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定义研究
我国“农业推广”一词的应用，始于上世纪 30 年代的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改用“农业技术推广”.上世纪 90 年代制定、2012 年最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明确指出：“农业技术推广，是指通过试验、示范、培训、指导以及咨询服务等，把农业技术普及应用于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活动”.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及农村经济社会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众多学者持续关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改革与创新问题，从不同角度对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界定。
1. 功能角度
黄粟嘉（1985）、刘春仁（1991）、黄光政（2009）等认为农业推广通常是指农业技术的推广，即把农业科技传授给生产者，引导农民广泛应用农业先进经验和科学成果于农业生产的活动过程，有时还包括促进农业人力素质的提升、推广农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这种观点主要强调农技推广的功能，具有强烈的目标性，较少关注农技推广的过程及主体分析。
2. 社会角度
毛彦军（1993）、王平（1996）等将农业技术推广看做是一种将先进适用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社会化服务，认为农业技术推广过程是一种社会行为过程，是推广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一种社会互动，即推广者与生产者之间通过沟通媒介而进行交互影响、交互作用的过程。这种观点从社会学角度对农技推广体系的内涵进行剖析，重点关注农技推广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
3. 信息角度
何子阳（1993）等从信息学角度提出，农业技术推广不只是农业科技知识的简单转移和接受，更是一个涉及农业科技信息获取、处理、传递、利用及反馈的复杂循环系统。这种观点强调农技推广过程中相关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适用性、通俗性及反馈性，将“信息”置于农技推广过程的核心位置。
4. 系统角度
顾琳珠（1998）、于水（2009）、蒋和平（2010）等指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是一个以政府为主体、主群结合，涉及推广队伍、推广经费、推广内容和形式、农业推广立法、农业推广中科研、教育、推广部门三者关系处理等问题的多元体系和复杂系统，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能否有效传播农业科技，取决于这一系统的运行机制是否合理及系统内各接口间是否准确有效。
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功用研究
1. 提升农民科技素质
吴跃民（1996）认为无论是在传统农业经济社会中，还是在现代农业经济社会条件下，或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始终是农业技术推广的最重要目的；唐永金（1999）等通过对四川丘陵地区的射洪县和盐亭县以及成都平原的新都县和广汉市 640 户农民的实地调查，得出乡镇推广人员意见是农民采用创新的第一直接原因，而且是农民采用种植业创新主要直接原因的结论；赵淑杰、卢树昌（2007）从天津市农民素质培养与农业科技推广相互适应的需求调研和实证分析入手，研究了二者相互适应的要求，提出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农民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纽带关系；李奇峰等（2008）对东北粮食主产区榆树县 245 户农户进行的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发现，38.4%的农户获取农业新技术主要来源是农业技术推广；罗松远（2009）利用调查数据，运用 logistic 模型论证了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对农户选择技术进步类型影响比较显著。
2. 增强农业经济效益
王巨飞（1998）等指出，农技服务体系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利于促进“一优两高”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农业低效益问题。廖西元等（2008）以全国 18 个省 （区、市） 47 个水稻科技入户示范县 （市、区、农垦局） 的 454 名农业技术人员和 4259 个农户的电话调查数据为依据，对农业技术人员的推广行为和推广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次数越多、下田越频繁、指导时期越及时、农户的熟悉程度越高、推广内容指导得越好，农业技术推广绩效就越好；薛海霞、黄明学（2008）通过测算农业技术推广效果，分析农业技术推广效果和农业产值增长率的关系，得出了我国自 1978-2006 年 29 年间农业技术推广对农业经济增长有着很高的贡献率。实证研究表明，1%的农业技术推广效果可以提高 0.719%的农业产值增长。
3. 促进生态农业发展
王昕、陆迁（2011）基于对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蒲城县、合阳县和韩城县 500 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 Logistic 模型，对农户生态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技术推广程度对农户生态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刘咏梅等（2011）以浙江省循环农业发展实践为例，认为创新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发展循环农业具有重要作用；邓正华等（2012）通过对湖南省洞庭湖湿地水稻主产区六个乡镇的调查，将农户生态影响感知具体化为土壤、水源、身体健康和水稻四个方面的感知，并运用 Tobit 模型探讨了影响农户生态感知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强化农业技术推广能提升农民生态环境感知。
三、农业技术推广体系问题研究
1. 职能定位不清
陈守伦等（2012）认为，我国农技推广机构，特别是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公益性定位不明确。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一是法律上对农技推广机构的职能定位不够清楚，二是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郑家喜等（2013）也指出，当前我国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公益性与经营性没有完全分开，有些农技人员在按合同承担公益性技术推广的同时，还开展以创收为目的的生产资料经营活动，重经营创收、轻农技推广现象比较普遍。邵喜武等（2013）通过对吉林省长春市农技推广站的调研发现，由于职能定位不清，导致按岗定责、绩效考核难以实施，严重制约了基层农技推广工作的有效开展。
2. 管理体制不顺
王新亚等（2004）指出，我国农技推广机构的主要职能仍是完成各级政府的技术推广任务 （而非考虑农民是否最需要这些技术）。同时，按专业设站、条块分割、多头领导的管理体制严重削弱了农技推广的效率，部分地方的农技推广体系甚至因此而名存实亡。周开洪等（2005）调查发现，江西省农业技术推广体系除区域站不存在双重管理以外，专业站和农业综合服务站都存在着县乡双重管理情况，双重管理 1596 个，占 38%.
高子清、朱玉芬（2012）的调查也认为，黑龙江省农技推广体系存在省级机构设置条块分割，体系内部各推广专业分工过细，推广、教学、科研和公司企业分工不明确，整体综合服务效能差，市县乡级推广机构完全依附行政区划或行业设置，不适应现代农业生产区域化发展趋势等管理体制不顺的问题。
3. 资金投入不足
樊启洲和郭犹焕（1999）在对农业技术推广障碍因素排序的研究中发现，推广经费不足是造成农业技术推广率低的最主要的因素；李立秋等专家指出，1999 年以来，我国的农技推广总投资中，中央投资仅占总投资的 9%,远低于美国的 25%、日本的 40%和荷兰的 60%;周开洪等（2005）的研究也发现，江西省乡镇农技推广体系所有机构的资金来源中：财政全额拨款1500 个，占 36%;差额拨款 1954 个，占 46%;自收自支 765个，占 18%.2000 年至今，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增加的幅度较大，农技推广的财政投资强度 （农业推广投资与农业 GDP 的比例） 也逐年递增，现在保持在 0.8%左右，但仍未达到上世纪80 年代初的国际平均水平 （石晶、肖海峰，2014）。
4. 人员素质不高
阎守寅和焦辛其（1990）、韩学军（1995）、雷怀志（1995）等很早就指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主要困境在于科技人员编制少、农技人员分布不合理、在编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且真正懂技术的少；唐文金和周红兵（2007）、钱小珍等（2007）、薛旭初（2007）、杨丽红（2007）、石敏和曾国珍（2009）、黄季焜等（2009）分别对四川、江西、浙江、云南、广东等省的调查发现，各省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均存在人员数量庞大、专业素质低、非专业技术人员过多等诸多严重问题，技术推广人员能力严重偏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基层农技推广效能发挥的重要瓶颈。此外，当前还存在两种情况：一方面，进修学习条件限制了年轻农技推广人员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年龄高和职称高的人员有脱离生产的倾向，即“在编不在岗，在岗不懂行”现象十分突出 （张玉珍、尹振君，2007）。
5. 关注市场不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把农技推广工作搞活，仅靠国家单一的投入机制远远不够。判别农技推广工作有没有活力，能不能或者是不是得到了发展，关键是其在推动农村商品经济和帮助农民进入市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效果 （广言，1994）。
当前，我国农技推广体系缺乏市场衔接 （兴连娥，2005），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 （陈志坚等，2004），与农村经济发展新趋势不相协调 （李宗如，2005），农技推广服务供给与农民需求的偏差较大 （郑红维等，2011），农技推广服务效率不高，效果不好（陈守伦等，2012）。
四、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研究
农技推广的社会公益性是其内在特性之一 （汪仕勇，1996）。无论从“三农”的大背景，还是从农技推广的职能和地位，或是从主体、客体的角度和从效益的角度，农技推广都具有公共产品特征，政府应该按照“财权与事权对等”的原则，供给农业技术 （匡远配、曾福生，2007）。农技推广事业的社会公益性质，不仅现在依然需要，将来也不能改变而且还应当强化 （郭立，1999）。
1. 引入市场机制
李艳军和康国光（2002）分析了公益性农技术推广的市场性，揭示了公益性农技推广中市场缺位的主要表现及后果，提出了引入市场机制，实行公益性农技推广的市场化运行，以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初步构想；沈贵银和顾焕章（2002）提出对农资供应、动物疾病诊疗以及产后加工、运销等能通过市场完成资源配置的可控性农业科技研究、开发、推广和经营性服务工作，要从国家农技机构中分离出去，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去承担，实行按市场化方式运作；吴春梅（2003）针对公益性农技推广过程中如何协调其中的公益性计划目标与利润最大化的市场化目标这一难题，分析了公益性农技推广市场运行机制中的条件制约，提出通过公益性农技推广产业化经营、培育公益性农技推广竞争主体、建立政府主导型市场运行机制等方式，实现公益性农技推广与市场运行机制的对接。李艳军（2004）认为市场经济环境下，提高公益性农技推广效率并通过农技推广体系的高效运行促进科技成果有效转化的关键是在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中引入市场机制，实行公益性农技推广国家投资与市场化营运的有效对接，并探讨了公益性农技推广市场化营运的具体路径，如政府间竞争、合同承包、消费者自由选择等。
2. 政府作用
吴春梅（2003）认为公益性农技推广与经营性农技推广相比，在技术特性、价值取向、市场主体特征与市场机制作用程度等方面具有典型差异。目前传统公益性农技推广机制中还存在不少突出的问题。公益性农技推广主体应多元化，实行政府与市场并重，通过政府强化公益性农技推广的市场机制作用。周曙东（2003）提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推广有市场和政府两种推动力量。前者是指市场的各种主体按照市场运行法则，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向农户提供科技服务。后者主要是针对市场不能够解决的问题而进行宏观调控或提供市场不能够提供的科技服务等公共产品。智华勇、黄季、张德亮（2007）在大量的实际调查基础上，通过计量经济模型的实证分析，揭示在不同的管理体制下，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从事公益性技术推广职能与政府投入的关系。其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发挥其公益性技术推广职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投入不足；周青（2009）认为当前农业技术推广中的高风险性和公益性特征、技术产权难以得到保证、农业部门收入低下、政府在农业技术推广中公共服务职能的弱化，都对政府在农业技术推广中应发挥的作用提出新的要求。旷浩源和应若平（2011）认为企业主导的“双重属性” （兼具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属性） 的农业技术推广因收益外溢而困难重重，并分别从采纳者农户和推广者企业的角度分析困境产生的原因，从而提出“双重属性”的农业技术推广需要外部经济形成者与被影响者之间的博弈以及政府的支持与间接参与。
3. 公益性职能与经营性服务分离
陶官军（2006）提出了实行公益性职能与经营性服务分离；何小凡等（2007）进一步指出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的划分是我国新一轮农业推广体系改革的核心，公益性职能的强化深受公共财政供给强度和供给方式的影响，而良好的农户需求表达机制则是保证推广部门经营性职能正常发挥、提高推广部门工作效率的必要条件；黄武（2008）从对改革的认识、人员激励和农技推广的“物品”属性等方面对公益性和经营性农技推广难以分离的真正原因进行了深入辨析。分析结果表明：公益性和经营性相分离的农技推广改革的指导原则是正确的，实践中出现的困难来自于改革的复杂性而不是改革目标本身的问题。郑明高和芦千文（2011）在对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市场化运营做了可行性探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种发展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的路径，即政府主导型农技推广体系的构建、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的市场化运营、农业院校和科研单位主导的农技推广；廖祖君（2011）介绍了成都市在农技推广体系的改革过程中，通过明确政府、市场的职责和分工，促使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对分离，强化公益性服务、放活经营性服务，推进公益性和社会化农技服务综合体系的完善与健康发展的经验。
五、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运行机制研究
1. 政府主导型
尚志斌和史忠新（1989）认为我国早期实行的官办“四级农科网”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在特定历史时期和背景下具有积极作用，但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亟需转换运行机制；李伯川（1998）指出，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独导型”农技推广模式存在诸多缺陷：科研、推广、生产三部门之间缺乏应有的联系和沟通；三个部门都不同程度存在着自主性差、责任心不强等问题；农民作为推广活动二重主体之一，其主体地位不被承认，积极性很低；赵佳荣（2004）、安芳（2013）、李俏和王建华（2013）认为，要想重新激活政府主办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政府部门必须首先转变自身角色，即由传统的服务提供主导者、竞争规则制定者和强制推行者向服务参与者、网络构建者和合作促进者转变；孙雄松等（2012）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购买公共服务经验基础上，将建构我国政府购买农技推广服务体系的思路概括为：“一个定位 + 两个转变 + 三个整合 + 四个强化+ 五个结合 + 六个一流”;李霞和李万明（2012）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了两者模式，模式的运行机理，评价了两者在交易费用、激励机制、推广效率方面的差异。
2. 大学服务型
聂海和郝利（2007）、何得桂（2013）、陈四长（2013）等认为大学农技推广的“西农模式”在推广载体、推广目标和推广机制等方面具有较强创新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体制壁垒，实现了农业科技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直接对接；李保会（2004）、陈焕英（2005）、任士福（2008）等研究总结了河北农业大学农业综合开发科技推广模式的现实意义、运行机制、存在不足及改进措施；汤国辉（2005、2008、2012）、许朗和朱世桂（2007）、王珊等（2011）研究探讨了南京农业大学农技推广服务新模式-专家负责制的实践经验、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黄英惠（2007）、赵文忠（2011）介绍了东北农业大学在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创办的“农业专家在线”网站运行的特点，产生的效果与作用，以及对其可持续发展提出的若干思考；黄国清等（2010）梁均平（2012）、张社梅和蒋远胜（2013）对我国现有几种典型的大学农技推广模式，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实验示范站载体服务模式、河北农业大学的农业综合开发模式、南京农业大学的“科技大篷车”模式及东北农业大学的农业专家在线模式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尽管这几种模式各具特色，但都还存在定位模糊、组织系统化程度低、队伍不稳、激励不利及与传统管理体制不协调等问题。
3. 企业或合作社带动型
任晋阳和柏长青（1997）认为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是广大农民群众为满足专业技术的需求创造出的农民自我推广服务组织。这种组织上联政府农业科研、农业推广单位，下传千家万户，采用研究者、推广者和采用者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一种崭新的需求型技术推广机制。这种机制使推广中的单向信息传递转变为双向信息沟通，改善了农业科研、推广、生产相互脱节的状况；张锡金（2007）等以新特新葡萄产销合作社为例，探讨了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涉农组织在当前的农业技术推广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已成为农业产业化的助推器，农民进市场的连结器，农业科技成果推广转化的孵化器，农民增收的稳定器。史金善和季莉娅（2008）认为构建以农业龙头企业为主体的现代农业技术创新扩散体系是将来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途径之一；李圣军和孔祥智（2010）针对龙头企业农技服务运行机制的特点和存在问题，提出了扶持龙头企业发展、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保障农户经营决策权、合理界定相关利益主体关系等对策措施；李东等（2011）基于美国企业顾客满意度理论（ACSI）模型构建了农户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技推广活动满意度测评模型，并以河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农技推广活动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满明俊等（2011）基于对陕甘宁三省区的农户调查资料，选取三种不同种类的技术，分析四种不同技术推广主体的特征及其对农户采用新技术的影响。结果表明，目前在西北地区农技部门仍是农业技术推广的最重要主体，企业、科研、农民合作型技术推广模式起辅助性作用，且各种技术服务不能满足农户需求。农技部门和科研单位在推广公益性强和复杂技术上具有优势，企业和合作组织在推广商业性和经济收益高的技术上具有优势。农户从认知技术到获取技术再到采用技术的过程中对组织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其中，农技部门和科研单位的在前两个阶段作用较大；合作社和企业对农户的促进作用在技术采用阶段得以显现；高建梅和何得桂（2013）探讨了涉农企业主导型基层农技推广“大荔模式”的基本特征，认为该模式以企业为主体，以满足农民生产需求为导向，技企结合、技物配套，把政府的公益性推广职能与企业的利益追求联为一体，解决了农技推广体系持久的动力问题。
六、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评价研究
1. 指标体系设计
邵法焕（2005）认为农技推广绩效评价包括推广能力、推广水平、推广效率、推广效果、创新能力与推广的可持续性等五个方面，根据推广体制、组织形式和评价对象的不同，绩效评价可分公益型农业技术推广绩效评价、市场型农业技术推广绩效评价和混合型农业技术推广绩效评价；李宪松和王俊芹（2011）从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和农技推广人员两个层面，构建了涵盖内部管理制度、硬件设施、创新能力、农技推广人员的个人特征、学习能力五个方面内容的基层农技推广行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王建明等（2011） 从农技员技术指导次数、指导时期、指导内容、指导方法、指导态度和指导技能六方面来评价农技员的技术推广行为。
2. 典型实证分析
黄武（2009）利用江苏 320 户种植业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农户的技术服务需求发现，农户技术需求与技术供给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现有的农技推广体系尚无法完全满足这些需求；张蕾等（2009）基于农户的视角获取基层农技员的推广行为，实证分析基层农技员推广行为对推广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基层农技员推广行为综合得分越高对于农户水稻产量增加、种稻知识技能提高以及农技服务满意度评价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廖西元等（2012）基于对中国 14 省 42 个水稻科技入户示范县所辖的 566 位农技人员及其对应指导的 4729 位农户进行广泛调研的数据，研究发现：农技员个人特征、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中的收入分配、工作安排、考核激励、机构发展等机制对农技员推广行为和推广绩效均有显著影响；申红芳等（2012）通过对全国 8 省 24 县的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及其指导的农户进行调查，分析了农技员和农户对基层农技推广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主客观评价；栾立明（2012）通过对吉林省部分地区农户进行调查，采用多元回归计量模型，对吉林省农技推广和服务的绩效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主体属性、农技机构自身属性以及运行环境影响农技机构绩效的评价结果。
七、研究展望
2004-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 12 年为“三农”文件，这些文件中多次出现有关“不断提升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等公共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继续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等观点的论述，充分说明了党和国家对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关注和重视。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持续深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逐步推进，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应该加强从制度、技术、管理方面进行创新研究：
1. 制度创新
21 世纪的竞争是制度之间的竞争，制度短缺或制度供给的滞后日益成为制约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性因素。制度作为约束个体行为、形成人类相互作用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North,1990），既是一种规范，又是一种稀缺要素，具有“资产专用性”,不能由资金、技术、劳动力等其他要素来替代。与此同时，制度还具有“历史的规定性”,是特定历史时期和阶段的产物，应随着时代变迁和历史发展而调整。当前，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方面的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但现有改革大都停留于对传统计划经济环境下形成的体系的简单调整，较少关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体系运行的制度环境应如何改变，部分地区的改革虽涉及了制度调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可推广性尚不明确。有鉴于此，未来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对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的制度创新探索：一是转变思想观念，树立“大推广”概念，从制度环境层面探讨推动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向“农业推广体系”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二是顺应时代要求，立足新时期农民新特征及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新定位，探索保障体系有效运转的治理制度；三是开展体系制度创新的案例研究，归纳总结在体系制度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并探讨其可普及性。
2. 技术创新
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稳步提高，2014 年达到55.6%,但仍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70%以上的贡献率水平。究其原因，除了农业科研与生产脱节、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因素之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推广应用先进农业科技成果方面的低效率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加快推进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技术创新是未来进一步提升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重要举措之一。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技术创新既包括推广设施、设备等硬件创新，也包括推广人员知识、观念等软件创新。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意识的增强，广大农民对新型推广方式、手段、内容的需求也日益增加，未来研究一方面应大力探讨信息网络技术与农业技术推广相结合的动力机制、资源保障、结合形式等农技推广体系的硬件创新问题；另外还应积极关注新型农技推广人员的思想观念转变、知识结构更新等农技推广体系的软件创新问题。
3. 管理创新
职能定位不清、管理体制不顺、运行机制不畅、激励措施不力是当前制约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稳定与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几个因素。围绕这些因素加大管理创新研究是进一步深化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的重要方向和领域：一是政府相关部门应根据新时期特点积极创新法律和政策措施，从根本上明确体系的公益性和经营性职能的区别并做好分类管理，以有效解决体系职能定位不清的问题；二是应把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条块共管，以块为主，按专业行政区划层层设置”
的农技推广体制弊端作为未来研究的努力目标，以有效缓解体系管理体制不顺的难题；三是结合区域实际进一步深入探讨我国“政府主导、一主多元”理念指导下的农技推广体系运作的创新模式及其特征，以有效应对体系运行机制不畅的困境；四是基于“资源观”展开农技推广体系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研究，建立健全体系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科学、公平、公正的“选”、“预”、“用”、“留”机制，以此来逐步消除体系激励措施不力的影响。
综合来看，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创新实质上构成了一种相互支撑的“铁三角”关系：制度创新是激励机制，是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基础，只有首先从制度上进行创新，才能最终实现体系的持续有效运转；技术创新是技术保障机制，是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物质条件，只有始终坚持技术创新，才能有效保障体系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管理创新是能力保障机制，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组织保证，只有不断加强管理创新，才能持续提升体系服务“三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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