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以及三资企业等为主的多样化组织形式寻求共生和合作发展具有一系列障碍，因此，相关的产业经济政策不能将所有组织囊括在内，有区分的为小微企业经济组织制定放活政策，加强对国企的督导过程，积极引导三资企业发展，实行有区别的流通税率征收机制，将政府、企业以及流通经济纳入良性合作的轨道，这样不仅对地区经济与流通行业的共生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也会带动全国流通经济更优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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