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和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进展述评
时间：2018-12-24 来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作者：李倩 本文字数：16111字摘 要： 在过去40年的发展历程中, 生态语言学得到了一系列稳步发展, 已初步形成其丰富多样的理论资源和重要成果, 但其学科体系仍缺乏系统的整合。研究将尝试从历时的角度对中西方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历程进行纵观整合性研究。通过对其重要发展阶段进行具体划分和系统梳理, 研究发现各自存在的局限性和不足, 进而尝试探寻中西方生态语言学整合研究的具体途径和方式方法。研究为实现中西方生态语言学学科领域的对话交流, 促进双方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的交融互鉴, 以及推动兼收并蓄的生态语言学的整体化和多样化发展提供广泛的理论框架和具体的实践参考。
关键词： 生态语言学; 历时发展; 整合研究;
Abstract：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 ecolinguistics have made steady progress and preliminarily yielded various kinds of theoretical resources and important achievement, yet it still lacks systematic integration as an independent subject. This study will make an attempt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colinguistics from the diachronic perspective. By dividing and systematizing important development phases, this study finds their limitations and drawbacks respectively. Meanwhile, it tries to seek for specific means and approaches to conduct an integ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colinguistics. It also provides an extens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a concrete practical reference, so as to realize communication in the field of ecolinguistics, and promot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es constructions of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advancing integrated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ecolinguistics.
Keyword： Ecolinguistics; historical review; integrative study;
引言
在过去40年的发展历程中, 生态语言学在中西方得到了一系列稳步发展, 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多样化发展特点。但纵观其发展不难发现, 中西方生态语言学研究虽异彩纷呈, 却偏重分散, 学科体系缺乏必要的系统整合。长久以来, 由于发源于不同的哲学根源, 西方生态语言学强调自然生态学的科学维度, 致力于通过科学技术实现生态文明。相比之下, 中国生态语言学强调人类生态学的哲学维度, 致力于通过对以人类为中心的活动进行道德反思实现生态文明。由此可见, 中西方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呈现不和谐之势, 如何把它们有效地统一整合起来对于促进双方学科发展体系的日臻完善, 解决由生态危机所引发的社会、伦理、道德和哲学问题, 实现世界生态文明的迫切需求意义重大。因此, 对生态语言学进行学科内整合性综合研究变得尤为必要。通过探寻中西方生态语言学整合研究的具体途径和方式方法, 能促进生态语言学多样化发展背景下的整体化融合渗透, 为开展超越语言学学科藩篱的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域的对话与交流提供更为广泛的理论框架和具体的实践参考。本研究将从历时的角度对中西方生态语言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作系统梳理, 尝试探讨中西方生态语言学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交融互鉴的具体途径和方式方法, 为实现中西方生态语言学学科领域的对话交流提供具有整体主义方法论意义的解决方案。
一、西方生态语言学研究发展述评
(一) 西方生态语言学缘起 (1970年以前)
生态语言学的产生源于洪堡特 (Humboldt) 的比较语言学研究, 他关于语言与世界相互依存的观点, 为后来美国人类语言学领域提出的萨丕尔-沃尔夫“语言相对论假说” (linguistic relativity hypothesis) 提供了理论基础。该理论首次指出语言与自然、语言与环境以及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一些学者开始从生态学角度探索语言与语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语言学正式产生的标志性事件是Haugen于1970年在华盛顿应用语言学中心上作的题为“语言的生态”的演讲。他首次指出语言环境 (包括认知心理环境和社会外部环境) 与生物生态环境 (即语言的自然环境) 不可分割的关系[1]。他对语言及其所处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解与后来辩证语言学派代表Dr和Bang提出的语言同时具有生物、意识形态和社会三个维度有一定的相似性。豪根对语言生态学的定义为其后来的学科建立奠定方向。
(二)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初步建立 (1 970年-1 9 9 0 年)
70年代末到80年代, 生态语言学迎来了发展史上的一次高潮。Salzinger第一次在心理语言学领域引入并使用“生态语言学”这个新的术语, 提出运用生态学方法来研究认知心理和社会行为的新观点[2]。随之, Bolinger[3]开始涉足环境污染和语言滥用问题关系的探讨。Haiman[4]将研究焦点指向语法, 研究语法系统的两种图示化 (iconicity) 途径:同构 (isomorphism) 和动机 (motivation) 。前者体现在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一一对应关系之中, 后者则通过语言结构直接反映现实结构体现出来。这些研究指明了未来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主题 (如地理特征和人类居住环境等) , 明确了探索语言生态学定义、评估生态学方法在语言学研究各个领域适用性的研究目标。自此, 生态语言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正式确立。
(三) 作为一门学科巩固发展 (1990年至今)
20世纪90年代, 生态语言学迎来了作为一门学科巩固发展的时期。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Halliday在“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 (AILA) 上的主题演讲———“意义的新途径:挑战应用语言学” (New Ways of Meaning: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他对语言中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 并指出语言问题与生态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随后, 在欧洲诞生了两大生态语言学流派———辩证语言学派 (Dialectical Linguistics) 和语言世界系统学派 (Language-world-systems) 。前者以朵 (Jrgen Dr) 和邦 (Jrgen Bang) 领导的欧登塞群体 (Odense Group) 为核心代表, 其他成员还有斯特芬森 (Sune V.Steffensen) 、林多 (Anna Lind) 、班德格阿德 (Jeppe Bundsgaard) 、西蒙森 (Simon Simonsen) 等。与主流语言学理论不同, 辩证语言学[5] (Dialectical Linguistics) 从生物学、社会学和意识形态视角研究人和生态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 认为任何个人及其活动都处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这些历史背景就是由差异性和相似性、和谐与矛盾及矛盾和多样性共同构成的辩证生态系统。语言世界系统学派以菲尔 (Alwin Fill) 领导的奥地利格拉茨群体 (the Graz Group) 为领军代表, 其他核心成员还有特兰普 (Trampe) 、芬克 (Finke) 、缪尔豪斯勒 (Peter Mühlhusler) 、斯托克 (Yvonne Stork) 、考尔德 (Marieta Calderón) 、阿德莱德 (Adelaide Ferreira) 等。语言世界系统理论是基于生态系统概念提出的, 焦点在于维护语言的创造力、稳定性和多样性。主要研究内容有:Trampe[6]首创性地对农业行业内涉及生态和环境问题的相关语言和话语进行了一系列基于经验的案例分析和深入研究, 揭示语言与商业、经济和政治的关联性。Alexander[7]以生态为导向, 通过对包括公司网站、广告、新闻文章、演讲和讲座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本开展生态批评话语分析, 探讨不同语境和语域的生态话语特征, 以增强人们对日益增长的生态危机问题的了解, 为媒体和企业如何使用语言来宣传环境和生态保护提出建设性见解。Finke[8]专注于语言和语法的生态进化研究, 从对偏见的实际地位、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和逻辑的重要性三大问题的探讨出发, 通过对科学哲学从逻辑与生态角度进行比较, 获取对科学哲学理论核心的新理解。他认为库恩 (Thomas Kuhn) 关于科学范式 (paradigm) 的描述用权力取代了真理, 因而是生态学观点所不能接受的。他主张科学在追求目标过程中应保持其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但由于语言科学的匮乏, 语言学尚未为语言生态做出应有的理论贡献。他提倡通过发展洪堡特 (Humboldt) 的语言学思想来修复语言环境, 保护语言生态。这两大学派之间的理论对话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生态语言学的发展, 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同时也导致语言学的生态转向和环境科学的语言转向。自此, 生态语言学才真正开始稳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新兴学科, 并逐渐发展成为两大研究传统—豪根传统和韩礼德传统, 分别代表两大研究方向———语言生态研究和生态话语分析。
(1) 语言生态研究
美国语言学家豪根 (Einer Haugen) 受到挪威深层生态学家奈斯 (Arne Nss) 的影响, 运用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 (Ernst Haeckel) 的生态学思想, 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语言生态学”这一术语。但是, 豪根对语言生态学的定义与研究方法存在不一致, 其研究对象没有明确界定, 与其他相邻学科的关系也存在重叠。因此, 豪根提出的语言生态一直被视为一种隐喻, 并未对后来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可是, 他却改变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片面地将语言视为一种自发的、静态的封闭系统的做法, 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具有整体性、多面性和动态性的新方法。豪根“语言生态”的隐喻受到很多研究者的批判, 批判焦点在于其把语言视为一种产生于社会和其他超语言因素基础上的符号系统, 从根本上说, 它仍沿袭了20世纪欧洲结构主义语言学二分法的研究传统。Harris[9]对此研究传统进行了文化根源上的追溯, 指出其根源在于笛卡尔将自然与语言和文化割裂开来的身心分离二元论哲学传统, 这被称为“语言神话” (language myth) 。他认为“语言神话”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作为自然语言的语言神话和数学符号不仅塑造了语言科学, 还塑造了有关智力的其他领域 (如科学、科学方法、哲学等) 以及基于这些领域的行为。在受到“语言神话”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 在研究方法上, 西方语言生态学重点关注语言共时形式的研究, 缺乏对语言行为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由此可见, 豪根的语言生态学存在概念和方法论上的矛盾。Garner[10]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不是将语言生态看作隐喻, 而是作为一种认识论, 也被称为“生态哲学” (Ecosophy) 。随之, Fill等学者们纷纷致力于认识论问题的研究。Steffensen&Fill[11]扩展了豪根对语言生态的理解, 将语言生态定义为由符号生态 (symbolic ecology) 、自然生态 (natural ecology) 、社会文化生态 (sociocultural ecology) 以及认知生态 (cognitive ecology) 四种不同方式相互影响, 共同作用的结果, 为生态语言学探索勾勒出一个更广泛的统一的生态语言科学理论视野。Cowley[12]提出的分布式语言学和Harris的整合语言学跨越了思维和语言认知的符号模型, 将语言视为一种动态的 (dynamic) 、情境性的 (situated) 和整体性 (holistic) 的系统整合现象来研究, 从生物认知的角度来检验语言与大脑、身体和世界之间的协同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 从而强烈质疑传统语言学将语言与自然和文化割裂看待的研究传统。这些研究代表着西方生态语言学的最新发展, 虽仍有待全面阐述, 但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揭示了一种描述语言性质的新的系统框架。
(2) 生态话语分析
Halliday拓展了豪根的“语言生态学”, 认为生态话语分析不仅仅是对发生在环境中的话语的分析, 相反, 它主要是话语的生态分析。其目的不仅在于分析特定话语对人类行为的潜在影响, 还在于分析支持生命的整个生态系统。这意味着在生态框架内分析任何话语, 而不是仅简单地分析与环境有关的话语。因此, 生态话语分析的主题很广泛, 常见的包括:对污染行业话语的批评, 对非生态语言的评析, 以及语法研究。语法研究始于上文提到的Halliday的演讲, 他指出了语言中存在的增长主义等人类中心主义意识的非生态语言表现。随后Andrew Goatly以此为基础, 开始了绿色语法和语法隐喻方面的研究。Fill&Mühlhusler[13]从生态语言学的起源出发, 探讨了作为隐喻的生态, 语言与环境以及批评生态语言学等问题, 对语言系统、话语以及语言使用进行了生态角度的评析。Heuberger[14]对英语字典根据动物对人类的功用来对其定义进行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物种主义体现方面的评述。生态话语分析的主要方法有批评话语分析 (CDA) 以及将CDA与语料库相结合的方法。Stibbe&Zunino[15]对多篇来自生态学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记者撰写的有关生物多样性的文章进行批评话语分析, 试图揭示在不同领域中使用的各种有关生物多样性的概念隐喻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及其功能, 呼吁在全社会推进构建将生态和人类需求结合起来的对话文化。Alexander[7]将公司网站、广告、新闻文章、演讲和讲座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本语料库产生的量化数据用以开展生态批评话语分析, 探讨不同语境和语域下的生态话语特征, 展示具体的生态语言特征是如何被用来维护话语实施的, 为媒体和企业如何使用语言来宣传环境和生态保护提供建议。Stamou&Paraskevopoulos[16]以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为基础, 分析生态旅游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游客生态保护行为中的体现, 研究游客如何在生态旅游语境中表现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关注, 揭示了绿色环保包装下的生态旅游所隐藏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 并实证验证其对削弱游客环境保护意识和责任的消极作用, 此研究为生态旅游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二、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发展述评
中国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起步较晚, 其发展可分为萌芽阶段、理论引进雏形阶段和本土创新应用发展三大阶段。
(一) 萌芽阶段 (80、90年代)
中国的生态语言学始于80年代李国正提出的生态语言系统说, 他首次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提出语言生态系统的综合性概念, 将生态系统和环境系统 (包括自然、文化和人类社会) 联系起来, 并在其专着《生态汉语学》[17]中运用生态学原理研究汉语问题。
(二) 理论引进雏形阶段 (2000年至今)
21世纪初, 受到西方生态语言学发展的影响, 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如范俊军和宫齐[18]开始了对西方生态语言学理论的引进和相关研究成果的介绍研究。范俊军[19]详细介绍西方生态语言学的发展概况、发展历程、学科定义和研究领域。孔江平等[20]对语言生态研究的最新应用发展做详细介绍。除此以外, 以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 (The International Ecolinguistics Association) 中国地区代表黄国文教授在近几年来也开始对西方生态语言学最新发展理论进行系列系统的介绍和评述。例如, 黄国文和陈旸[21]系统梳理了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教授阿尔温·菲尔在语言多样性和语言对生态环境影响方面的研究, 并给予了评价, 指出其对语言社会性研究导向的学术贡献。斯蒂芬·考利和周文娟[22]介绍了南丹麦大学语言交流系教授斯蒂芬·考利倡导的语言、认知、人类和生物生态求同存异、和谐共生的分布式语言认知观, 强烈质疑传统的语言能力观将语言与生态割裂看待的做法。黄国文[23]梳理了英国格罗斯特大学的阿伦·斯提比教授在话语生态分析领域的研究成果, 重点评介了他影响较大的着作———《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 (Ecolinguistics: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对扩展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定位、丰富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模式和框架, 以及扩大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范围的三大学术贡献。这些西方生态语言学理论的引进为中国生态语言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框架构建的雏形和基础, 为其日后开展本土化理论构建和创新应用的探索做了很好的铺垫。自2000年以来, 中国的生态语言学在拓宽研究范围、探索新的研究范式、加强超学科理论融合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快进展, 然而目前学界对其学科属性的认识存在不一致性。有鉴于此, 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系统功能语言学学界代表, 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会长何伟教授[24][25]通过回顾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历程, 论证了生态语言学跨学科的学科内涵及本质属性, 阐释了生态话语的应用性, 并分析了其现存问题及研究方向, 大力推进了作为新兴学科的生态语言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
生态语言学正在逐渐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持续关注, 随着首届与第二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分别于2016年11月与2017年8月在华南农业大学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成功召开, 我国学界于2018年10月27-28日再次迎来了第三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在贵州师范大学的盛大召开。会议由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主办, 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 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Language Sciences (Elsevier) 、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 (Routledge) 、Functional Linguistics (Springer) 及《中国外语》协办。会议以“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语言学研究”为主题, 吸引了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名代表前来参会。本次大会共有8名国内外学者作大会发言, 依照发言顺序, 他们分别是:Arran Stibbe、Sune Vork Steffensen、黄国文、Andrew Goatly、王文斌、文旭、苗兴伟、Stephen Cowley和何伟。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中国地区代表黄国文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作为适用语言学的韩礼德系统生态语言学” (Halliday’s Systemic Ecolinguitics as an Appliable Linguistics) 的主旨发言, 表达了他对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应用的重新阐释。黄教授从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及其与生态语言学的关系出发, 阐释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对于研究语言与环境关系适用性的全新理解, 指出其为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的全新观点, 并在韩礼德的系统生态语言学全新理论框架下提出了一个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分析框架———和谐话语分析[26]。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系统功能语言学学界代表, 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会长何伟教授作了题为“生态话语分析范式”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with reference to Other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Analysis) 的报告。她通过回顾批评话语分析 (CDA) 、积极话语分析 (PDA) 和多模态话语分析 (MDA) 等话语分析范式, 比较了生态话语分析 (EDA) 与其他话语分析范式在研究缘起、研究目的、研究范围、研究步骤和理论基础等方面的不同之处, 进一步阐明了生态哲学观以及以功能为取向的语言学理论是生态话语分析理论基础建立的两个重要维度的观点, 推动了对生态话语分析新研究范式理论构建的深入探索。文旭教授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 国际学术期刊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ies主编) 的大会发言题为“中国古代生态哲学视角下的生态认知、概念化和比喻语言” (Ecological Cognition, Conceptualization, and Figurative Languages—A Perspective from the Ancient Chinese Eco-philosophy) 。他从认知的全新视角阐述了语言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他首先阐明语言是人类对社会、文化和生态认知的反映, 是人类认知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心理活动蕴涵着人类对自然的理解, 是人类对生态认知的外在表现。接着, 文教授通过列举荟萃中国古代儒家和道家文化精髓的《四书五经》和《道德经》中反映人类对自然生态认知的大量概念化具象语言来揭示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思想背后所蕴涵的深厚的生态哲学思想, 及其对中国人认识自然、走中国特色的生态道路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苗兴伟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功能语言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英汉语篇分析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文体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话语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语用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在会上做了“自然写作中生态认同的分散建构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Identity in Nature Writing) ”的主旨发言。他首先将生态认同定义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自我构建方式, 指出人类通过与环境的相互构建成为与其休戚相关的生命共同体, 呼吁人类意识到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警示人们共同行动起来加强对各种生命形式的尊重与关怀。然后, 他以分析约翰·缪尔 (John Muir) 的着作《我在塞拉的第一个夏天》 (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中所展现的构建身份认同话语的不同词汇语法选择为例, 来分析探讨自然写作中关于生态认同话语的分散建构, 揭示其通过对自然的再现以及人在整体生态系统中的定位来构建的一种独特的生态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表达了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见解。
(三) 本土创新应用发展阶段 (2010年至今)
(1) 语言生态宏观研究
在陆续引进介绍国外生态语言学主流理论后, 我国学者开始采用豪根模式, 从宏观角度开展维护我国语言生态系统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实践应用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有:梅德明[27]探讨了大数据时代语言生态研究的使命和具体方法。冯广艺[28]从人际关系的视角探讨了语言态度在构建语言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表现。肖自辉和范俊军[29]尝试建立一套可运用于语言生态监测和语言生态质量评估的分级指标体系, 为语言生态的有效监管提供可行的方案。邹航[30]聚焦于中国英语变体演变与进化生态现象研究。杨勇和张泉[31]关注网络语言的规范制度及监管措施的研究。
(2) 生态话语分析微观研究
由于韩礼德与中国的学术渊源,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发展盛行。中国许多系统功能语言学者开始转向韩礼德研究范式, 关注从微观角度研究语篇和话语中的生态问题。他们借助西方批评话语分析 (CDA) 的研究路径和方法,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视角下开展生态话语分析, 如戴桂玉和仇娟[32]以及赵蕊华[33]。意识到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黄国文和陈旸[34]指出: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话语分析有别于西方生态批评话语分析, 必须重视分析者的“生态哲学”在“生态人”建构方面所发挥的生态伦理指导作用。赵蕊华和黄国文[35]提倡结合中国古代哲学生态智慧, 探索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和谐话语分析”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黄国文首次从生态和伦理两大维度创造性地提出“生态化取向”的学科发展理念[36], 以及“社会责任”的学术研究理念[37]。何伟和张瑞杰[38]在生态理论视角下对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中的及物性、语气、情态、评价、主位和信息等系统进行了细化和扩展, 尝试构建一个考察人与生态各因素互动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态话语分析模式, 为生态话语分析理论框架的本土化构建进行了初步探索。随后, 何伟和魏榕[39]通过回顾批评话语分析 (CDA) 、积极话语分析 (PDA) 和多模态话语分析 (MDA) 等话语分析范式, 比较了生态话语分析 (EDA) 在研究缘起、研究目的、研究范围、研究步骤和理论基础等方面与其他话语分析范式的不同之处, 并进一步阐明了生态哲学观以及以功能为取向的语言学理论是生态话语分析理论基础建立的两个重要维度的观点, 促进了对生态话语分析新研究范式理论构建的深入探索。其次, 在生态话语分析应用研究方面, 何伟和魏榕尝试从生态学视角出发, 提出并明确了国际生态话语的概念及内涵, 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外交理念背景下, 促进国际生态系统良好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多元和谐, 交互共生”生态哲学观[40], 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理论, 建构了一个体现国际生态话语特点的及物性分析模式。它通过对参与者角色进行生态化延伸和细化, 来对其过程类型进行生态有益性、中性或破坏性界定和阐释[40]。何伟和魏榕[42]通过探讨国际生态话语概念出现的背景、内涵、分类以及研究路向, 指出国际生态话语属于交叉性研究领域, 涉及以生态话语分析为途径, 运用生态话语分析方法研究话语中所体现的国际关系。通过分析国际话语中传递的生态意义可以解释话语发出者保护或破坏国际生态系统的态度及其影响。这些研究为提高生态话语分析的实践应用, 明确其研究范式和研究路径, 以及扩展其应用范围进行了大胆有益的尝试和深入地探索。
(3) 跨学科综合研究
(1) 语言学、生态学和哲学的结合
主要以中国古代哲学观为指导, 探讨中国古代哲学观对语言生态系统构建的作用和影响。Zhou和Huang[43]从探讨中国生态话语的概念出发, 对中欧生态话语进行文化和哲学维度的比较研究, 探讨和谐话语的构建。此研究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和精神资源, 对开展跨文化全球对话, 建设和谐世界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作用。Zhou[44]追溯了作为新兴学科的生态语言学发展的三大浪潮, 分析并指出欧洲生态语言学发展中存在欧洲中心化和笛卡尔主义根源的负面影响, 尝试在中国和谐世界观框架下阐释中国生态语言学的和谐本质, 提出通过中欧对话重新构建一种和谐统一的生态语言学。此研究推动了对生态学的全面认识和生态语言学学科的良性发展, 为培养全人类的生态意识迈出重要一步。
(2) 语言学、生态学和文学的结合
主要以西方生态语言观为理论视角, 为文学研究寻求生态哲学依据, 推动文学研究在语言哲学方面的理论奠基。赵奎英[45]从生态语言学对待语言与世界、语言与文化以及语言与环境三大关系的双向交互辩证认识论的角度来阐述生态语言学对解决当前生态文学、文化研究领域语言理论基础欠缺困境的重要作用, 该研究奠定了西方生态语言观对生态诗学、美学及文化研究的语言哲学基础, 为从生态学视角进行文学、文化和美学研究, 以及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构建文学生态批评体系的新研究范式奠定了方向。
(3) 语言学、生态学和教育学的结合
主要结合教育生态学和教育技术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 探讨生态课堂构建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等问题。谷志忠[46]聚焦于生态化课堂教学环境的构建研究。马瑞娟[47]探讨了生态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邹晓燕和陈坚林[48]对生态化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建设与改革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 该领域关于外语课堂生态研究的文章较少, 关于信息化语境下外语课堂生态失衡的研究则更是鲜见。鉴于其研究范围和层次的局限性, 研究成果鲜见于语言或外语类核心期刊。
三、问题与展望
通过以上对中西方生态语言学发展历史的具体划分及系统归纳梳理, 本研究结果表明:生态语言学在中西方都各自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研究视角和对象日趋多样化, 研究方法和主题也日益多元化。但仍不难发现, 中西方生态语言学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和不足。这里将对其分别进行详细探讨, 进而探寻中西方生态语言学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整合研究的具体途径和方式方法。
首先, 在研究视角方面, 西方生态语言学研究力量多聚集在语言学科内部, 仅囿于从共时的角度, 结合语言学科内部各研究分支 (如人类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 开展跨领域研究, 迄今为止, 只有少量研究, 例如D9ring和Zunino[49], Nash和Mühlhusler[50]以及Cowley[51]。它们试图从历时的角度切入, 结合生态学、语言学和其他生命科学 (如社会学、历史学、生物学等) 开展生态语言学跨学科综合研究。西方生态语言学应加强对语言和生态问题的历时分析, 融合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生态学、语言学等多学科领域思想呈现未来生态语言学学科的综合发展前景。生态语言学除了可以与生命科学的其他分支相结合研究, 还可以与非生命科学的其他分支 (如数学、化学、物理、经济等) 相结合, 通过与多种学科和领域的结合, 进而产生更多与生态语言学相关的应用性分支学科, 为宏观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更全面的方案。进一步扩大西方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范围, 充分发挥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历时视角在生态与环境研究中的作用, 推动生态语言学跨学科跨领域发展趋势和研究气候的全面形成。
其次, 在研究对象和范围方面, 西方生态语言学研究受到西方认识论和地域上的限制, 涉及非西方对象的研究很少, 例如Sherris[52]以及Premsrirat[53], 且都受到西方认识论立场的局限。应该改变英语在国际交流中不恰当的主导地位, 促进多种语言的传播, 推动跨越地理国界的“东方转向”主题研究, 将研究对象扩大至东方民族及其文化。以西方本土认识论为基础, 通过融入中国古代哲学的生态观, 充分发挥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和儒家对人类生态意识潜在的伦理教化作用, 为西方生态语言学的发展提供补充和借鉴, 促进中西方生态语言学发展的对话、交流与融合。中西方生态文化虽各具特色, 却独特平等, 没有优劣之分, 应该相互借鉴, 取长补短, 兼容并蓄。通过不断地交流对话促进相互融合, 重新整合形成现代世界新生态文明共同体, 树立共同应对和解决当前世界生态危机的全球意识。
最后, 在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方面, 中国生态语言学主要涉及理论综合研究、语言政策和规划等遵循豪根传统的语言生态宏观层面的研究, 而涉及话语分析、认知语言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等遵循韩礼德传统的话语或语篇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 宏观和微观研究之间存在不平衡。鉴于此, 在研究方法方面, 中国生态语言学大都以文献综述、理论综合, 以及基于宏观政策分析的定性研究偏多, 而基于语料库数据分析的定量研究偏少。中国生态语言学应侧重于运用更多综合性的理论 (如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隐喻理论、评价理论等) , 综合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 (如定量和定性相结合) 开展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具体说来:
在话语分析领域:可沿用西方批评话语分析 (CDA) 的研究路径, 结合多模态理论 (MDA) , 从社会符号学和语用学的视角对与生态相关的话语或语篇开展多模态生态话语分析。通过对图像和多模态隐喻进行描述性分析, 揭示其所表达的生态意图及态度。与生态相关的话语或语篇除了可关注如生态系统、气候变化、人口和可持续发展等涉及自然和环境主题的生态叙述外, 还应该关注旅游写作 (如中国宋代的诗歌游记等) , 这些散文和游记都充满了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理解。生态话语分析还可与语料库相结合, 将语料库产生的量化数据用以支持生态话语分析开展实证研究, 以补充宏观层面的哲学反思和语言批判等定性研究。
在认知语言学领域:朱长河[54]尝试在体验哲学视野下建立认知语言学与生态语言学有机结合的认知生态语言研究新范式。除此以外, 本文认为, 还可在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文化研究跨学科理论框架下开展认知生态语言学研究。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生态叙述, 以及环境话语或语篇中与生态相关问题的隐喻认知, 解释与生态相关文本语言的认知和话语功能。在研究工具方面, 我国还可借鉴国外应用计算机辅助定性数据分析软件CAQDAS追踪话语动态的成功经验。
在语义学、语用学领域:拓展加深我国对网络语言规范的研究, 关注网络外来语的语义和语用功能研究。可将词汇学与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 运用语言实验、比较分析、专题分类、语料库分析等综合性研究方法, 分析网络外来语在其引入过程中语义功能的变化 (如扩大、缩小或意义转移等) , 总结其在语法形态、语音、语义等方面的特征表现。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分析网络外来语引入过程中语用特征及功能的变化, 总结其交际实用性、生态和谐性语用伦理, 以丰富语料库的编制, 促进语际间的接触和语言生态系统的和谐健康发展。
在外语教学领域:借鉴及运用生态学中生态系统自然平衡协调进化等基本理论及研究方法, 探讨外语教学活动与其周围生态环境如何相互作用的规律及发展的机理, 为外语教学研究提供一种更加系统、整体、动态和平衡的生态新视角, 实现外语教学生态平衡, 构建更加开放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外语教学生态系统。Van Lier[55]结合生态语言学与社会文化理论, 提出了生态语言学习理论。可以此理论为指导, 并结合教育生态学和教育技术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 从语境的维度探讨外语教学实施的总体环境, 寻求以促进学习者主动参与学习为中心, 并充分考虑到语言学习者学习文化背景 (包括客观需求、主观需求、学习方式、风格及策略, 以及学习动机、态度和期望等) 差异的有效教学的最佳生态途径, 推动生态外语教学的本土化探索。
在翻译领域:中国学者胡庚申首次从生态的视角解读翻译学研究, 正式提出“生态翻译学”这一概念[56]。随后, 他从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背景与发展的基础出发[57], 阐述其探寻翻译学研究综观的关注焦点[58]和翻译研究的“跨科际”整合的发展趋势[59], 初步建构了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前沿理论框架。但是, 我国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研究的实践并不多见, 且只限于文学文本翻译领域, 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还有待进一步扩展至应用翻译领域, 加强对如食品生态学、物种翻译和绿色翻译技术等关乎人类社会、文化和语言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与实践, 充分发挥翻译在未来地球生存中应有的重要作用。
四、结语
本研究从历时的角度对中西方生态语言学的重要历史发展脉络作具体地划分和系统地梳理与述评, 并探讨了中西方生态语言学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整合研究的具体途径和方式方法。研究表明:生态语言学在中西方都各自取得了长足和稳定的进步, 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多样化发展特点, 初步形成其丰富多样的理论资源和重要成果。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日趋多样化, 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日益多元化。但也不难发现, 中西方生态语言学研究虽异彩纷呈, 却偏重分散呈现不和谐之势, 学科发展体系仍缺乏必要的完善和系统的整合。西方生态语言学需要在研究视角、对象和范围的广度上进一步拓展, 而中国生态语言学则需要在研究主题和方法的深度上进一步深化。文明是多样的, 文化是多彩的, 世界生态文明就是中西方通过学科领域内外不断交流对话、融合渗透而形成的共同体。在共同应对世界生态危机的进程中, 一方面, 我们应该秉承谦虚包容的心态, 积极借鉴和汲取西方生态语言学发展的优秀成果, 致力于发展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生态语言学;另一方面, 我们也应该拥有充分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国古代生态哲学思想, 为实现世界生态文明的迫切需求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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