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各类优秀作品不断涌现，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学繁荣时代的到来。
史传文学是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中成果最着的一个题材领域，这方面的作品数量多，取得的成就也高，更是出现了像 《尘埃落定》 这样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少数民族史传文学中的历史叙事可谓独到，一方面它坚持不懈地突出本民族的1意识的良苦用心，成为了当代文坛上颇有意义的文学现象。
一、基于民族元素突出的叙事特征
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总是富于鲜明的民族特色，历史题材的作品更是如此，民族元素的刻意凸显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叙事的重要特征，它主要体现为对本民族习俗与神话传说的着力书写。
（一） 习俗化的叙事模式
何谓“习俗”?即人们习惯、约定俗成的生活形态或意识行为，凡是具有一定的流行范围或流行时间，无论它属于官方还是民间，都可以称之为习俗。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历史题材作品时都很注重对本民族独有习俗风物的表现，刻意将与习俗有关的诸多意象融入叙事，使作品于故事情节、人物塑造之外又多出了民俗风情画的文本属性，形成了一种习俗化的叙事模式。仔细考察当代中国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其字里行间无不浸染着该民族独有生活方式，如藏族作家阿来的 《尘埃落定》、 《空山》、 《格萨尔王》等作品中对藏区民间习俗、特别是土司家族习俗的描写，满族作家白玉芳在 《神妻》 及 《神妻·后记》 中对萨满文化的再现，再如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 《北方女王》、 《裕固民族尧熬尔千年史》、鄂伦春族空特乐的 《绿色的回忆》、毛南族作家谭亚洲的 《血染侬索花》 等等，都是将少数民族特有的习俗作为叙事的一部分，并以此来展示人物、推动情节、表达主旨。
我们以阿来的 《尘埃落定》 为例来看这种习俗化的叙事， 《尘埃落定》 是一部由嘉绒藏区的生活事件来反映二十世纪上半叶整个西藏社会变迁的作品，故事围绕着麦其土司家族和土司制度展开，作者在书中描写了大量的藏区习俗，而这种描写不仅仅是对风情、文化的简单展示，它本身就属于作品的情节结构，是不可或缺的。首先来说贯穿作品的土司制度，这虽然是一种自元代开始确立的政治权力模式，但久而久之，土司制度及其衍生元素演化为了西藏地区的重要生活形态。在这里可以看到各家土司之间的权力划分、土司与治内百姓的领属关系、土司家族内部的继承原则、藏区的刑法规范、藏民的婚姻模式等等习俗，阿来对这些民俗的展示并不只是出于一种猎奇立异的心理，它们与作品中的人物与故事都是存在着必然关系，例如作品中十八家土司对于利益争夺的尔虞我诈、麦其家大少爷对傻子二少爷的戒备以及二少爷的成长历经等，如果阿来在叙事中没有大量穿插对藏区习俗的描写，读者是很难理解上述文本内容的。可以说在少数民族历史题材文学中习俗不仅仅是一种景观意义的存在，更是一种文本内在意义的存在，它与作品中其他叙事要素相辅相成、作用同等，形成了带有浓重习俗化特征的历史叙事。
（二） 基于本民族神话传说素材的神秘感
神秘奇幻是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叙事的另一个突出特征，相比一些汉族作家在这一阶段的历史题材力作，如刘震云的 《故乡天下黄花》、陈忠实的 《白鹿原》、莫言的 《红高粱》 等，少数民族作家讲述的历史似乎难用传统意义的史传文学称之，从他们的作品中看不到对特定历史时期内社会形态的严肃展现，也难寻意识形态、政治话语的表达，其中的很多历史人物拥有着超自然的能力，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也仿佛是超脱于现实世界的奇特存在，这样的叙事模式给人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充满了神秘感，与过往认知中的历史叙事大相径庭。
与习俗化的叙事一样，这种神秘感同样源于少数民族作家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元素的突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历史题材作品几乎都是表现本民族的历史故事，很少出现由少数民族作家完成的在民族、地理概念上具有宏观意义的史传文本，而这种素材选择上的特殊性就决定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注定是神秘多姿。我们细加考察可以发现，在少数民族的历史故事中神话传说占有极大的比重。我国少数民族大多都是拥有本民族的语言而没有文字，即便是有文字的一些民族，他们的文字体系也出现得较晚，因此少数民族历史的流传方式以口头传承为主而鲜于文字记载，这就为神话传说的繁盛提供了土壤，在客观上造成了少数民族的历史往往是介于史实与虚构之间，而取材于此的少数民族史传文学自然是亦真亦幻，富于神秘感。典型的如满族作家白玉芳的 《神妻》与藏族阿来的长篇史诗 《格萨尔王》， 《神妻》 描写的是三千年前满族先民们的生活图景，其中的故事绝大多数都是来源于民间传说，透露着神秘的原始气息，让人感到奇幻惊异； 《格萨尔王》完全是对藏族古老史诗的改编与再创造，其中格萨尔王的形象就是半人半神的存在，而且作品的历史叙事也颇似 《山海经》。
二、基于民族身份认同的叙事目的
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历史题材作品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执着地书写民族、地域特色浓重的历史故事。如此匠心别具的历史叙事作为一种集体性的文学现象，显然不是无目的而发的，它背后暗含的是少数民族作家对自己所属民族陷入身份认同危机的担忧、惋惜，以及力图通过饱含民族元素的历史叙事来重新唤起本族同胞民族身份认同意识的努力，是一种来源于民族传承责任感的历史叙事。
（一） 当前少数民族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
关于“民族身份认同”的概念，安东尼·史密斯将之表述为“对构成民族与众不同的遗产的价值观、象征物、记忆、神话和传统模式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以及对带着那种模式和遗产及其文化成分的个人身份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1]
其实我们也可以将民族身份认同大泛地理解为民族成员对自己所属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要使民族成员心怀认同与归属，这就需该民族具有与其他族群异质性的元素，一般来讲，认同一个民族，或者说一个民族以完整的意义存在需要达到两个条件，即拥有该民族较集中的生存地域和形成的自己文化体系，相较之，后者的意义要远高于前者，属于民族存在的必需条件。文化是一个复合体的概念，它包含了人们思维意识的各个方面，[2]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说就是该族群得以独立存在的根本，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民族，如吉普赛人和很长历史时期里的犹太民族，他们都没有较集中的生存地域，人口散布于世界各地，但由于拥有而且始终传承着自己独立的文化体系，所以能够存在至今。
现今是一个文化交融程度前所未有的时代，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延续性提出的挑战也是空前的，这就直接造成了当前少数民族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不同文化的碰撞虽言为“交融”,但他们之间的影响与接受、“攻”与“守”是不平衡的，实质上文化交融更主要地表现为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消解，而少数民族的文化形态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居于弱势地位。少数民族文化成为当下弱势文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人口数量的劣势外，经济发展水平上的普遍落后、政治话语权的相对缺乏都使得少数民族文化难以在文化交流中从容自若，成为了被侵蚀、消解的对象。现今的少数民族成员普遍寻求的是被主流文化、当然也是居强势地位的文化所接纳，这需要的就是褪去自己身上与强势文化的相异性，少数民族的文化体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日渐衰落，尽管他的族群成员多是出于无意。之前论述过民族身份认同需要异质性的元素，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该民族的独立文化体系，而当前这种体系逐步分崩离析，如若按照这样的趋势长此以往，少数民族或许在未来难以寻觅到自己有别于其他族群的特征，民族身份认同自然难以实现。
（二） 召唤民族身份认同意识
所属民族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促发了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心中对于民族延续的使命感，他们希望能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唤醒本族成员心中暗淡已久的民族身份认同意识，于是在作品中近乎偏执地表现自己民族的习俗、神话传说之类的文化因子，试图用这些曾经的意识来再度建构本民族的精神共同体，以应对当前的民族文化断裂和认同感危机，形成了这种突出民族元素的历史叙事。
首先来看习俗化的叙事模式与召唤目的之间的关系，习俗是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少数民族持有的传统习俗已然日渐稀少，而少数民族作家对本民族习俗的展示性描写本身就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书面保存，如阿来曾言“我所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记录自己民族的文化。”[3]
习俗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最显性的特征，甚至可以作为该民族的标记，就如同我们言及不食狗肉就想能到满族，言及不食猪肉就想能到回族，言及男士着裙装就能想到苏格兰人等，习俗之于召唤民族身份认同感的意义在于它是最容易让民族成员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的文化因子，因此少数民族作家在其历史叙事中对于习俗展示乐此不疲。其次是将取材于本民族神话传说的历史叙事应用于召唤身份认同意识，神话传说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形式，全世界几乎所有民族都无一例外地拥有着丰富的神话传说，它是民族精神与性格的表征，“长时期地影响着民族的精神内核和基本内容。古代神话既受古代民族思维方式的制约，又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整体思维方式。”[4]
人们常言西方文明源于希腊，现今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中的诸多元素都有相关希腊神话与之对应，因此在文本中突出神话传说有利于唤起民族成员对所属民族独有精神内核的认同。此外，各个民族的神话传说大多是关于族群起源与本族英雄人物的诗化故事，它可以在族群成员中构建一种“同根同源”的整体意识和引以特定形象为傲的民族自豪感，在这个意义上，神话传说就成为了一种民族认同工具。典型的如成吉思汗这一形象之于蒙古族，关于成吉思汗的富于神秘感的英雄传说在蒙古草原上流传了几千年，时至今日蒙古族人仍以作为一代天骄的同族后人而自豪，这就是对民族身份认同意识的唤起与强化。阿来的 《格萨尔王》 就是一段西藏的英雄史诗，其中神话叙事的用意与成吉思汗的案例异曲同工，力图借助格萨尔王这一具有神性的伟大形象来激发藏民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敬意，[5]了解本民族的历史过往和民族英雄，达到确认民族身份的目的。
三、卓尔不群的文学价值
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历史叙事可谓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它在叙事技法、叙事目的上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别样的示例，丰富了当代历史题材的表现图景，可谓之中国本土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上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存在着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五四”算一个，1949年新中国成立算一个，再有就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我们当前使用的“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的释义就是指1978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在这一时期里，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思想解放大潮的到来，中国文学重新开启了一段类似于五四时期的向外国文学取经的历程，其中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马尔克斯、福克纳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思潮，在新时期中国的寻根文学、新历史主义文学等创作形态中都可以看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痕迹。近年来中国文坛最具话题的一件事当属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普遍的声音认为莫言包括 《红高粱》 在内的一系列作品就是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典范之作，甚至在瑞典文学院为莫言撰写的颁奖词中也直接提到了马尔克斯这样的拉美作家。对于这样的观点自然存在着反对声音，如一些学者指出莫言的叙事技法是来源于以 《红楼梦》 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小说。这里的孰是孰非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内，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不一定非要，或者说不能只是关注外国文学动态，我们自己的文学成果中同样有与之类似的作品。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文学界推崇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其主要理由是中国与拉丁美洲同属发展中国家，都有过被西方侵略殖民的经历，现实条件与历史条件彼此相近，因此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赢得的成功与认可宣示着中国文学应选择的发展路径，即扎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用后现代的技法表现现实主义题材。但事实上，中国也有着自己的魔幻现实主义，这就是新时期少数民族的史传文学，其中的历史叙事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具有颇多的相通之处，从叙事技法上说二者都带有光怪陆离、富于神秘感的叙事特征，都异常重视对本民族文化元素的书写，都是广泛吸收本民族的神话传说等，很可能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并非是有意为之，但其叙事技法已经带有了后现代的意味，而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叙事表现的主题也是有现实指向的，这正符合了立足传统文化，表现现实主义题材的成功经验。值得一提的是，少数民族文学中历史叙事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相通完全是自觉的，它不似寻根文学那样属于对外国文学思潮的有意效仿，而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独立思考的成果，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的魔幻现实主义，完全可以作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又一种借鉴范本，填补了中国文学视域内的一项空白，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学中历史叙事最重要的文学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英）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 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 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M]. 连树声，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 张直心。 探寻民族审美的可能性---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形式研究断想[J].文艺争鸣，2010,（19）。
[4] 龙长吟。 民族文学学论纲[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75- 76.
[5] 阿来。 想借助 《格萨尔王》 表达敬意[N]. 信息时报，2009-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