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是一种特殊资源,是应对患者和伤员救治的必需品.血站供血科作为血液储存和发放科室,若不做好血液保障的应急处理,将会直接导致血液无法正常供应,造成继发性血液危机.下面是搜索整理的血液内科论文8篇，供大家借鉴参考。
血液内科论文第一篇:临床内科治疗高血压的经验探讨
摘要：目的 分析高血压患者的临床内科治疗模式，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意见。方法 选择本院2017年1月～2018年12月收治的150例高血压患者为实验研究对象，按照随机分配的方式划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75例）。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药物治疗模式，而观察组患者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督促其改变生活习惯，调整作息规律，控制日常饮食。对比两组病患的生理指标与临床治疗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显效标准与总有效率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 由于生活习惯、作息规律与日常饮食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干预高血压治疗效果，因此，单纯采用药物治疗方式并不能达到理想水平。
关键词：高血压; 临床治疗效果; 生活习惯; 作息规律;
据流行病学专项调查研究报告可知，我国高血压发病率逐步递增，且呈现年轻化趋势。高血压是诸多血脑血管疾病的元凶，发病较快，极易对患者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基于此，本次实验以高血压患者的临床内科治疗作为主要研究内容。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2017年1月～2018年12月收治的150例高血压患者为实验研究对象，按照随机分配的方式划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75例）。两组患者的基本情况如下：最小年龄为25岁，最大年龄为75岁，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其中，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分别为90例和60例。经过临床统计可知，初诊患者共50例，而重复就诊患者为100例，常伴有头晕目眩、心慌烦躁等症状的患者为85例，无明显生理症状的为65例。从统计学角度来说，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与病程等基本特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
1.2 实验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药物治疗。而观察组患者在采取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执行延续性内科治疗模式，具体包括用药治疗、饮食治疗与院外辅助治疗三个环节。
1.2.1 用药治疗：
用药治疗是高血压临床内科治疗的核心环节。根据患者的病情状况进行分类，将重症患者作为独立群体。针对年龄超过65岁，收缩压大于180 mmHg，舒张压大于110 mmHg的患者按月随访，拟定合理的用药方案，结合患者的生理指标变化情况适当调整用药量，在合理控制病情的基础上，避免用药依赖性。针对普通患者，使用噻嗪类利尿剂控制血压，在潜移默化间形成良好的用药习惯，坚持长期治疗，稳定病情。
1.2.2 饮食治疗：
高血压属于较为典型的临床慢行疾病，可以使用药物扩张血管，降低血压，并配合饮食治疗，以期增强抵抗力，改善生理机能。根据患者的生理特征与个体差异，拟定合理的食疗方案。通常情况下，饮食治疗的原则是控制脂肪、钠与糖分摄入量，增加粗纤维含量，如谷物、豆制品等。由于部分患者的体重较大，应严格控制高血脂病症，尤其是免疫力较弱的老年患者或多发病并发症患者。
1.2.3 院外治疗：
患者出院后，定期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督促其持续治疗，改善不良生活习惯，如晚睡、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吸烟或饮酒等。如果患者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善不良习惯，可以采用替代疗法，使用适量刺激味觉的食物循序渐进的消除对烟酒的依赖。但需要格外强调的是，刺激性食物不可长期摄入，以免造成胃肠功能紊乱。同时，鼓励患者加强锻炼，如健美操、太极等。
1.3 观察指标
本次实验研究设定三种疗效标准：(1)显效：高血压患者在接受治疗后，血压保持平稳状态，且服药频率较低；(2)有效：高血压患者偶尔出现生理病症反应，但不会造成严重的影响，更不会危及生命；(3)无效：高血压患者接受治疗后，血压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常伴有明显的生理病症反应，甚至诱导并发症，严重情况下，还会危及生命。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实验研究选择SPSS19.0统计学软件统合分析实验数据。采用卡方检验计数资料，采用t检验计量资料，若P<0.05代表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观察组患者中，达到显效标准的患者共35例，占比46.67%，总有效率为96.00%；而对照组患者中，达到显效标准的患者仅有25例，占比33.33%，总有效率为73.33%。实践证明，针对高血压患者的临床内科治疗，采取常规药物治疗与改善生活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提高临床治疗有效率，强化治疗效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高血压患者临床治疗有效率对比结果如下所述：观察组共75例，达到显效标准的患者共35例，占比46.67%；达到有效标准的患者共37例，占比49.33%；无效的患者共3例，占比4.00%，有效患者共72例，总有效率96.00%；实验组共75例，达到显效标准的患者共25例，占比33.33%；达到有效标准的患者共30例，占比40.00%；无效的患者共20例，占比26.67%，有效患者共55例，总有效率73.33%。
3 讨论
与其他类疾病相比，高血压的治愈难度较大，绝大多数患者只是将血压控制在正常水平。经现代临床医学研究证实，高血压发病率与患者年龄增长呈正比例关系。高血压患者年龄多集中在50～60岁之间，且近年来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通常来说，中老年人血压变化较大，心理承受能力有限，且服药量较大[1]。高血压患者的临床表现如下所述：其一，患者生理机能较差，饮食不注重营养均衡；其二，老年患者活动频率有限，倾向于室内修养，血压水平高居不下；其三，年轻患者生活不规律，用药缺乏持续性，高血压病症恶化。一方面，降压治疗的目的是降低高血压患者发病率与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另一方面，高血压往往与其他心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合并存在，如脂肪肝、高胆固醇血症与糖尿病等。
综上所述，高血压患者的临床内科治疗应重视针对性和延续性，维持生理指标稳定，从而改善其生理机能，确保患者的身体健康。
参考文献
[1]杨梅,王晓燕.浅谈高血压患者的临床内科治疗[J].心理月刊,2019,14(11):119.
血液内科论文第二篇:近几年静脉血栓栓塞症风险评估的研究综述
摘要：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易误诊、漏诊，是一种非常常见且易导致死亡的疾病之一。一旦发生VTE，其抗凝治疗副作用大，临床治疗效果不理想，预后差，极易复发。调查研究显示多种危险因素可引起静脉血栓栓塞的发生，如近一个月有大手术或创伤史、长期卧床、老年患者、肥胖、心肺功能衰竭、恶性肿瘤和静脉置管等。大多数住院患者存在一种或多种危险因素，通常混和存在。VTE生物标志物的发现有助于临床上的诊断和治疗，并有利于早期鉴别高危或低危的初发和复发的VTE患者。目前发现VTE的标志物有D-二聚体、血管性血友病因子抗原、血因子Ⅷ活性、P-选择素、细胞炎症因子等。对VTE这种具有高发病率、高病死率的疾病，采用有效评估工具筛查住院患者的危险因素，根据评估结果采取预防措施，对于预防和降低VTE发生率，提升医护人员预防意识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进行静脉血栓栓塞评估工具有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Padua风险评估模型及Rogers风险评估模型等风险评估工具。
关键词：静脉血栓栓塞症; 血栓危险因素; 血栓生物标志物; 血栓风险评估模型;
机体在某些病理因素影响下血液循环中有形成分在血管腔内凝集成固体质块的过程称血栓形成(thrombosis)，若血液循环中的固体质块导致血管腔出现部分或全部堵塞，则会在发生堵塞的肢体出现血流供应障碍。血管腔内血液以病态凝集形成的固体质块在形成部位脱落后随血液流动，堵塞部分或全部血管腔后引起相应器官或组织供血不足的过程称为血栓栓塞(thromboembolism)。血液循环中有形成分在静脉管腔内异常凝集成固体质块，导致静脉管腔部分或全部阻塞，引起静脉系统血流循环障碍的过程称静脉血栓形成(venous thrombosis,VT)。静脉血栓栓塞症(VTE)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DVT)及肺栓塞(PE)的两个不同病程阶段[1]。DVT主要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患者血管内皮细胞受到损害，血流速度发生变化引起的一系列病理性改变[2]，约占VTE的三分之二，可发生于全身各部位静脉，以下肢深静脉多见，临床上常无症状。PE是指肺动脉及其分支被栓子阻塞，导致栓塞部位供血中断，发生肺组织坏死，栓子常来源于体循环静脉系统或心脏产生的血栓，一旦发生，病情危重，极易发生猝死[3]。据统计，美国每年新发VTE患者约90万人，其中约有30万人死于PE。静脉栓塞通常由于静脉中血液粘稠度过高而引起的静脉堵塞，可能会引发静脉曲张。大多数患者静脉曲张并不需治疗，保健与预防是最为重要的。因此，评估VTE发生风险，权衡抗栓治疗和血栓预防相结合，显得尤为重要，故应根据患者自身VTE发生可能性的风险评估，指导患者进行个体化治疗。本文查阅回顾近几年国内外针对VTE风险评估的研究报道，就其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一、血栓形成的影响因素
1．一个月内大手术史:
VTE常见于大手术或创伤后的患者，尤其是骨科、妇科、心脏、腹腔手术等术后患者[4,5]。大手术后，血栓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手术创伤出血，导致患者的凝血机制比较活跃，容易出现血液高凝而形成血栓，而麻醉时间延长更是增加了这种风险;久坐或者长期卧床，肢体缺少活动，下肢静脉回流速度减缓，导致血流缓慢，是血栓形成的重要因素。肌肉的挤压是静脉血液回流心脏的主要动力之一，而长期卧床患者机体缺乏运动，导致肌肉萎缩，腿部静脉血液流动缓慢，使患者血液处于高凝状态，极易在患者的腿部静脉内形成血凝块及血栓。
2．年龄:
65～75岁的老年患者是VTE发病的高危人群。高龄是公认的静脉血栓栓塞症的独立危险因素，相关研究显示住院患者的VTE的发病率与年龄的増长呈倍数关系，年龄每增长10岁，VTE的发生率增加了1.9倍，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増长呈明显增加的趋势。重症肺炎是严重危害老年患者生命的疾病之一，病死率可高达55%。大多数的老年重症肺炎患者需要长期卧床休息，发生DVT的风险进一步增加[6]。
3．肥胖:
肥胖患者由于血液中胆固醇浓度的升高，血管壁通透性增强，类脂物质沉积于血管壁，引起血管硬化，血液粘稠度的升高，血小板过多易发生聚集，最终形成血栓。尤其是体重指数(BMI)高于正常时，患静脉血栓的风险明显增加[7]。
4．心肺功能衰竭:
心功能衰竭患者由于心脏泵血功能降低和回心血量功能减弱，血管中血流减缓，极有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同时心肺功能衰竭患者多数长期卧床，可发生下肢静脉血栓形成脱落后引起肺栓塞[8]。
5．恶性肿瘤:
据统计发现，19%～30%的DVT患者合并有恶性肿瘤，恶性肿瘤引发DVT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恶性肿瘤释放促凝物质，激发患者体内凝血因子的活性，进而形成交联的纤维蛋白单体和纤维蛋白，附着于肿瘤细胞，形成血栓[9]。另外，肿瘤患者的手术治疗和化疗也容易诱发DVT的发生。
6．深静脉置管:
深静脉置管是引起静脉血栓形成的重要诱因之一。深静脉置管使患者血管内皮、血管壁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使得静脉内膜下基底膜和结缔组织中的胶原裸露，血小板粘附聚集，释放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形成血栓[10]。此外导管尖端随着血流发生移位，使血管内皮受到反复刺激而加重损伤，导致血栓形成概率增大。
二、血栓形成评估的标志物
1. D-二聚体:
D-二聚体是一个特异性的纤溶过程标记物，纤维蛋白的单体经过VIII因子活化后，可以通过纤溶酶水解为一种特异性产物。D-二聚体对于血液的高凝状态、血栓形成敏感性很高。文献报道，恶性肿瘤患者血浆中D-二聚体水平明显高于正常人，且与肿瘤的分期和血栓风险分层有关。对于恶性肿瘤患者而言，血浆D-二聚体水平升高，提示静脉血栓形成风险高，相反，D-二聚体水平较低的恶性肿瘤患者VTE发生率较低，可作为排除DVT存在的一个指标。血浆D-二聚体水平对患者初诊3个月内的VTE风险的评估价值很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10]。D-二聚体在正常人的血中含量很低，其水平增高则提示机体内有纤维蛋白血栓形成，是反映体内的高凝状态和纤溶亢进的灵敏指标，故血浆D-二聚体水平一直是临床上判断血栓风险的主要标志物，可用于急性静脉血栓栓塞症的筛查及复发的危险度评价、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诊断和疗效评估[11]。
2．血管性血友病因子抗原(v WF:
Ag):血管性血友病因子在止血过程中起重要作用除介导血小板粘附于血管的受损处外，它还作为因子VIII的载体。v WF:Ag是血管内皮损伤的重要标志物，该抗原在血管内皮细胞合成，可以反映各种病理因素对血管内皮产生的影响，从而预测血管中血栓形成的风险[12,13]。
3．凝血因子Ⅷ活性(F VIII:
A):因子VIII通过结合其辅因子IXa介导内在途径的凝血，形成tenase复合物并导致因子Xa活化和随后的凝血酶形成。已有多种类型的癌症，包括乳腺癌，结肠癌和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已经证明了因子VIII水平升高的现象，即使没有临床上明显的VTE。最近有研究表明VTE癌症患者的VIII因子水平显著升高，但基线因子VIII水平与VTE或存活发生率无关[14]。
4. P-选择素:
P-选择素是一种糖蛋白，相对分子质量为140000，主要存在于血管内皮细胞的血小板α颗粒膜和Weibel Palade小体膜上。在一些条件下，如组织胺、凝血酶、钙离子载体刺激后，在质膜上会迅速表达P-选择素。另外血栓的形成也与P-选择素介导的白细胞、内皮细胞以及血小板之间的黏附密切相关。P-选择素可以介导血小板及白细胞在活化的血管内皮细胞上滚动，这在血栓性疾病的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血栓刺激物可以诱导静脉壁炎症发生，P-选择素可以增强这种反应，从而进一步促进静脉血栓的形成。P-选择素是内皮细胞和血小板的活化标志。Riedl等研究证实，深静脉血栓发生时P-选择素表达水平也会相应增加，这说明体内处于高凝状态，因此P-选择素可以作为评估静脉血栓形成的重要标志物[15]。
5．细胞炎症因子:
目前研究认为，与VTE密切相关的细胞炎症因子主要有白介素-1(IL-1)、白介素-2(IL-2)、白介素-6(IL-6)、白介素-8(IL-8)、C反应蛋白(CRP)、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IL-1可诱导血管内皮细胞重建、抑制内皮细胞产生血栓调节素，破坏凝血-抗凝血平衡，导致血管内发生凝血，内皮细胞内膜增厚，血流减慢，同时诱导内皮细胞产生黏附因子，促进白细胞附着于血管内皮细胞表面。IL-2用于治疗时，可诱导TNF-α，而TNF-α可干扰内皮细胞的抗凝作用，故容易引起血液处于高凝状态。IL-6是一个复合功能的细胞因子，即可抑制炎症反应的作用又具有致炎作用。IL-8则是由白细胞及造血微环境中的相关基质细胞分泌，可结合在血管内皮细胞的表面。研究发现，DVT患者外周血中IL-8水平明显增高，而IL-8的升高不可能是血栓的产物，可能是诱发静脉血栓的另一独立危险因素。C反应蛋白(CRP)是急性损伤、感染及其他炎症刺激的急性期反应产物，可导致血管内皮细胞相关黏附因子的高表达，然后进一步激活补体或介导组织因子，从而促进血栓形成。TNF-α主要由活化的单核细胞产生，在全身及局部炎症反应中起重要作用。TNF-α可直接诱导内皮细胞产生血小板活化因子，活化血小板，使其发生黏附聚集和释放反应，引起血管通透性增加;同时TNF-α能加强凝血酶活性，抑制蛋白C的活化，从而起到抗凝血酶的作用，抑制纤溶促使血栓的形成。
三、血栓形成的评估方法
1. 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
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是一种具有个体化特征的风险评估量表，根据不同危险因素对VTE形成的贡献不同，该工具所包含的危险因素赋值不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运用于内科和外科患者，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临床学者对VTE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和疾病病理生理学的研究不断深入，Caprini评估模型也进行了相应更新，截至2010年已经发展成为比较完善的风险评估工具，广泛应用临床，并且在不同患者群进行VTE相关风险因素的验证，验证效果得到肯定。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不仅适用于外科住院患者，也可用于内科住院患者，但对于内科患者，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相对较为复杂，包括许多危险因素，并且其中有些危险因素覆盖的是外科情况，并不适用于内科患者。2012年ACCP9指南对Caprini风险预测评估模型的评价为:尽管该模型未使用严谨的统计学方法去进一步完善，但是简单易用且合理地对患者进行危险分级[16,17,18,19,20]。
2. Padua风险评估模型:
Padua风险评估模型主要应用于内科住院患者的VTE风险，包括11个危险因素，是ACCP9指南推荐应用于内科住院患者的VTE风险筛查工具，同时也指出尽管该工具存在不足之处(样本量小，验证不是最充分，属于次优的验证研究)，但它仍是目前最好的可以用来评估内科住院患者VTE风险的模型。2015年我国更新发布的《内科住院患者VTE预防的中国专家建议》也采用了Padua风险评估模型[21]。
3. Rogers风险评估模型:
Rogers风险评估模型建立于2007年，并发表于《美国外科医师学会杂志》。2012年ACCP9指南对Rogers风险评估模型的评价:不够简单易用，模型建立的数据来源本身存在缺陷，使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Rogers联合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可以提高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筛选的准确性[22]。
总之，由于VTE缺乏临床特异性，临床治疗效果差，一旦发生将会给患者带来严重危害，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进步，VTE越来越受到临床学者的重视。因此，对VTE的预防、诊断及风险评估至关重要，目前影响VTE的主要因素有大手术、长期卧床、肥胖、癌症、深静脉置管等，而D-二聚体诊断和Caprini风险评估效能优于其他指标和工具，血栓标志物能敏感反映患者隐匿性凝血紊乱，且与Caprini风险模型在临床应用中具有互补性。
参考文献
[1] Seifi A,Dengler B,Martinez P,et al.Pulmonary embolism in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J].J Clin Neurosci,2018,57:46-50.
[2] Sun J,Zhang Z,Ma T,et al.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derived exosomes,loaded with miR-126,promoted deep vein thrombosis resolution and recanalization[J].Stem Cell Res Ther,2018,9(1):223.
[3]王红伟．骨科肺栓塞死亡病例的回顾性分析[J]．中国实用医药，2016,11(35):79-80.
[4] Brady MT,Patts GJ, Rosen A,et al. Postoperative Venous Thromboembolism in Patients Undergoing Abdominal Surgery for IBD:A Common but Rarely Addressed Problem[J]. Dis Colon Rectum,2017,60(1):61-67.
[5] Mahdi H,Aljebori Q,Lockart D,et al. Risk of Venous Thromboembolism After Laparoscopic Surgery for Gynecologic Malignancy[J].J Minim Invasive Gynecol,2016,23(7):1057-1062.
[6]陈小兰，王勇，潘磊．Caprini评估模型筛选老年重症肺炎深静脉血栓的有效性[J]．北京医学，2016,38(10):989-993.
[7] Ribeiro DD,Lijfering WM,Rosendaal FR,et al. Risk of venous Thrombosis in persons with increased body mass index and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genetic and acquired risk factors[J]. J Thromb Haemost,2016,14(8):1572-1578.
[8]孙丽丽．ICU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原因与护理措施探究[J]．中国医药指南，2017,15(7):230-231.
[9] Riedl J,Kaider A,Marosi C,et al.Decreased platelet reactivity in patients with cancer is associated with high risk of venous thromboembolism and poor prognosis[J]. Thromb Haemost,2017,117(1):90-98.
[10]蒿若楠，胡芳，张杰，等．PICC相关性上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危险因素分析及风险模型的建立[J]．天津医科大学学报，2016,22(2):147-150.
[11] Park K,Ryoo BY, Ryu MH,et al. Incidence of venous thromboembolism and the role of D-dimer as predictive marker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receiving chemotherapy:A prospective study[J]. World J Gastrointest Oncol,2017,9(4):176-183.
[12]谭榜云，陈新年，刘志武，等．Hcy、v WF及D-D联合检测对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诊断价值[J]．检验医学与临床，2016,13(27):3019-3020.
[13] Pepin M,Kleinjan A,Hajage D,et al. ADAMTS-13 and von Willebrand factor predict venous thromboembolism in patients with cancer[J].J Thromb Haemost,2016,14(2):306-315.
[14] Tang W,Cushman M,Green D,et al. Gene-centric approach identifies new and known loci for FVIII activity and VWF antigen levels in European Americans and African Americans[J]. Am J Hematol,2015,90(6):534-540.
[15] Riedl J,Hell L,Kaider A,et al.Association of platelet activation markers with cancer-associated venous thromboembolism[J].Platelets,2016,27(1):80-85.
[16] Bilgi K,Muthusamy A,Subair M,et al. Assessing the risk for development of 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in surgical patients using dapted Caprini scoring system[J].Int J Surg,2016,30:68-73.
[17] Shaikh MA,Jeong HS,Mastro A,et al. Analysi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 Physical Status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Caprini Risk Assessment Model in Predicting Venous Thromboembolic Outcomes in Plastic Surgery Patients[J].Aesthet Surg J,2016,36(4):497-505.
[18]张晓勤，何丹，黎嘉嘉，等．Caprini血栓风险评估量表评估重症住院患者静脉血栓栓塞风险的有效性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2015,46(5):732-735.
[19] Hewes PD,Hachey KJ,Zhang XW,et al. Evaluation of the Caprini Model for Venothromboembolism in Esophagectomy Patients[J].Ann Thorac Surg,2015,100(6):2072-2078.
[20]张云凤，邹盈，曲玲，等．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在慢阻肺患者VTE筛选中的应用评价[J]．临床肺科杂志，2016,21(2):277-279.
[21] Germini F,Agnelli G,Fedele M,et al. Padua prediction score or clinical judgment for decision making on antithrombotic prophylaxis:a quasi-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J Thromb Thrombolysis,2016,42(3):336-339.
[22]田博，宋春凤，李辉，等．Caprini和Rogers风险评估模型联合使用可以提高胸外科术后患者筛选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准确性[J]．中华胸部外科电子杂志，2017,4(3):186-1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