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苗文推行工作的回复，用苗文进行母语创作的作品也开始有了一定的发展势头。这些作者及其作品有如：在小说作品方面用苗文发表作品有黄朝明的《IbNgeufBousNyax》（一对银镯）；杨荣军的《UatNyangb》（做媳）和《NgouxRaolHluakRaol》（女村男寨）；王正元的《NgoufNangs》（避雨）；罗有亮的《BouxNghetZaxNzhis》（还情债）；杨中文的《IbDolNenbGeufNdeud》（一个学生）等等。用苗文发表散文作品有熊玉有的《GhangbDebGhuatQeutHlodRangfRangfRuas》（家乡新变化）；黄金山的《MuasNyox》（卖牛）；陶兴福的《MualHlangbNbuas》（买花带）；杨凤华的《IbZoxMitGed》（一条小路）；古秀琼的《IbNdotGed》（一段路）等等。用苗文发表诗歌作品有张元奇的《LobNbetHotUatHmongb》（名字叫苗族）；陶永华的《HmongbNdrongsShendNgoux》（苗岭歌声）；张荣的《HmongbDraobDlatTakMaol》（苗山进行曲）等等。[7]
上述这些作品的发表，大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21世纪的前十年一些报纸、杂志和出版社公开出版的《苗族文学作品选》专辑中。这些刊物如法国苗族人协会编辑出版的苗文杂志：《LIAJLUVCHAWTSAWS》（隼燕栖息之地）、美国苗族社区的苗文杂志：《MooZooTsh-wjxeeb》（重要福音）、泰国苗族编辑的《LIAJLUVXAMOO》（福音快讯）、泰国基督教组织资助编印的苗文杂志：《TsebNplej》（传播）、苗族移居西方国家后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苗族杨道也创办了一份苗文杂志《HaivHmoob》（苗族人）等等；在中国，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南风》、贵州黔东南州民委的《民族文字报》、贵州省民委主办的《贵州民族报》、黔东南州文联主办的《杉乡文学》、贵州丹寨县文化馆的《蜡花报·副刊》、贵州雷山县民委的《民族研究资料》、云南文山州民族语广播电台等等，都曾经给苗族母语文学提供过一定的平台，但仅仅只是昙花一现，进入21世纪后，国外苗文的母语文学已经进入了网络化，而国内的母语文学却因各种原因走向"寿终正寝".
五
国内苗族作家队伍从汉文创作的角度讲，一些着名作家如沈从文、伍略、梁聚五、石启贵、杨汉先等等的确曾经创作过大量的用汉文来表述的文学作品。但迄今为此，国内苗族作家群中由于平台、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原因，能够用苗文作为写作的表达工具的母语创作依然寥寥无几。
纵观苗族母语文学的发展态势，中国及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则在苗文作品的创作上仍旧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究其原因，笔者认为：
（一）中国的所有高校中没有一所高校设立有苗族语言文学学院，国内苗族母语文学人才培养无从谈起
据了解，在国内苗族语言文字的高等教育中，不仅与新疆自治区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西藏自治区的藏族和广西自治区的壮族在当地的高等学校中母语言文字教育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开设情况不可比，就是在内陆地区，与彝族语言文字的高等教育也有着很大的差距，如在四川省的西南民族大学就开设有彝学学院、藏学学院，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学院有彝语言文化学院；贵州省毕节学院也设置有彝学研究院等等。尽管国内有苗族与其它民族联合建立起来的自治州首府所在地都有高等院校，如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凯里学院、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黔南民族师范学院、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吉首大学、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湖北民族学院、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文山学院以及拥有500万苗族人口的贵州省民族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大学等等，都均未设置有"苗族语言文化学院""苗学学院"之类的这样一个培养苗族母语文字的高等教育教学和科研机构。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在云南和贵州地区很多苗族同胞苦于对苗文教育的渴望，自己"包少午"（即"自带干粮"的地方汉语方言）到云南边境地区去找老师学苗文的感人情景。诚然，上述这些自治州高校不仅苗文教育院系的设置是空白，其它民族如侗族、布依族、壮族、土家族等等的类似母语文字教育教学机构的设置也同样是空白！
（二）没有一个供苗族母语文学发表的平台
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当地不仅在公开刊物《凉山文学》《凉山日报·副刊》开设有彝文版供大家发表彝文写作的文学作品，凉山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也开设有彝语广播和彝语专题节目，为彝族母语文学的成长提供了许多广阔的空间。相比之下，国内苗族不仅没有一个用来发表本民族母语文学的公开杂志和报纸，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云南文山自治州为了对中外边境宣传的需要，也开设了"文山苗语广播电台",到如今，该电台不仅人员编制及节目时长减少压缩，而且在对外频率上也进行了"萎缩":广播频率的覆盖面从境外"撤退"回来，无法发挥其喜闻乐见的应有效果。
（三）"国家在场"中没有苗族母语文字培育和发展的一个正规编制机构
所谓"国家在场",通常指的是"国家与市民社会、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国家与民间信仰、国家与宗族等互动关系"[8].同样，一个民族母语文字的发展也需要有"国家在场"这样的政治背景提供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支撑。新中国成立后创制苗文初期，贵州、湖南等省及其所属的苗族自治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并培养使用专职人员苗族语言文字的具体实施工作。然而到了21世纪后的今天，在苗族人口较多的贵州、湖南、云南、广西不仅没有相应的机构开展苗族语言文字工作，就是原有的"民族语文办""民族语文科（室）"等等在苗族语言文字专业人才的配备上也日渐萎缩，对苗族母语文学的推动工作也是步履维艰。
值得关注的是：1955年12月12日经由周恩来总理批准成立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文化事业单位---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中心），其内设机构有蒙古语文室、藏语文室、维吾尔语文室、哈萨克语文室、朝鲜语文室、彝语文室、壮语文室，而中国国内有900多万人口的苗族，至今依旧没有"苗语文室"的一席之地！苗族语言文字何时能够通过"国家在场"有自己的一片辽阔的空间？苗族母语文学的出路在哪里？作为苗族人的"我们",对于未来只能在渺茫中翘首以待！
（四）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发现与被肯定：来自于苗族母语文学的一点微弱希望
苗族人对自己的母语有感情，有自觉保护母语文化的动力，只要有平台就会有能力去发展自己母语文学，其中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抢救、记录与整理就是一个实例。2003年至2008年期间，与我一起在贵州麻山地区做田野调查的合作者杨正江就是通过学会苗文，在笔者部分课题经费的支持下记录到第一手《亚鲁王》的史诗资料，后又由于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等相关工作的需要而得到呈现。首先是《亚鲁王》在2009年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重点项目，并被文化部列为2009年中国文化的重大发现之一，随后被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11年11月，随着第一部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在中华书局的出版问世，2012年2月21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亚鲁王》出版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致信祝贺。《亚鲁王》作为苗族的母语文学给苗族人，也给许多民族文字工作正在走向"下坡路"的少数民族群体带来了希望。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亚鲁王》对研究苗族历史变迁、苗族远古社会的形成、苗族生活习俗和信仰以及苗族历史断代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对推进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发展、填补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长期以来没有英雄史诗的历史性空白而成为中国第四大英雄史诗，在为世界英雄史诗家族增添新的文化元素的过程中，也给苗族母语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与希望。
参考文献：
[1]杨再彪。苗语东部方言土语比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p43-44
[2]吴正彪。黔东方言苗语土语划分问题的再探讨[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p120
[3]李云兵。苗语方言划分遗留问题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p237
[4]石朝江。苗学通论[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p530-540
[5]吴正彪。苗族语言文字的发展状况及苗文推广普及的困境与出路管窥[J].文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p74-75
[6]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毕节地区民族研究所编。中国西部苗族口碑文化资料集成[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p3
[7]熊玉有。苗族文化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p219[8]崔榕。"国家在场"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及发展[J].理论月刊，2010年第9期，p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