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在文本世界中，民俗和形象都是意义的载体，那么进而言之，作家以此要表达什么的主旨？
如果光看土司、伍娘和李安三人的纠葛，则会短视，只看到小说展现了不合理的初夜制度带来的冲突。
这忽略了文本的深层旨归，如果将虎钮錞于这个小插曲联系起来，结合三人的身份就可打开文本深层含蕴的大门。虎钮錞于的贵重并不在于它是土王的象征，而在于它是土家文化和历史的象征，也就成为土家未来的象征。虎钮錞于如果失去，实质就是土家文化的终结。土司和伍娘都归属于土家山寨，而李安是外乡人，他们基于初夜仪俗的斗争，则不在于感情和仇恨，其深处恰恰是不同文化形态的斗争。土司和伍娘，虽同为土家人，但此时来看，则又具有了不同的象征。伍娘美丽纯洁，特别是在舍巴日中，与神共舞，舍巴日也恰恰是土家人最为隆重的节日，伍娘便成为了土家精神品格活生生的代表，她是哑巴这一点暗示土家民族的隐忍； 覃尧也是土家精神的代表，代表了土家精神中刚健和宽厚，但他又同时象征着土家文化的一些不合理之处，因此矛盾的覃尧正是复合土家文化的体现。因此，当不同价值观、不同文化碰撞时，才有了如此悲壮的故事。归根结底，三人的冲突不过是不同文化冲突的缩影和象征。也正是这样，对于李安这一人物形象，作家并没有予以批判。叶梅思考的，是文化交流频繁、文化碰撞加速的今天，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土家文化将走向何方？ 覃尧的失声正是作家深深的担忧，而覃尧和伍娘之子的失而复得又不能不说是叶梅给出的答案。
三 民俗与原型人物
“原型人物”不等于“人物原型”: 人物原型指的是作家在构思、创作人物形象时所依凭的或者给予作家灵感的生活世界的人物。如鲁迅小说《故乡》中的“闰土”,就是作家以儿时伙伴章闰水这一现实人物为基础，加以艺术化而形成的。原型人物之“原型”来自于原型批评。如果以历史和整体的眼光来看文化与文学，则会发现有一些心理特征、意象、象征、形象等等反复出现在不同时代以及不同地域的艺术形式中，如我国古典艺术中的“月”“菊”“梅”“酒”“琴”“剑”“狐狸”等等。这即是神话 - 原型批评所谓的“原型”.原型批评是西方 20世纪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之一，加拿大着名学者诺思罗普·弗莱可谓是原型批评的集大成者，他所着的《批评的解剖》是原型批评的“圣经”.在弗莱的定义中，原型（ archetype） “是一种可以交流的象征”[6]154,“是一种典型的或反复出现的形象。我说的原型，是指将一首诗与另一首诗联系起来的象征，可 用 以 把 我 们 的 文 学 经 验 统 一 并 整 合 起来”[6]142.按照弗莱的原型的概念及其研究，原型即是上文提到的心理特征、意象、象征、形象、结构等等，“只要它们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具有约定性的语义联想”[7],便可看作是原型。
作为民俗的仪式也可能是一种原型，“因为仪式就在于不断地重复由祖先或神所曾完成过的一种原型行动，所以人类实际上就是在试图利用圣物来赋予人类的甚至是最普遍和最无意义的行动以‘生命'.通过不断地重复，这个行动就与原型一致起来，同时这个行动也就成为永存的了。”[8]
实际上，在弗莱看来，仪式不仅仅是一种原型，而且对文学而言具有本体性的意义。弗莱说： “仪式含有一种动力，总要趋向于纯属循环的叙事……仪式是叙事情节（ mythos） 的原型方面”[6]151 -153,“原型批评家在研究叙事时，是视其为仪式或对人类行动的整体的模仿”[6]150.从民俗来看，作为原型的民俗形式，往往能形成作为原型的人物。
纳西族作家戈阿干的中篇小说《天女湖畔》从人物和故事来看都算不上复杂，主要讲艾丽和阿伊的恋爱。如果小说按这样来读的话，得出的结论至多是： 小说描绘了纳西地区“四化”建设期间的社会生活，歌颂了纳西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民族文学作品在一些批评家那里不受重视，有的批评家甚至将民族文学作品肢解得四零八碎，让读者望而却步，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深入地了解作品的文化背景，忽视了作品中隐藏的文化内涵。如果对东巴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会发现小说有别样的滋味。
纳西族东巴经《崇般崇祚》从故事的层面上讲述了纳西族人的形成、迁徙等事件，大致可归纳为：上古时期，因为人类乱伦触怒了天神，天神降下滔天洪水。英雄从忍利恩（ 纳西语音译，亦译查热丽恩等） 因为事先得神相助，制牛皮鼓得以逃生。然而，世界仅他一人，他找不到伴，人类也将要灭亡。
后来，在一个美丽的山谷，他邂逅了仙女衬红褒白（ 纳西语音译，亦译翠红葆白等） ,两人一见钟情。
之后，从忍利恩经历重重的考验，终于和衬红褒白结为夫妻，繁衍人类，其中的一支就成为了后来的纳西人。[9]
这一对族源的解释或者说神话传说以民间故事的形式广泛存在于纳西地区。
依据这一知识，便能够发现阿伊和艾丽的原型人物正是从忍利恩和衬红褒白。由此观之，艾丽在清澈明亮的天女湖的畅游就不仅仅是对少女美丽青春的展现，也不仅仅是对艾丽渴望爱情的强调。
这实则是一个仪式，重演从忍利恩和衬红褒白的相会及相爱。阿伊和艾丽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提高知识文化也不仅仅展现的是纳西青年的变化，实际上他们被当作了纳西族新的英雄，将引领纳西人民走向新的成功。简言之，阿伊和艾丽是其英雄原型从忍利恩和衬红褒白的现代形象。关于这一点，从作家戈阿干身上也可以找到证据。作为东巴文化研究专家，同时也是诗人和小说家的戈阿干，对这一神话传说不但非常熟悉，而且还以叙事诗的形式进行过重述。[10]因此，在小说《天女湖畔》中作家是有意识地予以参照并设置人物的。通过隐藏仪式的揭示以及与原型人物的联结，小说的意义就不再贫乏，而是隽永而厚重，“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意义和神秘的力量，原因在于，它打开了没有别的任何办法可以打开而且也不可能由他者的设计或者阅读行为可以解释的虚拟世界。”[11]仪式和原型人物成为了打开《天女湖畔》意义场的关键。
总之，少数民族小说作品中，人物有时有其神话原型。作家正是依靠对这一原型的“重现”,将文本世界与民族的神话世界相联系，从而不但使得作品中的人物具有了新的含义，意义整体也变得更加的深刻。同时，民俗在作品中有时并不是直接的、明显的，场面性的呈现仅仅是一个初级的策略。艾丽在天女湖洗浴这一仪式，如果没有相关的文化知识，不细加辨识，便很难揭示。也可以看出，小说中仪式与人物是相互提示、相互深化的关系。对人物有其原型人物这一点的揭示依赖于对隐藏仪式的发现和历时回溯，而对沐浴是仪式的重演这一点的认定也得参照人物及其原型。质言之，仪式可以是原型的一种形式，在文学作品中，可以起到深化人物、深化文本含蕴的作用。
本文聚焦于民俗与少数民族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之关系，可以看到： 民俗具备集体性特征，因而能够在小说中体现某一民族、某一群体的民族精神或者集体性格，也能揭示某一群体的共有特征，如上文分析的巫师的特征； 其次，小说塑造形象，关注个体，民俗孕育下的不同人物或者说人物对某一民俗的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观念，成为了作家塑造人物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成为了表达意义的重要方式； 最后，民俗具有传承性特征，某些民俗会源远流长存在很长的历史时段中，这也就意味着可以从原型的角度讨论民俗。作为原型的仪式将小说与信仰、神话以及口头文学联系起来，使得文本呈现深厚的文化底蕴。
至此，可以肯定地说： 民俗在文本世界中并非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文化饰品，民俗也并非仅仅起到标示地域或民族的作用。这种功能其实只是民俗必然而又最基础的功能，并不需要作家多么精心的设计与构思，因为民俗必然具有地域性。因此，文学研究不应忽视作品中大量的民俗。民俗作为文本意义和集体思维结构的双重载体，不但是一个复杂而需要深入考察的课题，而且是文学与文化研究中一个非常具有价值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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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露丝·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M]. 王 炜，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9 -145.
[3]杨辉麟。 西藏的民俗[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 147 - 214.
[4] 高国藩。 中国巫术史[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9: 675.
[5]马塞尔·莫斯，昂利·于贝尔。 巫术的一般理论 献祭的性质与功能[M]. 杨渝东，等，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6 -39.
[6]诺思罗普·弗莱。 批评的解剖[M]. 陈 慧，等，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7]叶舒宪。 神话-原型批评的理论与实践[M]/ /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导读。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1.
[8]布赖恩·莫里斯。 宗教人类学[M]. 周国黎，译。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2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