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乡土中国》不是哲学神思冥想的抽象思辨，更不是随意拉家常的文学田野故事会或是支离琐碎的旅行家趣闻轶事杂感偶感，而是于大量经验性反思基础上拓展的一套观察中国前现代社会时期乡土社会的 “中层理论”或概念分析工具，费孝通给这套系列概念体系套了个更广泛意义的大框架，取名 “乡土中国”①。从而使社会学中国化时期，中国的社区学派有关社区的研究超越一个个经典材料，第一次实现了系统性的理论提升和经验性整合，尽管当时受历史条件制约存在许多局限②.《乡土中国》在中国研究中经久不衰的影响力至少也证明费孝通的这种尝试是初步成功的。
进一步讨论，以费孝通 《乡土中国》为例，我们显然还可以发现一些从经验现象中提炼概念即抽象事实建构中层理论的较为普遍的共识。第一，一般而言，抽象事实概念建构的抽象程度越低、越具体，其描述的社会范围和适用空间就越小； 反之，越大。第二，抽象事实概念建构中层理论，是将研究对象的一些有关成分凸出呈现而加以提炼的某种概念建构方法，并不试图概括现实事物的所有特征，只是为了研究的目的侧重凸显事物的一组或某种特征。形象地说，就如同漫画家的漫画一样，是一种仍然认得出来的夸张的修辞。所以，《乡土中国》中我们见到费孝通不断地对其概念的适用性进行澄清，譬如差序格局是作为与西方社会团体格局相比较而提出的，但费孝通同时澄清西方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也是同样存在的，这只是 “比较上的一个区分”或 “偏重”,“概念上可以分得清，事实上常常是互相并存的”,它也并不排斥其他的社会体系在中国基层社会的作用[4]41.第三，抽象事实构建中层理论，这种方法并不是作为研究目标，而是作为手段来考虑的。
目的是让研究者借此对现实做出衡量，就价值层面是客观中立性质的。
结合当前中国研究成果，这其中更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的是，运用比较研究策略来进一步发展中层理论。它至少有三层益处。一是通过比较发现新材料和证据，研究者可以对先前的解释提出质疑，重新解释资料或挑战旧的因果关系。如当代中国农村研究中，针对费孝通的 《乡土中国》和当前的文化与现实情境，许多学者运用比较研究构建出新的中层理论概念工具，如半熟人社会、无主体熟人社会、工具性差序格局、圈层结构等，大大拓展了我们对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学理性认识。二是比较研究构建中层理论能有效揭示社会现象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我们可以从表 1 《乡土中国》关于中西社会处境的跨文化比较分析看出。三是比较研究通过检视不同的历史事件以及文化情境，能够引发新问题并且激发出理论建构的新方法。在传统中国农村研究中，以费孝通的 《江村经济》为代表的研究以 “村落”为中心，运用比较研究的视野许多学者提出了超越村庄范式的研究实践，如施坚雅提出的 “基层集市”为市场中心的分析模型、杜赞奇的 “权力的文化网络”,以及从宗族维度研究的弗里德曼范式。
三、“中层理论”关怀的拓展讨论
20 世纪中叶，当帕森斯致力于统一的大理论时，默顿的 “中层理论” 关怀主张社会学理论要有所发展，第一步是要先建立具体化的理论，这种理论是以可以接受经验验证的假设为基础的。接下来才可能发展综合性的概念体系，而不能操之过急。“社会学只有 （ 但不是唯一） 注重发展中层理论，它才会前进； 而如果一味地提出综合性的社会学体系，则只会停滞不前。”
[6]63默顿鲜明地提倡社会学的中层理论研究策略和中层取向关怀，主要是希望以此应用于对经验研究的指导，抗拒传统社会学中的 “体系癖”取向，将理论的发展更多植根于经验研究的发现； 同时，警惕社会学家不要过度依赖经验研究导致资料运用的碎片化，强调必须使中层理论的应用尽可能与对整体的社会结构的解释发生联系。但是，中层的边界始终还是一个模糊的领域，中层理论的西方属性与中国学研究的结合还需要重新反思，特别是与本土化进程中中国研究 “词”与 “物”的关系更需重新检视。
（ 一） “中层理论”的研究关怀
当前构建学科本土化时期，恰当地追求中层理论关怀，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社会研究策略，这将有利于学术研究在以下三个层面的推进。
第一，运用中层理论研究策略可以成为打通微观研究与宏观视角的中介。因为，发展中层理论既非聚焦于田野作业中目不暇接的微观具体化观察概括，也不是寻求一个包罗一切、万能的什么素材都可以往筐子里堆积的大理论或宏大叙事，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这样既可以避免宏大叙事遮蔽了特定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又可以弥补于特定事件和村落故事的 “深描”之后缺乏整体性关照的不足。农村研究中，我们应该尤其注意宏大叙事，宏大叙事有时候很有用，很受人欢迎，却常常不能用于解释具体问题。比方说 “三农”问题中，发展主义视角中社会转型论，每一句话都可能是对的，未来是光明的，前景是广阔的，是一种大理论，但具体到现实问题特别是怎么办如何办时往往华而不实，隔靴搔痒，捉襟见肘。它的逻辑演绎都可能是对的，甚至无懈可击，但就是没法用，或是说了和没说，意思差不多。同时，我们还应注意的是，中层理论不能放弃一般抽象的功能，以区别于一些直观感受、简单的经验分析和现象罗列归纳，后者常过于地域化。
第二，运用中层理论研究策略可以有效缓解经验调查与理论研究之间的紧张关系。当前中国农村研究中经验研究确实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某种意义上是根本性的，吴毅称当前学界应该“再有一个呼啸着走向田野的阶段”,贺雪峰则自称其学术作品 “带着强烈经验情绪”[9].但是，在高度重视经验研究的同时，过密化的经验研究则失之偏颇。所谓经验研究的过密化，并非是经验研究在数量上的过快增长，而是经验研究只停留在直觉经验层面，重复性的简单考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描述不见解释”; 并且，“问题”导向的许多经验调查，给人的印象是在平铺直叙地方性风尚故事，或 “躺在椅子上”具有小资情怀的采风式调研，对这些故事和现象背后承载的理论思索则较少触及，对农村社会学理论体系贡献甚微[10].诚然，理论和经验二者是决不可分离的，但理论和经验二者永远存在一定的张力地带。贺雪峰的 “饱和经验法”就主张其既是一种理论认识，又是一种调查操作技术[9].贺雪峰在评 《黄河边的中国》时也明确提出过理论与经验之间关系的 “中观理论”问题，他认为 “中观理论”强调对经验研究的机制分析，核心是通过调查，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形成关于经验的内在机制、规律的假设，并验之以经验[11]441.桂华主张，以经验研究立场进行中国农村研究，必须要对各种现象进行分类、概括、提炼、分析、总结、归纳，把握其一般规律，从而获得关于中国农村的经验性认识； 这种经验性认识即默顿语义的 “中层理论”,以此实现知识的不断积累[12].
第三，运用中层理论研究策略可以调和地方性研究和全域性知识之间的张力。诚如 《区域差异》指出，梁漱溟的 《中国文化要义》、柏杨的 《丑陋的中国人》等许多 “国民性”研究的作品，以及西方人类学研究如明恩博的 《中国乡村生活》《中国人的气质》等，多在采风式调研或者通过间接阅读基础上通过跨文化与历史作比较研究，过于抽象统一和理论思辨色彩。而 《江村经济》等深描的地方志则过于片面和单薄，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片面性，在关于中国农村的经验性认识层面上陷入了特殊性与一般性的矛盾。在这个议题上，费孝通提出了自己的回答方式，那就是通过“村庄 - 类型学 - 区域社会”的 “行行重行行”方式来克服这一矛盾。其他学者也纷纷提出了解决策略，如王铭铭的 “小地方、大社会”策略、麦克·布洛维的 “扩展个案法”、谭同学的 “区域比较视野下深度个案”以及贺雪峰的 “个案扩展与区域比较”等[13].这里我们姑且撇开这些社区研究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的方法论争论，换一个角度考虑，发现恰当地使用中层理论关怀无疑也为解决这种 “有形村落”和 “无形中国”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另外一种解决门道。因为经验研究毕竟是有限度的，通常得到的是一种小视角的知识，但在经验基础上关怀中层理论建构，无疑会超越狭隘的地方性知识。此外，中层理论还能不断因为经验更新和碰撞而催发理论发展的动力，这有利于缓解知识的有效性和它的可更新性、开放性之间的张力。
（ 二） “中层理论”建构的局限性与中国农村研究的开放性
《区域差异》一文把 “农村区域差异”作为一个中层理论与其他理论对话，包括施坚雅的基层市场理论、弗里德曼的宗族范式以及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区域观，并以农村区域差异视角对中国农村的人情圈子、面子、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等社会现象予以重新检视，鲜明显示了农村区域差异作为一个农村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对于解释、认识中国农村社会的有效性和优越性[3].这也从侧面上论证了发展社会学的中层理论的有效性和优越性，即中层理论，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可以指导经验研究以及被经验验证，并能参与学术对话，被不断扩充和修正； 同时，也暗示中层理论具有知识的可积累性，和理论命题的相对准确特征，它不排斥其他研究所包含的有价值的材料和理论资源。诚然，在中国农村研究中构建、发展中层理论，前景非常广阔。仅以 “中心”为例，华中村治学者在费孝通 “乡土中国”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许多中层理论，进而提升了中国农村社会认识的深化。
譬如，在费孝通 “差序格局”基础上发展的 “散射格局” “圈层结构” “工具性圈层结构”,以及在费孝通 “熟人社会”基础上发展的 “半熟人社会”（ 贺雪峰，2003、2013） ,“无主体熟人社会”（ 吴重庆，2002、2011） 等等[1].这些中层理论建构和学术对话，不仅扩展了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认识，而且提升了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理论水平。
欣喜之余，我们还应予以必要的反思，中国农村研究中构建中层理论的可能局限性。正如《区域差异》指出，费孝通 “差序格局”的不足是时空观念很模糊，如果以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与差序格局相比，南方团结型、北方分裂型和中部分散型三种类型更加具体化，既符合每个地区农村社会关系和结构的特征，也比照出了区域差异性[3].换言之，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的元理论命题的假设存在这样的嫌疑，中国前现代社会的乡土社会是铁板一块的、高度一致性的，乡土社会是地方性的，人际关系结构是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模式。这种元理论假设确实是有局限的，时间和空间很模糊。何况中国前现代社会中，“乡土性”或 “差序性”均仅是诸多面向之一，其他，还有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性、庙堂性、商品性、官僚制和江湖社会性等[14].那么，我们再以元理论假设的面向，检视 “农村区域差异”这一中层理论，发现它仍然也可能有局限性，因为实质上它把整个中国这个大蛋糕切成了三块同质性的小蛋糕。在理论建构上，它预先假定或经验性认定了 “受自然生态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南方地区、北方地区和中部地区内部均具有惊人的同质性而区域之间具有显着差异性”.显然，从经验性上，我们确实可以找到许多社会现象来吻合这个理论命题，但是，也仍然可以找出很多不符合这个理论命题的经验素材。譬如，同样是华北地区，黄宗智从经验上就认为是村庄而非集市构成基层社会基本单元，而在施坚雅眼里则是集市，当然这不仅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还涉及多种其他因素包括学者的个人研究旨趣、分析视角等。在此意义上，我们自然也可以再深化一步，任何 “中层理论”建构除了在元理论假设上需要保持小心谨慎的态度，同时，面对日益错综复杂多样化、充满偶然性和变数的中国广大非均衡发展的农村社会，中层理论对它的适用性和外推范围，也必须时刻拥有小心谨慎的姿态，切莫贪大。
总之，关注中层理论的发展，有利于推进中国研究如费孝通所言的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学术生态。中国广大非均衡地区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发展本身多具有差异性、地域性、复杂性、不平衡性，这也为越来越多的中层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社会现实土壤，因此，加强学术研究的开放性势在必行。在此意义上， “中国农村研究期待出现更多费孝通式的人物，而非帕森斯式的人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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