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唐着述考》(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是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李勇慧研究馆员积多年之功完成的一部学术专着，作为《王献唐研究丛书》系列研究成果之一，高水准地填补了学术上的一个空白。王献唐先生( 1896 － 1960) ，初名家驹，字献堂，后改为献唐，号凤生、凤笙，以字行。山东日照人。
他于 1929 年 8 月 2 日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后，着力搜集增益馆藏历史文献，使山东省图书馆成为当时全国收藏文物典籍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并创建了山东省图书馆协会、山东古迹研究会。抗战胜利后，他亲自将原山东图书馆所有珍贵古籍和历史文物完好地运回济南。1948 年复任省立图书馆馆长，兼国史馆纂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等职，生平着述甚丰。晚年又得顾千里批校、黄丕烈题跋古籍各一部，又命名其藏书处为“顾黄书寮”。毕生藏书达 10 万余卷，藏于“双行精舍”，观书每有所得，辄为之题跋，后被收入《双行精舍书跋辑存》及《双行精舍书跋续编》中。他的《藏书十咏》，内容涉及访书、购书、载书、装书、勘书、曝书、跋书、抄书、借书、读书。曾向国家捐献越王勾践剑、李自成闯王印等珍贵文物 8 000 多件及 5 万册古籍。藏书印有“双行精舍鉴藏”“空自苦”“疏经阁”“三家邨人”“献唐题记”等多枚。2009 年 6 月下旬，南京大学教授徐雁在参加山东省图书馆在济南召开的“王献唐、屈万里、路大荒学术研讨会”上提出: “王先生是为知识兴趣和学术研究而藏书的藏书家，更是一个不倦治学的学者”，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其最可贵的是爱护馆藏历史文献有胜过爱护一己生命之理性和自觉”。
《王献唐着述考》插有王献唐 34 岁时像，及其部分专着、编辑、校勘、序跋、单篇等的书影等 80 余幅。正文 54 万字，分为“专着”“编辑”“校勘”“序跋”“单篇”以及“后人辑录”六章，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王献唐先生的学术成果，对王先生的学术成果作了一个盘点式的研究，且所引用的资料多为首次公开或前人尚未利用的第一手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教授陈其泰、山东大学教授杜泽逊在序言中，对作者作者爬梳考辨、整理分析的辛勤劳动以及该书的学术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如陈其泰先生指出:
“王献唐二十几岁时就在山东地区崭露头角，他是一位奇才，学识渊博，生平对于文字、音韵、训诂、金石、考古、史学、目录、版本、校勘等领域均有着述，在诗词、书画、篆刻方面也深有造诣。”
安作璋在《论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说，“山东又称齐鲁( 周代齐、鲁两国均在其地)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诸子百家时代里表现最优异并首先崛起的文化中心，涌现了一大批至今仍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产生影响的文化巨子，如孔子、孟子、管子、曾子、孙子、墨子等等，他们为奠定中华文化的基脉贡献甚巨”，虽然“齐鲁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在元、明以来，已逐渐失去其独立性，“但它的基本精神依然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而王献唐先生则无愧于渊源流长的孔、孟之道的现代大儒，他的着述存亡绝续，为儒家文化的生命力作出了生动的诠释。
“我生本西南，为学慕齐鲁。”( 苏轼诗句) 借助这部专着，读者不仅能够了解到一代大师的学术研究成就，而且能感受到其由齐而鲁的成长历程，及其安身立命之道。
1 对齐鲁学风的继承与发展
王献唐先生的着述，有专着、日记、诗集、杂文、札记、书目等，涉及到金石学、音韵学、文字学、图书馆学等多个学科的专业知识，经李勇慧女士重点研读后，全书共介绍王先生专着 72 部，又在其中附相关专着 8 部。作者不仅详细地介绍了每部专着的版本、出版状况、是否残本、现存册数、现藏地、着述时间等基本信息，还有相关着述缘由、内容简介、文献价值等内容描述。这些着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未曾正式出版的手稿本或未就的稿本，现多藏于王献唐后人处、山东省博物馆或山东省图书馆。
王先生平生涉猎的知识领域甚广，而金石学是其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着有《国史金石志》《两周金石文韵读补》等。对此，李女士在书中叙述道: “王献唐幼承家学，致力于乾嘉以来的金石学和小学研究，但又不为其所局限。他一方面能够尽量利用过去的考古资料和一切没有发表的地方志和有关金石的记录，同时又注意到新发现的考古资料; 另一方面又集中力量探索山东一地的考古，同时也将他和全国考古密切联系起来，不仅仅局限于器物形制铭文的考证，而且使之与古代山东的国族联系起来，企图由此复原古代山东地区的具体的历史。”
由此可见，王先生做学问，并不拘泥古法，而喜欢推陈出新。在其印学专着《五灯精舍印话》中，旁征博引，展现了丰富的古文字学研究、古印鉴定、印章篆刻等经验。在研究音韵学时，对清代学者的音韵、训诂研究成果也“提出质疑并有创见”，所提出的“音为枢纽说”“时空变异说”，是许瀚之学继丁维汾后的“又一变”。因此台湾学者丁原基教授评价说: “王献唐先生扬名于近代的学术场，有其与照邑许瀚一脉相承得渊源，亦有其推扩自辟门径的特色。”而国学大师、着名音韵学家黄侃也曾对丁维汾说过: “山东少年治学者，唯王献唐一人。”
王献唐治学非常严谨，对于很多不能确定的知识都要亲自考证才下结论。如他在《老庄学案初解》的第二章第一节“老子传记及诸所载之异同”中，对老子生平、着述进行考证，最终提出三个观点:
1． 老子、老莱子、太史儋是否一人，不能确定。2． 老子着作不能确定; 3． 老子生卒年，不能确定。在《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一书中，介绍“清末四大私人藏书楼”时，每座藏书楼都要走访目验，是故所得结论颇具说服力，多为后来研究者引录。而在《汪水云集版本考》中，也考证了多馆( 北平、南京、海源阁) 汪水云集的篇目多寡、次序、版本。此外，通过其版本校勘学力作《楚辞新注》书序中“细至极处，如发如丝，彼此牵掣，馆务匆忙，回家时神昏意惰，落笔难以周到，此事正难言也”的描述，亦可看出王献唐为学之刻苦与严谨。王献唐做学问还讲求追本溯源，力求全面梳理。
如他在完成《公孙龙子悬解》一书后，又补增了《公孙龙子事辑》以完善前书的内容。同时，他也非常重视诗文的史料价值，认为据此可“证史补志”，所以不辞辛苦地完成了《汪水云集版本考》一书，以汪诗为“诗史”，补《宋史》之阙如，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王先生曾一改其他省立公共图书馆所习惯使用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组织编纂了《山东省图书馆分类法》，使古今中外图书均可共用一部分类法，其类目划分也更为准确、精细，对我国图书馆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2 对齐鲁文物和乡邦文献的热心搜集和积极整理
自 1929 年开始，王献唐先生担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长达 20 年，主持山东文博工作逾 30 年，在此期间，他对于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现代图书馆及文博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对齐鲁文物和乡邦文献的搜集、保护和整理，对于山左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有极大的作用。
王先生认为，先贤遗墨可证先贤遗着，补史志之阙如，应尽心留意山左先贤遗墨书画收藏。而他自己于乡邦文献之保存与整理，亦“不遗余力，而于先贤遗着网罗尤笃，虽断简残编，不使其湮没。”他认为山东省立图书馆应重视山左文献抢救保护，整理研究。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开始锐意搜罗抄录山左乡贤文献资料，编辑整理了大量山东着名学者的遗着。如编纂了山左先贤着述之提要式目录《山东文艺志》《山左先哲遗书提要》《山左先贤遗书》等。
李勇慧女士在书中指出，乡贤未刊之遗着多赖之遗传，兼收钟鼎彝器、泉币、封泥、石刻，耗费大量心血进行整理、拓印，使之得以流传，当时他所主持的山东省立图书馆和山东金石保存所，因此被誉为“北方图书文物之重镇”。
在编辑《二百范斋范文汇编》一书的过程中，经王献唐的多方努力，使得陈介祺所藏古物精拓，悉数收藏于山东省立图书馆中。不仅如此，王献唐还对其进行了比对整理，分项装订，传之后世，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根据现在已掌握的史料，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王献唐等山东杰出学人保护与珍视山左文化的拳拳赤子之心，他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以及为山左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所做出的努力，也是我们当代人要不断学习的榜样。
3 对山东省图书馆馆藏文物、文献的转运和保护
王献唐先生主持省馆期间，恰逢内忧外患迭起，时代风云诡谲便壶的厄多难多的乱世。为此，他有着非常强烈的为民族“护宝”意识，李勇慧女士在书中指出: “战前，他多次呼吁社会各界，要‘为自己中华民族的文化，图生存，谋发展! ’他个人或奔走抢救，或以死相守，或舍妻别子载书避难，历尽艰辛，使山左文脉得以保存流传，斯功甚伟。”
1931 年 5 月 18 日，王先生得到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将要卖给日本人的消息后，心急如焚，急撰《海源阁善本有已卖与日本人说》，通过报纸将此事公之于众，同时向社会声明山东收购“海源阁”藏书的决心与优先购买权。当时“海源阁”藏书中的宋元善本，大部分已邮寄大连，“名为抵押，实已卖出”，即将与日方成交。鲁教厅予以严厉警告，并在各报声明，“此书关系中国文献，山东有优先收买权，在接洽间，任何人不得买卖”，又派王献唐赴津调查，最终迫于当时舆论的压力，“海源阁”珍藏幸免于难。
1937 年 8 月，王先生为保护图书文物免遭日寇侵略，便嘱咐编藏部主任屈万里( 1907—1979 年) 开始选择馆藏精品，登记造册，装箱封签，并将清单上报省教育厅。《山东省立图书馆第一次运往曲阜金石典籍书画目录》中的馆藏文献分为: 金石类、书籍类、书画类及汉魏石经残石，都是山东省图书馆自1909 年创建后近 30 年搜集之精品。10 － 12 月，山东省图书馆分三次择馆藏精品南迁至曲阜奉祀官府保护，直至抗战胜利后运回济南。其着作《硖江行卷》和《双行精舍日记》中都有关于当时护书路上亲历的事物遭遇的记载，其抢救与保护中华文脉的过程，充满着“那罗延室”( 梵语中“坚牢”之意) 的精神。
王先生还在反对国民党政府转移文物到台湾一事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当然，要完成多年护书这一重任，单凭他一人是绝不可能的，他的身边聚集了一群有着共同理想的护书小伙伴。如栾调甫、陶孟和等，当国民党将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图书以及故宫博物院的珍藏文物搬往台湾时，陶孟和极力反对，他认为那些珍贵的文献“绝不是属于任何个人，任何党派”，而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整个民族的，属于一切人民的”。正因为这群竭力护书的学人的不懈努力，一批又一批珍贵的文献才能得以留存济南，保存至今。
4 王献唐日记的重要价值
《王献唐日记( 1920 年7 月24 日—1948 年4 月23 日) 》是研究王献唐一生活动非常重要的材料，其记录时间跨度达近 30 年，是王先生一生最重要时期的生命历程、寻知求识、友朋往来等真实记录。他的日记笔法效法李慈铭( 1830 －1894) 《越缦堂日记》，内容包括治学札记、朝野见闻、朋踪聚散、人物评述、古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各地风俗等。不同阶段的日记多以其室名斋号为题，而不同的名号正反映出记主当时的心理或社会状况。如“太平十全之室”，借“全”字吉语，一为颂世，二为自颂，满意当时社会、工作环境及成绩。为此，李勇慧女士通过对王献唐先生日记的研读，对其内涵的价值作了如下三方面的分析:
“第一，是研究王献唐生平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尤其是撰写年谱、传记的最重要资料，可补以往研究其生平史料之阙如，改正以往研究之讹误，为我们了解历史、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和线索。第二，大量记录了近代山东图书馆、博物馆建设与近代田野考古等重大文化事件发生与进展经过，以及名宿硕儒之行踪与交往，可谓一部社会全景实录，对中国近代学术史、社会史研究大有稗益，据之可证经补史。第三，有大量从未面世的古物考据、书画鉴赏、读书札记、游历见闻，学术含量高。另外，该日记文笔清丽，让我们充分领略了民国时期一代国学大师的文学风采。可以说，《王献唐日记》记录时间长、记录时间详实、记录资料重要、学术价值高，属中国学界学人日记之翘楚。”
综上所述，可知李勇慧博士通过历时六载的不懈努力，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生动鲜活的丰满学术形象。正如她在去年山东日照召开的“王献唐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所说: “王献唐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与文博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者，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与守望人……总括其一生，堪称是学术事功俱隆、文章道德并富的爱国学者”，“他为我们山东、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难以估价的宝贵的物质遗产，更为世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珍贵的思想与精神财富。”
因此，通过阅读《王献唐着述考》，读者则不仅将为王先生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术态度所折服，更将为其悉心保护山左文化的社会责任心和爱国护书的文化使命感所感怀，感受到古老的齐鲁学风传统在现代的承传。
参 考 文 献
〔1〕 李勇慧． 王献唐着述考［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
〔2〕 安作璋． 论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N］． 光明日报． 2003 － 5 － 20( B)
〔3〕 徐雁． 江淮雁斋读书志［M］． 长沙: 岳麓书社，2010
〔4〕 国学大师王献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