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广义上是指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萌生和演进而来的有着自身特色的文化表象，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外在表征又包含精神层面的内在意象。不同地域的民族特色文化代表了本民族的历史发展水平。而文化传播则是指思想观念、经验技艺和其他文化特质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从一地传到另一地的过程，又称文化扩散。在文化传播研究的范畴中，民族问题因个体的身份认同、意识形态的场域重构和共同体的价值形塑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现如今，在信息时代飞速发展的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图景中以及文化融合的双重驱动下，我国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研究的重心发生了转向，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研究突破。
一、数据来源
本文将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我国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文献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CNKI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等相关论文数据库中收录的论文为主要依据，以此客观地了解国内民族地区文化传播领域研究的重心与发展方向。
二、研究工具及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SPSS、EXCEL等软件对预设的检索结果进行取样分析，以统计学原理作为基础方法对文献数量、文献著者、关键词、文献被引频次、文献下载频次等进行统计研究。在上述研究基础上，通过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民族地区”与“文化传播”相关的交叉领域研究现状进行详细分析，以期确立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发展方向。
三、数据统计与计量分析
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中国人民大学 《复印报刊资料》 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HL）、中文社科引文索引 （CSSC）I 等国内主要的文献数据库进行检索，对相关的资源进行了整理和研究。
在对特定资源进行排查的过程中，笔者将检索词设定为“民族地区”，并含“文化传播”，同时采取主题检索的模式，进行精确匹配，对选定的数据库中的全部期刊进行筛选，初步筛选出203篇关联文献。通过对初步选取的文献进一步做标题甄别，除去重复刊载的多源头科研论文，并将通知、报道、征文等无关文献逐一排查剔除，最终检索出178篇有效文献，检索的截止日期为2014年1月22日。笔者借助Excel、ROST 等数据处理工具，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选定文献的数量分布、核心著者和科研机构情况、关键词、被引频次和下载次数进行分析处理，具体结果如下：
（一） 文献数量分析
1988年张伟在 《贵州民族研究》 上发表的 《双语现象与社会民俗》 开启了我国本土化民族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新篇章，该文从语言习得与社会风俗相切合的角度入手，探讨了语言接触作为文化接触的一种重要形态在文化传播范畴的重要性，这种尝试将语言学和文化学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值得肯定。
若将这178篇论文以5年作为间隔来区分，可以明显看出2000年前仅有5篇；2000至2005年有18篇；2006至2010年有77篇；2011至2013年有79篇。
上述研究文献的刊载现象或许可以解读为，在2000年之前的传播学术界，尚未将眼光完全投注于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播现状和个体组织行为研究，也未体会到这可以成为一个区域性文化扩散和传承的核心议题，以致于鲜有相关论述。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念在实践领域的拓展，我国政府深入推进各民族繁荣发展政策。2000年国家施行“西部大开发战略”至今，政府将少数民族地区的快速发展程度作为了民族区域繁荣评价指标的重中之重，这一行为举措激发了相关领域学者的研究热情。相应地体现在学术研究层面，则直接表现为研究文献数量逐年上升。在民族学研究领域中，关于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的相关研究文献的刊载量直线上升，2010年起更是出现了几何倍数的增长。
民族学与新闻传播学在文化方面的交叉研究越来越普遍，尤其是新媒介的使用之于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的作用探析成为了学者持续关注的焦点，整体学科研究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
（二） 核心著者分析
核心作者是指在期刊上刊载文献数量较多，并且所发文献被引频次较高，对学界研究发展起较大作用的作者。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发文数m需满足m=0.749* nmax姨（nmax表示发文最多著者的论文数）。核心作者发文篇数依据公式可知，m=1.498，因此，本文将发表文章数量在2篇及以上的著者假定为核心著者，统计得到核心著者有8人。其中，多篇论文存在合著现象。
通过分析核心作者所在单位与发表的期刊文献内容可得知：第一，核心著者在固定的研究领域已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研究派系，该派系内的研究群体在同一治学理念的根基上，以相近的研究趋向为引导，对特定的研究命题进行深入性探讨，并持续产出开创性成果。如中南民族大学的高卫华、杨兰和陈晨合作的多篇文章均围绕着新媒介环境中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现状与发展进行研究；中南民族大学的龙运荣、黄迎新等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的现状调查；华中师范大学的丁智才则着力探讨民族文化产业与对外传播的相关性和路径对策研究。第二，核心著者在研究文献中地域研究特色明显，依托科研院校所属地理区隔进行实地取证和调研，以一手的详实资料为支撑，进行特定区域内的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使得研究成果既有科学的普适性又有鲜明的实践性。如高卫华、黄迎新等一批中南民族大学的学者们专注于湖北省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播研究，以年度暑期调研报告作为主要的科研成果呈现方式；张伟云等贵州师范大学的学者们也努力通过对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基层文化工作展开调研，力图阐释当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的特性和影响因素。
（三） 核心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 分析
参照上述普赖斯定律推导出的核心著者数量公式
表示发文最多著者的论文数），将的数值指称界定为发文最多的机构，并以此类推得出m=2.9，因此将发文数量在3篇以上的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 界定为该领域有影响力的研究单位，统计得出核心的科研机构有14所高等院校。按著者所在的科研机构发文数量排序，参照统计结果列出排名前十四的机构来源。
通过分析发文核心著者所在的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 可知，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类科研机构：
第一类是民族类院校，侧重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路径对策、特定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播现状分析以及新媒介在民族文化传播领域的应用性研究。从上述列举中可以看出，民族类院校随着我国民族政策的不断调整正在与时俱进，逐步适应社会的各种需求，基本形成了“三个核心阵地”的格局：第一，培养民族创新人才的核心阵地；第二，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基地；第三，研究民族政策、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的核心阵地。
第二类是师范类院校，主要将教育学与民族学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研究，探讨民族地区的学生文化认知和认同程度以及民族地区文化传播在课堂和实践教学方面的发展现状。师范类院校充分发挥了微观视角的教学法研究与宏观领域的教育学探讨相结合的优势，利用自身的研究长处在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因循出了不少可借鉴、可延续的民族理论研究的新面向。
第三类是综合性大学，一般以文化产业为研究对象，注重区域经济发展与文化关联度问题的探讨，强调合理利用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优势，将其科学地运用到当地的经济建设层面，形成文化符码的加权。尤其在经管类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因地制宜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播和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做出实证分析，将其与社会创新管理相结合并探寻两者的关联度和可行性路径，力求在国家的宏观政策指引下，结合当地优势性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符码，增添特色旅游等类似突破区域经济发展瓶颈的新型增长点。
（四） 关键词分析
按文献的刊载量进行排序，从排名前20位的关键词中可以看出，对基于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全球化文化变迁格局中的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研究、新媒体环境中的民族文化对外传播路径特征和对策分析、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民族文化传播领域的媒介素养探讨等最受学者们关注，尤其是针对民族文化产业的区域性突破和民族文化旅游中生态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在近些年呈现了相对集中的态势。
（五） 被引频次分析
学术期刊中科研文献的被引频次充分说明了该论文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依据“民族地区”和“文化传播”这两个关键词设置，运用主题模式模糊检索得知，被引频次最多的是中南民族大学的陈峻俊 《浅析网络时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新特点》 这篇论文，共有25次引证。从被引频次前十名的文章来看，新媒介运用与民族文化传播的规律与应用对策、文化变迁视角下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认同与青少年教育方面的研究文献被引频次颇高，这和之前详述的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现有文献的研究方向相一致。
（六） 下载次数分析
学术期刊中文献的下载次数说明该论文为本研究领域的风向标，成为学者研究参照的基准。同上，继续将关键词设置为“民族地区”和“文化传播”，运用主题模式模糊检索得知，下载次数最多的是中央民族大学梁自玉的博士论文 《文化变迁与旅游业发展研究》，截至本文统计的时间 （2014年1月22日），共有2540次下载。
经由文献的下载次数做出延伸分析，可得知：
第一，下载量排名前十的文献中有8篇为学位论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占了6篇。这说明在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已经形成了隐性的学术网络以及隐性学术传播网络，借由硕博士论文的产出划定了承袭脉络。
第二，单独对上述8篇下载量排名前十的硕博士论文的主题分类进行剖析，就可发现硕博士研究生对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研究议题的兴趣范围十分广泛，可说几乎涵括人文社科各大类的主题。
四、总结
综上所述，分析已呈现的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的学术研究趋向，不论是硕博士论文还是期刊论文从某种程度来说，都是对不同阶段学术研究群体的关注程度走势的集中反映。其中真正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相关的学术文献中的论证和研究的取向到底回应了何种学术关切。笔者尝试将上述对于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的论文主题加以分析和归纳，大致可以得出下列几个未来学科领域可以维系的主要研究脉络：
第一，挖掘和纪录各民族在其生活场域中特有的传播现象和运作方式：民族文化多元性的体系，以及部分民族所保存的文化遗产，其中蕴含了本民族民众生活世界丰富的传播样态以及其特有的运作模式，例如特殊的信息传播方式、历史纪录方法、物质与社会制度的传播运作等。这是对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的基础研究，也是我们从事这一学术领域的初阶工作。
第二，探讨各民族的传播形态及传播模式以及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关系：一个民族自有文化的传播方式和意义建构的过程必然和其所处的文化脉络有关系。民族文化长期所形塑的生存环境，如何影响民族文化传播的运作；而文化传播扩散融合的过程，又会渐次建构文化的深层意义。两者之间的互动和辩证关系，是另一个值得探索的研究取向。
第三，民族文化传播的主体性思考与行动实践：作为民族文化传播的主体，对于自身定位、角色扮演，传播者的专业职能，及传播环境中自我位置与行动的反身性思考，都有待更进一步探讨。尤其是少数民族民众自身兼做为传播者/接收者双元性的动态思考角度及行动可能，面对后现代人类学及民族志法书写范式的转变，都一再召唤研究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的自我检视与反思。
第四，媒体的再现与论述的建构：过去相关研究累积最多的议题，便是关于媒体中少数民族原生态价值的再现，也是探讨民族文化传播现状的关键切入点。作为“他者”的媒体再现着仅存的民族原生态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地揭示主流媒体的逻辑与运作方式。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民众以主体位置呈现的文本、论述，表示少数民族民众已经逐步建构属于自我的对话机制，对于论述建构的社会脉络和文本的探讨，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研究重点。
第五，媒体的使用与运作：少数民族民众使用各种媒介进行文化传播运作已是必然且重要的事实。少数民族民众如何创制属于自己的文化传播平台，或是如何在各种媒体中运作，均有其特定的社会脉络、运作逻辑和操作策略，这些关于少数民族自身的主体性、传播权、自我观点、社会互动如何进行，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度的讨论和研究。
参考文献：
[1] Wilson II， Clint C. and Felix Gutierrez. Minorities and Media: Diversity and the End of the MassCommunication. CA: SagePublications. 1985.
[2] 夏建中. 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3] 王学艳，李华子. 我国民族文献研究的统计分析[J]. 情报资料工作，20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