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近年来，由于公司高层人员缺乏异质性特别是性别缺乏异质性对企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的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了增加性别多样性，一些国家在立法的过程中强制性要求公司董事会的女性董事的比例，女性董事进入企业对企业绩效、企业价值、投资和上市产生了广泛影响［1］。
民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相对于国有上市企业而言，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往往面临着成立时间短，信用和声誉较低等发展瓶颈，银行等融资机构与民营企业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民营企业面临“信贷歧视”的窘境。会计稳健性作为会计信息的重要质量指标有助于降低民营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并维持公司的契约均衡( Watts，2003)［2］。女性董事的引入对民营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产生怎样的影响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相比已有的研究，本文可能有的贡献如下: 首先本文运用的数据样本不同，本文主要以最具活力和最与市场经济接轨的企业群体———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女性董事对民营上市公司的影响。其次，本文所探讨的角度不同，本文关注女性董事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现有文献已从多角度分析女性董事给企业带来影响，但从会计稳健性的角度分析的文献较为罕见。最后，与现有大部分文献不同的是，现有文献要么从女性特征提出研究假设，要么从企业环境对女性董事的影响提出假设，本文结合了二者的相互影响提出研究假设，更具有实践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 一) 文献综述
1. 女性高管对企业的影响
关于女性董事对企业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学界并没有统一的研究结论。一种观点认为女性董事对 企 业 没 有 影 响 或 者 有 负 面 影 响: Kanter( 1977)［3］提出了象征主义的观点认为，女性董事的任命只是为了满足董事会多元化的需求，对于提升公司价值并无明显的作用。Lee 和 James( 2007)［4］分析了美国1990—2000 年3072 个高级管理者的任命公告，发现投资者的对女性高级管理者的任命公告的反应明显比男性高级管理者的任命公告的反应更加负面。Adams 和 Ferreira( 2009)［5］指出女性的过度监管和防御导致了强制性的性别配额会降低治理良好的公司的价值。
Kolev( 2012 )［6］得出的结论是女性 CEO 与男性CEO 相比所获得的股东回报率每月大约要低0. 35% 。得出此类结论的原因主要在于: 女性董事存在花瓶董事的现象、社会对女性形象的定位以及女性缺乏成为高管重要的特性，比如自信和魄力( Cook 和 Glass，2014)［7］。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女性董事对公司有积极的影响。Williams( 2003)［8］提出女性董事占较大比例公司比女性董事占较少比例的公司更多的进行慈善活动。Huse 和 Solberg( 2006)［9］指出，女性董事在参加董事会会议时比男性董事准备更为充分，因此女性董事能够提高董事会效率。Kang 等( 2010)［10］应用金融事件研究方法发现投资者通常会积极回应新加坡公司女性董事的任命。Ad-ams 和 Ferreira( 2009)［5］指出女性董事可以为公司董事会提供新的知识，因此董事会性别的多元化 对 公 司 价 值 有 着 积 极 的 影 响。 Bear 等( 2010)［11］认为增加女性董事的数量可以改善CSＲ( 企业社会责任) 评级，从而给投资者发送公司声誉和财务绩效将会改善的潜在信号。女性高管能够对公司产生积极的影响主要依赖以下三个路径: 第一，女性董事能够积极影响组织的价值创造。从资源依赖假说认为，董事的多元化能够丰富现有的专业知识和扩大董事会的个人网络。所以，组织通过增强与其他组织或其他重要利益相关者的联系能够提高自身的生存概率及获取资源的能力。第二，由于董事间的差异性能产生不同的想法，性别多样性可能提高董事会的创新行为。
女性能为董事会议带来更开阔、更新颖、更与总不同的声音。第三，由于女性更为谨慎和细心，女性董事往往能能够提高增强董事会的监督效率。
2. 企业环境对女性董事的影响
有些研究指出女性董事对企业发挥的作用与企业的规模、治理结构、组织任务等因素有关。Kravitz( 2003)［12］认为当组织任务复杂且富于创造性时，性别多元化是有利的; 而当组织任务简单结构化时，性别多元化反而会不利于组织绩效的提升。Hillman 等( 2007)［13］以 1990—2003 年美国销售收入排名前 1000 的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组织规模、行业类型、多元化战略和网络效应均会影 响 女 性 董 事 的 存 在。 Geiger 和 Marlin( 2012)［14］认为不应该仅仅考虑女性董事是否存在，而且从组织因素( 组织规模、外部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在多家公司董事会任职董事的数量、年龄较大的董事数量) 的影响考虑女性董事的比例。有些研究则认为女性董事对企业发挥的作用与企 业 中 董 事 性 别 比 例 对 比 有 很 大 关 系。
Fitzsimmons( 2012)［15］研究指出公司提倡多样化来自于两个原因: 性别平等和改善公司绩效，公司只有创造了适当的环境才能使性别多样化发挥它的优势。Carter 等( 2003)［16］认为，如果女性董事比例很小，女性董事的观点和看法易被排斥或架空，那么女性董事就不一定能够提高董事会的监督效率。Gul 等( 2011)［17］提出如果引入女性董事只是为了“装点门面”，那将会因为性别差异带来更多的意见分歧，从而降低团体凝聚力。周泽将( 2014)［18］认为中国的现实环境中通常女性高管数目难以超过男性高管数目，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往往为男性高管所控制，女性高管无法发挥实质作用。
从以上研究容易发现，考虑女性的特征对于公司的影响的确很有必要，但是企业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对女性董事作用的发挥的影响起到了调节性的影响。对于女性对企业的财务稳健性的研究也不能仅限于从女性的个体特征出发，而应结合社会环境和企业背景进行研究探讨。
( 二) 假设的提出
首先，由于生理特点和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的因素，我国女性往往呈现出惧怕风险和保守的特点，在很多关于女性董事的研究中都运用到了女性谨慎和保守的特点。但是与经济文化更加发达的国家相比，“男主外，女主内”“女性无才便是德”父系社会的传统观念对女性影响更深，中国女性对男性呈现出明显的顺从道德约束，从“男尊女卑”“三从四德”这些习惯用语中可窥见一斑，顺从的价值观往往成为主宰女性行为的根本道德观念。因此，一般情况下，女性首先表现出顺从、无主见的特点;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女性规避风险和谨慎的态度才会起作用。其次，女性董事近年来虽有所增加，但是相对于男性董事来说，人数和比例仍旧明显偏低。经统计，2000—2009 年董事会中女性董事平均人数和比例仅为 1. 06 人和 10. 36%。女性董事人数和比例仍为少数，使得女性董事的辩护能力更低，即女性董事提出的意见很难得到支持，企业决策权仍掌握在男性董事手中。一般情况下，男性更为激进，偏好风险，倾向于选择激进的财务政策。进一步而言，当女性董事数量和比例提高后，男性董事的数量和比例减少，男性董事内部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上升( 周泽将，2014)［18］，而男性相对而言更加偏好经济利 益 权 力 上 升 和 个 人 外 在 表 现 ( Betz 等，1989)［19］，进而采取降低会计稳健性政策以牟取上述私利的可能性上升。最后，任颋和王峥( 2010)［20］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中的许多女性董事都曾在一些主要国有垄断企业中任高管，并且在加入民营企业之后仍然从事同一或相关行业，或者曾担任政府官员职务，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和政治关系。女性董事本身所带来的社会资源和政治关系可以从负债( 尤其银行贷款) 、税收和诉讼 3 个层次降低会计信息对于民营企业的约束，从而减弱会计稳健性的需求。杜兴强等( 2009)［21］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联系降低了会计稳健性。因此，基于以上分析，女性的顺从无主见致使男性董事成为决策的中心，并且由于女性董事的加入不仅提高了男性董事团体为共同牟取私利降低会计稳健性的可能性，其具有的政治联系也降低了企业对稳健性的需求，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 限定其他条件情况下，女性董事显着降低了企业的会计稳健性。
正如 Hillman 等( 2007)［13］研究的那样，女性董事的存在和作用的发挥会受组织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本文进一步检验在企业外部所处行业的不同竞争程度和企业内部的不同负债程度的情况下，女性董事对企业稳健性的影响。
在低竞争行业，女性董事仍然显着降低企业的会计稳定性，但是随着竞争程度的提高或已经处于高竞争行业的企业，除了面临一般法律制度的约束外，还要面临更为严格细致的行业规范以保持行业的良性竞争和共同发展，同时企业也会更加注重自律行为。这一方面提高企业经理人掩盖坏消息的难度，男性董事集体牟利的行为得到遏制;另一方面使得女性董事所具有的社会资源和政治关系更难以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往往采用更为稳健的策略，女性董事所提出的保守谨慎的政策意见更符合企业的策略导向，更容易获得认同和肯定，因此女性董事的比例和人数会显着提高企业的会计稳定性。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a: 限定其他条件情况下，低竞争行业中，女性董事显着降低了会计稳健性; 高竞争行业中，女性董事显着提高了会计稳健性。
企业负债的程度往往决定了企业接受关注和监督的程度。债务比重较低的企业，由于接受的监督程度更低，女性董事进入企业，反而提供男性董事易于团体牟利的可能性，男性董事通过采取降低会计稳健性政策以牟取上述私利的可能性上升; 并且在外部监督较弱的情况，具有社会关系和政治联系的女性董事其社会关系和政治联系更容易起作用，进而降低了企业采用会计稳健性政策的需求。而债务很高的企业，由于接受的监督程度很高，男性董事无法进行牟利行为，企业也很难利用女性董事可能具有的社会关系和政治联系获得进一步的贷款，因此，女性董事的进入并不会改变企业的稳健性。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b: 限定其他条件情况下，低竞争行业中，女性董事显着降低了会计稳健性; 高竞争行业中，女性董事对会计稳健性不会产生显着影响。
三、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 2004—2011 年的民营企业，共 5 307 个观测值，并按照下列标准加以筛选: ( 1) 剔除金融类公司 24 个观测值，因为这类公司有比较特殊的行业特征; ( 2) 剔除 ST 和* ST公司 644 个观测值，因为这些公司已连续亏损两年以上，面临着退市危险，若将其纳入研究样本，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一致性; ( 3) 剔除样本期间当年上市的公司 972 个观测值; ( 4)剔除因资产、权益等财务异常而无法计算相关变量的上市公司 686 个观测值，经过筛选，最终得到2 981 个观测值。本文的数据来自 CSMAＲ 数据库并手工收集计算。
( 二) 变量解释
1. 会计稳健性
Basu 模型运用比较广泛，这种方法不但可以直接检验公司是否存在会计稳健性，而且可以通过添加自变量的方法来检验自变量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所以本文采取此种方法计量会计稳健性。Basu( 1997) 衡量会计稳健性的模型如下。
变量定义如表 1 所示。Basu( 1997) 模型是根据 β3来衡量会计稳健性的程度。如果 β3大于0，那么就验证了会计稳健性的存在。
2. 女性董事
为了更加准确、全面的考察女性董事的影响，本文采用虚拟变量法、赋值法和比例法三种方式度量: ( 1) 董事会中有无女性董事 DUM，有则为1，否则为 0; ( 2 ) 董事会中女性董事人数 NUM;( 3) 董事会中女性董事比例 ＲATIO。
3. 控制变量
在研究中为了排除其他因素造成的影响，我们采用相关文献中常用的控制变量，包括: 公司规模、财务杠杆和市净率这三个变量。同时为了控制年度特征和行业特征对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加入了行业哑变量 IND 和年度哑变量 YEAＲ。各变量定义如表 1 所示。
( 三) 建立模型
根据本文的研究思路，为了考察女性董事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本文在 Basu( 1997) 的基础上，加入女性董事的变量，构建模型( 2) 来衡量女性董事对于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四、实证研究
( 一) 女性高管的描述性统计
Pearson 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女性董事是否存在、女性董事人数和女性董事比例与企业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线性相关现象，由于篇幅限制，不再详细披露结果。表 2 是本样本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DUM、NUM、ＲATIO 分别描述了女性董事时候存在、女性董事数量以及女性董事比例的情况。在样本中我们可以发现约有66. 69% 的民营企业里拥有女性董事，平均的女性董事女性人数为 1. 062 7 人，在 3/4 分位女性董事的平均人数是 2，即意味着只有 25% 的公司的女性董事人数超过 2 个人。女性董事平均比例为12. 08% ，在 3 /4 分位女性董事的比例为 0. 2，即75% 的公司女性董事只占到全部董事比例的20% 以下。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我国民营企业，女性董事的数量偏少，并且只占了董事会中很小的一部分比例，男性董事还是占据了民营企业董事会的主导地位。
( 二) 女性董事与会计稳健性的实证结果
表 3 中列分别列示了报告了女性董事是否存在、女性董事数量和女性董事比例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其中 ＲET × DＲ 的系数为正，说明民营企业存在会计稳健性，即盈余对于“坏消息”的反应比对于“好消息”的反应要快。DUM × ＲET × DＲ项在 1% 水 平 上 显 着 小 于 0 ( 对 应 系 数 =－ 0. 016 1，T 值 = 0. 004 3) ，说明拥有女性董事民营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水平显着小于没有女性董事的民营企业。NUM × ＲET × DＲ 项和 ＲATIO ×ＲET × DＲ 项均在 5% ( 对应系数 = － 0. 003 0，T值 =0. 001 3 和系数 = －0. 033 2，T 值 =0. 014 0)水平上显着为负，反映女性董事数量和比例的增加均显着降低了会计稳健性。女性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数量和比例都较低，此时女性董事很难按自己的意志影响董事会，女性董事对于会计政策的选择表现出“用脚投票”的形式; 同时女性董事的增加使得男性董事人数相对减少，内部决策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提高，进而由于男性倾向于采用激进策略而导致会计稳健性下降; 同时具有社会资源和政治关系女性董事的进入为企业带来了有利条件，提高了企业在融资、税收等方面的优势，降低了企业对企业稳健性的要求。所以女性董事是否存在、女性董事数量和比例的增加降低了企业的会计稳健性。
( 三) 进一步检验
全部样本按公司规模等分为 3 组，并删除中间组的观测值，并分别对规模最大组与最小组进行回归。本文分别按市场集中度 HHI 和债务监督 LEV 将样本公司的三分位数分成了 3 组，并删除中间组的观测值，并分别对最大组与最小组进行回归( 见表 4) 。
如表 4 所示，在高竞争行业，NUM × ＲET ×DＲ 和 ＲATIO × ＲET × DＲ 的系数显着为正，分别为 0. 010 2 和 0. 076 8，即女性董事的比例和人数会显着提高企业的会计稳定性; 在低竞争行业，DUM × ＲET × DＲ、NUM × ＲET × DＲ 和 ＲATIO ×ＲET × DＲ 的系数显着为负，系数分别为 － 0. 041 9、－ 0. 016 8 和 － 0. 153 8，即存在女性董事、女性董事比例和人数会显着降低企业的会计稳定性。这和段旭辉等( 2013)［22］提出的市场竞争提高了企业经理人掩盖坏消息的难度，从而行业竞争程度提高有助于改善企业的会计稳定性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如表 5 所示，在高债务组，女性董事、女性董事比例和人数对企业的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不显着; 在低债务组，女性董事、女性董事比例和人数的系数均显着为负，系数分别为 －0.021、－0.006 3和 －0. 053 6，即女性董事、女性董事比例和人数会显着降低企业的会计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 一) 研究结论
引入女性董事、提高女性董事比例作为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改善公司治理的重要措施之一，其是否能有效影响企业会计稳健性关系到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乃至对相关利益主体的保护。本文采用2004—2011 年民营企业的数据，首先研究了女性董事的存在、女性董事人数和女性董事比例对企业会计稳健型的影响，又进一步从行业竞争程度和债务监督程度进行检验，揭示了女性董事对民营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 女性董事对民营企业会计稳健性存在影响，即女性董事会降低民营企业会计稳健性。从行业竞争程度来看，在高竞争行业女性董事会提高民营企业会计稳健性，而在低竞争行业，女性董事对民营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起到相反的作用; 从债务监督来看，在高债务企业，女性董事对民营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不显着，在低债务企业，女性董事降低了民营企业会计稳健性。
( 二) 研究启示
本文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 ( 1) 中国女性董事所处的制度背景和市场环境与国外均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女性呈现出独特的中国式女性的特性，即中国女性除了拥有一般女性谨慎的特点外，更具有顺从的特点。因此在进行研究时，在借鉴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时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更应该基于我国资本市场数据进行本土化研究。( 2)应该重视对女性董事的长期培养，使其具备良好的商业意识和管理能力。如可以借鉴新加坡专门成立一个以鼓励和培养女性董事为主旨的妇女自助会( Board Agender) 的做法，从而使女性获得系统的教育，期待女性可以真正通过“不同的声音”
在董事会发挥作用。( 3) 在不同竞争程度的行业和债务监督的背景下，女性董事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存在差异，意味着外部环境是影响女性董事发挥作用的前提，企业应注意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下应对女性董事的加盟。本文的实证分析不仅为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增量的经验证据，并且有助于深入理解女性行为特征以及企业环境对女性董事的影响; 在实践上对于进一步加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完善企业董事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周泽将，刘文惠，刘中燕． 女性高管对公司财务行为与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述评［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12( 4) : 73 － 81．
［2］Watts Ｒ W． Conservatism in accounting part: 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s［J］． Accounting Horizons，2003，17( 3) : 207 － 221．
［3］Kanter M Ｒ． Me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M］． New York: Basic Books，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