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普通话研究应以国语及海外华语为视角, 由此会给其在共时与历时两个方面带来极大助益。在共时方面, 有助于对普通话基本面貌及特点的了解与认识, 有助于研究范围的拓展, 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深化与细化;在历时方面, 有助于理清百年汉语的发展线索, 有助于进一步明晰普通话形成及发展的过程, 有助于具体现象的历时研究。
关键词： 普通话; 国语; 华语; 共时研究; 历时研究;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mandarin should take the Taiwan-Hongkong-Macao mandarin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perspectives, which will yield great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benefits. Synchronically, it's helpful to understanding andrecognizing the basic featur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ndarin, to expanding the scope of research, and to deepening andrefining the related research. Diachronically, it's helpful to clarifing the development route of the centenary Chinese, tofurther clarifying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ndarin, andto conducting diachronic studies of specificphenomena.
Keyword： mandarin; Taiwan-Hongkong-Macao mandarin;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synchronic study; diachronic study;
1. 引言
目前, 全球华语已经成为一个受关注程度越来越高的学术概念, 而与之相关的研究也方兴未艾, 是一个前途远大的新兴研究领域。按我们的划分, 全球华语包括三大板块:其一是普通话, 其二是国语 (具体包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及澳门地区的民族共同语) , 其三是华语 (上位层次是区域华语, 如东南亚华语、欧洲华语;下位层次是国家华语, 如新加坡华语) 。如果着眼于普通话与非普通话的对比, 我们建议对后者采用“国语/华语”的指称形式。 (刁晏斌, 2018a:26)
本文就是着眼于这样的对比, 来探讨在现代汉语普通话的研究中, 怎样利用与借鉴国语/华语及其研究资源, 来反观、甚至反哺前者, 最终促进普通话以及整个全球华语研究质量与水平的提高。
以往的现代汉语普通话研究, 基本都是立足于普通话本身, 这在高度“专一”的同时, 有时也难免会有些“狭窄”。郭熙 (2006) 曾经自问自答道:“汉语在哪里?汉语既存在于古代汉语中, 也存在于现代汉语中;既存在于方言中, 也存在于共同语中;既存在于中国的汉语中, 也存在于海外的汉语中;既存在于中国国内汉民族的运用中, 也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的运用中。因此, 只有对汉语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存在形式进行研究, 才能真正认识汉语。”以上引语中“汉语”的内涵应为全球华语, 这样的指称形式妥当与否可以考虑 (实际上, 后来郭熙基本也放弃了这样的称名) , 但是其指出的事实与给出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引领意义。
在此基础上, 祝晓宏 (2011) 提出“作为视角的华语”概念, 并作过简要的说明:“侧重从全球视野来看待各地华语, 特别是对核心区华语——汉语的观照。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考察, 汉语不仅是中国的, 也是其他华人社区甚至世界的。这就决定了专就中国语境展开讨论是不够的。”祝氏还认为, 引出华语的视角进行比较是为了更好地研究标准语的变异, 这可以算是对吕叔湘提出的“通过对比研究语法”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也可以说是华语研究本身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所在。 (祝晓宏, 2011) 我们的语言既然存在于海内外, 为世界各地的华人所共用, 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以此为基础来建立总、分两个研究视角。前者指全球华语的视角, 在这一视角下研究普通话以及各地国语/华语;后者则是华语子社区语言互为视角。就普通话的研究来说, 除了立足于自身外, 还应当有国语/华语及其研究的观照与借鉴, 也就是以后者为视角。这样, 一方面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看普通话, 从而得出一些“只在此山中”无法观察到或者容易被忽略的现象;另一方面, 也可以再由此返视全球华语, 从而得出一些单一视角下无法或较难得到的认识。有人呼吁“我们要放眼台湾地区和港澳特区, 要放眼东南亚华人社区, 要放眼欧美和大洋洲华人社区” (汪惠迪, 2012:217) , 应该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与诉求。
本文尝试在后一视角下讨论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共时及历时研究问题。
2. 国语/华语视角下的共时研究
在百年汉语共时层面的研究中, 作为视角的国语/华语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具体而言是三个“有助于”。
2.1、有助于对普通话基本面貌及特点的了解与认识
在普通话共时平面的研究中, 建立国语/华语的视角, 首先就等于确立了一个参照或比较的对象, 由此能够发现或突显原有的单一视角下难以发现或不甚明显的一些特点和规律。例如, 在谈到普通话特点的时候, 人们经常会提及“通俗化、口语化”, 而这一点, 如果基于跟国语/华语的对比, 会更加清晰显豁, 而实际上很多人也正是这样去做的, 比如周殿生 (2006) 就着眼于普通话与台湾地区“国语”的对比指出, 后者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沿袭了五四以后白话文的某些特点, 即使是口语也不乏斯文;而大陆的普通话则更多地表现为大白话和大众化, 因此更为普通化。
就是那些立足于国语/华语的研究, 也可以用来反观普通话, 而这自然也是由国语/华语看普通话的应有之义。例如, 施春宏 (2015) 比较了泰式华文与普通话书面语的差异:相对于普通话, 泰式华文词语的“历史”色彩较浓。这首先表现在其字义或词义显得比普通话要“古旧”一些, 即文言色彩明显。一些在普通话词汇系统中被看作历史词或准历史词的词语, 在泰式华文中的使用仍比较普遍, 例如“庶民、冠盖、矢言、墟日、京畿、苦主”等。文章的结论是, 从普通话的视角来看, 泰式华文的文白夹杂现象比较显着。那么, 由这一结论返视普通话, 自然就会得出其言文一致及书面语口语化程度更高这样的结论。
郭熙 (2006) 指出:“华语的研究, 尤其是着眼于空间维度推移上的华语研究, 将是我们观察汉语标准语的一个重要窗口。”的确如此, 借由这个窗口, 或者叫参照物与坐标, 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普通话及其特点。下面以马来西亚华文报纸《光华日报》的一些实际用例来进行说明。
上文提及普通话“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 这一点通过与各地国语/华语的对比几乎都能清楚地显示出来, 马来西亚华语自然也不例外, 比如以下两个并不罕见的用例: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声明指, 会谈具建设性及合作性, 双方官员将协调下一步行动。 (2018.7.16) 1
马新水供协定是首相热衷议题副揆:但非首要关注事项 (同上)
前例中的“具”普通话一般不会单独使用;后一例的“副揆”很多人可能不知其所指, 其在正文中所用的同义对应形式是“副首相”。
石定栩等 (2006:271) 曾经指出, 港式中文被动句根据褒贬义分为两个下位类型, 分别使用不同的标记词, 表达贬义的一般只用“遭”, 表达褒义 (含中性义) 的一般用“获”。受此启发, 笔者曾经考察过普通话书面语中“遭”字句的使用 (刁晏斌, 2012a) , 后来也持续关注该句式的使用及发展情况, 基本结论是分化已经开始, 并且使用范围在拓展、频率在提高, 说明正处于发展过程中。但是, 与国语/华语的普遍使用、高度发达相比, 还是有不小的差距。例如:
国会下议院以上拿督莫哈末阿里夫在午休后主持议会时, 要求发出流氓字眼的议员收回字眼, 唯蓝加巴星议长多次要求下拒绝收回, 遭议长指示国会职员将他请离议会厅。 (2018.7.18)
一名兼职Grab司机的男教师, 遭乘客及另2名伙伴洗劫、强行脱衣服拍照及遭威胁不许报警, 否则他和家人将遭到不测, 受害者损失2台手机及现金500令吉。 (同上)
如此复杂的形式, 远非当下的普通话用例所能比。
不仅“遭”字句如此, “获”字句基本也是这样, 以下也是该报同一天的两个用例:
特朗普到达下榻的酒店时, 获数十名支持者到场欢迎。 (2018.7.16)
特朗普夫妇抵达赫尔辛基机场后, 获美国驻芬兰大使彭斯夫妇迎接。 (同上)
当下普通话的用例多为“获批/准/颁……”“获评/批为……”等比较简单的形式 (刁晏斌, 2012b) , 像以上这样成分完整的用例还很少见。
以上事实说明, 普通话书面语被动句褒贬分化的发展还不充分, 基本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 而这也就是我们通过华语“窗口”观察所得的认识。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历时的角度加以分析与说明, 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普通话在母语环境中, 经过持续不断的规范化运动以及教育、新闻出版等方方面面的努力, 更具整齐划一及简洁高效的特点, 而通过与华语等的对比, 这一点也能充分地显示。例如:
其中一名卖家, 即在加央亚三脚的苏雪莉受询时说, 她数个月前才从柔佛笨珍回来玻州, 通过朋友介绍下, 加入这个微信平台, 开启她的外送午餐生意。 (2018.7.15)
两大派系争战, 在509前的候选人排阵出现白热化, 阿兹敏派系名单中的多名候选人, 均在最后一刻遭旺姐派系, 以各种理由被除名, 一度引发反弹和争议。 (2018.7.16)
前例大致是把“通过……”和“在……下”这两个框架结构捏在一起了, 而后一例显然是叠用了“遭”字句与“被”字句, 这样的形式在普通话教学及研究中都会被认作“病句”。
2.2、 有助于研究范围的拓展
这方面也是十分明显的。比如, 对普通话的研究一直有人从对比的角度进行, 主要是跟外语对比, 也有一些是跟方言对比。改革开放以来, 先是海峡两岸之间, 继而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之间, 再接下来是全球华语各言语社区之间的对比研究, 成为吸引很多研究者竞相从事并取得很大成绩的一个领域, 由此自然也拓展了对比研究的范围, 并从一个方面充实了普通话的研究内容。就目前的状况来看, 相关的对比研究还可以在更多的对象之间展开, 因而有极大的拓展空间, 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也是可以预期的。
研究范围的拓展也有可能是指由于从国语/华语研究中引进新的概念, 由此而带来一些新的相关研究。在这方面, “社区词”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所谓社区词, 是“社会区域词”的简称, 它最早由研究香港词汇的田小琳教授于1993年提出 (田小琳, 1998) , 此后, 这一概念引起学界的关注, 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周梅 (2002) 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就社区词的确定、社区词的共享、不同社区社区词的特点以及社区词和方言词、外来词、文言词的划界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邵敬敏、刘宗保 (2011) 则试图运用一些简易可靠的鉴定标准, 区分出典型社区词和准社区词, 后者跟典型社区词相对, 同时跟方言词、外来词以及文言词具有既平行又部分交叉重合的关系, 所以需要加以定位, 并且寻找鉴定的标准与方法。另外, 文章还讨论了社区词互动的结果, 如某些词语开始可能只是限于某一个社区使用, 但是慢慢地就会扩散, 引进到其他社区。
如果说, 社区词的概念是基于香港的词汇实际而提出的, 那么上述研究的立足点则转移到普通话以及与之相关的立场了。换言之, 它已经不是香港言语社区, 而是普通话言语社区的研究了, 由此自然拓展了普通话词汇分类研究的内容与范围。相关的研究再如, 于根元 (2009) 指出, 其所理解的社区词是形式上是普通话而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使用, 所举的例子如湖南一带把说过多次、没有味道、没有新意的话叫“口水话、豆腐渣话”, 认为过去把这些也当作方言了, 没有积极吸收。在当下校园流行语的研究中, 有人认为“校园新词新语是新词新语词汇家族里一类独具特色的社区词” (徐彩玲, 2012) , 而有人更是直接提出了“校园社区词”的概念 (顾丹霞, 2015) 。在邵敬敏主编的《现代汉语通论》 (第三版)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6) 中, 已经把社区词列为与方言词、行业词、外来词并列的一个新“品种”了。
2.3、 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深化与细化
把某些原本用于国语/华语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推广到普通话的“本体”研究, 就有可能收到这种深化与细化的效果。比如, 在对台湾地区国语的研究中, 我们曾经提出一个“微观对比”的概念, 具体包括“语素本位的微观对比研究”和“义素本位的微观对比研究”两类, 例如对“表扬”一词意义和用法的考察, 就是在义素 (语义特征) 层面进行的。此词在台湾地区多为“表彰”的意思, 即相对于普通话的[+轻度][±正式][±公开]语义特征, 它基本都是[+重度][+正式][+公开]的 (刁晏斌, 2017a:331-336) 。例如:
记者会中邀请去年荣获节水绩优表扬殊荣的台湾明尼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3M) 出席。 (《自立晚报》2015.3.16)
“表扬”的这一意义与用法在各地华语中具有普遍性, 比如以下《光华日报》的用例:
救援行动结束后, 现场囤积不少杂物。因此当地政府上周六起一连两天举行大扫除, 逾4000名义工参与。政府周一亦会举行嘉许仪式, 表扬英勇牺牲的沙玛。 (2018.7.15)
既然是在政府举行的正式“嘉许仪式”上, 而涉及的对象又是“英勇牺牲”的人, 这里的“表扬”显系普通话“表彰”的意思。以下来自大洋彼岸的用例大致也是如此:
纽约市长白思豪昨晚在曼哈顿下城举行亚太裔传统月庆祝活动, 再度表扬殉职的华裔警员刘文健, 数百名各行业亚太裔精英出席。 (美国中文网2015.5.29)
各地国语/华语中, 很多词的意义与用法均与普通话具有义素或语义特征层面的差异, 再如以下一例中的“带领”与“栽培”:
苏丹端姑沙礼胡丁殿下致词中强调, 今天的学生身负着带领国家迎向未来竞争和挑战的重要责任, 因此, 全方位栽培有素质及正能量的新一代是不可忽略的。 (2018.7.16)
以下再举一个缩略词语及其研究的例子。国语/华语中有许多不见于普通话的缩略形式, 如“研究开发→研发、关心爱护→关爱、快乐与利益→乐利、光明昌盛→光昌”。侯昌硕 (2004) 就台湾地区国语中的此类现象指出:“台湾对非固定短语的缩略是比较大胆的, 这给汉语新词的产生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按照常识, 缩略语一般是对常用固定组合形式的简省, 而上述的“研究开发”等都不具有或不太具有这样的固定性, 但是就“研发”等来说, 不但“像”一个词, 而且很多后来确实完成词化, 有一些还进入普通话词库 (如“研发、关爱”) , 成为与原有缩略词语产生机制不同的另一种类型。在这一思路的启发与诱导下, 我们对普通话缩略词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 最终分为两大类, 一类称之为“用语的缩略” (传统缩略) , 另一类命名为“造词的缩略” (如“研发”等) , 证明二者的着眼点不同, 对应物不同, 产生机制和过程不同, 在表义上也有差异。由此, 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缩略词语的认识。 (刁晏斌, 2011)
3. 国语/华语视角下的历时研究
近年来, 我们在“全球华语学”的框架下提出了“全球华语史”的概念, 并呼吁展开相关的研究 (刁晏斌, 2017b) 。此前, 我们一直在做以百年现代汉语发展演变为内容的“现代汉语史”研究工作, 而在国语/华语视角下重新审视已有研究, 以及下一步将要进行的工作, 以前的某些模糊认识得以清晰起来, 史的线索也更加明确, 甚至对现代汉语史以至于整个全球华语史也都有了新的认识,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拜国语/华语视角所赐。具体而言, 我们仍然可以归纳为三个“有助于”。
3.1、 有助于理清百年汉语的发展线索
如果从1919年“五四”运动算起 (这也是多数人的意见) , 现代汉语恰好经历了一百周年。在国语/华语视角下, 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 百年汉语有三条不同的发展线索, 最终形成了全球华语的三大板块。张德鑫 (1992) 指出, 今日海内外关于中国语的名称用词成三足鼎立之势:中国大陆的“汉语” (普通话) 、台湾地区的“国语”、新加坡等的“华语”。在我们看来, 这正是对上述三大板块的明确与反映。
3.1.1、 普通话线索
上述本人所做的现代汉语史研究, 其目标就是理清这一线索, 即普通话从无到有, 从形成之初到当下的发展过程。所以, 如果在国语/华语的视角下来看现代汉语史, 准确的界定与表述应为普通话的发展演变研究, 即“普通话史”。关于这一线索, 我们已经做过相对完整的梳理 (刁晏斌, 2006a) , 而下文还要进一步讨论, 所以此处从略。
3.1.2 、台、港、澳国语线索
李行健 (2015) 指出, 共同语分成台湾地区的国语和大陆的普通话, 也就是“老国语”产生了两种变体。这里的“老国语”是指1949年以前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国语, 为了与后来在台湾地区使用的“国语”相区别, 所以称之为“老国语”。据初步研究, 台、港、澳国语线索的起点, 大致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苏区/红区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 主要表现为后者所用语言对老国语的“偏离”。台、港、澳国语这条线索主要是沿袭老国语, 后来不断受到外语与方言的影响, 添加进一些异质的因素, 一方面与老国语距离不太大, 另一方面随着普通话的渐行渐远, 而与之拉开了较大的距离。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两岸交流与交往的恢复与持续, 以及港、澳地区先后回归祖国, 以上两条线索开始互相靠拢, 由此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刁晏斌, 2018a:139-145)
3.1.3 、海外华语线索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最少, 相关研究远未系统展开的一条线索, 但是我们坚信它的存在, 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华人与华语分布在世界各地, 那么华语就一定会有一个传播与发展的过程, 即史的线索。目前所见, 只有一些零星的讨论或阐述, 比如李如龙 (2013) 指出, 海外形成华人的通语——华语, 是后来的事。大体和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和民国以来国语运动的开展是同步的。对此进行过比较系统讨论的, 是马来西亚学者徐威雄 (2012) , 文中甚至提出了“华语史”的概念, 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清末“官话”到民国初年的“国语”, 以1919年为限;二是国民教育的普及阶段, 一直到二战前后;三是战后到独立时期“华语”的转变与发展。当然, 这只是就新马华语所作的归纳, 并且极为简略, 另外也未涉及本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 所以属于小范围的初步研究。
我们的认识是, 以上三条线索合在一起, 才能构成完整的全球华语史。2
3.2、 有助于进一步明晰普通话形成及发展的过程
我们曾经把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按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和以后划分为三个阶段 (刁晏斌, 2006b:18-23) , 并且对各阶段都进行过一些初步的研究3。而在国语/华语视角下, 我们从另外的角度获得了对上述划分的更多语言事实的有力支持, 从而使上述的阶段划分及其依据更加清晰明确。以下主要就从普通话与国语/华语关系的角度进行对此进行说明。
3.2.1、 初步分化阶段
这是普通话与非普通话开始“分道扬镳”的阶段。关于这方面, 上文“台、港、澳国语线索”一小节已经简略谈及。关于这一分化, 郭熙 (1993) 作过简要梳理:“如果说‘五四’文白之争的尾巴还只是给汉语后来的分化留下了一个诱因, 而苏区的建立又埋下了汉语分化的种子的话, 那么中共延安根据地的建立以至整个解放区的扩大和蓬勃发展则使得汉语的分化日趋明显化了。”笔者曾经指导2011级博士生吴亮完成博士论文《国语分化研究 (1919-1949) 》, 对国、共两党统治区域的公文、报刊文章、文学作品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对比考察, 此外还通过先后在两个区域生活以及进行创作的作家 (如丁玲) 两个时期作品的比较, 对上述分化及其具体表现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描写 (吴亮, 2014) 。上述分化之始, 也就是普通话的形成之始, 所以这是普通话形成与发展的第一阶段。
3.2.2 、独立发展阶段
关于这一阶段, 已经有比较多的研究者谈及, 几乎都是就普通话与国语/华语的比较而言的。徐杰、王惠 (2004:297) 指出:“中国于1949年发生了重大政治巨变, 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变化自然地映射到语言上, 促使了语言、尤其词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由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封闭, 这些词汇有些并未影响到海外。”周清海 (2008) 也指出:“1949年之后, 各地华语与现代汉语标准语分别发展。各华语区保留了‘国语’的许多特点, 受‘国语’的影响是巨大的。各地的华语也没有经历过类似近期中国社会的激烈变革与变化, 受现代汉语标准语的影响也很少。各地华语又受到不同外语的影响, 各地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也不同, 和大陆的差距更大, 因此造成了各地华语之间, 各地华语和现代汉语标准语之间出现差异。”周清海 (2016) 进一步把本阶段称为“汉语的分裂时期”。以上讨论中涉及的普通话与国语/华语的差异现象, 基本都是在本阶段形成的。
3.2.3 、交融发展阶段
关于本阶段, 学者们讨论得就更多了, 依然是着眼于普通话与国语/华语的对比。比如, 周清海 (2008) 在谈完前一阶段后, 接着写道:“在华语走向全球的时期, 也正是普通话和各地华语相互融合的时期。普通话和各地华语相互融合, 使普通话出现较大的变化。”文中接下来举了一些具体例子, 比如新马以前说“特别好、特别快、特别想、特别喜欢”, 现在逐渐让位给“特”, 说成“特好、特想”;新马港台的“高过你”, 也在中国不少地方替代了“比你高”的说法;新马华语的量词“粒” (一粒球、一粒苹果) , 逐渐让位给“个”;“一拨人”和“一批人”也有互相消长的现象。李宇明 (2017) 则明确指出:“从20世纪末到现在,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发展到第三个时期, 即华语社区相互影响的时期。”
以前的全球华语研究中, 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差异”方面, 而对本阶段的“融合”现象, 特别是普通话的外向输出, 讨论得还很少, 所以下边我们就以虚义动词“搞”的使用情况为例进行说明。
“搞”在普通话中堪称“万能动词”, 在很长时期内使用频率极高, 但是却被台湾学者斥之为“语意粗鄙” (亓婷婷, 1989) , 而实际上此词在国语/华语中也确实一直主要用于贬义方面, 总体的使用频率极低。近些年来, 情况大有改观, 我们较为全面地调查过其近来在台湾地区“井喷”式的增长情况 (刁晏斌, 2017a:222-230) 。现在,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华语社区, 比如以下是《光华日报》的部分用例:
过往每逢大赛, 英媒总是大玩自己国家队的花边新闻, 不然就添柴落火搞国家队分化, 搞派系, 搞人家的女人, 最后搞到国家队踢不出好成绩。 (2018.7.1)
搞不定朝鲜搞中国特朗普准备对华打贸易战 (2017.8.12)
如果说, 这样的用例还比较“传统” (用于贬义) 的话, 那么下边就不是这样了:
红毛芭居民协会除了拼治安, 还把环保资源分类搞得有声有色, 今年更获得槟州政府颁发的威省社区环保资源回收冠军。 (2017.9.27)
马克宏首访华欲与***搞个人关系 (2018.1.5) L.A.Bo
L.A.Boyz林智文法国完婚城堡马车搞王室婚礼 (2018.5.22)
新政府如果要开创新的国产车, 能否考虑把美中不足的交通系统先搞好呢? (2018.6.27)
另外, 在具体的使用中, 有一些似乎还义有拓展, 例如:
陆兆福:廖中莱花80万公帑借专栏搞个人形象 (2018.6.12)
此标题下, 正文所用的表述是“提高形象”, 这一意思似乎超出了普通话的范围, 或许可以看作当地化的新发展。
3.3 、有助于具体现象的历时研究
如果说以上两个方面都比较宏观的话, 那么在一些具体、微观的历时性研究中, 国语/华语视角的建立与经常性的观照, 同样也会带来很大的助益。
3.3.1、 作为历时判定的“发现程序”
比如“程度副词+名词”与“动宾+宾”, 是当代普通话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两种形式, 一般研究者都称之为“新语法现象”。基于我们的了解, 这两种现象在进入新时期以后开始“勃兴”, 主要是起于对台港澳国语及海外华语的“引进”, 其后才是自主性的类推扩展。如前所述, 国语/华语中大量保留早期国语原有词汇、语法等现象, 这就促使我们产生一个初步的联想与猜测, 上述用法系老国语传统的延续。进一步的语料调查证明了这一点, 即早期国语中有大量的同类现象, 而由此基本就可以理清上述现象在百年汉语以及普通话中的发展线索:从有到无, 再从无到有4。在后一过程中, 国语/华语是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 而反过来, 则又成了我们还原历时过程、理清发展路径的重要一环。
上文提到, 在国语/华语视角下观察, 普通话书面语被动句褒贬分化的发展还不充分, 基本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 这既是立足共时层面的描写, 同时也是基于历时层面的陈述, 即对其发展阶段与水平的一种判断, 这同样也是进行国语/华语观照的结果, 而这也是整个发现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汉语中, 从词汇到语法再到修辞等, 类似的现象极为常见, 因此这应该成为我们构筑“普通话史”的一个重要工作机制与程序。
3.3.2 、作为深化与细化研究的借鉴
上文谈到相对静态的“义素本位”研究, 此法也可以用于动态的历时发展变化研究。比如, 笔者指导博士生邹贞做过“资深”一词在台湾国语中的发展演变研究, 就引进这一方法, 把它的义素分析为[+人][+职业][+年限长][+表彰]。此词在台湾的发展呈非常明显的阶段性, 表现为内涵不断减少、外延不断扩大, 而用义素序列对比表达, 就可以完整地呈现这一过程:[+人][+职业][+年限长][+表彰]→[+人][+职业][+年限长][±表彰]→[+人][±职业][+年限长][±表彰]→[±人][±职业][+年限长][±表彰] (邹贞, 2016) 。可以说, 这是到目前为止对“资深”一词发展变化史的最细致描述。
我们在进行当代普通话词汇及其发展演变研究时, 也借鉴使用了这样的方法, 从而找到了一种能够深入细致地考察与呈现当代汉语词汇发展演变情况的比较好用的方法。比如, 旧有类词缀“-界”在当代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旧类新例 (具体包括后出新例、旧例复显、旧例变新例和新例新变化) 和新类新例两种情况, 后者有非常明显的发展路径, 主要体现在由原来的[+指人][+高端][+正当]到现在的[±指人][±高端][±正当], 而这一结果也是在渐进式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刁晏斌, 2018b)
3.3.3、 作为历时发展的重要参照
我们以当代汉语中“有+VP”形式的产生与发展为例来进行说明。在国语/华语中, “有” (动词、副词) 的使用呈以下非常整齐对应的分布:
有没有+NP有没有VP
没有NP没 (有) VP
有NP有VP
而在普通话中, “有没有VP”与“有VP”长期空缺, 为了弥补这一空缺, 先是“引进”了“有没有VP”并站稳了脚跟5。在这种情况下, 当普通话中“有没有+NP”“有+NP”“没有+NP”“有没有+VP”“没 (有) +VP”都成为合乎语法规范的形式后, “有+VP”就成了唯一缺失的结构形式 (兰碧仙, 2009) , 所以它的出现也就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了。实际上, 这一形式也确实出现了, 但是目前的使用范围不广, 具体表现一是多用于口语, 二是多限于年轻群体, 而这两方面均与国语/华语的实际语用情况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刁晏斌, 2015:346-372) 。这样, 如果以国语/华语为参照, 我们大致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有+VP”在普通话中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而着眼于历时, 它还处于一个相对“初始”的阶段。
3.3.4、 作为语言预测的依据
历时研究应当有三个立足点与着眼点, 这就是过去、现在与将来。以前的相关研究中, 人们更多地关注过去与现在, 而对未来则多付阙如。所谓未来, 主要是对某一或某些语言现象将来发展趋势及走向等的判断, 而这也就是语言预测。吴建新 (1987) 在国内较早地讨论了语言预测, 而王希杰 (1996) 则提出了“语言预测学”的概念, 并论及其理论基础、方法论基础以及实际操作等。相关的具体实操多见于新词语的研究, 如周洪波 (1996) , 王东海、王丽英 (2010) 等。我们在现代汉语史的研究中, 也曾做过一点相关的工作。 (刁晏斌, 2006a)
上文提到被动句褒贬分化, 就涉及对其将来进一步发展的预测问题。根据国语/华语的实际语用情况, 大致可以判定普通话中“遭/获”字句也会朝着复杂化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 一是结构的复杂化, 主要表现在状语、补语以及宾语 (介宾、动宾) 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单一到多元等;二是功能的复杂化, 主要是由单一的表示叙述, 到叙述+描述 (刁晏斌, 2012b) 。总之, 与传统“被”字句的一致性会越来越高。其实, 普通话“遭/获”字句发展的背后, 还有一个上位层次的发展变化, 这就是“被动三分”。所谓被动三分, 就是典型有标记被动句由传统的一个“被”字句转变为“被/遭/获”字句三个。传统表示“不幸、不如意”遭遇的“被”字句让渡部分自己的表义范围与表达职责给“遭”字句与“获”字句, 自身趋于向“中性化” (即没有明显“不幸、不如意”意味) 的方向发展。初步的语言事实使我们有理由预测:“被”字句与“遭/获”字句会有进一步的此消彼长变化:前者有限度地“萎缩”, 后者不断“壮大”。
上文讨论的“有+VP”形式, 也有一个对将来发展的预测问题:既然处于初始阶段, 那将来自然就有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结合这一形式在国语/华语中的具体使用情况 (频率并不是特别高, 也是主要用于口语) , 以及它的方言背景 (在很多南方方言中都有分布) 和其所面临的与“VP+了/过”等传统同义句式的竞争压力, 我们认为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成为“主要”的形式, 而只是作为“VP+了过”的一个补充形式, 或者是在一定程度上与范围内跟后者形成互补的分布。
在普通话的研究中, 语言预测应该成为一项重要内容, 而国语/华语视角下的普通话发展预测也给我们提出新的课题、带来新的挑战, 我们相信, 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可做。
郭熙 (2004) 指出:“汉语已经是世界性的语言, 不再为中国所独有。汉语的发展也不再是中国内部的事情, 全世界的华人都在为汉语的发展作出贡献。”站在本文的立场与角度, 全世界的华人不但为全球华语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且借助于他们中很多人所使用的国语/华语, 以及对其进行的研究, 还可以对作为全球华语重要组成部分的普通话的研究作出很大的贡献, 而这也就是国语/华语视角之于普通话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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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为节省篇幅, 以下凡出自该报的用例我们只标时间。
2 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涉及的因素比较复杂, 而已有的研究相当薄弱。今后我们会就此展开研究, 也希望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
3 仅举专着为例, 关于第一阶段的有《初期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8年) 、第二阶段有《“文革”时期语言研究》 (韩国岭南大学出版部, 2011年) 、第三阶段有《当代汉语词汇研究》和《当代汉语语法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2016年) 。
4 语言研究中向来是“说有易, 说无难”, 这里的有无只是就倾向性而言的。
5 一个有力证据是, 1998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带有规范性质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 (修订本) 》把“你有没有吃过饭”等列为合乎规范的一种问句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