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1.1.1 选题背景
工作生活质量（Quality of work life,QWL），又称“劳动生活质量”,它是根据“生活质量”引申而来，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霍桑实验”.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美国汽车联合工会负责通用汽车公司工会的领导人欧文·布鲁斯通首次提出了“QWL”这一概念。尔后，随着 QWL 运动的蓬勃发展，美国率先采取相应举措，把人文关怀融入工作之中，突出表现为员工通过工会，可以参与那些与改善自己工作环境、提高生活品质（如福利待遇）相关的决策，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发挥积极推动和监督作用。通过评估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进而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提高组织的生产效率[1] [2].20 世纪 70年代，西方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领域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深度研究，目的是为了提高组织工作效率，实现技术因素与人的因素协调一致。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开展的工作生活质量运动，为推动学术界对工作生活质量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实践层面的鲜活素材，同时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般认为，随着以激烈竞争和信息科技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时代的来临，人们感受到的工作负荷、承受的工作压力已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在超负荷运转，为工作疲于奔命的同时，人们更加希望平衡好工作、家庭、生活以及健康的关系，更加渴望追求高质量的工作和生活品质。因此，对工作生活质量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西方国家 50 多年的研究和实践表明，金钱刺激作为激励手段并不能保证员工持续的工作积极性，通过开展工作生活质量运动，企业可以实现组织凝聚力、工作满意感和工作参与感[3]的提升。
工作生活质量理论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引入我国后，受到国内学者广泛关注，并逐步进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文化培育实践，在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增强企业忠诚度，以及激发企业竞争力、实现企业劳动关系和谐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实践证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改善，工作不仅是个人谋生的手段，更是展示个人才华、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许多人不只是为生活而工作，而是将工作视为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对生活质量的注重由个人领域延伸到工作领域。最明显的例子是，当人们在求职时，除关注劳动薪酬外，对工作环境、福利待遇、休假制度、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等也表现出更多的关注。
武警部队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武装集团，对广大青年官兵强调更多的是忠诚、奉献、责任、纪律、荣誉等，这些都彰显着武警部队的社会职能，但军队作为社会组织的一部分，其构成主体要素是人，必然涉及对人的管理。近年来，受经济社会外部环境和军队内部环境双重作用影响，部队人员结构由官、兵“二元结构”变为军官、士官、义务兵、文职人员“四员结构”,随着现代科技手段广泛应用和信息网络技术的普及，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频繁，传统主流文化与网络多元文化相互碰撞，使官兵精神需求和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思想行为的选择性多变性增强。
如果单纯依靠条令条例严格管理训练，而忽视官兵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需求，则容易挫伤官兵参与工作训练的积极性，甚至造成内部矛盾激化。同时，由于近年来武警部队遂行抢险救灾、维稳处突、战备执勤、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等任务加重、时间拉长，部分官兵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厌倦、紧张、压抑等不良情绪，个别干部士官因为长期两地分居、生活压力过大导致工作与家庭冲突加剧，这些都给部队传统管理模式提出新的挑战。
在现代企业广泛学习借鉴军队管理模式的情况下，军队作为一支具有强大生机活力的组织，必须适应时代发展，坚持与时俱进，以提高战斗力为根本标准，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借鉴运用管理学中科学管理、人本管理等科学理论，把提高官兵工作生活质量、促进官兵全面发展作为重要内容，以此不断提高军事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从现状看，我国对工作生活质量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而部队在这方面的研究更是空白，如何以官兵工作生活质量的提高，激发以队为家、爱岗敬业、忠诚使命的工作热情，是部队管理中值得研究的课题。
1.1.2 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是基于我国军事斗争准备拓展深化、军队管理体制深入变革、官兵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治军带兵面临许多新情况新变化的背景下提出的。虽然近年来我军在福利待遇、工作环境、生活条件等方面有了较大改善，但这种改善是“补课赶队”式的，与官兵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和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节奏相比较，还有较大差距。在和平年代，军人虽然没有直面战争的现实考验，但受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以及对考核评比、职务晋升、个人前途、人际交往的忧虑等因素影响，官兵产生焦虑、抑郁、困惑、苦闷、烦躁等心理压力的问题日益凸显。美军一些调查结果表明[4] [5]:与普通人群相比，军人感觉到更大的压力，26%的军人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15%产生情绪障碍，而患上心理疾病的高达 8%.心理障碍是导致男性军人过早退役的首要原因，是女性军人退役的第二位原因。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报告中所提到的对个体产生影响最大的压力源并不像预先想象的那样是与军事任务密切相关的事件（如战争场景、海外驻军、受伤和死亡的威胁），出乎意料，大多数军人汇报的压力都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貌似琐碎的小事情（如工作职责的调整、工作时间的改变，以及与同事和上级的关系紧张等）。因此，在对军人压力的研究中，需要开阔思维视野，以更全面系统的角度和方法，关注军人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在对武警黄金部队某支队官兵的调研中，超过 70%的官兵反映，现代人追求的是高品位、高质量的生活方式，而军人因为职责使命需要，仍然在直线加方块、言行受约束的“公式化”生活之中，特别是武警黄金、水电、交通、森林部队的官兵，长期工作生活在野外，人迹罕至、环境恶劣，早已被时代淘汰，时常会暴露出抑郁、苦闷、烦躁、埋怨等心理，给执勤、训练、施工和管理带来很大难度[6].因此，研究官兵工作生活质量对部队战斗力生成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对青年官兵工作生活质量的研究有利于推动部队教育管理方式的创新发展。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改革与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我军在长期革命、建设和发展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凝神聚气、与时俱进的优良传统，如爱党卫国、尊干爱兵、吃苦奉献、崇尚荣誉、服务人民，等等。这些优良传统是人民军队的政治优势，也是部队建设的精神内核。新的历史条件下，部队全面建设面临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既需要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又要求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优良传统，保持教育管理工作的生机活力。研究青年官兵工作生活质量，有利于借鉴运用现代管理中的科学理论和新鲜经验，在学习借鉴中拓展思路，在博采众长中固强补弱，在吸纳融合中促进发展。
其次，对青年官兵工作生活质量的研究有利于保持部队内部和谐稳定。武警部队是一个特殊的军人群体，具有遂行任务多样化、多样任务常态化的特点，有的任务政治要求高，管理非常严格；有的任务风险性大，随时面临生死考验；有的任务高度分散、环境艰苦，官兵承受的身心压力是超常的。同时，近年来随着部队中在单亲家庭中成长，尤其是隔代抚养的战士比例逐年增大，因亲情缺陷造成性格孤僻、情感孤独、心灵闭锁、行为极端等心理问题日益突出。有的官兵面对个人进步、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经济拮据等实际困难，在不知如何正确处理时，容易感到悲观失望，对工作和生活失去激情；有的官兵长期受婚恋受挫、家庭涉法等问题困扰，工作生活中沉默寡言，与人交往脾气暴躁、行为极端；大部分官兵从入伍到退役，部分课目反复施训，工作环境枯燥乏味，有的甚至常年驻守在高原高寒地区或政治敏感地域，风餐露宿非常艰苦，精神压力高度紧张，很容易诱发消极怠训怠工等不良情绪。这些年因心理问题引发的自杀、凶杀以及逃离部队等问题时有发生。通过研究青年官兵工作生活质量，有针对性地提出舒缓官兵身心压力、平衡工作家庭冲突、改善官兵关系等方面的对策建议，有利于提高官兵的工作满意度和生活幸福感，使每名官兵在尽职尽责的同时，能够享受工作带来的乐趣，在工作中感受到生活的意义，进而保持健康人格，保持部队和谐稳定和安全发展，这也是构成战斗力的必备要素。
再次，对青年官兵工作生活质量的研究有利于促进“以人为本”和“从严治军”的有机统一。“以人为本”是时代的主题，“从严治军”是部队的铁律。当前，部队在处理以人为本和从严治军的关系问题上，还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强调以人为本而降低训练标准、放松对官兵的纪律约束，容易导致部队管理松散、纪律松弛、作风松散，个别官兵甚至因严重违法违纪损害了军人的形象；另一种是强调从严治军而忽视官兵的主体地位、民主意识，容易导致管理方式简单粗暴、官兵关系日益紧张，甚至酿出恶果。
研究青年官兵工作生活质量，有利于着眼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把关心官兵个人发展与从严治军、爱护官兵生命与培育战斗精神、尊重官兵权益与确保一切行动听指挥有机统一起来，最大限度调动官兵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激发参与战备、训练的政治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