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 80 年代，思想解放、学术自由氛围逐渐形成。此一时期刘国钧先生的去世，形成了图书馆界追忆老一辈业绩的高潮，以后逐渐形成了图书馆史研究的高潮。我国从 1904年正式诞生具有近代意义的图书馆以来，历经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革、拨乱反正等历史时期，图书馆界的发展和各学术领域的发展一样，几经起落，历史研究与记载不足，形成了许多“谜”，“刘国钧为何舍去哲学而终身从事图书馆事业”这一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刘国钧于 1925 年在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当时在中国学界，哲学是一个显学，刘国钧在此之前已翻译、撰写了 10余篇质量较高的哲学领域的论文，翻译出版了 3 部哲学着作，又经哲学硕士、博士学位的锤炼，其哲学理论已达到一个较高、较新的层面，以其所学，如果在哲学界发展，无疑也会产生很大的成果。但是，为何他又舍弃哲学而投入图书馆学领域而坚持一辈子呢? 这一问题引起了界内学者的关注与深思。
1 提出“刘国钧之问”
最早从文字上提出这一问题者大概是金恩晖。作为刘国钧的弟子，怀有对老师的深厚感情，更是敬佩于导师之学术与人格的魅力，在刘国钧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文章中，深怀感情地表述:“有一次，他对我讲，他自己早年被授予美国哲学博士学位，对中国道教和老子哲学有过系统地研究，由于感到图书馆学更需要有人开拓，从此就将主要力量致力于现在的专业了。”〔1〕这是刘国钧早在 1957 年就对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新生的现身说法，刘国钧是以他的亲身经历与选择来教育学子热爱图书馆事业，一辈子服务于图书馆事业。
这一表述，自然随着学子们对学习的不断深入，越发成为“一探究竟”之念想。然而由于学术环境与政治风云的变化，没有成为师生间深入肺腑的交流话题，直至刘国钧逝世后，这一问题才被正式提了出来。
从学术思想史意义上提出这一问题者，大致始于黄宗忠、罗德运先生。1999 年，在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的学术活动中，《刘国钧先生和中国图书馆事业》一文，从探究“刘国钧先生是怎样步入图苑的”入手，提出了刘国钧舍弃哲学专业，“是什么使他把目光投向坐冷板凳、专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图书馆工作呢? 这恐怕是令现今好多青年学生困惑的‘谜’。”〔2〕由于“未有聆教先生道明个中缘由之便，不好妄加猜测，只能从先生形于楮墨的文字中悬揣一二”〔3〕。文中的立点基础是:刘国钧满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学成归国，而投身于图书馆事业，是与这一理想一致的，如此，中国少了一位哲学家，多了一位着名的图书馆学家，刘国钧的这一选择成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之大幸。这已经涉及到刘国钧投入图书馆事业的思想基础。由于当时资料匮乏，以致无法更加深入地去解“谜”，两位在界内享有盛誉的学者，由于资料问题而没有对这一问题更深入地研究，实属可惜。
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青年学者顾烨青通过对资料的搜集与思考，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大胆探讨，他在《刘国钧先生与少年中国学会:一个知识青年学术报国的心路历程》一文中，藉刘国钧早年学术生涯的探究而单用一节研讨了“先生由哲学转向图书馆学原因再探寻”〔4〕。该节约 2700 余字符，其基点是:刘国钧直至在留美归国之前，其兴趣与主要精力并不在图书馆学上，同时对刘国钧兴趣与主要精力的转移进行了三点大胆的分析，其主要原因是:在美国学习期间，通过对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学习、考察，拓展了视野，看到了图书馆事业的美好前景和中国在此方面存在的差距，从而萌发了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更需要人去开拓的想法;早期他并没有将图书馆视为一种事业，通过美国留学而深感开拓图书馆学这一学科领域的重要性，从而“先生有意识地开始重点研究图书馆学”;在“教育救国”的思想指导下，通过图书馆这一社会教育事业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思想，“这是他在哲学研究报国无门下实现理想的一个最佳契合点”。
通过这些研究，人们可以粗线条地认识到“刘国钧之谜”的初步答案，但还没有达到精确解答之程度，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是:刘国钧从事图书馆事业的逻辑起点是什么? 他的思想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什么? 他终身从事图书馆事业是突然的决定还是一个逻辑发展的过程?
2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而树立起“教育救国”思想
一个人选择的道路，都是有其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刘国钧在金陵大学求学期间，大致是与新文化运动兴起与发展成同步之势，而他开始较多地发表文章，则是在五四运动之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对青年的影响是巨大的，刘国钧在学习至工作、研究的途径中，是否也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呢? 这一点是肯定的，直至在他树立起了“教育救国”思想，这一脉络，成为刘国钧以后从事图书馆事业的逻辑起点。
2． 1 金陵大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与地位
据回忆资料表明，北京爆发五四学生运动后的第二天，北方、川鄂等地的学生代表来到南京、上海等地，酝酿如何声援北京。金陵大学作为南京地区主要发动、声援单位之一，“把学生组织起来，控制了南京鼓楼到下关的交通。第二日运动发动后，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也纷纷加入，于是‘五四’的风潮在南京激烈地鼓荡起来。”〔5〕就南京各界人士，尤其是高校界人士，在“五四”发生前数日，就在组织反对国耻的纪念会，当接电尽知风潮始末情形之时，群情激昂，不胜愤骇，“约定于 7 日上午就青年会开国民大会。……全场举定青年会干事温世珍君为会长，金陵大学教职员应尚德君为副会长。”〔6〕由此证明了五四运动期间金陵大学的活跃与地位。五四前后，金陵大学十分重视同当局的斗争，其斗争之坚决以致引起当局的严重关注，甚至恐慌:“齐省长查悉金陵大学、金陵神学院有发起组织救国会，联合长江之大学一致进行等情。特饬令警察厅长随时防范。”〔7〕此时，金陵大学已成为南京地区开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单位之一。
1919 年 5 月 31 日，南京 20 余所学校各派 4 位代表齐集省教育会事务所南京学界联合会，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陶行知、金陵大学应尚德等参加，后因学生提前罢课，他们二人于五月底辞职。在后来改名为南京学生联合会的过程中，“举定黄曝寰、吉斌俊二君为正副会长，一为高等师范学生，一为金陵大学学生，”〔8〕此时南京的学生运动已由高校学生主导，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陶行知和金陵大学成为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单位。在这一斗争过程中，金陵大学的学生始终站在斗争前列，“南京学生联合会莅告。六月七号金陵大学学生在花牌楼被警士击打，几至全体学生均受枪柄之击，兹将受伤有迹可验者十五人列下，……金陵大学被捕及受伤十五人。”〔9〕在这一斗争中，金陵大学的学生受伤者是较多的。尽管至今仍未找到史料表明刘国钧是否直接参加了这一过程的爱国运动，但是，这些轰轰烈烈的事件，无疑对刘国钧及每个爱国学生的思想起着重要的影响。
2． 2 刘国钧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诞生，人们用不同的方法、途径大力找寻救亡图存、富国强民之路，其迫切心情，即使如蔡元培等人亦呈现出急不可耐之心，他们要中国“……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10〕刘国钧则言:“‘多难兴邦’为历史上教训之一……”〔11〕在多难的中国，正是民族之心急需凝聚之时，通过各人的救国行动，汇成救国之洪流，中国则必得大兴。刘国钧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印象极其深刻，“回想数十年前，五四运动勃发的前后。一班在学校的青年们，意气何等激昂，自视何等重要! 他们的呼声是‘解放思想’、‘重估价值’、‘打倒旧礼教’、‘创造新文化’。蓬蓬勃勃的气象意像思潮般卷遍了中国大陆。”〔12〕这一描述，成为找寻刘国钧对五四运动的看法，甚至是亲身经历的心路!
刘国钧积极、自觉地投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去，有着对这一运动深刻的认识，认为“尊重青年人的心思能力，承认他们作社会的指导;废除奴隶的教育，极力发展个人的才性，同时还要养成社会化的人格;打破社会上贫富贵贱的见解，实行平民的生活;铲除旧家庭制度，使个人能为社会自由发展他的能力;并且用活泼进取，不绝创造的健全人生观，来代替萎靡不振敷衍的病的人生观。”他通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找出了改造社会之路，要破除保守心理，因势利导地运用好积极的保守心理和创造心理的关系，这“正是新文化运动所做的事业”。这种文化运动，并不是“井底之蛙”式的，而是要拿全人类的文化来供我们选取，以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来改造我们的文化，达到改造社会之目的。新文化运动，不是靠个人力量就可完成的，而是要靠知识分子、大多数人民来共同完成的，通过学术团体是大力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可行之路，“所以我狠盼望有多数学术团体出来作公同为人类的文化谋发展的运动。”刘国钧对于那些高喊“尊孔之道”而行破坏“新文化运动”之实者，加以批判和讥讽，“试看那些主张尊孔的人，有多少是能知道新文化的意义来反对新文化运动呢?”态度之坚决，行文之辛辣，立于笔端。
2． 3 深受《新青年》等进步杂志的熏陶
《新青年》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杂志之一，它从一开始便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主张民主主义的口号，“‘新青年’是这十年中思想运动的主要中心，”〔17〕在中国近代史上，从来没有一份期刊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刘国钧在若干年后深有体会地说，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新青年”，该杂志在政治上提出的奋斗目标是提倡民主政治、反对君主制度的主张，在文化上的奋斗目标则是鼓吹文化革命、提倡科学、反对旧文化、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国粹主义”的主张。〔18〕这种使人们耳目一新、振聋发聩的主张，在“一九一八年‘新青年’已经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流”〔19〕。《新青年》杂志成为知识分子、尤其是学生中争相诵读之物。“在民国七八年，秘密和公开的出版物，如《自由录》、《每周评论》、《新青年》等，虽学校的图书馆不敢购买，但是学生们都以一睹而快。”钱穆在回忆当时情景时体会极深:“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这些也许是刘国钧的写照。但不同的是，钱穆深入“国学”，极重视古书的研讨，以后成为一代“国学大师”，而这一“国学大师”全不在固守旧势，而是融入到新思想新潮流之中，真正达到了梁启超所提出的“新”之含义:“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二曰采补其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
刘国钧则留学于美国多年，在原有对中国学术理解的基础上，又深得西方学术之精华，从而在交融过程中，产生出了既符合国际学术潮流，又更具开拓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术潮流特征的新思想，成为经五四新文化运动锤炼的、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学术代表人物之一。
2． 4 形成“教育救国”之思想
在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潮流中，“教育救国”一直是主线。清同治元年(1862 年)设立京师同文馆，培养译员，并附设印刷所，企图变法自强，育才图治，开始了“教育救国”之路。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创立京师大学堂，成为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目的在于“广育人才，讲求时务”，1910 年，该学堂发展为经、法、文、格致、农、工、商等七科，1912 年 5 月改为北京大学。可以说，在清末宪政变革过程中，其教育的主要成果为民国所承继，戊戌变法时代的改良主义者都是持教育救国之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他们把教育作为变法维新的首要任务和救亡图存的根本手段。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社会变革经历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以《新青年》杂志为标志，中国开始了新文化运动，“教育救国”思想随之兴盛起来。当时救国之途多径，如经济、军事、实业等等，然而这些途径“虽能补救危亡于目前。恐终非长久安之道也。故为根本救亡计。非兴学以普及教育不为功”〔23〕。教育是救亡惟一持久正确的途径的思想盛行，“而必谓惟教育可以救亡，惟救亡之教育可以救国。”〔24〕许多知识分子在脑海中确立了具有新时期特征的“盖教育为立国之根本”〔25〕之理念。
为何惟有教育可以救国? 因为“夫教育者。全国人民精神之所寄也。教育得施。则全国人民之精神振。而社会日益发达”〔26〕。要使国家富强，通过教育，可以濬人民之智识，明时代之道德，提高人民之技能，扩国家之人才，“顾教育云者。
非只一家一邑之谓。乃全国人民之谓也。”〔27〕刘国钧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确立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在目前已知刘国钧的学术译文中，通过介绍福禄贝尔的教育思想而向国人提供了一种教育新潮流，他在“译者识”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不是说要救国吗。救国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普及教育。”〔28〕这一表述是在 1919 年 7 月发表的，这时的刘国钧还是一个学生，一个在经历了五四运动几个月后的学生，充分揭示了学生时期的刘国钧就已确立起了“教育救国”的志向。以后，他又有表述:“改造社会之方法，其最远大亦最能探其本原者，厥惟教育。”〔29〕这种普及教育的状态，只有在德谟克拉西社会中才会达到。杜威来华讲演，使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包括刘国钧在内，拓展了眼界，德谟克拉西社会要从政治的、民权的、社会的、生计的等各方面去追求。德谟克拉西的教育要从儿童抓起，为此，刘国钧研究儿童教育问题，并着有《儿童劳动与教育》、翻译《美国的男女同校教育》等文章，阐述其观点;又从实业的角度，探讨其实现德谟克拉西之途径;还从哲学、教育等途径发出声音。
3 选择图书馆之因
3． 1 树立教育机会人人平等的思想
研究刘国钧的学术思想演进，掌握其早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而树立起“教育救国”思想，这是最根本的思想基础，如果不清楚刘国钧这一思想基础，则无法说明刘国钧以后的学术选择。要研究好这一问题，在了解了他的思想根源后，就必须清楚地明了他“教育救国”思想的认识深度如何?
以及他在何处开展“教育救国”。刘国钧“教育救国”思想的根本，即是“普及教育”。就世界潮流而言，“现在普及世界的民治运动，教育当然要受他的影响”〔30〕，因此，普及教育是在普及世界的民治运动的氛围中开展的，这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变革，“其目的咸在发展个人之能力。俾至于最完满之地位。无间男女、种族、阶级、此为教育之真精神。亦即所谓道德的德谟克拉西也。”〔31〕要实现德谟克拉西的教育，就必须打破当时的两大障碍，其一是对女子的轻蔑，重男轻女，以致大量妇女得不到与男子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为此，刘国钧及时译介了杜威夫人的有关论着，深入阐述了男女同校问题，因为“这男女同校教育是杜威夫人研究很有心得的题目”〔32〕，能够及时借鉴美国教育的经验，为解决好我国男女教育不平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教育救国深入之程度的一大指标。其二，要根本上实现教育救国，就必须解决好儿童教育问题。
在世界上，尤其在中国等经济落后的国家中，童工现象十分严重，这些童工，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而“劳动阶级的儿童，能在有秩序的男女同校的学校得着比在街市上，工厂中，店铺中等地方的机会生活，更好的保护和机会，是显而易见的”〔33〕，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前途之根本的问题，“在现今盛倡劳动者生活增高劳动者地位的潮流中，有个很重要很迫切和国民发展的前途很有关系的问题，就是儿童劳动。”〔34〕有什么办法既能使儿童迫于生计而不得不加入童工队伍，又能使他们有接受教育之处? 刘国钧认为可以推行义务教育而进行强制性的教育，同时，大力举办补习学校等各种社会教育机构，“对于完毕义务教育而因经济的压迫不得不从事劳动以谋生活的儿童，我们应当设置补习学校，总以使得他能不和真正良好教育隔断为目的。”〔35〕在民治社会的建设中，根本的问题是要实行平等，“至于社会的德谟克拉西，都是本着平等观念来的。……因此，平等的意义，就是机会平等。”女子、儿童等的教育问题，事关教育机会平等之原则，是实行“人人机会均等”的必由之路。既然要实行“教育救国”，要实行接受教育机会平等之观念和原则，那么，无论是教育者还是接受教育者，都是在“救国”，“‘爱国不废求学求学不忘爱国’真是至理名言。宜切记。宜实行。”〔37〕教育家黄炎培的这一总结揭示了教育救国之完善的精神。刘国钧为何要在上学期间十分认真、艰苦地研读? 正是将求学之过程作为救国之过程。为何要在求学的过程中写就大量论着? 就是要提高救国的质量，更广泛地宣传救国之道，以实际行动唤醒更多的同人共同救国。
3． 2 实现教育机会人人平等之途
刘国钧的“教育救国”思想，核心是“普及教育”。刘国钧是一位思想活跃者，能够紧跟时代而列于潮流之前者，他有自己坚定的理想与信念，但他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位立足于现实、脚踏实地的践行者。他的研究认识到了中国与当时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距，在美欧等许多国家，教育已较为普及，更由于从幼稚园抓起，而使儿童、青少年的入学率不断上升，文盲比例很低，而中国的学校远不能满足儿童、青少年的需求，文盲率大致达 80%左右，而教育又受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的制约，不经过制度的变革，在短时期内无法达到“普及教育”的目的。在现实的条件下，如何能使“普及教育”有所发展，有所成绩，以达到不断获得“教育救国”之效果? 这是刘国钧深思与寻求之路。
刘国钧对“教育”的理解，是置入广义范畴中加以认识的，教育不是仅在学校中的事，它涉及到幼儿、青少年、成年、老年等各个阶段，因此，教育也决不是仅靠学校的事。只有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才能真正达到“普及教育”之目的。因此，他认识到了比较现实的道路之一是大力举办图书馆。早在大学求学期间，刘国钧为生活所需，为缓解经济困境，就利用课余和暇日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兼职，从而使他对图书馆的性质和作用有了较多的切身体会，从而逐步形成了图书馆是教育事业中重要的机构的思想。这一思想亦是时代的反映。中华民国从成立之始，就将图书馆列于“社会教育司”的管辖范畴中，并形成了图书馆是社会教育事业中最重要的机构的理念，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基础出发，刘国钧开始了对图书馆的研究，这一研究，在他早期的学术思想中形成了重要的一支。
刘国钧对于哲学、教育、实业等方面的研究是从译介开始的，而对于图书馆的研究，却是从着述开始的。图书馆事业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新兴的事业，没有多少参考的资料，不可能深入加以搜集、选择，而只能在搜集主要领域资料过程中，间接地加以关注。他的《近代图书馆之性质》一文中阐述的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是近代图书馆和藏书楼不同之处。
他认为近代图书馆是公开的，在校学生和不在校的学生，只要有兴趣，都可随时入馆阅读，“这种公共的性质。便是近代图书馆根本的特征。”〔38〕图书馆公开，应该完全免费，而在中国，图书馆收费还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刘国钧从“教育救国”之高度认识这一现象，“为了此须小费。失却图书馆最大目的。真是得不偿失。在图书馆尚未兴盛。人民尚不能知道图书馆利益的中国。尤其不宜有收费的举动。”〔39〕这种免费的、建于交通便利之处，即是近代图书馆的第二种性质。通过选择合适的图书，能够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而不是以藏为主，以古为荣，这就成为图书馆的第三第四种性质。以后，又发表了《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一文，更是通过列举出的近代图书馆的八种性质而归纳为三种:自动、社会化、平民化。通过《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一文的研究，指出儿童图书馆的主要功用是:“培养读书的习惯，使他们将来有一种爱良好着作的习性，和陶冶儿童的性情，使他们不致流入歧途。”〔40〕可见，刘国钧在留美之前，尤其是在大学毕业后留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工作至赴美留学前这一阶段，通过作为图书馆职业人员这一身份而对图书馆事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真正体会到了图书馆工作中的理论缺乏和急需解决而当时又无力解决的问题，从而增加了其学习更多的国内外先进理论与实践，更好地解决图书馆存在的问题，以便使图书馆能够真正成为人们终身学习的场所的意愿。由此可以说明，刘国钧选择图书馆事业作为终身服务的事业，是具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而且亦并非是突然的，而是具有一种“普及教育”的思想逻辑的内在发展关系。
3． 3 哲学玄妙而选“实用之学”
在刘国钧早期的学术生涯中，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更大的是集中在哲学方法方面，这就是胡适在杜威在华结束讲演即将离开中国之时所总结的:“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41〕这种哲学方法就是“实验主义”。由于中国自古以来的“经世致用”观根深蒂固，使国人十分容易接受实用主义哲学。中国的经世致用中的“用”，是在历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语境中展开出来的。读书既是为“用”，人们读书求知做学问不是为了知识或学问本身，而是将知识作为手段，追求“实用”，发展至清末，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更是发展为“中体西用”的实用模式。至五四新文化时期，教育、学术亦成为知识分子救国图存的“利器”。
在这一社会氛围下，刘国钧开始认识到了哲学研究的局限性与长期性，而当时更加迫切的是通过创新、宏扬“实学”而使“致用”能起到立竿见影之效果。他在研究美国哲学界思想变迁的过程中，引用柯享(Cohon)的话:“哲学除了应对人生问题供给人类许多无形中的帮助以外，最大的贡献，就在养成一种批评的精神的标准。”〔42〕刘国钧十分注重学术团体的作用，作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之一，他积极地参加了学会活动，并将业余的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并诉诸于笔端而源源不断地发表于多种学术杂志和出版社出版。当少年中国学会思想激烈碰撞，几近分裂之关键时刻，他奋力疾呼:“真正的‘少年中国’的观念不是由哲学得来的，不是由科学得来的，不是由调查社会实况得来的;是本着一切学科的结合和社会的实况，参酌世界的大势，加以个人的判断得来的。”〔43〕他认为学会应以学术活动为主体，个人的思想或活动，只要不违背学会宗旨，都不应干涉，“据我个人的意见，觉得现在切实一点的问题，还是学科研究会的问题。”〔44〕刘国钧通过在少年中国学会中的锤炼，认识到了哲学领域、思想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中的思想复杂，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较难以此形成合力，而且，“在理论的理解这世界，这是哲学的目的。”〔45〕刘国钧认识到哲学要解决的主要是理论问题，在这一基础上，又进一步认识到哲学是“玄而又玄”之学。他在美留学二月之后，写信给少年中国学会:
“我在这里习哲学与图书馆两种，哲学差不多全靠自学，计读Metaphysical Seminary，Logical Seminary and Pragmatism 三班，论理学研究‘真理之意义’，形上学研究‘时空论’，真是玄之又玄!”〔46〕这种玄之又玄之感，对于急欲投入到“教育救国”实践中去的刘国钧而言，犹如陷入棉花堆中难以用力。很快，他又在论述图书馆时流露出了哲学之玄的想法:“凡各国之人情，风俗，政治，教化，乃至科学，哲学中玄妙之问题，又如古书中一词一字之意义，苟有需考证者，皆得向参考部中求其解答。”〔47〕因为“知识之作用。尤不在玩索或瞑想理想世界。而在其对于现实世界之影响也”〔48〕。
由教育救国思想出发，认为哲学玄之又玄，刘国钧如果照此途径而入，则已自感“有劲难使”，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应该尽快地投入到救国的实际行动中去。因为刘国钧寻找的“教育救国”之途是“今则以理想世界为目的。而改造现世界以赴之”〔49〕。要达此目的，“实学”当然是很好的选择，这是解答刘国钧为何终身从事图书馆事业之谜的又一方面。
3． 4 不能大而无当，而应脚踏实地
在刘国钧的学术生涯中，无疑在哲学领域和图书馆学领域中，各具特色而又相辅相成。早期以哲学等领域为主，以图书馆学领域为辅，以后转至以图书馆学领域为主。在 1931年至 1941 年期间，他又两者兼顾，着写了多篇很有质量的哲学领域的论着，“50 年代北京大学校长汤用彤先生曾提到:
刘国钧先生在道教和老子哲学方面的研究很有成就，但当时没有引起注意。”〔50〕对于道教和老子哲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一时期，以后又集中精力开展对图书馆学领域的研究。值得指出的是，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刘国钧都充分运用哲学原理来厚实图书馆学的研究，从而形成了深具刘国钧特色的理论体系:哲理鲜明、严谨扎实、立足现实、解决难题。这一特色，又指引我们揭示刘国钧为何弃哲学而终身从事图书馆事业之谜的另一个视点，即:刘国钧从大处着想、小处入手的宏、微观兼顾的现实感。刘国钧在教育救国的思想指导下，欲从教育事业入手，为救国事业作出一番贡献。但是，教育是一个宏大的事业，一个人，不可能有如此多的精力投入到全部的教育事业中去，以免产生“大而无当”之状。这一思想，他通过在少年中国学会中的争论，对之具有深刻的认识，“如果承认团体不过是为某种目的而结合的，那个目的便当然不能是个大而无当的全‘社会事业’。”〔51〕他认为作为一个团体，必须要有一个切实的目标和目的，这一目标不能泛至难以掌控，而是应该有所选择而抓住重点，切实符合该团体的实际，从而更好地将会员的作用发挥出来，促成更好的合力。“与其要马上从事创造少年中国的全体，大而无当，何如认定一部分事业还可以实行呢? 与其希望会员万能对于件件事都要有意见，何如让他专精一业作少年中国内的一个工人呢?”〔52〕作为个人，必须专精一业，近代以来社会与科学的迅速发展，过去中国“通人”式的目标已被现实击碎，专精一业的“专家”所形成的人才成为潮流。通过大量的社会活动，避免“大而无当”的思想在刘国钧的脑海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在哲学、教育、图书馆学等领域的选择中，刘国钧较早地选择了为图书馆事业服务之路，作为“专精一业”的终身奋斗目标与方向，这一点，在以后图书馆基础理论中的“要素说”等理论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3． 5 主编《图书馆学季刊》，加快了刘国钧直接从事图书馆事业的步伐
刘国钧毕业留校参加图书馆工作后，认真钻研图书馆理论与业务，在留美前已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良好的学术修养与激情的“教育救国”思想，使他认为在人类知识之地的图书馆是大有可为的，并逐步确立了终身为图书馆事业奋斗的志向，因此，在留美期间，认真学习现代美国式的图书馆先进理论和实践，成为他重要的目标之一。刘国钧以留学博士学位本可以在哲学领域获得很好的发展，然而，由于担任《图书馆学季刊》主编之职，促使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图书馆学领域。可以说，刘国钧终身从事图书馆事业，这是一个逻辑发展的合理结果。
一个还在国外留学的学子，何以被选作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理论研究主阵地的杂志主编? 对刘国钧的过去不太了解者，也会是一个“谜”。通常担任此重大责任之条件，应该具备:①本人热爱图书馆事业，具有较高的图书馆学学术水平;②眼界开阔，知识面宽;③具有办理全国性刊物的经验。刘国钧具有终身从事图书馆事业的志向，具有许多学术研究成果，通过自学、留学，已具备了前两个条件。更主要的是刘国钧还具备了第三个条件。在金陵大学上学期间，他就曾主编过两份很有影响的杂志，第一份是《金陵光》，“最具‘其历史与价值’的校内刊物首推《金陵光》，”〔53〕刘国钧则于“1919年 7 月至 12 月，担任金大校刊《金陵光》杂志社中文总编辑，实际主编该刊第 11 卷第 2 期”〔54〕。这是目前所知刘国钧主编过的第一种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杂志。第二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少年世界》杂志。对少年中国学会具有权威性的评价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研究室所述的:“‘五四’时期的社团中，‘少年中国学会’可以说是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分化也最明显的一个。”〔55〕《少年世界》月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第二种期刊出版物，“由南京分会的全体会员负责编辑。”〔56〕该刊内容丰富，办有“学术世界”、“学校调查”、“出版界”、“读书录”、“专论”、“杂录”等 15 个栏目。在 1920 年 7 月 1 日的南京分会会议上，通过讨论，“公推方君东美，刘君衡如积极担负编辑《少年世界》月刊大部分的责任，至于暑期内的第八第九两期，则暂由刘君一人担任编辑。”〔57〕一个在学的学生，既要很好地完成学业，又要花很大的精力承担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刊物的大部分责任，其压力可谓之大矣。刘国钧在暑期全力完成两期编辑任务，可想对其办刊能力的锻炼之大。当时“《少年世界》系民国九年一月一日创刊，现在销路五千份”〔58〕。销售量与《少年中国》相同。有此些经历，主编《图书馆学季刊》的条件在当时图书馆界大概也无人出其右了。
刘国钧以其出色的学术研究基础、担任杂志主编过程中的出色成绩、在美国接受近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的洗礼、决心终身从事图书馆事业的信念，获得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信任，刘国钧也以出色的工作，很快就将《图书馆学季刊》办成了一份充分代表中国图书馆界理论研究最高水平的阵地，使该杂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主编《图书馆学季刊》，促使刘国钧归国后直接转换角色，立即投入到图书馆事业中去，这一事件，可成为刘国钧最后终身投入图书馆事业的标志性事件。
4 基本依据
上述分析了刘国钧为何以图书馆事业为终身服务领域的思想基础和一些主要原因。事实上，之前对于这一问题之“谜”的认识，是基于刘国钧在学业过程中，一直从事着哲学专业的学习。在金陵大学学习时期，他习哲学而获文学士学位，在美国威斯康星时期分获哲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并兼修图书馆学专业。根据这一事实，人们认识的基础似乎是站在“突然”转折这一基点上的，即一个在国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刘国钧，归国后即投入到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之中这一认识基础上的，而忽略了在大学求学阶段至获得博士学位这一过程，尤其是忽略了他的思想基础和目标追求的认识，而这些，很大程度是在以往缺少资料及获得资料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形成的。通过以上论述，已经可以大致认识到刘国钧从事图书馆事业并非是“一蹴而就”的“突然”之事，而是一种合理的逻辑演变过程。
刘国钧立志教育及图书馆事业之理想，实际上早在 1920年至1921 年期间就已十分明确。目前最具权威的史料是一份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调查表，该学会于 1920 年 10 月至1921 年 11 月底，对全体会员进行了“终身志业”的调查，刘国钧在调查表中明确: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是“哲学、教育学”;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是“教育及图书馆”，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是“教育或图书馆事业”〔59〕，可见，刘国钧最早确立从事图书馆事业之时，主要是从“实学”、“事业”和“生计”等方面加以考虑的。如此，就与他“教育救国”的理想之间，无论是在时间链、思想链、学术链、实业链、事业链等各个方面，都具有了“逻辑链”的特征。这一逻辑链，完全破除了刘国钧从事图书馆事业的“突然”性的推测，从而使以往的“谜”一般的问题变得清晰异常。当然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适当加以阐明。
刘国钧留美期间，其学业是完全以哲学为主、以图书馆专业为辅的，甚至希望多免除一些图书馆学专业课程而更好地攻读哲学专业。当他遇到经济困难，认为必须要在图书馆学与哲学专业两者中作出取舍之时，他痛苦地选择了继续哲学专业:“1923 年 9 月，也就是在第二学年即将要开学之前，刘国钧告诉赫泽尔苔:他的‘财政情况’‘有点麻烦’，这使得他必须退出图书馆学院，专攻哲学，以便他能够更快地在中国的大学中找到一份教职。”〔60〕也许，这是当时的选择成为“谜”的重要来源。但是，如果对刘国钧在大学期间到他痛苦选择为止的这一时间段的整个过程加以考察，就会觉得刘国钧并非是忽视甚至改变从事图书馆事业的志向，而是在当时困难情况下的一种个人行为的审时度势的抉择。此时，暂时舍弃图书馆学专业而继续从事哲学专业的学业，从理论研究方向上而言必须如此。因为刘国钧当时修了六门课程，哲学、图书馆学专业各三门，“在图书馆学方面所习的是管理法分类法编目法，纯粹重记忆的东西，这六门功课竟使我忙不得了。”〔61〕靠记忆而学，完全可以靠自学，因此，刘国钧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也必然具有这方面的考虑，因为他是热爱图书馆事业的，他并没有丧失对图书馆工作的兴趣，“‘虽然我将会失去成为图书馆界的一名实际工作者和积极工作者的这份荣幸’，但是，‘我将会永远做一名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的坚定不移的热心人士和热烈的鼓吹者’。”〔62〕在经济问题一旦得到缓解之时，刘国钧又毫不犹豫地继续着图书馆学专业的学业，直至获得最后的毕业证。通过这一抉择过程，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刘国钧的形象，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刘国钧克服困难、坚定从事图书馆事业的决心。
他并非一个理想主义者和完美的高大者，而是“人”群中的一个普通的份子，他也有七情六欲，有受“生计”的影响而力争在学习时期打好能够找寻到合适的、较好的工作的基础，能够在高校中找寻到一份适合研究的工作，既体面，又可解决生计问题，更有益于自己的终身志向的实现。
刘国钧立志于教育、图书馆事业，是在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期间，他于 1920 年毕业后即留在本校金陵大学图书馆工作。对于这份工作，刘国钧是十分感兴趣的，这一兴趣一直坚持了一辈子。对工作有兴趣则活，“凡活动所以能持久的，都因为自身有兴趣。换句话说，便是这活动自身为动力。”〔63〕刘国钧的这一论述，成为对自己从事一辈子图书馆工作的高度概括。
刘国钧对于图书馆工作具有很大的兴趣，同时又为不能科学地管理图书馆而苦恼，这种苦恼，非但没有影响到刘国钧从事图书馆工作的兴趣，反而成为他努力学习的动力。为什么要在留美时主攻哲学专业的同时，兼修图书馆专业?“刘国钧告诉赫泽尔苔说:他学习图书馆课程是为了解决他真正想研究的一些问题，……”〔64〕这些问题，主要是图书分类、编目、汉字排列方法等，即使在 1928 年，刘国钧仍然认为:“现在中国办图书馆最感困难的，如中文图书分类问题，中文图书编目方法，汉字排列方法，都没有得着相当的解决。”〔65〕这些难点，成为当时刘国钧对图书馆工作感兴趣的核心问题，在他学成归国后，立即开始了“中国图书分类法”的研制工作，以后又开展了“中文图书编目条例”的研究。
因为立志终身服务于教育、图书馆工作，因此，刘国钧在美国留学期间，除了理论学习外，更是积极主动地参加了图书馆实践活动，在此基础上，对中美图书馆事业存在的差距加以比较，深刻地认识到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发达，“然则美人何为而热心图书馆事业一至于此，毋亦曰推广教育而已，增加公民之知识而已。”〔66〕刘国钧的思想始终是将图书馆事业纳入教育这一大范畴中，亦就显示出了刘国钧“教育救国”的思想在具体个人践行的道路上，选择了图书馆事业这一路径，这一路径的开始阶段，其目的就是“美国化”。根据当时《美国图书馆指南》的数据，美国“在居民一千以上地方之公共图书馆，已有九千二百之多，盖已位于十年前矣”〔67〕。这是普及教育的基础，是中国教育、图书馆事业所要追求与解决的。刘国钧在美国亲眼目睹了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近数年之县图书馆运动、巡回图书馆运动，图书馆法运动，谋所以推广图书馆者，无微不至。”〔68〕对于中国所存在的巨大差距不禁慨然，“于是不能不有望于今之言社会教育者。”〔69〕这些差距也激励着刘国钧尽快投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的决心。
刘国钧不断产生对图书馆工作的兴趣，源于他严谨的评判精神，在大力倡导向美国图书馆界学习的同时，他也十分冷静地看到了美国图书馆界的不足。通过在美国生活的亲身体验，明确了美国图书馆当时比较明显的缺点，由于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尤其小图书馆发展更甚，因此具有重量而轻质之势，包括图书馆本身和藏书数量的增加，管理图书馆的人才跟不上迅速发展的形势，即具有人才的危机，对于潜在的、还未显现的不足亦然:“大约美国图书馆所潜伏的缺点，在太重实利而不顾文化方面的价值，太重视目前的效果而忽略远大的成绩。不过这毛病目前还看不出来罢了。”〔70〕正是在对图书馆事业不断的全面评价过程中，不断更新观念和找出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无论是从理论到实践，从人才到藏书，从图书馆数量到分布之思考，从图书馆技术到普及态势等各个方面，都有大量的问题不断引起刘国钧的关注与思考，从而使刘国钧在学术生涯中，始终保持着对图书馆问题研究的兴趣。
5 结语
刘国钧投入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是“教育救国”，其逻辑起点是“普及教育”，通过对参加图书馆工作的亲身体验和对图书馆事业发展态势的研究，尤其是通过对美国图书馆事业的亲身体验和图书馆学课程的学习，使他对于图书馆的宗旨、目的、功能等方面有了清晰的认识。他在 1923 年论述的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中，就极其深刻地指出了图书馆建设的总方针是:“近代图书馆以用书为目的，以诱导为方法，以养成社会上人人读书之习惯为指归。”〔71〕按当时的国情，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哲学研究，都不可能实现“普及教育”，刘国钧找到了充满希望的、完全具有“普及教育”可能的图书馆领域来实现其教育救国的理想。“凡是有读书识字能力的，不问他的年龄地位、职业和性别，都应当在图书馆内寻着适当的读物，”〔72〕这是一种终身教育的思想，无论是在校学习的学生，还是离开学校后的生涯，图书馆都可给他的学习和研究提供可能的资料，因为现代图书馆对读者是没有限制的，“它是要将知识传播给任何人的;它不愿知识为少数人独占;它极力想法和民众接近。”〔73〕能够让更多的民众更好、更方便地利用图书馆，这是刘国钧一生所追求的，这也是为实现他的理想而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因此，在他提出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之时，就以“要素”为展开，其中关于“读者”之要素，后来还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然而却是这一要素的提出，揭示出了图书馆存在的本质特性，也十分确切地表达了“普及教育”、人人利用图书馆的理想，公共公开共享的管理，以及读者能够免费、方便、快捷、自由地利用图书馆，成为图书馆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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