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图书编辑，我大概是张喜梅女士的《馆里馆外———文化名人与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创建和理论探索》一书的最早读者之一了。喜梅老师用力之勤，从本书记录 560 位文化名人，又重点刻画其中的 193 位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创立与发展的特殊贡献足以证明。在书里，喜梅老师刻画了与图书与文化紧密联系、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群人。而在书外，则展现了一个永远值得后人记取的年代。可以说，此书是一部学术着作，但又饱含着历史的厚重感和沧桑感。这一点，需要读者从字里行间去体味与辨别。也值得每个读者深长思之。
国内外研究图书馆的书很多，研究名人的作品更不在少数。然而，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着力探讨他们之间相辅相成的深厚渊源，此书可谓视角独特的创新之作。本书左图右书，或者右图左书，每段叙事配合着文化名人的简介，短则数十言，多则数百字。对于读者全面了解文化名人的生平及事迹确有辅助之功。这是本书排版上的匠心独运。
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图书馆史，又是一部亮点纷呈的文化史。足证图书馆发展离不开文化，文化发展也离不开图书馆这个道理。本书围绕着两条线索展开：文化名人推动图书馆发展，图书馆成就文化名人。两条线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本书有这么几个关键词：创办、实践、理论、变革、影响。本书以人系事，重点介绍了193 位文化名人与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关系。展现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作者叙述冷静、客观、理性，难见激情，较少褒贬，但是读后掩卷却让人不禁几度沉思。
思考之一：中国近代图书馆诞生的特殊背景。
这是作者在书中没有着力介绍而我们不得不关注与思考的首要问题。在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日甚一日，中华民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泥潭中越陷越深的大背景下，中国近代图书馆诞生了。因此，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历史折射着中华民族的苦难史、血泪史、屈辱史和抗争史。
先看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列强逼迫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最主要的有：《南京条约》，这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端。《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英国攫取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房屋居留等特权。《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使美国和法国取得更多的侵略权益。《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清政府开始被列强控制，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加深了。《马关条约》，中国领土和主权再一步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严重侵犯。此后帝国主义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辛丑条约》，使清政府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镇压人民的工具。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如林则徐、魏源等人首先“睁开眼睛看世界”，决心“师夷长技以制夷”，以他们为代表的无数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呼吁开办西式学校、兴办西式图书馆、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开启民智、发展科技、兴利除弊、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一方面是灾难日重，遍地烽火，一方面是群星璀璨，光耀中华。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点。继之而起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鲁迅等人在新式图书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时代。因此，中国近代图书馆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大幕的开启，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这里特别想提一下毛泽东。
从 1912 年秋开始，毛泽东进入湖南图书馆开始自学生活。他先后研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名学》，卢梭的《民约论》等 18、19 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代表性着作。此外还读了一些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和世界地理、历史书籍；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大地图。通过半年图书馆的自学生活，他不仅增长了知识，而且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思想认识，坚定了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奋斗的决心。1918 年 10 月，毛泽东来到北京，当上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开始如饥似渴地研读介绍各种新学说的报章、杂志和书籍，获得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新知识，为他日后领导中国革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思考之二：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诞生是多种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
中国近代图书馆是清政府变法维新仅存不多的硕果之一。不可否认，这里有西方传教士大力提倡之功，资金来源相当多还依赖于西方列强退还的庚子赔款。
因缘际遇，有着特殊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背景。虽有列强掠夺中国人才、传播西方价值观、培养自己代言人的主观目的在里面，但在客观上确实为中国办了一件好事。这里特别需要一提的是韦棣华。
中国在 20 世纪初以前,还没有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尽管带有图书馆性质的藏书阁、藏书楼早已有之，藏书之事甚至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官私藏书都很丰富，但它们只是服务于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所谓学在贵族，学在官府。直到一个美国女性的到来，这个历史才被改写，她的中文名字叫韦棣华，英文名字为 Mary Elizabelh Wood。1899 年 1 月，39 岁的韦棣华从纽约来到了武昌。 本来，她此行的目的主要是看望在文华书院任教的弟弟韦德生（RobertE·Wood），并帮他看管房子，然而此行却改写了中国图书馆发展历史。
1907 年 5 月，韦棣华在由北卡罗来纳州召开的第29 届 ALA 年会上宣读了《中国城市的图书馆工作》，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的图书馆运动。1923 年，她发起了以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推广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的运动。在美国与数百名参议员及国会议员交谈，并力邀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鲍士伟博士来华考察中国图书馆事业。韦女士的这种做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与支持，中外教育界、宗教界、商业界等人士纷纷请愿，将美、英两国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作为基金，用作教育事业之用。最终美国国会于 1924 年 5 月决定将庚子退款中的 600 多万美元用于文化教育事业，由中国文化教育基金会负责，其中 50 万美元用于建造北京图书馆，并在 10 年内负责其运行费的一半；基金会还决定支持国内其他 6 所图书馆，同时每年资助文华图专 5000 美元。受美国影响，英国在 1926 年《中英咨询委员会报告书》中决定庚子赔款之大部分作为基金用作教育事业，并对文华图专亦常年给予资金上支持。
思考之三：中国近代图书馆是在近代西方图书馆思想和中国古代藏书楼物质的双重基础上萌生和发展起来的。
近代西方图书馆思想的传播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藏书楼的功能。中国古代公私藏书都很丰富，但是，文化是远离普通百姓的。而中国近代图书馆是在近代西方图书馆思想引入中国以后产生的，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其宗旨是对文献藏用并重，以用为主，管理上逐渐形成了从采集、分类、编目、典藏到阅览、宣传、外借、流通、参考咨询、情报服务等一整套科学方法。实现了学在百姓，学在大众。
始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中国传统的目录学主要局限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近代图书馆藏用并重，强调图书馆为社会服务、为读者服务的服务功能，这就促进了传统目录学向近代目录学的转型，探索图书科学分类法，解决当时中外图书难以统一的矛盾。
思考之四：旧中国积贫积弱，祖宗之宝、珍贵文物外流，回顾这些历史确实让人痛心疾首。
如 1907 年，皕宋楼主人陆心源的长子陆树藩将皕宋楼全部 15 万卷藏书售与日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使中国极为珍贵的古代文献流入日本，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引起学术界极大震动。又如，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大谷光瑞、俄国人奥登堡先后骗购我国大量珍贵的敦煌文献。而文化名人爱书、护书，舍命保护中国古代典籍的故事一直传为佳话。如，缪荃孙担心江南丁氏藏书重蹈皕宋楼覆辙，以 7 万元购“善本书室“”八千卷楼”的藏书，补充江南图书馆。又如，抗战时期，王重民将国立北平图书馆最珍贵的图书 2720种 30000 余册装箱，赶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天、也就是日本人进入上海租界的前夕，装运出口，避免中国珍贵典籍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
而今，随着中国日益强大，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的提升，许多流失海外的文物也开始缓慢回流。例如，被八国联军掠走的圆明园一些兽首又重新回到圆明园。
再如，近期在中坤集团运作下，圆明园七根流落海外的石柱础回归北京大学。抚今追昔，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中国梦即将在我们手中实现，我们能不感慨？能不自豪？能不庆幸？能不振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