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2013年 , 美国学者特隆德 · 雅各布森 ( T r o n dJacobsen)等人发表了《Invoking "collective memory":mapping the emergence of a concept in archival science》一文,这篇文章利用国外的几个重要档案学刊物,搜集了1980年~2010年档案学集体记忆的研究成果,并根据这些论文之间的引文网络确定了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的主路线和有影响力的作品、作者以及主要的研究分支,[1]这对全面掌握国外集体记忆研究全貌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同时也对推动我国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研究拟在此综述文章的基础上,结合文中提炼出的主路径文献,剖析其具体的研究观点,并基于档案与记忆的关系梳理了国外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的四条研究路线,为我国学者了解国外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提供参考.
2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主路径文献分析
2.1主路径分析方法及数据来源简介.主路径分析方法(Main path analysis,MPA),是1989年由诺曼·哈蒙(Norman P.Hummon)和帕特里克·多利安(Patrick Doreian)基于引文网络的连通性提出的一种新的引文分析方法,该方法通过识别从源点到汇点的最大遍历权重(SPC值)连通路径来捕捉引文网络中的最关键连接以实现研究领域主要发展路径的识别.[2]雅各布森等人[3]在其研究中利用《AmericanArchivist》、《Archivaria》、《Archives andManuscripts》和《Archival Science》4种期刊1980年~2010年出版的有关集体记忆文献作为分析对象,经过关键词搜索和人工的内容浏览,最终确定了165篇文献作为分析对象.笔者结合被引次数、SPC值以及文献内容的阅读,遴选了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中的12篇文献构筑了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的主路径.
2.2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学术观点剖析.1990年,福特发表了《记住和忘记:档案、记忆和文化》一文.这篇文章出现在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的主路径中原因有两个,一是他是第一个将哈布瓦赫和洛文塔尔集体记忆研究引入档案学的学者,二是因为福特是第一个提出通过扩展交流的时空范围来凸显档案记录能量的学者,他认为档案记录可以促进信息跨年代的连续转移.
1993年,理查德·考克斯(Richard J.Cox)在其论文《公共记忆的概念以及它对档案公共交流计划的影响》中提到:公共(或集体)记忆研究成果中,有三本书对于北美的档案学家是很重要的,他通过对这三本书的介绍,希望让档案学家能够了解档案宣传的重要性.他强调:档案不是一个事物,而是一个交互和解释的过程.
1996年,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档案发热:弗洛伊德主义的印象》中,巧妙地通过纪念、宗教、时代和技术的扩展冥想,利用解构主义分析方法分析了档案的概念.这篇文献从发表至今,已经被引用了1700多次(来自google scholar的数据),是对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影响非常大的一部着作.
2001年,布罗斯曼在《档案保存的过去:记忆、历史和档案记录的保管》一文中呼吁进一步探索档案学对过去的理解,以及档案行为如何定义和构建不同版本的过去.
他将档案学家分成两类:历史档案学家和记忆档案学家,其中历史档案学家主要关注"找到记录,并在其中发现证据,从而形成对过去的线性陈述";记忆档案学家关注"将过去残留作为材料来促进完整的知识、社会认同和群组意识的形成".
2002年,赫德斯特罗姆撰文《档案、记忆和过去的界面》,利用计算机设计的概念"界面"一词来描述档案学家如何通过"让用户能够,但也有限制地解释过去"的方式发挥文献和用户之间的媒介功能.同年,施瓦茨和库克在论文《档案,记录和权力:现代记忆的形成》中提到:
档案学家在重构和解释历史的过程中,认定他们自己是客观的、中立的,而实际情况是他们对于档案这种记录形式的记忆还原,不可避免地会受主观和社会权力因素的影响.
科特拉尔是国外集体记忆研究主路径最重要的节点,在这15篇文献中,他有三篇被纳入其中,分别是其2003年、2005年和2010年关于档案记录和集体记忆相关内容的研究.科特拉尔认为档案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们能够将背景信息封装,他主张档案馆作为一个人民记忆的公共空间,服务于人民,他强调档案工作要充分地借助社会群体来建立集体记忆恢复和重构的共享空间.
2005年,皮戈特在《在构建集体记忆档案馆》一文中提出:档案和记忆的关系是松散的,档案和记忆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同年,弗兰克·阿普沃德(Frank Upward)发表了《连续体机制和记忆库》的两篇系列文章,他提出了一个文化遗产连续体模型,将文化遗产连续体分为产生、捕捉、组织和复制四个维度,他认为通过建立这样一个模型,可以帮助细化记忆库建立的步骤,形成记忆的重构和讲述.
2008年,安妮·吉利兰(Anne Gilliland)等人在《多元化档案范式:环太平洋地区的档案教育能够应对挑战吗?》中针对档案工作者文化视角、信仰和边缘化以及主流社区经验的教育挑战,进行了调查研究,该文章中引用了很多集体记忆的研究成果,因此也被纳入了集体记忆研究的主路径中.
3国外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视角
国外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按照档案学或者档案记录与集体研究的关系大体可以划分为四种研究视角.
3.1档案馆是记忆宫殿.在档案学文献中,涉及档案和集体记忆关系的研究早期比较突出的一种研究视角是将档案馆视为集体记忆宫殿或者记忆库,认为档案可以帮助创造集体认同感.其中,加拿大档案学家休·泰勒(Hugh A.Taylor)在《集体记忆:图书馆和档案馆作为文化遗产》一文中首次研究了档案和集体记忆的关系.他呼吁档案馆和图书馆以及博物馆进行合作来进行文化遗产的搜集,实现对记忆进行重构.[4]美国档案学者詹姆斯·图勒(JamesO'Toole)提出了档案"符号意义"的概念,以更加宽泛的符号视角来解释档案记忆.[5]探索档案记录如何启发集体记忆与档案馆作为社会机构如何传播集体意识密切相关.这个研究思路的很多学者都把档案馆作为政治包容和排除公众记忆以及官方发言、谈判的重要场所.
3.2对档案的反思和重新定义.第二种研究视角把关注点放在档案记录作为集体记忆来源的有限性上.这些研究成果指出档案在形成记忆的影响力方面还有不少问题存在,档案形成和能形成的记忆种类也不太明了.这个研究视角批判地检验了档案馆作为记忆守门人或促进者的作用.其中,有一种观点,认可记忆和档案之间的直接关联,例如,琼·施瓦茨(Joan Schwartz)和特里·库克(Terry Cook)曾经声明:记忆,就如同历史一样,根植于档案中,如果没有档案,记忆就会衰退、变淡,直至消散.[6]还有一种对立的观点,他们认为档案和记忆之间的关联很模糊,或者关联不大.例如芭芭拉·克雷格(Barbara Craig)将记忆描述成有自我证明意义的概念,认为记忆的这种自我证明通常是模糊或者有误导性的,[7]即认为基于档案形成的记忆不可靠.弗朗西斯·泽维尔·布劳恩(Francis Xavier Blouin)和威廉·罗森博格(William GRosenberg)认为档案和记忆之间有"空间边界",档案和记忆相关的社会背景以及社会记忆知识的构建是否来自档案都需要进一步检验.[8]迈克尔·皮戈特(MichaelPiggott)认为档案和记忆互不相关.[9]玛格丽特·赫德斯特罗姆(Margaret Hedstrom)也认为档案和记忆之间相关的条件还不十分清晰,档案可以解释过去,但是非常有限.[10]一些学者反对档案能够提供中立、可靠或者完整的过去行动证据的传统信念.他们认为档案工作有内在的政治动机,标准的档案功能,例如选择、组织和保存,可以直接影响社会记忆.有部分学者认为有价值的和可记录的记忆存在于档案库之外,埃里克·科特拉尔(Eric Ketelaar)就提出通过网络技术可以开放档案使之成为社会"记忆空间",即档案需要和公众有更多的交互,而不是主要针对研究者或者学者.[11]
3.3档案、社会权力和道德.第三种研究视角,认为记忆通常被用于检验档案学家在处理公众边缘化以及维护公正关系上的道德作用.档案学家越来越多地开始审视自己参与集体记忆研究的社会地位和责任.例如,大卫·华莱士(David Wallace)将档案置身于记忆构建道德的复杂动态环境中,他认为档案学家必须在制作可变过去特定版本作品时,能够阐述其中的不公正以及揭露权力结构.
米歇尔·卡斯韦尔(Michelle Caswell)[13]和里卡多·帕恩扎兰(Ricardo Punzalan)[14]都认为档案既是记录又属社会空间,可以促进公众的记忆和纪念.在构筑过去的记忆时,档案必须发挥作为流离失所或受压迫人群的纪念场所的功能.许多学者从实例角度都说明了档案在维护正义、人权方面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
3.4在档案中寻找记忆.第四种研究视角主张确立档案学在集体记忆传播和构建动态性方面的独特地位.肯尼斯·福特(Kenneth Foote)可能是第一个有档案记忆想法的学者,他认为应该突出档案记录在扩展交流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的能力,他将档案定位为一种交流资源,可以促进信息连续地转移.[15]赫德斯·特罗姆提出了"档案是已经丢失记忆的潜在发现或者恢复来源"的论断,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理解档案如何迁移是很具挑战性的.[16]布莱恩·布罗斯曼(Brien Brothman)在思考档案的时间、记忆和历史概念时,提出了两种档案学家:历史档案学家和记忆档案学家.历史档案学家主要关注"找到记录,并在其中发现对过去线性陈述的证据",而记忆档案学家兴趣点在于"把过去的残留作为资料,来促进知识、社会认同以及群组意识的形成".[17]
皮戈特以澳大利亚为背景,描述了"集体记忆档案"的例子.他认为博物馆和纪念馆等纪念机构积累的是不同的纪念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录本身也成为纪念形式.这样,纪念和纪念化过程成为集体记忆档案的构成元素.在这种背景下,记录和纪念是不可分割的.[18]
国外对档案和集体记忆研究的视角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一是将档案馆视为记忆宫殿,主张从档案中可以唤醒很多集体记忆;二是对档案和集体记忆关系的批判性思辨,认为档案用于揭示集体记忆还有很多局限性;三是关注档案在重构和恢复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应该确保其中立性;四是支持档案作为集体记忆构建的来源,把档案作为一种特殊的集体记忆构建方式,确立档案在集体记忆重构和恢复中的重要作用,并希望形成档案集体记忆的概念.
4结论
本研究在雅各布森2013年出版的集体记忆研究综述[19]的基础上,利用引文网络的主路径分析方法和内容分析方法对国外的集体记忆相关的主要文献学术观点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根据这些文献中对档案和记忆相关关系的研究,提炼出国外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的四个研究视角,深入分析了国外集体记忆研究的学术观点和问题倾向,这对于我国档案学更加深入地开展集体记忆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基于网络的连通性来确定研究的主路径在国内的档案学研究中仍是空白,探索我国档案学集体记忆的研究轨迹和有影响力的成果对于认清我国在该主题的研究现状至关重要,在这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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