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人力资本视角出发, 统计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农村老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变化, 并运用有序Logit模型探索中青年回流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农村老人养老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青年子女回流后, 对农村老人的经济支持未出现明显减少, 呈现总体持平, 略有增加的特点;对农村老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呈明显增加趋势, 但精神慰藉增加幅度相对有限。中青年回流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对农村老人的经济支持变化和精神慰藉变化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因而采取措施吸引农民工返乡, 并增加其人力资本积累对发挥家庭养老作用、改善农村养老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中青年; 回流农民工; 人力资本; 农村养老;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 大量农村劳动力, 尤其是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 日渐形成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这对一直以来以家庭养老为主要养老方式的农村地区而言, 意味着承担主要赡养义务的青壮年长期在外[1], 导致老人在需要帮助时子女缺位, 代际间空间距离拉大, 相处时间减少, 家庭养老服务供给不足, 对农村老人日常照顾、精神慰藉、疾病照料造成影响[2]。在经济供养方面:一些学者认为子女外出后经济状况改善, 为父母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支持, 改善了农村老人的经济和福利状况[3]。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子女外出减少甚至阻断了其与家庭的联系, 使其对赡养父母的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降低[4]。在生活照料方面:农村子女外出使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 提供生活照料的人数减少, 且提供生活照料的能力降低、资源减少, 农村老人生活照料上的需求受到影响[5,6]。Zimmer等[7]则认为, 农村老人生活照料问题并不一定十分严重。在精神慰藉方面:学者普遍认为子女的外出迁移使父母感到孤独和不幸福, 带给精神慰藉的负面影响是结构性的[8]。
近年来, 在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改革, 新型城镇化发展, 个人发展和家庭需要等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农民工回流或返乡的现象逐渐显现[9]。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从2011年到2016年, 外出农民工增速从3.4%逐渐递减到0.3%, 且2016年本地就业农民工数较上年增长3.4%, 增速提高0.7%。当前学者对农民工回流原因进行具体探索, 发现一些农民工出于家庭因素考虑或追求更高收入, 主动选择返乡就业或创业, 而也有一些农民工受经济波动、制度限制或城市高成本生活的限制而被迫返乡[10]。但不论何种原因返乡, 相较于农村当地劳动者, 回流农民工在外出务工期间, 接受培训、更换工作等, 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11]。这一改变是否提升了中青年回流农民工的代际支持能力?是否带给农村老人经济支持、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以新的变化?显然, 从人力资本视角出发, 探究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对农村老人养老的影响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话题。
当前学者对农民工回流原因、回流影响因素、回流后职业选择、返乡创业等专题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人力资本视角下, 学者对回流农民工的关注点多在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返乡意愿及回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上[12]。在农民工的回流决策中, 人力资本发挥显着作用, 谢勇[13]认为人力资本水平与农民工返乡之间存在着显着的负相关关系, 雷阳阳[14]从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出发做进一步分析, 发现在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中, 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回流负相关, 且在竞争性行业中, 农民工是否获得职业资格证书与农民工回流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在农民工回流创业、就业方面, 一些学者认为外出务工年限越长, 并掌握非农就业技能, 农民工的就业能力越强, 且人力资本投资, 如投资教育、培训等对农民工的就业能力有显着增强作用[15]。在探究回流农民工创业行为中, 胡俊波[16]基于人力资本理论, 对农民工创业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具体研究。陈昭玖等[17]也在研究中发现文化程度及职业技能状况等人力资本积累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获取政府支持的重要因素。
从已有研究结果, 我们进一步认识中青年农民工外出流动给农村老人养老带来的影响, 以及当前学术界对农民工回流问题的关注。总结来看, 当前仍有以下值得探究的方面:首先, 国内已有研究仍停留在农民工流出视角下的农村养老问题, 尚未考虑将农民工回流的大背景与农村养老相结合。鉴于此, 本文选择中青年农民工为研究对象, 重点探究其回流后给老人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带来的变化。其二, 当前已有的从人力资本视角出发的研究中, 尚缺少对农村养老问题的关注, 因此, 本文从中青年回流农民工人力资本异质性出发, 分析中青年回流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村老人养老变化的影响, 并利用有序Logit模型进行计量检验。其三, 当前已有研究中的数据针对性不足, 缺少农民工回流后对农村养老影响的专项数据, 从而导致无法了解总体情况。本文采用“农民工回流视角下的农村养老保障专题调研”的调查数据, 讨论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对农村老人养老的影响, 在数据上更有针对性。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框架
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人舒尔茨等已对人力资本形成、特征、投资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并论证人力资本相对于其他资本形式而言, 具有更高的外在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他认为人力资本包括自身的受教育水平、身体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和参加社会保险状况等, 是劳动者自身各种能力的总和。农村人力资本是将人力资本概念具体化到农村地区, 主要通过农村正规教育投资、在职培训、农村生产经验积累、农村健康投资、农村劳动力迁移、“干中学”等形式积累, 不仅可以给农村劳动者本人带来收益, 也能够给其家庭甚至社会带来收益。
在农民工回流的情境下, 中青年回流农民工带给农村老人的养老变化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来自于老人本身, 一方面来自于中青年子女自身。当前已有研究证明, 子女质量相对于子女数量而言, 对老人养老的影响更加显着, 这里的子女质量, 主要指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18]。因此, 本文试图从人力资本视角出发, 在控制老人子女数量、生活自理能力等条件下, 探讨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对农村老人养老的影响。
对中青年回流农民工而言, 其与农村当地的中青年劳动者的区别在于, 外出期间工作经历增多, 这使中青年回流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不仅包括接受正规教育所得的受教育水平和自身身体健康状况, 还包括其在外务工期间新增的人力资本:工作经验[19,20,21]。由于工作经验本身难以量化, 本文参照以往研究, 通过外出工作时间长度和外出工作份数来探讨其是否提高子女的照料能力, 改善对父母的代际支持。
基于人力资本理论, 并结合农民工回流现实和调查实况, 本文以人力资本作为潜变量, 并用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身体健康状况、外出务工时间长度、外出务工份数4个可观测变量来具体描述中青年回流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 具体分析框架如下: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农民工回流视角下的农村养老保障专题调研数据, 该专题选择安徽、四川、河南三个农村劳动力流动大省为调查地点, 聚焦农民工回流背景下的农村养老保障问题。本文所用数据为调研中针对18—59周岁的中青年回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调查问卷涵盖了中青年回流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赡养老人数、居住安排、老人子女数、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等基本特征, 中青年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身体健康状况、外出务工时间、外出务工份数等人力资本特征, 回流后提供给父辈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变化信息。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 在剔除信息不完善和不满足父母年龄达60岁条件的无效样本后, 共收回有效问卷523份。
在数理统计方面, 本研究使用Stata13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包括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针对中青年回流农民工的基本特征、人力资本特征和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农村老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变化情况进行具体描述;在探究中青年回流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村老人养老变化的影响分析中, 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有序Logit模型。
(二) 中青年回流农民工对农村老人影响的描述性统计
1. 中青年回流农民工基本特征 (见表1)
表1 中青年回流农民工个人特征 (N=523)
本次调查的中青年回流农民工中, 男性占56.41%, 女性占43.59%, 男女访问比例基本均衡;平均年龄为43.23岁;91.78%的回流农民工婚姻完整;上一年家庭总收入均值为4.906万元;回流后的中青年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较高, 72.84%的参加养老保险, 主要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虽也有部分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商业人寿保险的, 但总体来看比例相对较低。平均赡养老人数近三人, 标准差为1.10;在居住安排上, 50.67%的中青年回流农民工选择选择与父母同住;老人的子女平均为3—4人, 标准差为1.548;所赡养的老人中, 68.26%的老人生活完全自理, 但也有8.03%的老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2. 中青年回流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特征
中青年回流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特征包括其固有的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 身体健康状况, 也包括其外出务工期间新增的人力资本:外出务工时间长度和工作份数。如表2所示, 中青年回流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 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总调查人数的78.98%, 大专及以上学历仅占3.44%;身体健康状况普遍良好, 77.11%的自评健康为“好”或“非常好”;从外出务工时长来看, 中青年回流农民工平均外出工作时间为9.82年, 最长达35年, 最短1年, 其中34.80%的中青年农民工外出5年及以下, 28.87%的外出5—10年, 36.33%的外出10年以上;在外出务工期间平均从事工作2份多, 最多20份, 最少1份, 其中60.42%的中青年农民工外出工作时从事1—2份工作, 也有7.63%的中青年农民工外出期间从事4份及以上工作。总的来看, 中青年回流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具有受教育水平低, 身体健康, 外出时间较长, 外出工作较为稳定, 非农务工经验较为丰富的特点。
(三) 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农村老人养老的变化
1. 农村老人养老的总体变化情况
家庭代际支持关系中, 父母与子女之间共享资源, 交流经验, 在经济上相互支持, 生活上相互照顾, 感情上相互陪伴鼓励。其中, 子女承担老年父母的赡养责任, 为老人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是家庭代际支持, 也是家庭养老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支持主要包括金钱、物品等支持;生活照料主要包括洗衣、做饭等生活支持和帮助穿衣、洗澡等照料支持;精神慰藉包括日常通讯、看望和陪伴等情感支持。因此, 本文从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来具体衡量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农村老人养老的变化, 并将养老变化分为五个程度:减少很多、减少一点、没有变化、增加一点、增加很多。
表2 中青年农民工人力资本特征 (N=523)
如表3-1所示, 47.80%的回流农民工认为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较回流前没有变化;11.85%的回流农民工认为呈减少状态。这是因为, 在城市化大背景下, 农村剩余劳动力为追求更多工作机会、更高收入预期选择外出务工, 而当他们返乡后, 经济收入和工作层次出现“倒退”, 导致其对父母的经济支持随之下降或保持不变;但我们发现也有40.34%的中青年农民工认为其回流后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这可能是因为回流后缩短代际间距离, 有利于重建代际联系, 且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不仅包括赡养费用等现金支持, 也包括购买物品等实物支持, 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看望老人的次数增多, 给予父母物品支持的频次可能增多, 因而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有所增加。78.39%的中青年农民工认为回流后对父母的生活照料明显增加, 其中33.46%认为增加的幅度较大, 这是因为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 缩短了代际之间的空间距离, 更加及时了解农村老人的生活需要, 对父母的生活照料也更加便利。一半以上的中青年回流农民工认为其回流决策带给老年父母更多精神慰藉, 但程度可能有限:44.17%的中青年回流农民工认为没有变化, 54.68%认为有所增加, 其中认为增加幅度较大的不足10%, 这是因为中青年回流农民工返乡后, 与父母见面和陪伴的频次较外出时明显增多, 对于抚慰农村老人的孤独、寂寞情绪有明显作用, 但回流后的中青年农民工仍需要务农、务工或照顾子女等, 抚慰父母情绪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有限。
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主要包括帮做家务、陪同购物、护理康复三方面, 本文对生活照顾变化的具体情况做进一步描述。如表3-2所示, 48.18%的中青年回流农民工帮忙做家务的次数增加很多, 30.59%的认为增加一点;81.65%的中青年回流农民工陪同父母购物的次数增加;44.55%的中青年回流农民工认为对父母生病时的照料护理增加一点, 34.80%的认为增加很多, 总体呈增加趋势。精神慰藉主要通过看望父母次数和与父母关系两项指标具体体现, 如表3-3所示, 85.08%的认为看望父母的次数明显增多, 其中30.40%的认为看望父母次数增加很多甚至与父母居住在一起;而在代际关系上, 68.07%的中青年回流农民工认为其回流结果使他们与父母的感情关系更近了, 但也有30.78%的认为他们与父母的感情关系并未因此变好或变差。
2. 中青年回流农民工人力资本差异下农村老人养老变化
为了排除中青年农民工外出期间工作不稳定性对本研究的影响, 本文做“外出工作份数/外出工作时间长度”的数据处理, 以表示“年均外出工作份数”。分析发现, 91.01%的中青年回流农民工外出务工期间年均工作份数小于1, 对这部分 (489位) 中青年回流农民工, 展开人力资本差异下农村老人养老变化的具体分析。如表3-4所示, 中青年回流农民工人力资本差异下的经济支持变化量均值皆在3.000以上, 但多未超过3.500, 呈现总体持平, 略有增加的特点。生活照料变化量大多在4.000之上, 说明相较于外出务工期间, 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带给父母的生活照料整体呈增加趋势, 且增加幅度较明显。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给予父母的精神慰藉的变化量多处于3.500—4.000之间, 整体呈增加趋势。
表3-1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对农村老人养老的影响 (N=523)
表3-2生活照料变化 (N=523)
表3-3精神慰藉变化 (N=523)
中青年回流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是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 可以看出, “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中青年农民工, 其回流后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增加量和生活照料增加量并不是最少的, 相对而言, “高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给予父母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增加的较多, 中青年回流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与其回流后带给农村老人的精神慰藉变化显着相关, 置信水平上为1%。由于只有个别中青年回流农民工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差, 所以这里具体分析身体健康状况“差”到“非常好”的中青年回流农民工带给农村老人的养老变化。我们发现中青年回流农民工身体健康状况“一般”时, 其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增加得最多, 身体健康状况从“一般”到“非常好”, 农村老人经济支持增加量反而减少。不同身体健康状况下, 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都较大程度改善对父母的生活照料, 相对而言, 身体状况“非常好”的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带给父母的生活照料增加较多。不同身体健康状况下的中青年回流农民工都增加了对农村老人的精神慰藉, 但增加程度有限。
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前人力资本积累差异下, 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均值都在3以上, 呈增加趋势。在外工作时间长度差异下, 在外工作5—10年的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增加更多, 在外工作10年以上的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给予父母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增加更多。我们推测, 一方面, 资金积累需要一定周期, 当中青年农民工外出工作一定时间后, 中青年农民工的资金积累有所增加, 且工作经验积累更加丰富, 在返乡后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增加相对明显。但并不是外出工作时间越长, 资金和工作经验积累的越多, 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给父母的经济支持越多, 反而可能因为长时间的距离隔断, 影响中青年农民工与父母的联系, 进而影响到给父母的赡养费用。另一方面, 中青年农民工长期务工在外, 除经济支持外, 无法尽到身为子女的赡养责任, 出于补偿心理, 中青年农民工更愿意主动为父母提供生活照料, 帮助父母做家务、购买物品、陪伴父母等。
表3-4人力资本差异下农村老人养老变化 (N=489)
中青年回流农民工在外工作份数与其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呈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0.101, 且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着。在粗略分析工作稳定性因素时, 工作份数与工作经验的积累息息相关, 中青年回流农民工在外期间工作的份数越多, 积累越多工作经验, 对回流后就业、创业及资金积累的有利作用越大, 回流后对父母经济支持的增加幅度也相应较大。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对父母生活照料的改善情况随工作份数的增加而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 外出从事1份和3份工作的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对父母的生活照料增加得更多。外出期间从事1—2份工作的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给予父母的精神慰藉增加量略低于外出期间从事3份或以上工作的中青年回流农民工, 但高于从事4份及以上工作的中青年回流农民工, 可能存在以下原因:其一, 外出工作份数的增加一定意义上代表着阅历的积累, 对理解照顾责任可能存在有利影响, 因此对于其回流后增加对父母的陪伴和联系具有一定的有利作用;其二, 外出务工期间频繁更换工作的中青年农民工可能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 外出较大程度阻断其与父母的情感联系, 在其回流后给予父母的精神慰藉增加的程度较小。
四、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对农村老人养老变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 模型构建和变量说明
为进一步验证中青年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特征对农村老人养老状况变化的影响, 本文设立如下有序Logit模型开展因素分析:
其中,
Ym表示被解释变量: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对农村老人养老的影响, m=1, 2, 3, 分别表示农村老人经济支持变化, 生活照料影响变化, 精神慰藉变化;j=1, …, 5, 表示减少很多、减少一点、没有变化、增加一点和增加很多五种影响程度, xi为影响因素变量。根据本文上述的描述性统计和研究假设, 选择以下中青年回流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特征和基本特征变量进行具体分析: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中青年回流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特征, 包括受教育水平、身体健康状况、外出工作时间长度、外出工作份数。此外, 在模型中增加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中青年回流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 家庭收入状况, 参加城乡基本养老保险状况, 赡养父母数, 居住安排和父母子女数、父母生活自理状况。
(二) 计量估计结果
表4为有序Logit模型计量分析结果。Model 1、Model 2、Model 3分别是关于回流子女对农村老人经济支持变化、生活照料变化和精神慰藉变化的计量分析, Model 1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着, Model 2和Model 3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着。为避免模型设定产生的误差, 选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分析, 估计结果除系数大小不同之外, 系数方向完全一样, 且显着性水平相近, 因此认为, 本文的估计结果并不会随着模型的改变而改变, 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4 有序Logit模型计量分析结果
Note:***、**、*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显着。
计量结果表明:
中青年回流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村老人的经济支持变化和精神慰藉变化存在显着的影响, 但对农村老人生活照料变化的影响并不显着。中青年回流农民工的固有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对农村老人精神慰藉变化存在显着影响, 且呈正相关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学历水平越高的中青年回流农民工交流能力、接受能力更强, 返乡后更愿意陪伴和亲近老人, 带给老人的精神慰藉增加更多。中青年回流农民工身体健康状况对农村老人精神慰藉变化存在显着影响, 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中青年在回流后仍忙于工作, 陪伴老人的时间有限, 带给老人的精神慰藉增加反而较少。中青年回流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长度对农村老人经济支持变化和精神慰藉变化存在显着影响, 且都为正向影响。这是因为中青年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越长, 可能获得更多的经验和资本, 回流后对农村老人的经济支持越有可能保持既有水平或增加更多。较长时间在外务工的中青年农民工出于补偿心理, 回流后对农村老人的精神慰藉增加更多, 对代际间关系的改善作用越明显。中青年回流农民工外出工作份数与农村老人经济支持变化显着正相关, 这是因为经验的积累具有长期性, 在假定工作状态较为稳定的前提下, 中青年农民工在外务工期间, 从事的工作份数越多, 经验越丰富, 就业能力越强, 回流后对父母的经济供养增加越多。
控制变量中, 中青年回流农民工家庭收入状况与农村老人经济支持变化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 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的家庭收入越高, 资金越充足, 给予老人的经济支持增加越多。中青年回流农民工赡养老人数对农村老人经济支持变化和生活照料变化存在显着影响, 并在10%的水平显着。中青年农民工所需赡养的60岁及以上的老人数越多, 其回流后对老人的生活照料增加越多。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居住安排的变化对农村老人的生活照料变化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 并分别在1%的水平显着。这说明中青年农民工在回流后与父母同住, 缩短了与父母的空间距离, 有更多时间照顾老人。农村老人的子女数显着负向影响回流农民工带来的精神慰藉变化, 照顾老人的子女数越多, 则有更多兄弟姐妹分担照顾责任, 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对农村老人精神慰藉增加相对越少。所需赡养老人的生活自理能力与老年人精神慰藉变化显着相关, 说明老年人自我照顾的能力越高, 对子女依赖较少, 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带来的精神慰藉增加越少。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人口老龄化和农民工回流的背景下, 使用“农民工回流视角下农村养老保障专题研究”的调查数据, 从人力资本视角出发, 探讨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对农村老人经济支持变化、生活照料变化和精神慰藉变化的影响。
研究发现, 中青年农民工回流的现实, 总体上改善农村老人的养老现状: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带给老人的经济支持稳中略增, 未出现明显的减少;对农村老人的生活照料起明显改善作用, 回流后帮做家务、陪同购物、护理康复方面都有所增加;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探望父母次数增加, 带给老人的精神慰藉呈增加趋势, 但增加幅度有限。
对中青年回流农民工人力资本差异下农村老人养老变化的交叉分析和实证分析显示, 中青年回流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村老人的养老变化具有显着影响。经济支持变化方面:中青年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时长和工作的份数都与其返乡后给予农村老人的经济支持变化显着正相关。这说明丰富中青年回流农民工工作经验, 增加其资金积累, 鼓励其回乡创业,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改善农村老人所需的经济供养。精神慰藉方面, 中青年回流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和外出务工时间长度对农村老人的精神慰藉变化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 说明增加对中青年农民工的教育投资、丰富其工作经验对减少农村老人孤独感, 改善代际间关系, 增加农村老人所需精神慰藉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 中青年农民工返乡后的居住安排是影响农村老人生活照料变化和精神慰藉变化的重要因素, 说明缩短农民工与父母的空间距离甚至与父母同住有利于改善农村老人的生活照料状况, 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老人的孤独感。中青年回流农民工家庭年收入越高, 给予农村老人的经济支持增加更多。生活自理能力较差老人对子女依赖更多, 回流后的中青年农民工给予他们的精神慰藉更多, 说明我们应加大对这部分农村老人的关注。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 吸引中青年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有助于补齐农村家庭养老中的子女缺位, 对农村老人的养老状况具有显着改善作用。为此, 政府应努力营造良好的政策和现实环境, 通过推广现代化农业技术, 激发非农产业发展活力, 创造就业岗位, 加大创业扶持, 吸引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 免除其对工作、收入等后顾之忧;其次, 提供长效、系统的职业培训、实践等人力资本积累机会和途径, 丰富回流农民工的知识和技能, 以更快提升其工作能力, 适应市场环境, 谋定发展方向, 实现就业、创业, 进而提升代际支持能力;此外, 中青年农民工的回流对农村老人养老确有改善作用, 但仅凭家庭养老一己之力难以保证农村老人的养老质量, 因此, 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 促进农村养老多元化发展, 一元为主, 多元结合是农村养老的出路, 尤其要加大对农村失能老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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