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港式中文看普通话书面语, 一方面包括两种书面语自身语言特点的比较, 尤其是关注港式中文自身的发展及其对普通话的影响, 有助于认清两种书面语之间的同源关系以及普通话的发展特点;另一方面也包括对两种书面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考察, 尤其是关注港式中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有助于拓展普通话研究的视野和思路。
关键词： 港式中文; 普通话; 共时研究; 历时研究;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Hong Kong style Chinese, the Putonghua studies can be improved deeply. Frist, it can be proved that Hong Kong style Chinese and Putonghua are derived from the same source:early modern Chinese through the phenomena of Hong Kong style Chinese and their effects on Putonghua. Second, the research of Hong Kong style Chinese can provide new methods and ideas to the study of Putonghua.
Keyword： Hong Kong Chinese; Putonghua; synchronic study; diachronic study;
1. 引言
“港式中文”形成于20世纪70到80年代, 相关的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增多。学界基本认为港式中文是“具有香港特色的汉语书面语”, 但这一书面语是以什么为基础形成的, 却存在争议。主要的观点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以香港粤语为基础, 受英语、文言等影响而形成, 如张洪年 (1972) 、刘殿爵 (1993) 、黄坤尧 (2000) 等;第二种观点认为“以香港话为语法架构, 杂用英文语词”, 或“以国语为语法架构, 杂用英文或/和香港话语词” (张振江, 1996) ,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谢耀基 (1997) 等;第三种观点认为“以标准中文为主体, 但受到粤语、英语以及文言等方面影响” (石定栩等, 2006:7) ,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田小琳 (2008) 、刁晏斌 (2012a) 等。以上三种观点中, 最后一种渐成主流。
在第三种观点中, 又存在着共时和历时两种不同的视角。从共时的角度看, 港式中文的主体“标准中文”基本等同于“内地通行的规范普通话的书面语”。如石定栩等 (2006:7) 将“标准中文”看作香港书面语的第一个等级“A级”, 认为是“完全运用标准汉语的书面语, 与内地使用的标准中文属于同一类型”。再如, 田小琳 (2008) 认为“标准中文是大家最推崇的中文, (香港) 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所收录的名家名作或编者自己写的课文, 大都是标准中文, 舆论的取向也是希望将其作为中文教科书的课文, 是最标准的, 而不是港式中文, 更不能是粤式中文”。刁晏斌 (2012a) 则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待港式中文的“底本”, 认为是20世纪上半叶的“国语”, 也就是早期现代汉语, 具体指从“五四”时期到1949年这一阶段的汉语。从这个角度讲, 港式中文和内地的“标准中文”有着相同的来源, 后来在各自的发展道路上有了不同的变化。
本文采取标准中文基本等同于普通话 (如无特殊说明, 本文的“普通话”指的是“普通话书面语”) 的观点, 通过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 探索港式中文和普通话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以港式中文及其研究为切入点反观普通话及其研究。
2. 从港式中文看普通话
2.1 港式中文与普通话的关系
刁晏斌 (1992) 等一系列的研究尝试运用汉语史的眼光来看现代汉语, 将现代汉语的发展演变历史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
第二阶段:1949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
第三阶段:10年“文革” (1966—1976)
第四阶段:改革开放至今 (1978年至今)
港式中文的“底本”早期现代汉语即为第一阶段的现代汉语。邵敬敏 (2008) 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研究港式中文, 认为粤语 (主要是口语) 、英语 (包括口语和书面语) 、文言文 (书面语) 这三股势力渗透到标准中文里最终演变成为港式中文, 并将演变过程概括为图1。
图1
从图1来看, 其实如果把“标准中文”修改为“早期现代汉语”可能更为恰当。因此, 我们将图1调整为图2。
如果稍加解释, 就是早期现代汉语在发展中受到粤语、英语、文言文等的影响而衍生出了港式中文。
邵敬敏 (2008) 还指出:“作为书面语的主体, 应该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白话文。这点内地和香港应该是一脉相传的, 只是后来才出现了差异。”根据这一观点, 可以将普通话的发展描写如图3。
图2
图3
也就是说, 普通话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方言、外来语和文言文等的影响。
比如词汇方面, 普通话词汇系统中有方言词和外来词, 可看作方言和外来语对普通话的影响。刁晏斌 (2006) 的研究更是表明外来词在汉字、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对普通话的发展都有所影响。刁晏斌 (2006:275) 指出以某一外来词为核心可以创造出新的词语或衍生出新的词义。例如英语hacker一词, 汉语译为“黑客”, 主要指“通过互联网非法侵入他人的计算机系统查看、更改、窃取保密数据或干扰计算机程序的人”, 后来仿“黑客”而造“红客、白客、灰客”等, “黑”也由此产生出了新的动词义“电脑被黑客制造的病毒感染”。
再如语法方面, 普通话中有些结构的来源存在争议。以“人称代词带定语”结构为例, 关于其来源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他源说”, 即认为结构受印欧语的影响而产生 (王希杰, 2000) , 或受日语影响而产生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 1959) ;二是“修辞说”, 即结构源于一种修辞技巧 (太田辰夫, 1987) ;三是“自源说”, 即认为结构是“‘古已有之’的语言传统的‘血缘性’承袭” (崔山佳, 2008) 。对此, 刁晏斌 (2006:345-348) 以现代汉语史的视角进行观察, 发现这一结构在现代汉语的四个发展阶段都可以见到用例。然而, 四个发展阶段的用例并不是均衡的, 而是呈“多——少——多”的曲线变化, 该结构在现代汉语前的发展阶段使用频率不高而在现代汉语的第一阶段产生了大量用例, 这并不是自身发展的结果, 而是受外来语影响。因此, 现代汉语中人称代词带定语的现象可看作是汉语传统用法的继承和外语的影响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此可见, 从历时的角度看, 港式中文和普通话都是早期现代汉语的变体, 二者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受到来自方言、外来语及文言文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二者之间只是互相影响的关系, 而不存在派生关系。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观察普通话的发展演变。
2.2、 从港式中文看普通话的发展演变
现代汉语从第二阶段开始就一直朝着通俗化、口语化的方向发展。通过与港式中文的对比, 可以进一步了解和认识这一发展变化。下面举例来谈。
2.2.1、 词语使用范围缩小
石定栩等 (2006:106-107) 指出有一些词语在近代汉语中已经开始使用, 港式中文保留了相关的意义, 而普通话则有所变化。比如, “行礼”在普通话里是“致以敬礼”的意思, 例如:
(1) 烈士墓前他们庄严行礼。 (《人民日报》2018年4月9日)
在港式中文里除了具有“致以敬礼”的意思之外, 还有“举行仪式”的意义, 如例 (2) 中第一处“行礼”就是“举行仪式 (此处为婚礼) ”的意思, 而第二处“行礼”是普通话通常所讲的“致以敬礼”之意:
(2) 早前一对新人在行礼时, 被一名大妈按头强迫鞠躬行礼, 令新娘气得怒丢花束, 然后大哭, 更一度想离场。 (《星岛日报》2018年3月24日)
“举行仪式”的意义在宋代就已经在使用了, 例如:
(3) 古者天子必无亲至后家之礼。今妻家远, 要行礼, 一则令妻家就近处设一处, 却就彼往迎归馆成礼;一则妻家出至一处, 婿即就彼迎归自成礼。 (《朱子语类》)
港式中文将“举行仪式”的意义沿用至今, 而这一义项在普通话中已经消失了。
刁晏斌 (2012a) 指出除了“行礼”之外, 还有一批港式中文和普通话共用的词语, 前者沿用了早期现代汉语中的意义和用法, 而后者则缩小了使用范围, 比如“认真、意图、发达、工友、主持人、裁判、大班、检讨、揭发、身家、戏院”等。
再以“开幕”为例。在港式中文里, “开幕”既可以指演出、节目、戏剧、会议等的开始, 例如:
(4) 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22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星岛日报》2018年10月22日)
也可以指店铺、场馆等的开业, 例如:
(5) 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即将在明年1月20日开幕。 (《星岛日报》2018年10月15日)
这是沿用了早期现代汉语的用法, 因为在早期汉语中“开幕”用于“开始义”的搭配范围就比较广, 如例 (6) , 可以用于“中华门”的“开幕”:
(6) 民国元年十月十日, 国庆期届, 即举行庆祝礼, 是日改大清门为中华门, 门外高搭彩楼一座, 内悬清隆裕太后退位诏旨, 赵总理秉钧派内外两厅丞, 作为代表, 行中华门开幕礼。 (《民国演义》)
而普通话则用于戏剧的开始, 例如:
(7) 第三幕开幕时, 漫山漫谷, 大雪纷飞, 一头白发的喜儿,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顽强地挣扎着。 (《戏剧表演论》)
或会议的开始, 例如:
(8) 距奥运会开幕的日子已所剩无几, 但“山雨欲来, 满楼寂静”, 不见一丝风来。 (《中国青年报》1992年7月20日)
2.2.2、 文言色彩减弱
田小琳 (1997) 谈到“香港的中文公文一向书面语色彩较重, 文言色彩重于内地的, 轻于台湾省的”。程祥徽 (2005) 指出“海峡那边的台湾保留传统较多, 行文不少文言成分;海峡另一边的大陆则尽量与口语接近, 公文形式走向简化”。可见, “三地”公文文言色彩由强到弱的顺序为“台湾>香港>大陆”。其实不仅仅是公文方面, 整个书面语都呈现出这样的趋势。
词汇方面, 港式中文保留了很多文言词语, 书面语色彩比较强。比如, 石定栩等 (2006:173-174) 提到“饮”在普通话里是动词性语素, 常用语素义是“喝”, 只能出现在“饮食、饮料、饮水思源”等词语中, 不能单独使用;然而, 在港式中文里, “饮”是可以单独使用的, 不但有“饮水、饮酒”, 还有“饮牛奶、饮咖啡”等。类似的还有“食”, 在普通话里“食”表示“吃”的含义也只是一个语素, 只能与其他语素组合成词, 如“食欲、食用、食客”等, 而在港式中文里则可以说“食饭、食药”, 甚至“食苹果、食炸鸡”等。冯胜利 (2006) 从韵律语法学的角度将“饮、食”这类单音节成分归入“嵌偶单音词”, 即在现代汉语中这些“词”不能单独使用, 必须“嵌”在一个[1+1]的双音节模式中使用, 并进一步认为, 嵌偶单音词是古汉语的遗留, 语体的庄雅度就体现在对古语古用法的保留, 由此也可以看出普通话是朝着通俗化、口语化的方向发展的。
语法方面, 港式中文的一些结构还保有“古旧”色彩, 以“被”字句的使用为例。刁晏斌 (1995、2015) 等一系列的研究表明, 港式中文与普通话在“被”字句使用方面表现出语言风格上的不同。首先, “被+句子”式的“被”字句的古旧色彩比较浓厚, 近代汉语中使用较多, 如今在港式中文里还可以见到类似用法, 而在普通话里则不常见。这类句式的特点是通常以无主句的形式出现, 难以添加主语;“被”后部分可以独立为一个主谓句, 例如:
(9) 继本月初被网民于上海思南公馆街头偶遇二人挽手逛街后, 昨日再被传媒爆料二人于本月22日一齐参加酒会后, 再前后脚上张雨绮的车离开, 一齐返回上海思南公馆, 之后再没出来。 (《星岛日报》2018年11月27日)
其次, 古代汉语“为……所……”的变体“被……所……”的形式在港式中文里也比较多见, 而在普通话里则不常见, 例如:
(10) 近年来学术界喜欢探讨“塞车论”, 就是用前排车辆堵塞主要通道令后排车辆无法前行, 比喻社会的阶级流动性被上层人士所堵塞。 (引自刁晏斌 (2015) )
2.3、 关于当代普通话的来源与发展
刁晏斌 (2016) 梳理了“当代汉语”这一概念的产生和界定, 认为“当代汉语”基本与现代汉语发展演变的第四个阶段重合, 即改革开放至今的汉语。通过与港式中文进行对比, 可以更好地认识当代普通话的来源与发展。
当代普通话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出现了大量的新词语, 词语是最直接反映社会发展变化的, 这一时期新词语的大量出现与社会的飞速发展有很大关系。新词语中有一部分词语表面上看是从港式中文引进而来, 但实际上是旧词语的“回潮”。比如, 汤志祥 (2001:416) 提到“一些过往半个世纪内在大陆已经长期不用, 或者几乎近于消失, 而在港台还是使用着的‘词语’, 近十来年因大陆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 又重新恢复使用了”。例如, 笔者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中检索“老板”一词, 来自“现代”的有291例, 来自“当代”的有14798例;类似情况的还有“公务员”, 来自“现代”的有21例, 来自“当代”的有6584例。
还有一些词语在港式中文里保留了“传统”的形式, 而普通话则变换了词语中的某个语素造成了“新词”, 从意义上来讲, “新词”较“旧词”并无变化, 比如汤志祥 (1995) 比较了“幼儿园-幼稚园”“教导处-训导处”“圆珠笔-原子笔”等一系列词语。以“幼儿园-幼稚园”为例, 港式中文普遍使用“幼稚园”, 例如:
(11) 重庆日前发生残忍血案, 一名妇人持菜刀闯入幼稚园乱刀斩伤14名幼童。 (《星岛日报》2018年10月28日)
普通话普遍使用“幼儿园”, 例如:
(12) 10月26日, 我市巴南区鱼洞街道新世纪幼儿园发生一起恶性伤人案件, 致该园14名儿童受伤。 (《重庆日报》2018年10月27日)
“幼稚园”的用法在早期现代汉语中就普遍存在了, 例如:
(13) a.后来, 大同幼稚园的内情被敌人察觉, 董健吾当即决定解散幼稚园并转移儿童。 (《蒋氏家族全传》)
b.1921年, 蒋纬国5岁, 就进入“奉化县试办幼稚园”。 (《蒋氏家族全传》)
例 (13) 选自《蒋氏家族全传》, 虽然该书出版于2013年, 但因为描写的是民国时期的事情, 所以里面对相关现象采用的是当时的说法。
由此可见, 当代普通话从港式中文引入的新词语, 有些并不是真的“引入”, 而是早期现代汉语就有, 港式中文“传承”了下来, 而普通话则减少或改变了一些用法, 后来随着香港和内地交流的增多, 这些词语“影响”了普通话, 进而“激活”了普通话的“底层”。如果说从这些词语的使用上看, 港式中文对早期现代汉语的传承是显性的话, 那么普通话对早期现代汉语的传承则是隐性的, 相互关系如图4所示。通过港式中文可以追溯当代普通话的源头——早期现代汉语, 因此对现代汉语分阶段进行研究是必要的。
图4
3. 从港式中文研究看普通话研究
3.1、 从港式中文研究中寻找课题
港式中文的研究对普通话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以港式中文的研究为切入点反观普通话的研究, 有助于拓宽研究视野, 开阔研究思路。刁晏斌 (2012b, 2012c) 等一系列关于被动句的研究就是从港式中文的研究中寻找新课题的经典案例。
石定栩等 (2002, 2006:281-284) 在研究港式中文的被动句时指出, 港式中文沿用了古汉语的被动标记词“遭”和“获”, 其中表达贬义的被动句用“遭”, 表达褒义和中性的被动句用“获”。刁晏斌 (2012b, 2012c) 等一系列研究由此推及普通话的“遭”字句和“获”字句, 并对两岸四地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 扩大了“遭”字句和“获”字句的研究范围, 对普通话的被动句也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刁晏斌 (2012b) 对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四地的报纸语料进行了调查 (每地各100余万字) , 统计了“遭”字句和“被”字句的使用频率。单说大陆和香港的对比, 在大陆108万字的语料中“遭”字句出现37例, “被”字句出现1435例;在香港109万字的语料中“遭”字句出现165例, “被”字句出现1503例。从统计数据看, “遭”字句的使用频率总体上低于“被”字句的使用频率, 仅就“遭”字句来说, 大陆的使用频率低于香港的使用频率。刁文指出, 作为被动标记的“被”和“遭”都来自文言, 自古就有, 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 尤其是普通话的发展过程中, “遭”字句的使用频率逐渐降低, 这与“遭”的虚化程度低、文言色彩浓有关。普通话经过几十年的独立发展, 更加趋向于通俗化和口语化, 在语言风格上与文言色彩浓厚的港式中文有较大差异, 因此普通话的被动句更喜欢用中性语体色彩的“被”为标记, 而限制具有文言色彩的“遭”。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港式中文与普通话具有相同的源头, 只是各自的发展途径不同。刁晏斌 (2012c) 等的研究还考察了“获”字句的使用情况,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被动三分”的观点, 深化了对普通话被动句的认识;对被动句发展变化的观察, 有助于认识整个当代普通话的发展变化趋势和趋向以及内在的原因和规律。
3.2、 从港式中文研究中借鉴方法
关注港式中文的研究, 还可以从中借鉴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普通话的研究中。前文曾提到, 港式中文的形成缘于粤方言、英文、文言文等对早期现代汉语的渗透和影响, 因此研究港式中文必然会涉及语言接触理论及研究方法。邵敬敏、石定栩 (2006) 通过调查分析港式中文的一些变异现象, 总结归纳出研究语言接触与变异的五个步骤, 对研究普通话与方言或其他语言的接触与变异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全面调查→分析归纳→挖掘原因→理论价值→语言预测
第一步, 全面调查, 是指对所要研究的语言或方言进行全面的调查, 从而发现语言或方言间的区别。第二步, 分析归纳, 是指“运用语言学的知识进行必要的归纳, 从词汇、句法、语用多种角度进行梳理, 并且寻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第三步, 挖掘原因, 是指“结合当地的社会、历史、文化、风俗, 并考虑语言的影响, 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挖掘隐藏在这些差异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第四步, 理论价值, 是指“多种语言 (方言) 接触、渗透、交融的一个必然结果, 是研究语言发展变化的极好样例, 将对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与更新起到积极的作用”。第五步, 语言预测, 是指“预测今后发展的走向”。
邵敬敏、石定栩 (2006) 在这一方法的指引下对港式中文的变异现象进行了研究。首先, 对港式中文进行较为全面的调查;其次, 运用语言学知识将港式中文的变异手段归纳为代用、借用、混用、夹用等四种;再次, 总结了港式中文产生变异现象的原因;第四, 阐明了研究港式中文变异现象的理论价值:“港式中文研究的意义主要探索共同语、方言以及外语的交融和影响, 探索口语对书面语的影响和渗透, 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在标准共同语和方言之间形成过渡型中间语言的途径及其原因”;最后, 对港式中文的发展进行了预测:“‘港式中文’将长期保留, 出现‘四文’ (标准中文、标准英文、粤语中文以及港式中文) 并存的局面, 港式中文将逐步向标准汉语靠拢, 但是不可能在短时期里消亡, 这一过程将随着香港的大陆化的发展而发展”。邵敬敏、石定栩 (2006) 树立了语言接触研究的类型“样本”, 其研究方法值得学习和借鉴。
当然, 港式中文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值得进一步商榷或进一步完善的问题。比如石定栩、王冬梅 (2006) 从复句和篇章的角度考察了香港书面汉语的语法特点, 主要包括关联词语、零形回指和指称标记的用法。以关联词语的使用为例, 文章认为香港书面语中的关联词语与普通话中的关联词语在使用上存在一定差异, 一方面表现在香港书面语中的关联词语有时并不像普通话中的关联词语那样成对出现, 而是单独出现, 如例 (14) , “即使……也……”在普通话中一般搭配出现, 而在香港书面语中则可以单独出现 (括号中的关联词语为原文隐含, 笔者添加, 下同) 。文章认为这是受到了英语的影响, “把英语的用法移到汉语中来”。例如:
(14) 即使现时楼市下行, 集团 (也) 将会随行就市推售。 (《星岛日报》2018年11月2日)
类似的还有“只要”的单独使用, 例如:
(15) 特首林郑月娥正草拟新一份《施政报告》, 并于下月公布。她昨天举行公开论坛, 听取市民意见, 指房屋议题仍是“重中之重”, 只要有土地, 政府 (就) 愿意兴建更多出售房屋…… (《星岛日报》2018年9月10日)
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关联词语的“超常呼应”, 即香港书面语汉语的关联词语搭配习惯与普通话不同, 如例 (16) , 香港书面语中会出现“无论……或……”的搭配 (括号中的关联词语为普通话用法, 笔者添加, 下同) 。例如:
(16) 无论是送礼或 (还是) 自用, 今个圣诞为你精心预备的限量美妆产品同样合适。 (《星岛日报》2018年12月12日)
类似的搭配还有“只要……便……”, 例如:
(17) 香港摩天轮推出母亲节优惠, 市民只要购买一张门票, 同行的母亲便 (就) 可以享普通车厢的免费门票一张。 (《星岛日报》2017年5月9日)
刁晏斌 (2007, 2016) 从历时的角度对上述观点提出了质疑, 认为香港书面语中关联词语看似特殊的用法虽受英语影响, 但并非香港在普通话基础上的创造, 而是对早期现代汉语的继承, 文章列举了一系列早期现代汉语以及台湾地区“国语”中类似的用例加以证明。比如在早期现代汉语中就有了“即使”的单独使用, 例如:
(18) 我并不逼迫你马上签字盖章。你是条男儿汉, 你有你自己的主张。即使你始终不肯答应我, 你我 (也) 还是好朋友, 对不对? (老舍《残雾》)
台湾地区的“国语”里也有相应的用例, 例如:
(19) 那些大小不一样的象牙球, 即使隔橱窗, (也) 还能看到球中有球, 一层层的包围着, 最细小的球甚至可以往里面推到无限。 (林清玄《象牙球》)
关联词语的“超常呼应”在早期现代汉语中也可找到用例, 例如:
(20) 他们不必出数元乃至数十元的代价去买打火机, 只要有一张纸, 便 (就) 可临时在膝上卷起煤头纸来, 向铜火炉盖的小孔内一插, 拔出来一吹, 火便来了。 (丰子恺《吃瓜子》)
台湾地区“国语”里也有相应的用例, 例如:
(21) 网路交友尤其明显, 只要输入交友条件, 便 (就) 会跑出一长串的名单, 可是感觉都不对。 (蒋勋《孤独六讲》)
由此可见, 如果能够在港式中文和普通话的研究中带入历时的视角, 更有助于认清港式中文和普通话的同源关系。
4. 结语
从港式中文看普通话的书面语, 就好比将港式中文看作一面镜子, 可以从中反观普通话的来源与发展。
从两种书面语本身来看, 港式中文和普通话的差异与融合是同时存在的。从二者的差异来讲, 通过观察港式中文的词汇、语法、语体风格等特点, 可以反观普通话相关方面的特点。比如研究港式中文的学者普遍认为港式中文文言色彩浓厚, 对文言词汇和语法保留较好, 由此反观普通话则能够更清晰地看到普通话在口语化、通俗化道路上的发展。从港式中文和普通话的融合来讲, 1978年大陆改革开放以后, 香港和内地的交流日益加强, 香港的电影、报纸对大陆的传播加强, 使得港式中文对普通话产生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激活”了普通话“底层”的某些用法, 使原本在普通话中减少甚至消失的一些语言现象又重新回到交际的舞台。这方面的观察有助于认识港式中文与普通话的“同源”关系, 即都以早期现代汉语为“底本”, 只是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不同影响, 加之历史上曾有一段时间相互之间的交流较少, 因此有了今天不同的面貌。另一方面是港式中文确实为普通话带来了一些新的语言现象, 普通话在使用的过程中甚至衍生出一些“超越”港式中文的用法。这方面的观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普通话的发展特点。当然, 普通话对港式中文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 随着两地的交流越来越多, 这种互动性的影响、渗透、融合是必然的趋势。
从对两种书面语的研究来看, 关注港式中文的研究内容有助于我们寻找普通话研究的课题, 将港式中文的相关现象推演到普通话甚至全球华语的研究中, 可以丰富研究内容, 拓宽研究思路。同时, 港式中文的研究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 将之用于普通话的研究, 有助于变换研究视角, 发现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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