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亲属关系是社会科学的经典研究议题, 20世纪上半叶, 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社会中的亲属关系将会消失在现代化发展中。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 对北京近郊一个村庄的亲属关系进行实地调研, 研究发现: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以及学界已有研究结论都无法解释现代农村亲属关系所呈现的特征。在经历集体化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造后的农村亲属关系不仅没有消失, 反而呈现网络化发展趋势, 在村民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家庭依然是现代农村亲属网络变迁的基本单位, 但家庭的内涵却发生了变化, 同时亲属网络变迁中出现个体化崛起的趋势, 人们开始重视和强调个人发展与情感表达, 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不一致。现代农村亲属网络之所以会存在并且形成这样的变迁机制, 既有转型时期个体在应对风险时的脆弱性, 也有传统家庭本位思想对社会结构与个体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农村家庭; 亲属网络; 个人化; 家本位;
Abstract： Kinship is a classic topic in social science.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western theory of family modernization believed that kinship in traditional society would disappear in the modernization.By n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field research on the kinship of a village in the suburbs of Beijing is conducted.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western family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existing research conclusion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can not expla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rural kinship.After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reform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period, the rural kinship have not disappeared, but have shown the trend of network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villagers' daily life.Family is still the basic unit but itsconnotation has changed, and there is a rising trend of individual in the changes of kinship network.People begin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existing research conclusions.The reason why modern rural kinship network exists and forms such a mechanism of change is not only the vulnerability of individuals in dealing with risks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ut also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family-based thought on social structure and individual life.
Keyword： Rural family; Kinship network; Individualization; Family-based;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启蒙运动以后, 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 个人主义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伴随工业社会中现代性的不断推进, 无论是宏观社会制度, 还是个体的私人生活都面临着诸多变革, 正如西方学者所言“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波及整个人类的戏剧性的深刻变革, 以往的经验和意义不再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 传统的性别角色与婚姻家庭面临着重大挑战”[1]。20世纪上半叶盛行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旨在回应由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时, 家庭模式在现代性变迁中呈现出种种变革。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 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将与传统社会结构要素彻底决裂。在传统社会中,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属关系不仅会阻碍现代化的发展, 同时也将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消失。同时, 该理论还预测, 世界上所有国家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的家庭变迁路径和最终形态都将和美国“孤立的核心家庭”保持一致[2]。
1949年建国后的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施了一系列的现代化改造, 对传统的家族制度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传统社会, 家族经济的重要来源是“族田”, 土地改革运动使中国农村土地资源重新得到分配。“族田”的消失, 不仅瓦解了传统家族的经济基础, 而且地权变革和市场兴起也让传统家庭伦理难以为继[3]。受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影响, 中国学者也曾认为传统亲属关系不仅会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阻力, 也将会在现代化发展中消失[4,5]。不少学者对此也提出反对意见, 认为经历了现代化改造的乡土社会并没有彻底消除传统的家族势力, 反而时刻影响着乡土社会运行与发展[6,7,8]。
近年来, 随着国内学界对家庭现代化理论的质疑与反思,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认为家庭现代化理论带有明显的“单线进化论”特征[9]。国内相关经验研究的结论也证实, 传统亲属关系并没有在现代化进程中消失, 反而以另外一种形式呈现[10,11]。但国内学界对亲属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 而关于现代农村亲属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 本研究试图对农村亲属关系展开研究, 从而丰富学界对这一领域的学理探讨。
笔者于2018年6月初在北京近郊的Z村进行为期一周的实地调研, 以参与观察为研究方法, 并先后对该村12位村民进行深度访谈, 与10余位村民进行非正式访谈。Z村位于北京市近郊, 村里有村级工业园区1处, 企业16家, 村集体每年的经济收入近千万元。2007年, Z村被定为市级新农村建设整体推进村, 先后获得800余万元的建设经费。目前, Z村实现村村通公路、通电、通水、通电视、通电讯, 并建有文化活动室和农家书屋。Z村定期举办全村集体娱乐活动, 比如“慈善公益晚会”、“群众文化艺术节”、“捕鱼文化节”。综合来看, Z村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村民收入与精神面貌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即使在北京地区的农村, 也应该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
综上所述, Z村已经具备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特征, 这恰恰为笔者研究现代农村社会亲属网络的功能与变迁机制提供了前提条件。在此研究主旨下, 笔者的具体研究问题如下:第一, 已经具有现代化发展水平的Z村, 村庄内部的亲属关系是否还会存在, 若存在, 村民何时会想到使用亲属关系, 从而来回答现代农村亲属关系的功能。第二, 亲属关系发挥功能, 其背后的互动逻辑是什么, 以及这种互动逻辑存在的社会性基础又是什么, 从而回答现代农村社会亲属网络的变迁机制。
二、文献回顾
(一) 相关概念界定
1. 关于家庭成员的定义
一般来说, 亲属关系并不等于家庭成员, 若要想界定亲属关系的概念, 首先就需要对家庭成员做出清晰的概念界定。在法律上判断家庭成员的标准是具有法律权利义务关系的亲属即为家庭成员。由此可见, 夫妻、父母、祖孙, 兄弟姐妹都可以算作家庭成员。而社会学关于家庭成员的定义则不同于法律意义上的界定, 费孝通先生就认为由父、母、子的三角结构所组成的家庭才能称为家庭, 若按照费先生的定义, 家庭成员则主要指丈夫、妻子和子女。社会学家也基本都沿用费孝通先生关于家庭成员的定义, 例如, 当代学者潘允康用“家庭网”来表示有亲属关系的家庭之间所组成的社会网络, 它是在可能组成联合家庭的几个独立核心家庭之间所组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12]。我们发现, 潘允康其实认为亲属网络的中心是核心家庭, 那么, 家庭成员自然就是父母与未婚子女。在此基础上, 马春华等人进一步将核心家庭分为夫妻家庭 (一对夫妻无子女) 、标准核心家庭 (一对夫妇和未婚子女) 和单亲家庭 (夫妇中一人和未成年子女) 等三种类型[13]。
本研究认为, 上述学者关于家庭成员的定义在Z村的经验事实中解释力不足。调研发现, Z村部分村民认为夫妻或子女是自己的家庭成员, 部分已婚村民认为父母应该视为自己的家庭成员。但也有已婚村民认为父母不是自己的家庭成员, 一些父母也认为已婚子女不应该算作他的家庭成员。由此说来, 个体对家庭成员的界定极为复杂, 但当我们通过分家来理解这种复杂现象时, 一切豁然开朗。在Z村, 如果已经分家, 则家庭成员主要是核心家庭, 父母就不会认为子女是自己的家庭成员。如果没有分家, 家庭成员则是指由父母和已婚子女 (或包括第三代) 组成的主干家庭。
2. 亲属关系的定义与特征
亲属关系一般泛指与个人的家庭成员相对疏远的人, 从亲属关系形成的原因来看, 亲属关系主要分为婚姻、血缘、姻亲三类。但林耀华先生认为“亲属关系包括父系亲属和婚姻相连接的戚属, 父系亲属就是家族团体”[14], 在这个定义中, 林先生的亲属关系包括了姻亲关系, 但却排斥到家族关系之外。这大概是因为父 (男) 权制的伦理形成了亲属关系的等级秩序, 女性在传统家族关系中处于被统治的地位, 对家中的决定没有任何决策权, 正如坊间曾用“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来形容传统女性的从属地位, 由此带来的是, 亲属关系中的姻亲关系在父权制的家族关系常常被忽视。
林耀华又将亲属关系赋予网络化特征, “一个由竹竿构成的保持微妙平衡的网络”[15]。当代学者基本延续林耀华对于亲属关系呈现网络化特征的论断, 用“核心家庭网络化”“家庭网”“家庭社会网”“网络家庭”“亲属圈家庭”等概念来形容现代化条件下的亲属关系。但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人所说的家族一般是以五服为界, 那么五服以外的人自然也不包含在亲属网络中。
基于此, 本研究延续林耀华以及当代学者的研究, 将亲属关系视为是一种网络, 即亲属关系等同于亲属网络。同时, 本研究将亲属关系 (网络) 界定为, 除家庭成员以外、又没超过传统意义上的五服并有血缘、婚姻、姻亲关系。
(二) 传统亲属网络的结构与现代性变革
费孝通曾用“差序格局”来形容中国人亲属远近的人际关系,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 而位于差序格局最核心的是个人, 每一个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而形成了关系网络。“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 有一个中心, 就是自己。”而个人在与其他圈层相处时的原则是基于伦理辈分, “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 就是‘伦’”[16]。换言之, 这种传统亲属关系是建立在一种血缘伦理之上, 父子关系是这一亲属关系的核心, 其他所有关系都是父子关系的延伸或补充[17]。通过父系血缘关系的远近来维系男权至上、长幼尊卑的等级制度。
然而, 这种亲属网络结构在现代性变迁中呈现两大变革趋势。首先, 亲属网络的核心不再是个人而是家庭, 例如, 有学者认为个人的力量虽然崛起, 但并没有突破家庭的边界, “个体仍然是在家庭的框架下思考和实践家庭经济模式, 个体的自由和情感在道德层面是以家庭为界限的”[18,19]。由于个人并没有突破家庭的边界, 家庭整体利益与个人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有学者将传统家族视为是“同居共财”的经济共同体[20], 在这个经济单位中, 所有人的收入都必须投入到家庭的大锅里, 不得单独开小灶[21]。个人的行为与观念要为家族整体利益而考虑, “光耀门楣”成为中国人的奋斗目标[22]。
其次, 亲属网络中父 (男) 权制和封建伦理观念不再成为构建人际关系的原则, 个人可以保持自己的自主性与独立性[10], 特别是女性自主性崛起与社会地位提升以后, 原来男性主导亲属网络变成双系并重, 甚至有女性亲属居于主导的倾向[23]。此外, 也有学者指出传统亲属关系构建原则出现理性化的发展趋势, 即表现为注重经济利益[24]。具体来说, 在核心家庭内部仍然是情感性交换占绝对优势, 但是在核心家庭之外, 工具性、利益性占主导性原则[25]。
三、研究发现
(一) 现代农村亲属网络的功能呈现
1. 日常生活中的互帮互助
一般而言, 农村亲属网络在农耕社会具有互帮互助的功能, 但这种功能在现代性变迁中并没有消失, 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 日常生活的帮工, 主要是由于在耕种、秋收、盖房等事情上缺少必要的劳动力, 需要他人前来帮工, 村民求助的范围虽然不局限于亲属网络, 有时也会求助于邻里、朋友。但村民认为自家亲戚是他们首先考虑的, 如果自家亲戚不来帮工, 村民会感到失落, 如果是朋友和邻里没来帮工, 村民并不会感到惊讶。
其次, 经济上的互帮互助。Z村李女士去年因为家人生病住院, 几乎花掉了家里全部的积蓄, 等到孩子上学时却因学费无法筹集而一筹莫展, 李女士向她的妹妹说明了因经济困难导致孩子无法上学, 希望可以借3000元钱。李女士的妹妹听了以后, 拿出5000元钱借给她, 并嘱咐她将其余的钱都花在孩子身上。笔者从其他村民得知, 李女士妹妹的经济条件在村里并非属于富有家庭, 但笔者询问李女士妹妹为何会如此大方, 她说她只有这么一个亲姐姐, 帮助她是应该的, 更何况孩子上学是“正事”, 应该给予帮助, 无论是什么原因都不可以拒绝。
最后, 生活上的互相照顾。2017年, Z村杨女士因脑梗塞 (中风) 住院。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就是杨女士的先生, 为了能够维持家庭的日常开销与杨女士住院期间的医药费, 杨女士的先生只能留在城里打工。而杨女士只有一个七岁儿子, 无法承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这时杨女士的姐姐义不容辞的去医院里照顾了杨女士半个月。杨女士告诉笔者, 自己生病时, 姐姐在医院给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 也只有自己的亲姐姐能够做到这点。杨女士认为姐姐照顾她并不是希望寻求经济与物质的回报, 如果以后姐姐需要照顾, 她也会悉心照顾姐姐。至此, 我们发现, 亲属网络在日常帮工、经济往来、生活照顾三个方面发挥着亲属网络的工具性特征。亲属之间的相互帮助并不是出于经济利益的回报, 而是希望可以互助往来, 防患于未然, 为生活的不确定与风险性寻找一道防御保障。
2. 情感交流与精神慰藉
在亲属网络中实现精神慰藉有两种方式, 一是面对面交流, 主要指平日里的聚会, 例如节假日的聚会、特殊庆典等。由于Z村的经济条件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Z村的亲属之间经常会组织外出游玩, 游玩的频率大约为一年一次, 组织者常为亲属网络中的青年人。通过这些方式使亲属网络不仅可以保持联系, 也有利于增加亲属之间的情感交流。另外, 在Z村, 遇到婚丧嫁娶等事宜, 亲属网络的成员总是会第一个到场, 以示友好, 村民认为亲戚来看自己会得到心理满足与情感慰藉。
另外一种方式是以新科技为载体的交流, 比如微信。调研发现, 在Z村微信的使用率很高, 基本已经全覆盖。传统社会中亲属关系的基础是地域的聚集, 遥远的距离与通讯条件的限制成为亲属之间沟通与联系的障碍, 而微信等新科技的广泛使用, 使得地域距离不再是一个障碍, 亲属网络的构建突破了距离的制约。
调研还发现, Z村村民在遇到心情低落的时候, 首先会想到的是向与自己知近的亲戚倾诉。村民蒋女士认为自己遇到烦心事时不愿意和自己的先生倾诉, 因为自己的先生不能耐心倾听, 而且很多时候主要是和先生吵架。蒋女士也不愿意和自己的孩子倾诉, 因为子女和自己年龄差距太大, 不能够理解自己。子女白天工作也很忙, 晚上也不愿意陪父母聊天。所以, 蒋女士常常通过微信视频和远在浙江的姐姐聊天。正是由于现代科技的介入, 使得亲属网络之间互动的方式变得简单方便, 为亲属网络的救助与日常互帮互助奠定了基础。
(二) 现代农村亲属网络的互动逻辑
1. 以家庭为边界的互动
在Z村, 亲属网络在生活上的互帮互助主要是以家庭为边界的互动, 具体表现为四个基本特征。首先, 家庭成员的协商非个人决定。Z村黄女士向妹妹借钱, 她并不认为是跟妹妹这个人借钱, 而是跟妹妹所在的家庭借钱, 她认为妹妹是属于她的家庭。而黄女士的妹妹是否决定借给她钱, 也需要和其他家庭成员沟通协商最后达成一致意见, 才会决定是否借钱给她。另外, 村民都不希望由家庭以外的人进行干预, 如果有亲属干预家庭成员的决策, 则会引起家庭成员的反感, 甚至会因此中断亲属联系。
其次, 村民决策时要考虑家庭的承受力。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都表示, 在决定是否帮助亲属时, 要考虑自己所在的家庭是否具有相应的能力, 倘若超出家庭的能力范围就不再会给予帮助。同时, 还要以所在家庭利益优先, 当亲属前来寻求帮助时, 即使在有能力帮助的情况下, 也要考虑是否与家庭的利益发生冲突, 如果发生冲突, 一般以自己家庭的利益为主。Z村麻女士的弟弟因需要买车向她借2万元钱, 但是由于麻女士要装修房子也需要钱, 因此权衡利弊, 麻女士并没有借给弟弟钱, 麻女士认为如果自己家不需要用钱, 可以考虑给予弟弟一些帮助, 但如果自己家也需要用钱, 就不能给予弟弟帮助, 要先保证自己家庭的优先。
最后, 防止家庭利益受损。调研发现Z村村民遇到“有借无还”“救急不救穷”“无底洞”情况时, 不会再给予帮助。由此, 我们看到, 影响村民是否选择救助的关键因素在家庭利益, 但这种家庭利益并非是理性经济人原则, 用最小的投资获取最大的回报, 而是考虑自己家庭的承受力并且保障家庭的正当利益。
2. 个体化的发展趋势
首先, 个体发展是亲属网络互动的主要目的。上文已经说明, 当代亲属网络的重要特征就是工具性的互帮互助。而村民动用亲属网络以获取相应资源时, 不再是为了“光耀门楣”或以家族整体利益为出发点, 而更多为个人的发展, 换言之, 亲属网络成为个人生活的重要支持力量。这里的支持指两个方面, 一是保障个人生存。例如, Z村韩女士的婆婆不幸遭遇车祸, 全家人都努力通过亲属网络筹集手术费, 并没有出于理性的考虑来分析手术成功的比例多大, 付出与回报是否成正比, 家人都表示只要有一分的希望, 就要付出百倍的努力。为了婆婆的生命, 几乎动用了整个亲属网络的资源, 类似于这样的事件, 几乎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二是保障个人的发展。个体的现代化 (尤其是经济状况的改进) 使其在资源分配时倾向于支持子代[26], 也就是青年一代。Z村的任先生希望在镇里购买一套房产, 准备给儿子当婚房。而这套房产的首付需要120万, 任先生把所有的积蓄拿了出来, 同时变卖了自己经营多年的大棚, 最终还差30万元, 因此任先生向他的哥哥、弟弟等其他亲属求助, 最终筹集了120万元的首付。笔者询问任先生, 原本他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 如今因为儿子买婚房导致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 觉得值吗?任先生回答, 为了儿子他可以付出一切, 只要他过得好就行。在访谈中, 笔者询问其他村民对于任先生动用家庭资源和亲属网络资源来帮助儿子购房这件事情的看法, 村民都表示如果自己换成任先生, 也会这样去做。
其次, 个体重视亲属网络中“选择性的亲密关系”。传统亲属关系强调血缘性, 带有一定的先赋性, 并且有传统伦理秩序的规范与约束, 让个人几乎没有选择权, 只能被动的接受。但在本研究中发现, 关于谁是我的亲属主要是依据每个人的主观定义和选择, 而不再是个人的被动接受。调研发现, Z村村民在定义谁是我的亲属时极具个人性特征, 例如, 村民认为良好的亲属关系取决于双方的性格、爱好、脾气、生活习惯以及处事方式是否合得来。笔者调研时曾询问村民, 为什么有的人家亲戚之间总会发生矛盾, 村民认为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并且把矛盾的原因归结为人的个性, 是无法避免的。村民认为如果合不来, 就可以不联系, 或者有意识的减少联系, 这样就不会产生误会或者摩擦, 对大家都好。
调研也发现, 家庭成员的个人意见不等于家庭意见, 村民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与谁交往, 以及不与谁交往。无论是夫妻还是父母, 都不可以强迫其他家庭成员和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保持一致。例如, 村民徐女士和自己的婆婆关系非常不好, 最近五年来, 几乎不和她婆婆说话, 但她却非常明确和笔者说, 不能因为她和婆婆关系不好, 就阻止老伴、儿子、女儿、孙子和婆婆联系。徐女士认为她与婆婆有矛盾, 是她一个人的问题, 与旁人无关。
3. 血缘情感的联结纽带
首先, 救于危难中的情感维系。当亲属网络遇到救急时, 人们不再以家庭整体利益作为自己决策的出发点。第一, 人们因重视血缘情感因素, 而最大限度的帮助亲属救急。一个月前, Z村王先生的岳父不幸遭遇车祸, 急救车将其送到医院后, 医生要求缴纳4万元的手术费, 王先生第一时间找到他的妹妹, 希望可以得到妹妹的帮助, 王先生的妹妹将家里仅有的6000元钱交给了他, 同时还主动求助婆婆家中亲属, 最终帮助王先生借到了2万元, 解决了燃眉之急。第二, 人们不再愿意牺牲个人的尊严或者面子来换取家庭的最大利益。在Z村, 发生了与此不同的情况。Z村李女士认为在分家时, 公公没有给她的先生合理待遇, 偏心小儿子。因为家产分割问题, 李女士与小叔子发生了争吵, 近十年间形同陌路。我们注意到, 李女士的先生与弟弟还有一层关系, 就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 李女士先生在小叔子开的小工厂里打工。李女士并没有因为先生在小叔子厂子里上班, 而与小叔子的关系缓和, 换而言之, 她并没有以家庭整体利益作为自己决策的出发点。
其次, 日常互动中的“情感回报”。人们还十分重视亲属网络救助的“情感回报”, 用村民的话来说即“领情”。这种领情可以理解为, 一是要表达感谢, 让给予帮助的家庭成员得到心理安慰, 倘若这种心理安慰得不到满足, 那么下次再次帮助的动机就会减少。二是具有互帮互助的潜在愿望, 即使这种互帮互助是一种不对等的交换。然而, 一旦有需要反馈, 人们本能的希望之前帮助过的家庭可以尽力而为, 这种反馈更多是心理层面的满足。郝先生在Z村的经济条件较好, 有一次, 妹夫向他求助5万元, 笔者询问郝先生, 今后再遇到困难时是否希望妹夫也以等价的帮助给予回馈, 郝先生说虽然他给予妹夫的帮助远比妹夫回馈自己的多, 但今后自己遇到困难时, 不求妹夫等价的回报, 认为只要妹夫尽力帮助他, 这样就知足了。同时, 郝先生也认为如果当自己遇到困难, 妹夫没有尽力帮助自己, 那么郝先生会失望, 今后可能不会再给予妹夫帮助。
(三) 现代农村亲属网络变迁的社会性基础
如前所述, 现代农村社会亲属网络在村民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 并在此基础上, 本研究探讨了农村亲属网络功能发挥背后的互动机制, 即以家庭为边界的互动, 但是却出现个人化的发展趋势。接下来, 本研究将这种互动机制放到更为宏观结构下, 来探讨其存在的社会性基础。
1. 血缘亲属关系是现代社会的基石
一般而言, 亲属关系是在某一地域中人们根据血缘亲属远近而聚集在一起。西方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也认为“亲属关系具有地域上的相似性, 也正因如此才会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27]。但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政府调整政策, 逐渐允许城乡之间流动,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动下, 几亿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之间, 亲属关系的地域基础也出现松动。在经历了几次带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征的运动之后, 构成中国传统亲属关系的血缘基础、地域基础、经济基础、伦理文化基础受到很大的冲击。潘允康曾预测亲属网络将由亲属关系家庭为主转变为非亲属关系家庭为主[29]。但本文的研究表明, 当代农村亲属关系依然是以血缘与亲缘为主导。
这主要是因为当下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一方面, 传统的宗教神学权威受到现代科学知识、世俗权力的挑战, 个人也从传统权威束缚中得以解放, 获得自由。从这意义上说, 现代社会是个体意识高度崛起的时代。但另一方面, 个体从传统的共同体脱离出来以后, 个人将独自面对复杂、多变以及高度不确定的流动社会, 个体只能依靠个人的努力谋求自己的发展, 并且独自一个人承担无法预测的后果。总之, 现代社会赋予了人们自由, 同时也使个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孤独与寂寞。因此以血缘为主导的亲属关系为个体提供相应的精神支持与共鸣, 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 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支配下, 金钱和利益成为人们社会关系的纽带。人们在缺乏监管的市场经济浪潮中, 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更愿意选择相信自己的亲属, 有学者也直言中国社会的信任依然停留在家族信任阶段[29]。
2. 转型时期家庭与亲属网络的保障功能
这里的转型主要指两个转型, 一是产业结构转型, 原本土地对于村民来说是最重要的保障, 但Z村所有的耕地均承包出去, 1公顷耕地的承包费用一年约37 500元, 这显然不足以支付村民的日常生活开销, 为了增加收入, 不少人选择进入到城市打工。然而,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跃居世界第二, 但是我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平和质量依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 生产效率低, 缺乏相应竞争力。到目前为止, 中国城市人口总量与全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总和相差无几, 但是其全员劳动生产率至少相差5倍以上, 而劳动密集型和简单服务业其差距不会低于10倍[30]。我国劳动力总量庞大, 劳动力素质不高, 劳动技能低下, 同时在我国中小企业所需技术和资金方面也明显不足的条件下, 劳动密集型和低工资、低附加值的产业势必需要保留并长期存在, 因而也会造成农民工从事低技能职业的低收入状态长期存在。换而言之, 当人们遇到危机与灾难时, 人们在抵御危机时的经济成本是极为有限的, 那么基于互帮互助特征的亲属网络也就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当人们遇到危机时。
第二个转型是从第一现代性到第二现代性的转变, 德国晚近社会学家贝克认为进入第二现代性 (也称自反现代性) 以后, 风险社会是自反现代性的第一个主题, 而风险与不确定性是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 贝克认为人们遇到的风险程度已经超出了预警监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本研究认同贝克的这一论断, 人们处于风险社会, 不确定性围绕着个体本身, 人们无法预测在未来生活中遇到的危机与灾难。二战以后, 西方社会普遍建立了福利国家、教育制度的普及以及就业培训市场等社会福利制度保证个体可以不再依赖于家庭而获得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个体也顺理成章的获得了独立与自由, 开始积极创造自己的身份以及更新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网络。但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这就导致个体在脱离传统社会关系时, 并不能依靠国家福利制度而获得独立生存的生存资本, 因此只能依靠于家庭与亲属网络的支持。
3. 家本位“桃园结义”的社会关系
流传千年的农耕文明是中华文化的根基,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家国同构”治理模式。家不仅被看作是构成国的基本单位, 也被视为国的浓缩版。这也就从侧面说明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本位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 同时也深刻的影响着我们每个人。19世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比较中西方伦理思想时谈到, 东方 (中国) 道德观念的根本是家庭。换言之, 中国人生命以及生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成立家族、经营家族、维持家族[21]。建国以来, 集体化时代国家推动的社会主义改造带动家庭关系和观念上的重要变化, 非集体化之后商品生产与消费主义冲击使得个人主义兴起[21], 家庭不仅成为人们私人生活的港湾, 家庭中的个人也更多的具有了自己的独立性。
近年来,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人们开始有意识的追求个人的权利与利益, 家本位思想逐渐受到侵蚀甚至是批判。但需要注意的是, 个人主义在西方国家带有明显的宗教化和组织化特征, 就连社会学大师涂尔干都在提醒人们要警惕出现“过度的个人主义 (egoism) ”的社会形态。中国学者李银河也指出家庭在中国人心中具有“类宗教”的文化意义[31]。本研究也表明, 家本位并没有被现代化所侵蚀, 反而成为历史变迁中自发保存并具备相对稳定特征的“恒常”, 即“社会底蕴”[32]。这种家本位的“社会底蕴”让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带有着明显的“桃园结义”的特征, 即表现在通过“人情世故”和“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以换取良好的人际关系。已有不少学者逐渐意识到中国的个体化具有明显的特殊性, 并用“新家庭主义”来形容中国本土文化下形成的个人主义[33]。正是这种“新家庭主义”的影响, 人们并没有完全排斥亲属网络, 当个体遇到危难与风险的时候, 亲属网络对个体化解危机将起到关键作用, 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积极主动建构和维系亲属网络。
四、结论
通过科学的论证与分析, 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对传统亲属关系在现代化发展会消失的预言, 在解释中国亲属关系变迁时存在解释力不足。研究发现, 现代农村亲属网络不仅没有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消失, 反而呈现传统与现代兼容的特征,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互帮互助及精神慰藉的重要功能。这一点, 与国内相关实证研究结论一致, 亲属关系与现代化进程没有显着关系[10], 也就是说, 现代社会的亲属关系既不会阻碍现代化发展, 也不会促进现代发展。其次, 由于转型时期的个人所面临的尴尬状态, 特别是当个人遇到危机时表现出来的无力感, 正是基于亲属网络的工具性特征, 使人们不仅没有中断亲属网络, 反而让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会更加积极主动构建亲属网络, 为抵御风险提供最后一道保障。综合来看, 亲属网络的互动是以家庭为边界的互动, 也从侧面说明当今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依然是家庭, 这和已有研究结论基本一致[18], 但本研究发现亲属网络虽然以家庭为边界, 但其家庭成员的界定与已有研究不同, 需要通过分家这一现象来做更进一步的细致探讨。另外还发现个体自我发展与情感表达是亲属网络互动的重要特征。针对这些不同以往研究的新发现, 希望可以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与进一步讨论。
还需要说明的是, 当亲属网络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 同时出现个体化崛起的趋势, 那么, 政府和社会政策到底应该建设家庭亲属网络还是支持个体走向自由, 这一问题至今依然被国内学界广泛讨论且争议不断。但无论如何, 当前农村亲属网络的防御功能呈现波动性与临时性, 故而本研究建议中国政府积极完善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并切实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的水平, 从而为个体抵御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提供有效的保障。与此同时, 本研究认为亲属网络对中国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种意义不仅表现在工具性的互帮互助, 也表现在中国人对家本位观念的眷恋与向往。因此, 呼吁社会各界要警惕转型时期的中国出现“过度个人主义”的社会性结构, 积极引导和建构稳定有序的亲属网络, 使其成为中国人追求人生幸福的私人港湾, 笔者对此抱有很大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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