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人类学的视野：文学与文化人类学的互动
如果要谈文学人类学对重新审视和建构少数民族文学观的作用，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文学人类学的发展渊源。 文学人类学的产生离不开文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融合互动。作为 20 世纪人文社会学科转型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 及在与文学的交融中逐步发展出文学人类学这一新兴学科， 既是一段漫长的过程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在跨学科研究领域迈出的一大步。
文化人类学是文学人类学这一学科得以建立的重要前提， 对人类社会文化的研究是文化人类学的重中之重。 文化人类学的兴起与西方一系列的殖民扩张是分不开的，“新大陆” 的发现仿佛打开了人类学家认识人类的一个全新的领域， 截然不同的文明冲突带给人类学家们前所未有的震撼。 这种所谓的“原始的”“未开化的”文明恰恰是文化人类学所关注的领域，作为研究人和人的文化的一门学问，对文化他者的关注， 给一直处于世界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这种冲击并未随着时间而消退，在 20 世纪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诞生之际，文化人类学迎来了一次重大的转型。“在开始人类学与思想史转型的描述之际， 首先要提出的概念工具是两组二元对立范畴。 其一是中心-边缘;其二是我族中心-文化相对论.”[1]
文化人类学正是由于自身对人以及人的文化的关注， 更容易看到在西方中心主义遮蔽下被遗落在世界各地的原始族群甚至是无文字部落的文化，而在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下，从研究帝国主义的殖民影响， 到探究原住民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渗透， 无一不说明文化人类学自身的转型为各个学科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域。这是一个从“中心影响边缘”到“边缘影响中心”的转变，也是一次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突破。 另一方面知识全球化的进程加速了世界文化的交流， 随之而来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多样性的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 文化人类学强调文化价值的公平公正， 认为没有哪一种文化是附属于其他文化的。人类学家们甚至认为，无文字部落族群的口头文学和神话传说比文本文学更能追溯一种文化的根源，他们致力于“把从最古时代直到现在的世界上每一角落的文学纤屑无遗地用不过繁重的篇幅统统都收摄起来”[2].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更加急迫地需要得以彰显， 而在西方文化霸权的冲击下，第三世界国家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得到应有的文化尊重和重视，就需要我们从文化人类学和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看待世界文化，树立文化平等的观念。
文化人类学的蓬勃发展也吸引了一批文学研究者的目光，他们开始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文学的研究中，尝试从西方文学中心圈子中跳出，来纵观世界各地的文学，文学人类学也随之而诞生。 文学人类学强调多民族文学的互动，开启了研究文学的新视野和新方法，这种新视野和新方法对于反思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现状并重新树立正确的少数民族文学观提供了可能性，成为跳脱单一的汉语言文学，摆脱少数民族文学在旧文学观中的从属地位，让游离在中国文学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学与汉语言文学并驾齐驱，促进中国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 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现状反思：以维吾尔文学为例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状况来看，少数民族文学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还没有出现或较少出现属于自己本民族的文本文学，民族作家队伍力量薄弱；加上地理环境的闭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没有接触到文学创作的理论，文学理论尚处在起步时期。 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民族政策极大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学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 但是，由于诸多原因，少数民族文学没有得到文学研究者的充分关注，即使有学者对某个少数民族文学进行研究，也多半是停留在文本文学而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多样形式。 从研究方法上看，初期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也仅仅停留在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角度，缺乏多元化的研究方法。 同时文学史研究也较多地以汉语言文学为主。
因此不仅要从多元化的视角看待少数民族文学，而且要有多样性的研究方法，文学人类学正是从这两方面为重建少数民族文学观带来了突破性的的思路。以维吾尔文学为例，《福乐智慧》 是这个民族流传至今的叙事长诗， 也是最被人们所熟知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 从中我们可以一窥维吾尔民族的悠远历史和文化。 在多样性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的时期，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例如维吾尔诗人克里木·霍加的优美诗篇《喀什葛尔剪影》，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喀什自然风貌的赞美以及对家乡深切的怀恋之情，以及小说家穆罕默德·伊明所着的短篇小说集《没有脊梁骨的幽灵》，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形象， 从鲜少被人注意的群体入手， 即从一个小的方面反映新疆人民的真实生活。除了维吾尔族同胞的创作外，还有汉族的作家以新疆少数民族生活和情感为题材创作的作品，例如当代作家王蒙的《这边风景》等众多作品。 维吾尔族的民间文学也十分值得一提， 其中它的口传诗歌被唱诗艺人以多种形式传承至今， 融入了维吾尔人民的生活中， 可以说口传文化的继承对重建少数民族文学观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但从目前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和文论史着作看，基本上遵循时间线索来编写， 主要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其中少数民族文学只占很小一部分，有的文学史教材中甚至不编入这一部分， 这恰恰是长久以来的“一元文学中心”的文学观所造成的。近年来，这种情况在专门的文学史教材编写和研究中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文学史的编写者有意识地扩大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篇幅， 有的教材专门开辟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章节，把少数民族文学同汉民族文学的介绍结合起来，以使文学研究者们能够较好地了解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学。凡此种种都极大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根据上述现状， 不难看出少数民族文学的传承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远不如以汉语言文学为代表的主流文学那样畅通无阻。 其原因大致归为以下几点， 一是自古以来少数民族聚集地的地理环境的限制，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化学者和研究者的探索和交流；二是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化，为了传承本民族的语言文化， 少数民族作家多以自己的民族语言进行文学创作；三是双语人才的稀缺（指能熟练掌握汉语和一门少数民族语言），使得一些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不能及时并正确的被翻译成汉语，有的作品甚至会被埋没， 只能在相同的语言圈子里传播。 以新疆为例，维吾尔族地处边疆，使用隶属阿尔泰语系的维吾尔语，信仰伊斯兰教，语言文化和地理条件的限制，都使对其文学的研究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可以了解到的是维吾尔文学是随着维吾尔族的历史一起不断前进，只是在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并未达到一个相当的平衡。 首当其冲的是维吾尔文学作品不能得到及时和准确的翻译，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的汉语作品也不能及时被翻译成维语，文学双向交流的滞后是重建少数民族文学观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双语人才培养已经成为中国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关键。 但是究其根本，是长久以来的文学研究缺少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强调，没有建立一个把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言文学放在同一个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学观。 文学人类学强调多元文学平等互动的观念为重新建立符合国情、符合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观指明了方向。
三、多元化民族文学观：立足文学人类学方法论的研究
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及其应用对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贡献，笔者认为就是有意识地带领学者们破除旧有的文学范式和“一元文学中心”的桎梏。 我国有汉族和 55 个少数民族，各民族聚居在不同地域，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强调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在意识形态层面也是如此。 但是因为历史上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少数民族聚集地的地理条件等问题的限制，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不如汉语言文学那样繁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少数民族文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然而世界上每一种文学都会在发展到某一时间段时被赋予时代性，随后继续不间断地发展又会使文学作品中积淀深厚的历史内涵；而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烙印，从而文学作品又在历史和民族的意义上说具有一定的专属性。 我们生活在一种文化当中，创作代表自己文化的文学作品，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从我们所在的文化中去看待其他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过分强调任一文学的民族性都会使我们陷入民族中心主义的魔咒中。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其文化的形成绝不是某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结果，而是多民族多文化多元互动交流、兼容并包的产物。 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和发展，对于破除“一元文学中心”的固有观念和重建多元民族文学观显得格外重要。 这一学科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共同进步而且对于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也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要重建平等的少数民族文学观， 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做到对旧有文学范式的反思和革新， 但其根深蒂固的程度决定了这一举措绝非易事。 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实质是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解读一些具有浓厚民俗或民族文化的作品， 这也就是笔者把少数民族文学放置在文学人类学视域中进行反思的原因。而以文学人类学的构建方法为参照系，对现有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进行反思并重新构建少数民族文学观显然意义重大。
1.田野工作
田野工作对于重建少数民族文学观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是人类学最重要的也是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田野工作方法， 这种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十分有利于我们破除文本中心文学的遮蔽，打开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同时这种方法也有利于我们在关注少数民族文本文学的同时， 关注少数民族多样化的文学形式，追溯文化源头，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文化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对于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博克（Philip K. Bock）在《文化震撼》一书导言中精辟地指出：“既然文化震撼总是让人感到不适应和不愉快， 那么为什么世界上的人还应当去寻找此种体验呢？ 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已如前述： 直接面对一个陌生的社会是学习相异的生活方式和反观自己文化的最佳途径。 这正是为什么对每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的训练都少不了至少一年的田野作业之缘故”.[3]
田野作业的方法尤其是参与观察法，要求研究者深入环境，入乡随俗，学习当地的语言，摆脱自身的文化背景，时刻以被研究者的角度看待问题。 人类学家认为每个民族都有世代相传的与别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 而这种价值体系不存在孰优孰劣， 所以不能以本民族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判其他民族的文化和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