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新企业的创建已经成为国家以及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在美国，创业为其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通过使用来自全球创业观察(GEM)的数据，Minnitti& Bygrave(2004)指出，在企业家所需要的条件和文化方面，美国超越了世界其他国家，促进了创业的茁壮成长。从历史上看，美国经历了不同的创业活动形式，这都与美国独特的创业文化相关联，也激发了学者们不断地追寻美国式创业精神的实质。一些学者认为敢于冒险是美国人不断创建新企业的核心激励要素；一些人则认为，责任是他们不断寻求创业机会，积极创业的关键；还有一些研究表明，自我满足和控制欲是创业者不断创建企业的基点。这些观点均表明某个地区 （国家） 其特殊的文化影响了人们对创建新企业的看法以及它们创建新企业的行为。
在我国，近年来的创业现象逐渐增多，新企业创建的数量也在逐渐增长，创业活动处于较为活跃的状态，创业环境也在逐步改善，但是相对于全球的创业环境状况，我国仍处于落后地位。也就是说，相对活跃的创业活动是在相对不良的创业环境下实现的。而且，相对于其他国家，我国的创业活跃程度也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尤其是中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以及东南部与北部地区的差异明显，而西南与东北地区的创业活动更需要激励。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差异，主要原因在于当地的创业环境状况以及区域文化的特征。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经济阶段，在此阶段，政策法律环境、市场环境、企业制度等都与市场经济国家不完全相同，而且，独特的文化多样性使得中国新企业创建活动的动态性、创业环境的复杂性远高于发达国家，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
而目前针对转型经济和落后地区的相关研究还相当匾乏。
基于上述分析，文章以东北地区的统计数据为样本，对区域文化多样性与新企业创建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与分析，以期揭示出文化多样性对新企业创建的影响。文章的贡献在于：
第一，这一研究第一次提供了一个实证检验，即它实证检验了文化多样性特征与新企业创建的关系，弥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这个框架为一个特定区域中新企业能够成立所需要的条件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这项研究完善了以前关于新企业创建的研究，微观方面的研究认为，机会、资源和团队对新企业的创建有积极影响，是新企业创建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而宏观方面的研究则认为创业环境对新企业创建的影响很明显，但多数是从定性的角度来研究，从区域文化特征视角研究新企业创建的文献则更少(Minniti &Bygrave，2004)。本研究将进一步完善新企业创建理论。第三，这项研究有助于提高关于中国创业活动，尤其是东北地区的现有知识，理解文化多样性水平在新企业创建过程中的作用。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业者是市场变革的主要贡献者，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在某一产业建立新组织 （企业）。熊彼特把创业者看作是那些将新组合引入市场并发起创新的个体。这些新组合替代了原有组合，但是包括从已存组合中遗留下来的要素。这暗示了新企业开始向逐渐走向成熟和消亡的老企业展开竞争。这个过程被称为创新性破坏，即老公司被创新的创业者的企业所替代。波特(2000)依据熊彼特的观点，从集群视角提出了在地理上集中的集群内的多样文化导致了知识溢出，而知识溢出可以通过创新和加剧竞争来刺激新企业的发展。Christaller(1935)建立了中心地理论，他认为在空间上相关的城市和乡镇等中心地带呈现迥异的层级结构，他们的文化层次和特征具有显着地差异。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任一部门都不能提供他们所需的所有产品，这就促使了新企业的产生。
Fujita & Krugman(2004)认为，一些区域之所以比另外的区域更发达，主要是因为这里的人口种族多样化，产生了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了新企业的不断建立。以上研究理论表明，新企业创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区域内知识外溢的结果，也即区域内存在知识转移的情况。不同的创业者个体可以利用这些创新性的知识在新的产业建立新的企业，而文化多样性的融合与传播对新企业创建具有显着的影响。
对于企业创生过程的研究，大量研究学者认为企业创生过程是一个从机会识别到新企业创建的过程，这个过程有线性和非线性之分。部分学者认为企业创生过程是线性的，即创生过程是从机会识别到第一次销售单一的、线性的过程。
这种线性过程发生的事件的累加就会导致新企业的形成(Carter，Gartner& Reynolds，1996)。还有些学者认为企业创生过程是非线性的，认为该过程是一个反复的、不断反馈、非线性的过程，具有动态性与复杂性(Bhave，1994)，并认为企业生成的发展阶段难以划分，并不具有统一的划分标准(Jian wen Liao，2003)。
尽管对于创生过程是线性还是非线性，这个过程包括哪些具体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如何进行阶段划分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
但对企业创生都比较认同的观点是创生过程实际上就是基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对识别出的创业机会付诸实施的过程。
区域文化的多样性源自生活实践的本土性，从自然环境到社会组织，从行为方式到宗教信仰，数千年来全球人类各有自己的文化风格和内容，产业化促进了全球性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但不可能完全取消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本土性。而且文化的特性，如传统性和差异性都主宰着各主要文明区域，这就导致在不同的区域文化背景下小企业创建的过程和路径是不同的(Renoalds等，1994)。毫无疑问文化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信仰形式，不同区域新企业创建过程的同一性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基于特定区域文化研究新企业的创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研究假设
确定人口多样性的一种方法就是地区在民族以及种族层面上的异质性或者同质性。同质的人口或民族会产生区域集体感，从而有利于促进创业行为的发生(Bygrave & Minniti，2000)。
同质的人口可以为那些希望开创新企业的人提供发展社会关系的机会。建立社会关系可以被理解成个体获取资源的良好意愿(Adler & Kwon，2002)。社会资本来自社会知识的异质性，而知识又是存在于不同的个体当中。Portes(1998)认为，个体在与区域里其他成员互动的过程中发展社会资本，这为他们带来了发展新事业必不可少的网络支持。社会网络使得人们能够聚集信息以及依赖他人开发机会并连接创业者和资源(Sexton &Bowman- Upton，1991)。于是，一个同质的人口群会方便初始创业者创建社会网络。然而，Portes(1998)认为，在结构紧凑的社区里，社会资本会为新企业创建带来麻烦。人口的同质性抑制了创新思想的产生，因为信息流对所有人都是相似的。尽管同质性社区对新企业创建有潜在支持，但创业者可能缺少必备的条件在那样的社区建立一个企业。结果是，太过于同质性的人口群对新企业创建没有贡献。另外异质性人口群可以在区域内产生广泛的活动辐射效应。
思想的多样性有利于信息交换和知识在人口中的溢出。
Lucas(1988)认为，城市吸收人力资本的功能可以促使新思想产生和经济实现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区域可以由不同种类的人群构成，他们从区域本身产生的知识中获益，也可以为区域内创新活动的开发提供机会。
此外，文化多样性暗示了机会的多样性，有许多未被识别的机会等待人们去开发。这些机会得以产生是因为多样的人口带来了不同的品味、习惯和消费模式。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Lee 等(2004)发现多样化的区域更富有创造力。这样的发现说明了这些区域对创业持开放性态度，因为创造力促进了商业理念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的知识基础分布在多样化的人口中，这些知识基础促进了创业。
一个区域多样的人口可能降低社区内消极的排他性效应(Portes，1998)。消极排他意味着社区倾向于阻止那些社区外的人采取新的商业举措进行创业，因为这些人缺乏社会资本或者其他特征。然而，太过异质性的人口可能会对新企业创建产生消极的影响。
一个高度多样化的人口群意味着区域会降低对新企业发展的支持。实际上，有着适度的文化多样性水平的人口群有利于支持更高水平的新企业创建活动。
在适度的文化多样性上，人们会发现大量的社会资本以及有利于知识渗透的环境。但是，当人口的文化高度同质性或者异质性的时候，新企业创建水平会降低，而在适度的文化多样性水平上，它却会升高。
这使得文化多样性和新企业创建之间的关系呈非线性关系。
因此，文章提出假设如下：区域的文化多样性与新企业创建之间有一个非线性(∩型)的关系，即新企业创建率在过高或过低的文化多样性水平上会较低，而在适度的文化多样性水平上会较高。
四、数据与样本
1.数据来源文章的研究具有特殊性，需要整合统计年鉴数据，但是由于统计年鉴数据的缺失性，需要从其他渠道获取分析所需的数据，因此，文章实证研究所需的数据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统计年鉴数据；二是其他来源数据。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有中国人口普查网、中国县域网、县域商业模式、2009- 2012 中国统计年鉴、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电子数据库、南开大学经济中国网数据、东北三省中小企业管理局数据、东北三省统计年鉴数据以及中国行政地图。这些数据是按照县级、大城市级和省级进行分类汇总的。
关于分析单位，文章采用城市为分析单位。根据 Bull&Winter(1991)的研究，使用城市是因为获得这个分析级别的可比较的数据比较容易。县域似乎是适当的分析单位，但是县域的数据很广，对于我们来说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完成这项工作，而且县域数据却难以收集完整。再者，县域是一个考虑到乡村地区的更具包容性的分析单位，而乡村地区的创业现象在中国并不普遍，因此，文章将不考虑这种分析单位。另外，相比于其他分析单位，使用城市能得到更好的社会效应并且其辐射效应明显。此外，城市是中国各省的主要的划分区。
本研究收集中国东北三省所辖市全部人口数据以及企业创建数据。目前，数据较全、能够参与分析的城市有 30 个，具体参见表1 所示。【表1】
2.变量测度（1） 文化多样性文章使用Blau 异质性指数评估 2002 年城市的文化多样性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或种族构成成为衡量人口文化多样性的一个组成部分。Blau指数一贯用来衡量多样性 （Richard等，2004）。
该指数的公式表示为：1- ∑p2i。
其中，p代表一个类别所占的比例，i是类别数。
从理论上来说，这个指数范围从0到0.80，而其值超过0.25则反映相对较高的异质性 （Richard等，2004）。
因为此模型中至少有三个类别指数才是有效的，所以使用各省人数最多的四个民族或种族。可以看出，这些类别提供了一个文化组成，因为每个种族群体有它自己的种族背景和文化轮廓。这个数据来自中国人口普查网以及各省行政地图数据。同时，用二次方来检验曲线的效果。
（2） 新企业创建文章使用一个单项指标来衡量新企业创建。这个数据来自于网站数据和统计年鉴客观数据。网站数据主要是由山东大学和南开大学对数据进行整理和编译的。因此，使用机构而不是企业来构建这个测度是合理的。使用机构而非企业或公司意味着一个现有的公司可以开创一个新领域 （机构），加入现有的商业运营中。
如前面所讨论，Birch(1987)认为，新企业创建能够使一个地区实现净变化(Net Change)，因为新的公司替代了那些已停止运作的企业，实现了区域企业数量的变化。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认为公司消亡不随时间变化(Birch，1987)，则新企业形成的净 变 化 可 近 似 于 新 企 业 创 建。 在 这 样 的 条 件 下 ， 衡 量2010- 2012 年的新企业创建可使用下面的公式：
2012 年企业创建数量 - 2010 年企业创建数量这个数值是以千为单位计算的。这个公式计算了在每个城市创建的新企业的净变化。通过企业数量绝对值的变化，维持与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测度的一致性。此外，绝对变化反映了真正意义上的新企业创建(Gartner，1985)。
（3） 控制变量第一，人口密度。以前的研究使用这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是因为它对创业和总就业人数的影响。这个变量是用来控制城市的规模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行政地图。使用自然对数来实现正态分布。
第二，产业分布。利用获得的数据来计算区域内在零售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创建新企业的比例。先前的研究已经确立了需要使用产业变量控制其对新企业创建的影响(Armington & Acs，2002)。文章是用哑变量来对其进行分类度量。
第三，区域分布。研究表明，不同地区的创新有地域差异，可能影响他们的创业活动和经济增长水平。因此，根据已确立的分类变量来识别区域的分类(Chrisman，Chua & Steier，2002 )。据此，东北三省也依据以上说明来进行区域的分类，用 0 表示辽宁省，用1表示吉林省，用2表示黑龙江省。
五、实证研究
1.研究方法文章用普通非线性最小二乘回归(OLS)来检验变量间的关系。数据中出现的正态分布问题使得观测值减少，因此需要对这些指标进行均值中心化转换。
此外，还需要检查这些数据的异质性、异方差性、自相关和多重共线性。用邹氏检验(ChowTest)来检验异质性。邹氏检验包括估算 F统计系数是否显着(p<0.05)，从而确定数据是否缺乏一致性。
然后，用Goldfeld- Quant检验来检验异方差性。
结果F统计值系数显着(p<0.05)，说明数据具有同方差性(Goldfeld & Quandt，1965)。
由于文化多元性和新企业创建测度在不同时期是变化的，这就需要检查自相关。
用SPSS对数据进行Durbin- Watson检验，根据Aczel & Sounderpandian(2002)的意见， 检测得出数据缺乏一阶自相关，因为D- W 值为 1.92。因此，这些检验表明，数据符合常态假设、同方差性、异质性和误差独立性（Hair 等，2001）。
为了检验多重共线性，对方差膨胀因子(VIF)和条件指标(CI)的值进行检查。Hair 等人(2001)确定，当 VIF 小于 10 并且CI小于30 的时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然而，当加入人口多样性、人均收入、失业和贫穷率的平方数的时候，回归结果表明具有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减小VIF和CI值，需要对变量进行均值中心化。中心化就是将每个观测值减去变量的平均值(Aczel & Sounderpandian，2002)。回归结果表明，因为所有变量的VIF值都小于10，所以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2.实证研究结果及讨论
本研究使用回归分析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2 所示。模型 1 是只有控制变量的基本模型。很明显，人口密度对于新企业的创建有积极作用。此外，黑龙江地区对于新企业的创建有积极的影响。【表2】
在行业变量中，有趣的是，零售业与新企业的创建是负相关的，而服务是正相关的。模型 1非常重要的(P<0.01)并且控制变量解释了 0.114 （调整后的 R2） 的变异情况。模型 2 表明文化多样性与新企业创建有显着的关系。模型 3 将文化多样性的平方加到模型2中来检验假设。
虽然该模型非常显着(p<0.01)，但是调整后的R2并没有增加。文化多样性指数和文化多样性平方指数都不显着(p>0.05)。因此，没有证据支持文章提出的假设，即文化多样性和新企业创建造之间的曲线关系(∩- shape)，但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却得到了验证。
很明显，区域文化多样性会吸引外来人口进入该区域，以增加他们识别有价值的机会的可能性，即居住在该地区能够获得改善其生活条件的机会。同样，文化多样性也孕育着多样性的知识结构，该地区可以加固其知识基础，促进新企业创建。
从Jacobs(1969)和Lucas(1988)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区域内多元化居住者或居民之间的相互交流能够为知识转移创造机会，该机会可能转化成新的业务。因此，外来人口对新企业创建产生较高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地区的知识基础将会持续增长，知识溢出效应会对新企业创建产生较大的影响。
因此，区域应培育文化多样性，因为多样性文化有利于实现区域文化的融合，同时能够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机会并实现就业机会，实现创业与就业的双重作用，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多样性文化的培育需要政府的多方努力，也需要区域人民的大力协助，促进产业，实现发展。
六、结论
本研究将区域文化多样性与新企业创建整合到一个框架中，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倒U 型曲线关系不成立，而它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却成立，这表明区域文化样性有利于新企业的创建。
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研究其他构成人口文化多样性的因素。因为本研究不支持把种族和民族背景作为多样性的构成部分来研究其对创业活动产生影响这种观点，研究者可以尝试考虑多样性的其他构成因素，如教育背景、传统，教会派别以及年龄。因此，外来人口可以作为人口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额外因素来促进区域内的知识转移以促使新企业创建。以后的研究可以将本研究中开发出的理论框架模型应用到其他分析单元。
虽然城市是许多省的政治划分，但是以后也可以集中于研究更加聚集的地区，如经济区域、劳动力市场区以及省的数据。在实践中，一些城市可以集中力量开发其区域，创造更好的环境条件提升竞争力以吸引新企业，而且这些经济区域也可能隶属于不同的省份。因此，可以研究较大的区域，从而为地区层面的创业行为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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