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梁启超人生哲学的基本内容
梁启超的人生道路既波澜壮阔，又曲折丰富，虽然没有专门的人生哲学着作，但在其着作文稿中，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哲学思想，涉及人生理想、人生价值、人生态度、为人处世等诸多内容。
第一节 经邦济世的人生理想
一、人生理想的内涵及作用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理想是指对未来事物的想象或者希望（多指有根据的、合理的）。人生理想的范围要小于理想，它是指人对于自己的人生道路有根据、合理的计划和实践，对自身发展的向往和追求，是人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奋斗目标中的集中体现。
人生理想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人生理想具有可实践性。人生理想不是空想和幻想，它是人立足于现实情况，对自己未来有根据、合理的想象。它具有可实践性、可操作性，这是人生理想最大的特点。如果一种想法或者观念不具有现实性，那么本质上就不属于人生理想，而仅仅是一种自我麻醉、自我催眠。第二、人生理想在构成上具有多样性，这是由人思维发展和人生变化的特点所决定。一个人的人生理想可能既包含社会理想，又包含政治理想、学术理想，因此人生理想具有多样性。
人生理想在人生哲学体系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对人生哲学的其他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人生理想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导向作用。人生理想是人对未来生活的设计，对自身发展的规划。人生理想是前进路上的灯塔，是黑暗中点燃的火炬，它为我们指引了人生方向，使我们在人生抉择、人生困境时，既不会由于前途不明而彷徨犹豫，也不会由于漫无目的而迷惑慌张，而是信心饱满地迈向既定目标。第二，激励作用。人生理想是人生信念中最强烈的终极追求，是一种炽热的愿望，它能激发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感以及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使我们在承担人生责任时勇往直前，面对困苦时坚持到底，进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第三，协调统一作用。人生理想作为人的精神生活的核心内容，能够使人的精神生活在各个方面统一起来，使人的内心世界成为一个健康的、和谐的系统，保持心灵的安宁和充实，避免内心世界的混乱与空虚。
二、经邦济世的雄伟抱负
梁启超出生在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相对一般的农民家庭而言，他的家庭更注重励志教育。父亲梁宝瑛对孩子的教育十分严格，梁启超曾在《三十自述》中回忆道：“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不谨，辄呵斥不少假借。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至今诵此语不敢忘。” 在父亲严格要求的背后，是一种殷切的希望和无言的鼓励。在这种家庭氛围的熏陶下，梁启超自小就有不甘平凡的梦想。七岁那年，梁启超登上家乡凌云塔远眺，写下这么一幅对联：“凌云塔下凌云想，海阔天空，迢迢路长；天竺国里天竺望，云蒸霞蔚，须臾妙相。”年仅七岁的梁启超写下的这幅对联，反映了他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求知探索欲望，从中也蕴含了他高远的志向。
1890年秋，在陈千秋的引荐下，梁启超结识康有为并拜他为师。康有为信奉公羊学说，通过微言大义解释儒家经典，重视学问的经世致用，与晚清沉浸于训诂考据的学者相比，自有一股治国平天下的豪气。梁启超极为钦佩康有为的理想、勇气、学问，“学者当思念国之何以，弱教之何以衰，种之何以微，众生之何以苦，皆由天下之人，莫或以此自任。我徒知责人之不任，则盍自任矣。”
梁启超开始号“任公”,决心效法康有为，以天下为己任，经邦济世，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从此梁启超的人生道路发生重大转折，投身到民族救亡和社会改革的时代洪流中。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经验时，梁启超认为其直接原因是顽固派的疯狂反扑，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变法没有群众基础，难成气候。他指出，自古以来统治阶层一直将百姓作为奴隶而统治，久而久之，百姓亦以自己为奴隶，导致他们对国家漠不关心，国之将亡也不知抗争，“国之人视国家若于己无与焉，虽经国耻历国难，而漠然不以动其心” .因此，要推行改革，就必须要培育现代国民，启民智，兴民权。在忧国忧民，经邦济世的人生理想的驱动下，梁启超毫不犹豫的承担起宣传启蒙思想的任务。在日本流亡的十四年间，他发愤忘食，呕心沥血，撰写了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等诸多学科，多达数百万字的着作和理论文章，对国人的思想启蒙产生了巨大作用，鲁迅、毛泽东、胡适、郭沫若等人都曾深情谈及梁启超对他们思想的影响。梁启超对推动我国近代的社会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0年从欧洲回国之后，梁启超对西方文明的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由于担忧中国在发展中走西方的旧路，产生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他撰写了《欧游心影录》一书，此书标志着他对中西文化的思考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他意识到中国文化必须放到更广阔的世界环境下考察，中国的文化既要“输入”,也要“输出”.我们要树立对本国文化的自信，不盲目崇拜西方文明。将民族命运与人类命运相联系，在更加宏伟的背景下审视中华文明的前途，是梁启超晚期思想的重要特征。
纵观梁启超的人生道路，他从一个乡间少年走来，通过个人的勤奋努力，最终成为引领时代的文化巨人，其中固然有命运的机缘际遇，但更关键的是他对梦想的坚持。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先例，要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其困难犹如在地狱中摸索爬行。然而梁启超却迎难而上，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努力探索，最终成为引领时代的风骚人物。究其原因，经邦济世的雄伟抱负是鼓舞他不断奋斗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三、矢志不移的爱国情怀
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国难当头，也正因如此，志士继起，忠良辈出，爱国主义空前高涨。梁启超是着名的爱国者，他始终坚信中华民族必将复兴，并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振兴祖国的事业。
梁启超从小深受爱国主义教育，祖父梁维清非常重视培养他的爱国情操和民族气节。每年清明时，祖父都会携梁启超前往厓山祭祖扫墓。厓山是南宋的灭亡之地，当年南宋残兵败将被元军一路追杀到崖山，宋军与元军血战而败，陆秀夫宁死不降，背着宋王赵昺跳海身亡，十余万军民也跳海殉国，向世人昭示了一个民族宁死不屈、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祖父每次带梁启超去扫墓，都会向他讲述过往的历史，缅怀亡国之痛，更大声朗诵陈独漉的诗：“山木萧萧风更吹，两崖波浪至今悲。一声望殿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门分上下，关山无地限华夷。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古碑。”梁维清朗诵此诗时，声调悲壮，爱国之情、民族情怀溢于言表。当我们回顾梁启超矢志不移的爱国情怀时，不能忽略其家庭教育的影响。
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不得已背井离乡，逃往日本。变法的失败不但没有将他打到，反而更坚定了他爱国救国的信念。他不畏艰难，自觉承担起思想启蒙的时代使命，曾写诗明志：“立身岂患无余地，报国惟忧或后时。未学英雄先学道，肯将荣瘁校群儿。献身甘作万矢的，着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1900 年，梁启超创作了着名的《少年中国说》，表现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他以热情洋溢的文字，将未来中国描绘为“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少年中国说》如号角，激励着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战斗；似火炬，照亮了中国未来的光明前景。
梁启超的爱国情怀不仅体现在文字的慷慨激昂上，也反映在他人生选择的坚定态度上。1915 年，袁世凯加紧进行封建复辟，梁启超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革命果实，防止中国走向混乱的深渊，毅然护国反袁，参与护国战争。在北京分别时，梁启超以慷慨赴死的决心与蔡锷相约发誓：“此役若失败则死难，绝不亡命。”1916 年 3 月，梁启超历经艰险，冲破袁世凯设置的重重关卡，前往广西策反陆荣廷起义，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为挫败袁世凯的复辟帝制阴谋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7 年 7 月，发生张勋复辟事件，康有为正是这一事件的幕后策划和舆论鼓动者。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梁启超没有因情徇私，而是在第一时间发表《反复辟电》，指责康有为逆历史潮流而动，公开与恩师决裂，并积极参与组建护国军，迅速平定复辟，维护了共和果实。
梁启超以自己的人生实践证明了他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爱国者，这也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民族精神。正是这种崇高的爱国精神，中华民族才有巨大的凝聚力，才能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四、造福社会的奉献精神
造福社会的奉献精神是梁启超人生理想的又一重要内容。梁启超之所以形成造福社会的奉献精神源于他的世界观。梁启超认为：人不能单独存在，说世界上那一部分是我，是不正确的。要彻底认清我之界限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上本无我的存在。人只要将私心扫除，就可以做到“仁者不忧”.有忧就是“为天下之忧而忧”,即为人类--如父母、妻子、朋友、国家、世界而痛苦，免除私忧，即所以免烦恼。 因此，梁启超始终将服务社会、舍己利人的奉献精神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
1926 年 3 月，梁启超因尿血入住协和医院，被医生误诊为癌症而错割了原本健康的右肾。梁启超不但没有谴责协和医院，反而怕因自己被误诊影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他特地写了《我的病和协和医院》一文为协和医院辩护：“协和这回对于我的病，实在很用心。各位医生经过多次讨论，异常郑重。住院期间，对于我十二分恳切。我真是出于至诚感谢他们……协和对于我们中国医学的前途，负有极大的责任和希望……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这种宽容大度的背后，体现了他的奉献精神，他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而是站在社会进步的角度上，放弃了本可向协和医院追究的权利，反而替协和医院做了辩护，就是为了促进西医在中国的发展。
被医院误诊后，梁启超的身体长期处于虚弱状态，即便在病中，梁启超也没有放弃工作。他不仅强撑病体继续讲学，还完成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儒家哲学》等数十万字的学术着作，甚至在送往医院救治时，依然在写《辛稼轩先生年谱》。这些事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梁启超呕心沥血、奉献社会的人生理想。
梁启超不仅自己一生奉献于社会，还教育子女要传承这种家风。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他写道：“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处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在他这种积极进取、奉献社会思想的熏陶下，其九个子女先后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条件艰苦的祖国，把自己所学的知识报效国家，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节 趣味主义的人生观
在告别政坛以后，梁启超专心于教学和着述。这一时期他对人生哲学思考甚多，形成了趣味主义的人生观，并教育广大青年学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一、趣味是生活的本质
梁启超主张趣味主义的人生观。他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 他认为：一个人只要凭自己的兴趣做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能产生无穷的快乐，所以趣味是生活的本质，趣味的生活才是合理的生活，趣味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人若活得无趣，恐怕不活着还好些，而且勉强活也活不下去。”
梁启超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指出趣味具有丰富生活内容、振奋精神、欢乐开心、去除烦恼的作用。梁启超的兴趣广泛，既有参与政治活动的兴趣，又有从事学术研究的兴趣；在学术研究中，他也经常变换自己的研究领域，时而研究政治历史，时而研究哲学文学。他曾在致子女的信中写道：“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以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远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了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正是广泛多样的兴趣，使梁启超觉得生活充实、精神饱满，从来不知什么是烦恼，“我生平对自己所作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 兴趣使梁启超的生命如“朝旭升天，新荷出水”,不断更新，始终保持着天真烂漫的童心，洋溢着青春的激情。
虽然经常谈及趣味，但是梁启超对于趣味并没有下出一个定义。他认为，趣味是生活中的个体主观体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某件事情，在有的人看来味同嚼蜡，而有些人却兴味盎然。由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趣味，所以兴趣要靠自己去体验。虽然趣味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不尽相同，但是梁启超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爱好都能成为趣味的主体，比如赌博的爱好，既会使人蒙受经济上的损失，还可能造成家庭不睦，比如喝酒的爱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影响，使人生病，诸如此类爱好，虽然在短时间内能给人带来快乐，但负面作用大。因此他认为，趣味就是做一件事不会感到厌倦烦闷，同时以趣味始，以趣味终。
那么获得生活趣味的手段有哪些呢？梁启超认为获得趣味的方式多样，不一而足，就他自己的体验来说，主要有三种：第一是“对境之赏会与复现”,这一方法通过走进自然，观察自然，享受自然的美景，令人感到心灵的愉悦；第二是“心态之抽出与印契”,这一方法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梁启超认为，人类的心理，凡是遇到快乐的事情，便忍不住反复的品鉴，同时也希望和别人分享。一个人的快乐，与他人分享，就成了两个人的快乐，同样，一个人的痛苦，向他人倾诉，可以得到慰藉和鼓励，就会减轻自己的痛苦程度。真心诚意的沟通，之所以可以给人带来快乐，是因为当人深入对方的主观世界，将心比心，体会对方的情感时，可以消除对方孤独感，使他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关怀，温暖心灵。第三种是“他界之冥够与蓦进”,所谓“他界”,就是精神世界，梁启超认为，“对于现在环境的不满，是人类普遍的心理”,“在同一环境之下生活久了，自然也会生厌”,这是苦恼的根源，但是却无法摆脱，因为“肉体上的生活，被现实的环境捆死了”,但是，精神世界却是相对独立的，人们可以通过追逐精神世界的自由，感受到“人的自由天地”,进而求得趣味“. 梁启超认为，虽然上述三种方法”无论何人都会发动“,但是由于每个人的感觉器官以及诱发的机缘不同，所以会导致个人对于趣味的感官享受存在差别。因此，要增加生活中的审美乐趣，提高趣味所带来的快乐，最主要的还是使个人的感官敏感起来，”感觉器官不常用或不会用，久而久之麻木了。一个人麻木了，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因此，保持心灵的敏感和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就是梁启超让人生变得有趣的”秘笈“.
二、情感是人生的动力
如果说趣味是生活的本质，那么情感则是生活的动力。1923 年，学术界发生了一场人生观论战，论战双方的主将为丁文江和张君劢。丁文江主张科学人生观，认为科学万能，人生的一切皆受科学支配；张君劢则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问题，人生在很多时候受直觉、情感、意志所支配。梁启超发表了《人生观与科学》一文，对丁文江和张君劢都进行了批评。他首先分析了什么是”人生“和”人生观“.在梁启超看来，人生就是”人类从心界物界两方面调和结合而成的生活“;而人生观则是”我们悬一种理想来完成这种生活。“ 在人类生活中，凡属于物界范围的，由于受到物质法则支配，所以应该用科学方法解决；但对属于心界范围的，则科学无能为力。梁启超说：”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或者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就是‘爱’和‘美'.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 在梁启超看来，情感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情感是生活的原动力，因此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二是情感、心理、审美、自由意志等精神领域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凡是涉及情感精神方面的问题，不宜用理智的手段和科学的方法解决。
由于精神领域具有自己的独立性，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所以梁启超反对用理智来压抑情感。他向世人表白：”我是情感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情感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 他认为，如果人人都服从理智，做事情瞻前顾后，那么在面临决断时就会缺乏舍身取义勇气，失去舍己利人的奉献精神，从而变成胆怯，自私的人，他们的生活也将变得呆板凝滞，毫无活力可言。”程婴、杵臼代人抚孤，抚成了还要死。田横岛上五百人，死得半个也不剩。这等举动，若用理智解剖起来，都是很不合理的，却不能不说是极优的人生观之一种。“ 正是因为情感的存在，才会有奇迹的发生，才会有那么多慷慨悲歌的英雄事迹，也正是在这种生命源动力的推动下，人类的历史才能不断进步，书写新的篇章。
三、责任是人生的担当
主张趣味生活，强调情感动力，并不意味着梁启超主张放弃人生责任。在梁启超看来，责任与自由、平等、人权一样，是与生俱来，不可推卸的，”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自放弃其责任，则是自放弃其所以为人之具也。“ 谁放弃责任，就是放弃人之为人的资格。
由于强调责任是与生俱来，不可推卸的，所以梁启超反对冷眼旁观的人生态度。所谓冷眼旁观，就是不把自己当主人，而把自己当客人，似乎一切于己无关，他们把”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济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冷眼旁观者从表面上看是冷漠，本质上则是自私，形式上则是没有血性。梁启超警告冷眼旁观者，不要以为国家兴亡与自己没有关系。作为国民的一份子，国家的兴亡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国之兴也，我辈实躬享其荣；国之亡也，我辈实亲尝其惨，欲避无可避，欲逃无可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个公民都必须树立责任意识，自觉承担起改造社会、振兴国家的责任。如果全体国民都能行动起来，群策群力，众志成城，那么社会就会向好的方面变化，民族就有振兴的希望。梁启超希望人们不要以”我的力量太小“来推卸责任。在他看来：虽然人的能力有大小，力量有多少，但只要倾尽其所能、尽力而为，就算尽到了责任。
梁启超认为：虽然人人都应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但青少年肩上的担子更重。”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那么应当如何履行自己的人生责任呢？梁启超认为，第一，应当积极参与劳动，热爱劳动。劳动是人不可推卸的义务，人只有靠自己辛勤的劳动才能实现生存与发展，才能得到获得社会的尊重与认可，同时也能在辛勤的劳动中充实人生。梁启超认为世上最苦的人莫过于远离劳动，无所事事的人，这些人活得毫无价值，对社会，对国家而言简直就是”浪费粮食的机器“.因此，在平时的生活中，梁启超一直都非常的勤劳，他每天基本都要工作十个小时以上，连周末都有安排。梁启超各类文章着述高达 1400 万字，平均算下来他每年都要完成约 39 万字的写作，并且他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在政治活动之余完成的，足见梁启超对劳动的热情了。第二，应当爱岗敬业。拥有一份职业才是人获取酬劳，生存下去的根本，但是只有敬业乐业的人，才能更好地贡献社会，履行自己的人生责任。梁启超指出每个人都应该树立敬业精神。之所以要树立敬业精神，是因为”职业神圣“.他说”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可敬的。只要把所从事的的职业当做一件正经事来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这叫做职业的神圣。“ 由于视职业为神圣，所以梁启超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十分严谨认真，生怕没有把事情做好。他认为：如果做事拖拖拉拉，不用心，对所从事的职业抱怨连天，那么不仅仅是对不起这份事业，更对不起自己的生命，结果是害人害己，因此，他指出”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与人生最为有利。“ 第三，应当自信刚毅。一个人要承担责任，光是热爱劳动，爱岗敬业还是不够的，因为每个人的一生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阻力，假如没有坚强的意志，遇到问题就失去信心，退却逃避，则将一事无成，梁启超说：
”凡事要从远处看，切不可以一时的起伏而灰心丧志，一定要有’定力‘和’毅力‘.“ 所谓”定力“就是自信力。”人之能有自信力者，必其气象阔大，其胆识雄远，既注定一目的地，则必求贯达之而后已。“ .所谓”毅力“,就是有恒心耐力，持之不懈的奋斗。”人不可无希望，然希望常与失望相倚，至于失望，而心盖死矣。养其希望勿使失者，厥为毅力，故志不足恃，气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足恃“ 在梁启超看来，一个人只有具备毅力和自信心才能勇敢的面对生活的挑战，才能在人生中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改变命运，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
第三节”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态度
在人生态度上，梁启超主张”知其不可而为之“,它包含”为而不有“和”知不可而为“两方面。在梁启超看来：”’为而不有主义‘与’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以说是一个主义的两面。’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以说是’破妄反真‘,’为而不有‘主义可以说是’认真去妄‘.“ 二者互为补充，构成了他兼具儒道的人生态度。
一、”知其不可而为之“
”知其不可而为之“是指：”我们做一件事明白知道他不能得着预料的效果，甚至于一无效果，但认为应该的便热心做去。换一句话说，就是做事时候把成功与失败的念头都撇开一边，一味埋头埋脑的去做。“ 梁启超认为：成功和失败本就是相对而言，天下有许多事都是从此一方说是成功的，从彼一方面说又可看成失败；从目前看可以说是成功的，从将来看，又未见得如此。进一步说，宇宙间的事绝对没有成功的，只有失败，因为”宇宙是不圆满的，正在创造之中，待人类去努力，所以天天流动不息，常为缺陷，故为未济。“ 成功代表着进化的圆满，而人类在无穷无尽的宇宙生活中刚刚迈步，自有历史以来，不过在这条路上走了一点，还远没有到达成功的终点。但我们也不可丧失对未来的信心，因为路途终尽时，在无量数年，无量数人的无量数失败与奋斗下，终有一天会到达成功的彼岸。
梁启超认为，具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态度的人：”头一层：他预料的便是失败；他的预算册子上件件都先把’失败‘两个字摆在当头，用不着什么计算不计算，拣择不拣择……不该先认定事之成败，不该先有成见，不该为着自己。第二层：我们既做了人，做了人既然不能不生活，所以不管生活是段片也罢，是微尘也罢，只要在这微尘生活段片生活里，认为应当做的，便大踏步去做，不必打算，不必犹豫。“梁启超认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态度最终会将人引向精神安乐的境地，因为具有这样人生态度的人，只知有失败，或者可以说他们用的字典里，从没有成功二字，事事都变成不亦乐乎，不亦悦乎。如果人们能够领会这种态度，”即令不可至于乐乎悦乎的境地，至少也可以减去许多’惑‘’忧‘’惧‘,将我们的精神放在安安稳稳的地位上。这样的生活才算有味的生活，这样才值得生活。“二、”为而不有“
梁启超认为”为而不有“就是不以所有观念作标准，不因所有观念而劳动，就是为劳动而劳动。梁启超认为，常人每做一件事情，就会想到索取报酬，”常把劳动当做利益的交换品，这种交换品只准自己独有，不许他人同有，这就叫做’为而有‘.“ 从人生哲学的角度来说，梁启超提出”为而不有“主义，所针对的对象是那些利己主义者和拜金主义者。梁启超认为，人生不应汲汲追求物质利益，应当”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同时，他也劝导人们应当扭转获取利益的观念，帮助别人其实也能够为自己带来价值，他以教书为例子，老师教书虽然是付出自己的知识，但是却能在教书中一方面使得自己对知识的记忆更加的巩固，另一方面也使得学生能够有所进步，达到教学相长。
梁启超提倡的”为而不有“的人生态度反映了他对汲汲追求物质利益的人生价值观的反感，也体现了他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他认为：虽然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不能分离，但精神生活更体现了人的本质，在人生中居于主体地位。”吾侪确信’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其有精神生活。但吾侪又确信人类精神生活不能离却物质生活而独立存在。吾侪又确信人类之物质生活，应以不妨碍精神生活之发展为限度“ .梁启超并非认为物质生活不重要，但他认为追求物质生活的作用的是为人能够完善精神世界提供基础条件，人们不能主次颠倒，最终成为物质欲望的奴隶，成为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如果一个人的人生中事事都只有目的，事事都只有功利，事事都只为自己着想，那么社会和国家也就崩溃了，人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梁启超之所以要树立”无所为而为“的人生态度，目的在于调和他人生观中责任与趣味、情感与理智之间的内在矛盾，进而使自己的精神世界达到一种和谐平衡的状态。在梁启超看来，”责任“是人通向客观世界的桥梁，”趣味“是人们构筑的精神城堡，如果过于强调”趣味“,那么人们可能会陷入游戏人生的状态，躲在自己的主观精神堡垒中自娱自乐，逃避社会；如果过于强调”责任“,那么可能对会对个体的发展不利，因为人的关注全在于如何实现责任上，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个人精神世界的修养，另外，如果”责任“被过于强调，也有可能导致功利主义泛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尊重生命。梁启超提倡”无所为而为“的人生态度，主张”知不可而为“,强调入世精神，指出人们不应当计较成败得失，而应当不断奋斗，努力实践，从根源上断绝了人们躲在精神城堡的可能；主张”为而不有“,强调不应以占有为目的而生存，将人生的价值引向了艺术化、精神化。
三、梁启超人生态度的评价
梁启超兼采儒道人生哲学的精华，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将其融会贯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生态度。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态度源于儒家，”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本义是明知”道之不行“,却要坚定不移地去”为“,这种行为的动机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牺牲精神，而且在行为的过程中，主体不可避免要遇到种种挫折和艰难困苦，这些挫折和艰难困苦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不可克服的。因此，”知其不可而为之“具有悲剧性的牺牲精神和高尚的人格情操，既带有积极的进取精神，也使个体生命变得沉重与哀伤。
”为而不有“则带有道家人生哲学的特点。道家人生哲学以”道法自然“1鄙视外在的、表面的物质生活和庸俗的感官享受，追求内在的、本质的精神生活和高雅的审美享受。”为而不有“的人生态度摈弃功利主义，将生活艺术化，重视精神生活。进一步讲，”为而不有“先天就带有出世倾向，重视个人精神世界的充实，对物质欲望采取压抑态度。但人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才能不接触到纷繁复杂的物质社会？恐怕只有归隐深山、脱离世俗吧。
人在生活实践的过程中会面临两个无法回避的难题，一是快乐与悲伤的问题：如果过于强调责任与牺牲，会导致生命的沉重与哀伤；但过于追求愉悦，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也浪费生命。二是出世与入世的问题：出世意味着追求自己的自由与快乐，但忽略人生的社会、国家责任；入世则不可避免的会束缚自己的自由，而略带沉重。
以上两个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构成了人生的难题，也是历史上诸多人生哲学流派关注的焦点。梁启超则在摘取各派精华的同时，巧妙的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在入世中追求精神的愉悦，在愉悦的同时中勇于承担人生责任；在沉重的人生中保留自己精神上的自留地，在出世的态度中含有勇猛进取的因素。
从理论上看，梁启超”无所为而为“的人生态度带有折中主义的调和色彩，但落到人生哲学的实践上，追求个人生活协调，保持自己内心的平衡与健康，才更具人生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