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 年，民国政府将宁波中山公园内的薛楼改为公共图书馆，宁波市图书馆自此诞生。宁波市图书馆的诞生，与两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薛福成和吴引孙。他们都曾是宁波的道台，重视教育与图书收藏，宁波市图书馆成立之初，就是以薛楼里面的书即薛福成与吴引孙两人收集的图书，再加上四明学会图书馆以及少年图书馆的所有书籍为基础而形成的，薛楼更是因为纪念薛福成而建的。
薛福成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宾雁里人。清光绪十年（1884 年）任宁绍台道台，他将道署内衙的一块空地建小花园，取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意，命名为“后乐园”，并不全是为了寄情山水，而是为了教育、启迪大众。他是维新派人物，深受西方教育理念影响，深知教育对强国之重要。上任第二年，他开始着手教育办学。一面以他的书屋“揽秀堂”充作培养人才的学府，选拔宁绍台三府儒生于此课读、评阅文章，循循教导，同时还购置收藏各类典籍放在揽秀堂，供儒生学习。这是宁波设置公共图书的雏形。
自此开始到光绪十四年（1888），他除了教学和收藏典籍外，还自行刻书，编印书籍。他整理、刊印自己历年撰写的文章中，有指陈时务的政论文，记载历史事件的记叙文，也有给亲友、同僚的书牍，更有代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撰写的奏疏、公文。例如他将清光绪五年（1879）重返北洋戎幕时期写成的反映薛福成洋务思想和洋务运动发展状况的重要着作《筹洋刍议》刻板付印；将筹防浙东时的公牍文字整编为禀牍、书檄、电报等四卷，取名为《浙东筹防录》；将《应诏陈言》、《治平六策》、《海防十议》等重要文稿50 余篇，取名《庸庵文编》付梓出版等等。至今宁波市图书馆还收藏着他的部分着作。
薛福成在任期间，一有机会就登天一阁阅书。他所见到的天一阁书目乃是宗源翰命杨振藩、何明经（松）等所编，稿本是“草创未就”的产品，加之在近几十年的战乱中，天一阁散失了大批书籍，后来虽有部分收回，但仍混乱不堪，故而错漏较多。薛福成读之不爽，认为有重编的必要，便找钱学嘉、董沛、张美翊三人，花了很大的精力去整理尚存的书籍，编成四卷书目，取名为《天一阁见存书目》，并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将它刊刻出版，因“订定体例，斟分部目”，都由薛福成亲自拟定，目录的编纂体现了薛福成的思想，故研究天一阁的学者称其为“薛目”。《薛目》不仅反映了遭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二次兵燹后天一阁的藏书情况，而且汇集了与天一阁的藏书历史相关的文献资料，从而成为天一阁历史上最有学术研究价值的三部书目（阮元、薛福成、冯孟颛）之一。
薛福成对天一阁藏书和建筑非常赞赏，清光绪十七年（1891），命其子薛南溟在无锡其故居的后花园西北角，按照天一阁式样营造藏书楼——“传经楼”，意为藏书万卷，传之后世。左宗棠为之题写匾额，自联有“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树长风烟”，鼓励子孙奋发读书，光耀门庭。
清光绪十四年（1888）秋天，吴引孙接过薛福成的班，任浙江宁绍道台，兼浙江海关监督。吴引孙，字福茨，一字茨甫，江苏仪征人，亦署扬州人，祖籍安徽歙县。他接任后，在道府设“崇实书院”。他以“崇实”两字作为其办学宗旨，教学生实学，而以文艺居其次，所以他的学生大都是实干家。书院有大小房20 间，其中“喻楼”用于藏书。吴引孙在宁波当政的十年期间，将收藏到的图书复本捐助宁波崇实书院，书院的藏书不断增加，公共图书也日见丰富。至今市图书馆藏书中，盖有“真州吴氏有福读书堂藏书”朱文方印的，就是吴引孙的赠书。
吴引孙也是个爱书之人，跟薛福成一样，非常敬仰天一阁，为天一阁留下一副楹联“高阁凌虚，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宸章在上，胜商彝周鼎，传示儿孙”，至今仍悬挂在“天一阁”
的中厅。清光绪二十四年 (1898)，吴引孙离任宁绍台道后，他聘请浙江工匠到扬州，在自家宅第的东北角，也仿天一阁格局建造了一座藏书楼——“测海楼”。“测海”两字出自《汉书?东方朔传》，学深似海，登斯楼读书，无异于以蠡测海，含有“学无止境”之意，期望吴氏子孙以测海的勇气，皓首穷经，奋发有为。吴家藏书始于吴引孙祖父吴次山，其藏书处名“有福读书堂”。吴引孙幼时，祖父常以“有福方读书”等语教育他，认为只有读书才能得到福分，他自称收藏图书是继承了“祖庇”，常在从政之余收访书籍，经过 10多年的收集，藏书达 8020部，247759 卷，大大超过了“天一阁”的 7 万多卷藏书规模。作为一座私人藏书楼，这在扬州乃至全国都是罕见的，是晚清东南地区颇负盛名的藏书楼。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宁波政府改崇实书院为宁波府教育会，又添购了中日新书。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1912）废除道府，改为六邑公会。民国二年（1913）宁波六邑公会将揽秀堂改建为一幢二层洋式楼房，取名为薛楼，用于藏书。
薛楼作为藏书楼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有二。
一是因为薛福成在宁波作道台时，抗击法军取得成功。清光绪十年（1884），薛福成授为宁绍道台时，正遇上法国侵略中国东海，他联络上下，统筹全局，制定战略方案，确定镇海为浙东战略重点，采取加强镇海威远炮台、强徙法国教士商民等措施，率驻军连续打退进犯的法国军舰，获得镇海战役的重大胜利，促使中法议和告成。薛福成对浙东海防的建设不断加强，他募捐购置了七门德国制造的最新式的重炮，并在镇海口修建工事和炮台，为浙东海防建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现在这些炮台等镇海口海防遗址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二是因为他在中国传播西方图书馆的教育理念，影响深远。薛福成崇尚文明，重视文化建设，在清光绪十五年至二十二年（1889-1894），他作为钦差大臣出使英、法、意、比期间，先后参观了梵蒂冈教皇的书库、意大利拿波里的加尔西尼宫图书馆、英国剑桥大学的图书馆等等，感受颇深，非常欣赏西方图书馆的建设和管理，这在他的《出使日记》中均有详细的记载。后来又先后考察了美国、罗马、比利时、德国的图书馆。
薛福成对西方近代图书馆的详细介绍，不但得到国内许多学者的重视,就连清政府在 20 世纪初实行“新政”时，也将薛福成的《出使日记》列为应试必读的参考书。他倡导学习西方长处，补国内短处，成为建立近代图书馆的先行者之一。不幸的是他在完成出使任务后的回国途中染上重病，于光绪二十年（1894）五月去世，年仅 56 岁。薛福成和吴引孙先两人对宁波的文化教育事业都有着积极的贡献。
他们在当时宁波藏书浓郁氛围的影响下，将中国古老的教育方法与西学东用的思想结合起来，融入到文化教育之中，深深影响着宁波，影响着宁波的教育环境、文化环境、读书环境。
宁波市图书馆的建立跟他们密不可分，从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到公共图书馆，从服务权贵儒生到服务广大市民百姓，宁波教育逐渐在普通百姓中普及起来，宁波人民要感谢这两位先行者。特别是眼下宁波市图书馆新馆即将在东部新城筹建之际，宁波人民、宁波图书馆界人士不会忘记他们的功绩，为此撰写本文怀念他们，表达我们的敬仰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