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中，对于调查的开展与进行有过无尽的探索与理论，这些方法论的探索也与学科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类学在工业革命的机器轰鸣声与殖民时代的大航海时代拉开了序幕，对于异文化地区的管理与了解，人类学成为了为殖民国家服务的工具，而此刻的人类学、民族学相关着作也主要是以游记、猎奇的形式出现，之后被一些欧洲的学者分析，主观对异文化进行臆断。对于学科具有历史意义的科学调查，应追溯于进化论学派 1898--1899 年的“托雷斯海峡大探险”,“这可以说是人类学史上第一支综合调查队，也是第一次长时期的调查”[1 ,但很难对一个地区进行较细致、深入的调查。但是学科在发展中时刻所追求的实证主义思想，在 20 世纪初英国发展出了一个新的学派--功能主义。其将田野调查提到了人类学研究的新高度；他们第一次提出了参与观察在田野调查中的重要性，即“主张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应在所调查地区长期居留，学习当地语言，完全投入当今人民社会生活中去，才能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这一方法至今仍为文化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的重要环节”[1],也被称为作为一个人类学学者的“成人礼”;而这一方法的采用与创新被称为“马林诺夫斯基革命”.
“民族学者进入某一地区，有可能使该民族的社会文化受到影响、发生变化，这就是观察这对观察对象的介入问题。民族学者对于被观察的民族的社会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作为无关的外人，一种是亲身加入该社会中去，成为该社会的朋友；后一种态度，被所谓‘马林诺夫斯基革命'.”伴随着田野调查成为了人类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调查方法，同时也应运了关于调查者具有的操守与职业道德规范，1847 年由英国不列颠科学学科进步协会编印的《人类学的记录与问询》便是对这一学科调查规范的开始。
一、什么是田野伦理
伦理是与特定职业或群体相一致的行为标准，其多数环境中是伦理与道德相联系，因此“田野伦理”也可以称之为“田野道德”.“在民族学的研究中不论是大行动还是小问题，民族学研究者都必须要与考虑道德伦理的重要性”[1],要以不伤害对方的利益为前提。
对于田野伦理，不同学者对于其定义有所不同，田野伦理的重视程度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高。早期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相关书目中对与田野伦理没有过多的谈论，只限定与调查方法个人所应处理好的问题，如在林耀华先生的《民族学通论》中，主要关注于在进入调查区后正确处理好“文化震撼”现象，并较快的融入当地的生活，提出尊重当地的群众与风俗习惯以及“入乡随俗”的要求，这是我国早期田野调查对于田野伦理的规范与要求。因此早期的学者对于“文化震撼”的应对作为处理田野论题的基础。文化震撼，即调查者进入调查区所体验到、感受到的工作上苦难、心理上的不适等问题，因此有学者认为“一次田野工作的成败或质量好坏，完全取决与田野工作者能否顺利克服文化震撼所带来的各种不适应，最后融入到当地人民社会生活中去”[2],早期的人类学伦理所关注的大都是对文化的适应性。
人类学所进行研究都或多或少的对调查区产生一定的影响，人类学工作者也希望通过他们所撰写的调查报告帮助调查区有所发展，并带来有益的推动。庄孔韶先生在《人类学概论》中指出田野伦理有四个相互冲突的义务：“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对自己在当地的学术合作伙伴，对自己所属专业学术群体以及对自己所在大学的人文学科”[1],“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具体伦理问题即妥协问题、利用问题和互惠问题”[2].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人类学研究中也开始关注人类学伦理，以及人类学研究对当地的影响。
伴随着人类学工作者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将田野调查进行的更加透彻与清晰，同时在调查的过程中与当地人密切的关系，他们将田野伦理逐渐上升为田野中的情感。“这种田野中的情感是在田野工作中逐渐产生的，田野工作者与田野点的被调查对象之间的情感是否融洽，是田野中情感的核心。”[3]在田野情感的过程中还要处理好田野工作者的兴趣与资助者和同行者之间的情感，还有自己与调查区域的情感。由此可以看出田野调查伦理逐步向人性化的反思发展。
二、田野伦理的重要性
田野伦理在人类学的研究中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关系到调查者对访谈者的保密以及对于访谈者个人的保护，甚至关系到人类学调查的中的信任性问题。早期的人类学调查，如撰写一个村庄或一个区域的民族志，人类学工作者都会采用标明具体的地理位置，以及村庄的名称，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田野收获以及证明自己曾走过系统田野调查标榜的标志，但是此行为一时的兴起为之后学科的也带来了一些灾难与批判。
有人类学家提到，“在二战期间印尼的阿罗岛上有一个叫做Atimelang 的村庄，日本人杀死了五位她的报道人与朋友，这些报道人因为是因为这位人类学家在自己的着作中提到了令日本人紧张的 ’美国‘,被视为反叛”[1],该后果对这位人类学家带来了难以忘怀的记忆。无独有偶，越南战争期间美军由于不擅长在热带雨林进行作战屡屡受挫，在攻打一个村庄时，美军多次采取强势攻击但是仍然无法将该村庄拿下；同时美国还采用了文化措施、诱降措施，依旧举步艰难。这在此刻的美国军方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偶然找到了一本由法国人撰写的民族志，在该书中记录了对该村庄的具体情况以及给村民的性格特点，之后这本书被送到了越战美军的最高司令部，对该书进行分析之后，美军依旧书中对该村的村民的人性弱点为突破口，同时对书中的地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最终攻取了该村庄，但是美军在之后采取了极端的报复手段，大肆屠杀该村村民。本书的作者听到这个消息后，欲哭无泪，对自己曾经在这里生活并结识的好友有深刻的田野情感，这样的噩耗，他对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该情况对调查区域的损坏的案例不乏少数，以此在之后的田野调查中，为保护调查点，人类学工作者通常会采用英文字母，如A、B以此来代替调查点的名称。
由于田野伦理的失误，对被调查者的影响是严重的以及对之后的田野调查获取真实的信息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2010 年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其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在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主要以自己博士在读期间挂职副县长的区域为调查点对该县内官僚体系、贪污受贿行为进行了记录与分析，该论文的出现被社会认为是从根本上揭露了中国基层官僚体系的腐朽，同时其博士论文调查点的代名词“中县”就是其挂职的河南新野县也被大家揭露，事件发生后，之前与其在县内关系良好的朋友、上下级都在询问在该论文中是否有关设计自己的信息以及记录，怕丢掉低级的乌纱帽。冯军旗的调查与访问是获得了被调查的信任所获取的资料，双方达成了信任，被调查者将自己所经历的作为隐晦的信息告知调查者，但是作者却最后将访谈与被访谈者最基本的信任所打破。因此《中县干部》的博士毕业论文，在学科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部分学术泰斗职责缺乏职业道德，并对其导师北京大学社会学领军人物郑也夫提出处罚，并限制其招生，但是事情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如果冯军旗的《中县干部》是美国的一篇博士论文，其地区反映了调查区的问题，但是由于田野伦理的问题，3A 协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Association）是不会让其毕业，并永久取消其毕业，并对其导师进行严厉处罚。《中县干部》的行为，为人类学、社会学进行田野调查、社会调查所进行的建立在社会信任的基础上被打破，这种对人类学、社会学工作者所产生的社会误读与误会可能要经历很久的时间才可以淡化。
由以上实例可以看出，田野伦理在人类学研究中重要性，同时国内对于田野伦理的限制以及规范还需要很长的道路要走。作为一名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者来说，对于田野伦理的重视程度应在调查与撰写中放在较高的位置上。
首先，应该对研究对象负责人，研究对象研究提高了第一手的资料并获得了对方的信任，人类学工作者有权对调查点、被研究者进行保护，因此人类学着作中经常采用匿名的方法以保护调查对象的权益，人类学工作者应重视研究对象的隐私权、知情同情权、肖像权以及研究成果的收益权等问题。
其次，人类学的研究需要大量的资金资助，研究者应妥善利用资助的资金，并主要用其进行项目的支持，同时调查完成后所撰写的材料、报告，应获得资助方的许可后方可发表，如得到许可应在该报告中标明，本项目受到“×× 项目的资助”.
最后，人类学研究是一个发展的平台，人类学工作者有着学术研究者的身份，其对学科、同行以及学生甚至是公众存有义务，其研究成果必须满足学术委员会的要求，维护学科的声誉以及人类学者的形象，同时也应为后续的研究者继续从事这一领域提供必要的帮助与条件。
参考文献：
[1] 谢世忠 .《民族志道德与人类学家的困境：台湾原住运动研究的例子》。 当地 ,1987（20）。
[2] 高永久 .《民族学概论》。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 第151 页 .
[3] 汪宁生 .《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 文物出版社出版 ,1996 年版 , 第 12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