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中，一个独特的鲜明现象是，费孝通的 《乡土中国》向来不缺少学术界关注的目光，尽管由于研究框架和侧重点的不同，其所关注的方向会有所差异。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多会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变迁背景下关注 “乡土中国”的社会转型或改良，研究的思考模式多属于 “传统 - 现代”分析框架或 “城市与乡村”二元模式，一般也多着墨于 《乡土中国》的子概念[1]; 或是由学者个人研究兴趣来探讨 《乡土中国》发生的本土化历史背景、概念建构方法和理论再诠释，以及研究扩展至费孝通的人生学术史等，这方面的研究颇为丰富、充实，限于文章主题不予详述。本文通过对两篇涉及 《乡土中国》的文章和当前文献研究比照发现，目前中国研究的 “中层理论”建构问题及其与费孝通的 《乡土中国》之间的关系，有值得进一步商榷和再探讨的学术空间，笔者受到启发并由此对相关问题进行阐发。
一、引子： 两篇涉 《乡土中国》文章的认识差异
费孝通一生致力于探索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道路和认识中国全局社会，任何从事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学者，都是难以绕过费孝通的。20 世纪 40 年代费孝通创作的 《乡土中国》，构成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基础性视角 （ 之一） .但是，对其内容或方法，当代许多质疑与批评固然有可取之处，各种修正和发展其实也存在争论颇多。其中，令人偶感意外以及诧异之处的是，笔者在 “中国知网”数据库以 “社会学”、“费孝通”和 “中层理论”为主题或关键词，以及其他方式仔细比照分析，能找到有价值的文献非常之少①，且发现其中两篇文章在对 《乡土中国》与 “中层理论”的认识上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和差异，这给了笔者非常有意义的启发，促使笔者再思考中国社会学的“中层理论”建构意义，以及 《乡土中国》文本的重新认识问题。
其一，童潇的 《论费孝通中层理论的建构努力及其当下意义》[2]在许多涉及 《乡土中国》的研究文献中，非常独到地提到了 《乡土中国》与社会学的 “中层理论”建构的关系。该文认为，“《乡土中国》在学术史上的最大意义不仅在于对中国农村社区进行全景素描，而且在于提供了有关农村基层社区研究的 社区含义 - 人际关系 - 礼制秩序 - 权力结构理论框架，它们依次分别是 乡土社会 - 差序格局 - 礼治 - 长老统治',从而形成了中国农村社会学自己的 中层理论.”总体而言，该文陈述相对比较简单。
其二，桂华、贺雪峰的 《再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 一个农村研究的中层理论构建》[3]（ 下简称《区域差异》） 认为，“农村区域差异”是基于中国农村经验事实的中层理论建构，对于推进中国农村研究和推动农村社会学发展意义重大。《区域差异》文中，桂华、贺雪峰首先回顾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中心学术团队 （ 下简称 “中心”） “农村区域差异”视角提出的学术史和田野经验史，他们大致经历了 “村庄社会结构” - “村庄社会关联” （ 分裂型、团结型、分散型） - “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视角”（ 家庭核心、宗族和户族） 再到 “农村区域差异”（ 南、中，北） 视角的学术演进。紧接着，以费孝通的 《江村经济》和 《乡土中国》研究为参照，他们顺势提出了农村研究领域的 “中层理论”建构问题： 认为费 《江村经济》过于地方性和具体化，“相对于整体中国农村，江村的经验具有偶然性、片面性，与其他地区农村中的经验事实存在差异和矛盾”（ 对此笔者也赞同） ; 而 《乡土中国》的不足，主要为不是 “经验性认识”,“过于抽象”.“农村研究中大致有两类表述中国农村社会的方式： 一是抽象的总体概括方式……二是具体的细致描述方式…… 《江村经济》和 《乡土中国》恰恰为上述两种表述方式的代表作……与 《江村经济》相比，由报刊文章汇编而成的 《乡土中国》算不上逻辑严密的学术着作，《乡土中国》基于作者的感悟和体会，相关概念和命题皆不具备严格的逻辑推理和经验验证……高度抽象概括的《乡土中国》对于农村社会学研究却是不够的。我们曾经在 《乡村社会关键词》自序中批评其 将庞大复杂的中国农村当作一个整体，作为一种理想型。这种理想型显然远离中国的现实，既无时间概念，又无空间概念”.“对于 《乡土中国》，乡土中国能够作为一种与 现代社会相对的理想类型……之所以以这种方式进行理论建构，是因为它不是一本经验研究着作，更类似于用社会学语言表述的文化比较研究着作。乡土社会相对于具体时空中的中国农村也过于抽象，不属于关于中国农村的经验性认识。”[3]
诚然，说 《乡土中国》不是经验性着作，某种意义上是不恰当的。它是孤立地看待 《乡土中国》这本小册子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倘若单纯地看 《乡土中国》，这本小册子确实是随笔性质的杂感，不具备严格的逻辑推理，不是一本纯粹的经验性学术着作，很多概念如 “差序格局”是从文学修辞手法中开始，又在形象化的比喻中结束，会让读者产生云里雾里的错觉①。但是，如果我们以另外一种历史性的视角 （ 或更宽容的学术态度） ,即会看到费孝通写作 《乡土中国》的着述时代背景，特别是费孝通的人生学术历程，我们显然还可以获得这样一种共识： 《乡土中国》 （ 初版于 1947 年） 是费孝通在早期本科论文 《亲迎婚俗之研究》、《花篮瑶社会组织》（ 1935） 、《江村经济》（ 1939） 以及 《云南三村》 （ 1943） 田野调研的经验性基础上分析思考创作的，尽管自言为仅是 “大胆朴素”的 “不成熟的想法”和 “一段尝试的记录”, “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质的”.[4]1 -3费孝通晚年自述，1930 年他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时候，他的老师吴文藻正在倡导“社会学的中国化”和不同于早期社会调查方式的 “社会学研究方式”即 “社区研究”, “我们这些年轻人开始就跟着吴文藻老师。吴文藻老师指出了这条路子。可是他自己没有下去调查。我们这批年轻人不管怎么样就下去调查了，看中国农民是怎么生活的。这个方法就是 五四运动开始的，即 empiricism （ 经验主义） ,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获取知识。”[5]
并且， “从实求知” “行行重行行”伴随着费孝通一生。
追溯学术史，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费孝通迎来了个人学术生命的高峰，《乡土中国》便是这一高峰阶段的结晶之一，《生育制度》则是另外一本。费孝通自陈，他 “第一期的工作是实地的社区研究”,包括他和前妻王同惠女士的广西大瑶山调查，在家乡太湖东南岸吴江市开弦弓村及其抗战归国后云南禄村的调查； “第二期工作是社会结构的分析”, 《乡土中国》是继 《生育制度》基础上，费孝通对中国进行社会结构分析的第二次尝试，试图 “偏于通论性质，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费孝通坦言，“我在这两期的研究工作中虽则各有偏重，但在性质上是联贯的。”[4]96 -97《乡土中国》“后记”中费孝通还说其分析建立在 “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个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作者对早期进行的 “江村”“禄村”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具体社区研究之后，试图对它们进行社区研究的第二步比较研究工作，希望发现社会结构的原则，提炼出背后的 “文化格式”[4]101.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费孝通的 《乡土中国》是在经验性基础上的思维抽象和理论提炼，是对经验研究的一次尝试建构 “中层理论”的努力。确实，以 14 篇散文式的学术随笔组成，由费孝通敏锐的学术思维与丰富的 “社会学想象力”描绘的一幅中国前现代社会的 “乡土中国”图景或 “乡土社会”的泼墨似画面，存在许多局限如 “过于抽象”“没有时空观念”“没有严格论证”.但是 《乡土中国》里提炼的许多概念命题，仍然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 “中层理论”意蕴，它却长期受到学术界关注的遮蔽 （ 下文将进一步论述） .
二、《乡土中国》文本的 “中层理论”关心
20 世纪中期罗伯特·K·默顿提出的 “中层理论”,对社会学学科产生了广泛影响力。默顿批判了当时的社会学理论偏好宏大叙事的帕森斯倾向，提倡在一般性的社会理论体系和具体的实践研究之间建构出一些直接与具体领域和实际问题相关的中观层次的理论体系。默顿认为： “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起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中层理论原则上应用于社会学中对经验研究的指导，中层理论介于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之间。”
[6]50 -51默顿建议发展 “中层理论”,并非主张不去发展综合性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而是认为社会学要达此阶段，必须重视现阶段学科研究的历史阶段性和知识发展的积累性。并且，如果发展 “中层理论”,我们可以进行概念操作化具体假设，并验之于经验事实，这是较之宏大叙事的优势； 同时，中层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的抽象化又可超越破碎的经验资料，弥补田野素材和琐碎事件叙述的不足，将来还有可能被整合进一般性理论体系之中。
费孝通与默顿同代并同龄 （ 两人均生于 1910 年） ,应该说童潇分析认为的，费孝通 《乡土中国》所发明的概念体系正符合默顿所谓的 “中层理论”,是有某种恰当性的。因为这套概念体系虽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但它只涉及了有限的社会现象，可以构成相关命题的观察资料，以验证于经验研究。但是它比对单纯的观察概括和散文叙事又高一层次，因为不仅提供了相关的概念体系，还可以由此发现许多具体研究假设。
《乡土中国》“序言”中有一段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字，不得不引： “《乡土中国》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 《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这种尝试，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在英文中可以用 Ideal Type 这个名词来指称。Ideal Type 的适当翻译可以说是观念中的类型，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念。概念的形成得不断在具体事物里去核实，逐步减少误差。”
它所抽象出的主要概念工具 （ Ideal Type） 经整理见下表 1[7].此外，《乡土中国》还提出许多有关具体化命题，如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里是从熟悉得到信任，其中关键点是亲密； 中国社会乡土性的根基发生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得看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男女有别； 乡土社会地缘是依附于血缘的，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 随着社会变革加快，长老统治日益瓦解，名实逐渐分离等等，这些提供了一套分析当时以及当下中国基层农村社会变革的具体化概念命题和可以经验验证的观察视角。
由此，在学理上 《乡土中国》提出的系列概念分析工具 （ Ideal Type） 如 “差序格局” “熟人社会”,都成了其他研究者进行进一步农村研究的切入口。“Ideal Type”,一方面可以指涉为一种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概念工具或理想类型，也可以视作一种默顿意义上的 “中层理论”,因为本质上 “中层理论”亦即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的一种分析框架工具，或可以接受经验性检验的理论命题陈述。事实上，默顿的中层理论思想也是在继承韦伯的理想类型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中层理论”对韦伯思想的发挥后，主要有如下特征： 一是由有限的现实经验所组成，通过逻辑推导，可以产生能接受经验调查验证的具体假设； 二是它向上可以发展成为更广泛性的理论体系，向下可以超越纯粹的描述和经验概括，是沟通宏观视角和微观处境的桥梁，能胜任对具体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的抽象能力； 三是它具有自我反思的认识特性，中层取向涉及对无知的思考，并没有自命通晓一切事物，还公开承认为了积累更多的知识许多方面还有待研究。[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