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文学，顾名思义就是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来进行文学叙事的创作。在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大部分民族都有自己的本民族母语，有的民族在建国前就已经有了自己通用的母语文字，如维吾尔族、蒙古族、彝族、纳西族、朝鲜族、傣族等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又为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创立了一套以拉丁字母为读音符号的民族文字，同时也对建国前一些旧有文字进行了改造，这些新创文字的民族如苗族、布依族、侗族、壮族、傣族、瑶族等等。正是在这样的民族语言文字背景下，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得到了发展和延续。在此，笔者试以苗族在国内外的母语文学发展现状及其变化趋势为例，就现有的母语文学成果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分析，供有关研究者参考和分享。
苗族是一个拥有1200多万人口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跨境民族。在中国境内，苗族人口已经超过了90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广西、湖南、四川、湖北、重庆、海南等省市自治区；在国外，苗族人口有近300万人，除了分布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外，在西方国家中的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均有苗族人居住。
苗族支系众多、服饰类型多样，苗语的方言、次方言和土语也比较复杂。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不同地方的苗族服饰类型现有200多种。从文化群体的亲属制度的归属共性特点看：分布在各地的苗族就有100多个支系。按照民族语言学家对苗族语言的使用状况划分：苗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语言，在该语族内部又可划分为苗语支和瑶语支，其中海南省的苗族使用的是瑶语支语言；中国内陆地区以及国外的苗族则使用的是苗语黔东方言、川黔滇方言和湘西方言。在苗语的三大方言中，黔东方言和湘西方言内部语音差别较小，只有土语的划分，其中湘西方言分为六个土语[1]、黔东方言分为七个土语[2];川黔滇方言由于内部语音差异较大，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着名民族语言学家李云兵博士的实地调查考证，川黔滇方言的苗语不仅可以划分为川黔滇次方言、惠水次方言、贵阳次方言、麻山次方言、洛泊河次方言、重安江次方言、平塘次方言、滇东北次方言，除洛泊河次方言、重安江次方言和滇东北次方言内部不再有土语划分外，其它几个次方言中，川黔滇次方言内部有三个土语、贵阳次方言有五个土语、惠水次方言有四个土语、麻山次方言有六个土语、平塘次方言有四个土语[3].在这些方言、次方言和土语中，除了平塘次方言东部土语已经面临濒危状况外，其它各地的苗语仍然是苗族社会生活中的主要交际工具。
苗族文字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篆字体文字、湘西方块文字、外国传教士文字和拉丁字母拼音文字等不同阶段"[4].篆字体文字是清代中期之前主要盛行在湖南城步、绥宁和广西交界一带，当时在以城步县为中心的这些苗族地区还以这种篆字体苗文编写教材，并开馆延师招收苗族子弟学习，后因在清代乾隆四年（1739年），湖南、贵州、广西的苗族、侗族、汉族、瑶族等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清斗争，官府在镇压当地民众时收缴到这些苗文书信和通告等无法翻译释读，只得强令禁止，并严惩这种苗文的"知识分子",在此高压手段下苗族的这种篆字体文字才走向消失。这一阶段，我们又可称之为"城步苗文"阶段。
"板塘苗文"是清末苗族歌师石板塘借用汉字的结构符号而创制的方块苗族文字，因石板塘的故居位于湖南省花垣县龙潭镇板塘村，故将此文字称为"板塘苗文".当地苗族秀才还用这种新创文字编写苗歌和苗语剧本，创办苗族歌舞剧团等，这套文字系统一直延续到建国后创制的新苗文所逐渐取代。外国传教士文字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传教士克拉克（SamuelRCLarke）、柏格理（SamuelPollard）和胡托（MaurceHutton）等人先后在中国西南苗族地区传教时为传教工作的需要，在当地苗族人的配合下分别创制的几种不同的苗文符号，这些苗文的符号分别为"框格式苗文"（亦称"柏格里苗文"）和拉丁字母苗文，他们使用这些文字翻译、记录了一些经书，如《新约全书》《马可福音》《马太福音》等，同时也记录翻译了许多苗族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如《开天辟地》和《洪水滔天》等等，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柏格里苗文"阶段。
此外，1949年12月，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这一阶段，一位名叫贝尔泰斯（R·P·Bertrais）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来到老挝北部朗勃拉邦省的苗族聚居区开展传教活动，在当地苗族青年杨英（YajYeeb）、陶福（ThojHwb）和张华（TsabHuas）等人的帮助下，他逐渐学会了苗语，并按这一地区苗族的传统习俗取了一个苗族名"岩保"（Nyiajpov）。为便于传教工作的开展，贝尔泰斯在学习苗语的同时，按法文设计了一套由点横表示声调的简易苗文来记写苗语。1953年3月，贝尔泰斯得知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巴尼（Barney）在老挝川塘东部的苗族村子传教时也创制了一套用数字表示声调的苗文符号，于是便约请巴尼和另一位名叫斯莫莱（Smalley）的美国语言学家以及两位苗族青年共同讨论两种苗文形式的统一问题。同年4月，经过充分讨论后，他们确定了由56个声母、13个韵母和8个声调所组成的统一的苗文方案。这套苗文方案是迄今为止最早的、相对较为完善的拉丁字母拼音文字符号[5].这套苗文至今仍在国内外苗族中广泛使用，大家习惯上称之为"国际苗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应国内广大苗族群众的要求，组织专家在国内各个苗族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调查，通过大量的语料对比分析，形成了黔东方言、湘西方言和川黔滇方言三套拉丁字母文字方案，并改造了滇东北次方言的老苗文。至此，苗族才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字。
二
纵观苗族母语文学的发展历程，由于母语文字使用滞后的原因，清代以前这类作品除了"城步苗文"阶段有一些之外，其它地方有关这方面的文学作品十分稀少。
民国时期，随着"柏格里苗文"在苗族基督教信徒中的普及使用，苗族母语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作品。这一阶段，英国籍传教士张绍桥和张继桥用苗文记录并翻译成英文的当地苗族民间口传史诗、歌谣和故事，如《创造天地歌（Jorkwhichmakeskymakeearthsong）》《洪水滔天歌（Watergrowdelugesong）》《十二姓苗族迁入比诺地歌（TwelveclansMiaofleecomereachYicountrysong）》等200多首（篇）,近200万余字。与此同时，当地信教苗族群众在掌握了这套苗文符号后，也以苗族的母语为表述方式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的《NGAOXGUKZHEBABCHWBDIB（故乡念歌）》、张斐然的《BIBGUKNDUXVAIF（我们是上帝）》和《GUDZHITADHMAOB（我是苗族）》等等。在"板塘苗文"阶段，湘西苗族知识分子石板塘用自己创制的苗文创作了大量的苗语诗歌、散文和剧本，这些作品如《龙潭河》《苗族名人歌》《民国歌》《五洲五种歌》《劝夫妇和睦歌》《辞老歌》等等，其中还包含有大量的苗族母语文论作品。
新中国建立后，这一时间段的苗族母语文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新创苗文的母语文学作品的出现；二是在国外用"国际苗文"创作的母语文学作品。在国内，自1958年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导的新创苗文经过调查论证在川黔滇次方言、黔东方言、湘西方言和滇东北次方言普及使用后，在一些民族自治地方先后开班了苗文学校，培养了一批能够掌握本民族文字的专业人才，一些苗族文人开始使用苗文创作了许多母语文学的诗歌和散文作品，这些苗族母语作家群的代表人物有如贵州的唐春芳、燕宝、今旦、潘光华、陶发贵、杨忠信；云南的王廷芳、王建才、龙德义、王汉章等等；湘西的石启贵、刘自齐等等。在国外的东南亚苗族地区，从20世纪50至70年代期间，由于战争的影响，这时候主要是用"国际苗文"记录整理的一些民间文学作品。
三
经过国家政治背景下各种运动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至今，苗族母语文学才开始有了一个稳定发展的健康成长期。就苗族母语文学的现状而言，从已经编印或公开出版和发表的作品中我们看到，苗族母语文学的作品主要还是以口头文学为主。这些口头文学的体裁和类型有：
（一）苗族的古歌与史诗
建国以来，以《古歌》为名或以《史诗》为名的苗族母语文学成果有田兵编选的《苗族古歌》（1979）、黄平县民委和施秉县民委联合编印的《苗族古歌古词（多卷本）》（1988）、石宗仁翻译整理的《苗族古歌》（1991）、燕宝整理译注的《苗族古歌》（1992）、云南省民族古籍办编的《西部苗族古歌》（1992）、贵州省铜仁地区民族古籍办主编的《武陵苗族古歌》（1994）、古玉林主编的《四川苗族古歌》（1999）、贵州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的《王安江版苗族古歌》、杨照飞编译的《西部苗族古歌》（2010）、由罗鋆、蓝文书和吴正彪三人搜集整理的《苗族古歌（川黔滇方言落北河次方言）》等等。在苗族史诗方面，有如杨正宝、潘光华编的《苗族起义史诗》（1987）、马学良和金旦选编的苗族史诗》、余未人主编的《苗族史诗亚鲁王》（2011）等等。
（二）民间叙事长诗
苗族民间叙事长诗在苗族传统社会生活中较为普遍，但翻译整理并编印成为印刷书籍的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才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这些成果有如唐春芳整理的《仰阿莎》《阿娇与金丹》《阿燕和略刚》（1957）；肖甘牛、覃桂清整理的《哈迈》（1958）；韩绍纲搜集翻译的《召觉诗那和娥扎》（1961）；潘光华编的《贞芙和秀尤》（1983）；刘德荣等搜集整理的《金笛》（1988）；杨远松、杨元龙、张雪梅主编的《阿蓉》（2012）等等。
（三）神辞
苗族的神辞十分丰富，在建国前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36）；湘西苗族石启贵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等都有过相关内容的记录。改革开放前曾经作为"牛鬼蛇神"的内容被长期封禁，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重新认识后才开始抢救记录，这些成果如织金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苗族丧祭》（1991）；魏金才主编《祭魂曲》（1995）；大方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祭祀辞》（1993）；麻勇斌着的《苗族巫辞》（1999）；纳雍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的《纳雍苗族丧祭词》（2003）；云南省民族古籍办编的《苗族指路经（文山卷）》和《苗族指路经（红河卷）》（2005）；石如金搜集翻译的《湘西苗族传统丧葬文化<招魂词>》（2007）；吴晓东搜集翻译的《苗族祭仪"送猪"神辞》（2007）等等。
（四）理辞
理辞是苗族民间伦理道德生活的口传教育"法典",目前已经已经编印或出版的有文经贵、唐才富编译的《苗族理词》（1991）；吴德坤、吴德杰搜集整理翻译的《苗族理辞》（2002）；巴狄熊·勇斌·佧着的《苗族巫事·祀雷》（2002）吴培华、杨文瑞、潘定华收集整理的《贾》（2009）；王凤刚搜集整理译注《苗族贾理》（2009）等等。
（五）议榔辞
议榔辞是苗族民间习惯法的重要"法典",也是苗族社会用于安定日常生活及传统文化规范的特有依据。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声震主编的《融水苗族埋岩古规》（1994）；徐晓光、吴大华、韦宗林、李廷贵着的《苗族习惯法研究》（2000）；石如金搜集整理的《湘西苗族理词》（2010）等等。
（六）散文体故事传说
在苗族母语文学的散文体故事传说中，除了20世纪初由英国传教士与滇东北地区的苗族合作用柏格里老苗文记录搜集并编印了一些苗、英对照的研究资料如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毕节地区民族研究所编的《中国西部苗族口碑文化资料集成》（2007）外，其它的类式母语文学资料大多数都是在建国以后才出版的。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些散文体故事传说有如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威宁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的《ADHMAOBDIBNGAOXBIDDAOFSAIDGEUS》（苗族民间文学选读（滇东北次方言））（1996）；杨永光、王维阳翻译的《苗族民间故事》（1998）；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编的《崽嚷的故事》（1999）；熊玉有、威利斯编译的《苗族机智故事选》（2002）等等。
四
在苗族的母语书面文学中，从作品和作家队伍看，通常还有国内和国外两支苗族母语文学创作和研究队伍。在国外，澳大利亚苗族作家李岩保（NyiajPovLis）于1985年创作并出版了第一部苗族母语书面小说《谁之过）》（VimLeeiTwg），从此拉开了国外苗族母语书面文学创作和形成的序幕。随着李岩保创作的《苦难的生活》（NeeiDaiTaw）、《流泪的生活》（NeejKuaMuag）、《离开亚洲的时候》（ThaumNcaimESxias）等母语文学相继问世，美国也涌现出了一批苗族母语文学作家，这些人如张超（ChouChang）发表的小说《爱姊娶妹》、杨岩（YajNviaj）创作的《被剥夺的爱》（TeiHluasKevSibNyiam,Tej公usTsiTxhobhiam）、美国的苗族作家李哲翔也用苗文创作和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孤儿》等等。泰国苗族玛茨（MaivNtxhi）创作的《回顾》（TigLosNtsia）、法国苗族李查盘夫人（NiamLisTshuaiPhiab）创作的《未选择的爱》（TxujKev印abUasTbiTauXaiv）、俄罗斯老挝苗族留学生侯智（TsimHawi）创作的《有一无二》（IbYuavTsiMuajAob）等小说，除小说外，美国、法国和老挝等国的苗族还创作了不少现代诗歌，如美国苗族熊展凤（Tsav-FoomXyooj）的《为什么得不到你》（VimLiCasTsiTatiKoj）、法国苗族李查盘（LisTshuajPhiab）的《假如我是首领》（KheevKuvYogTusVaj）、《短暂的相遇》（Txu）KevSibNtsibLuvLuv）、《瞬间》（IbPliagXwb）、《致无良心的姑娘》（XaXuvRauTusMuamSiabPhem）、《你是否记得》（KojPuasTse-emNe.）、老挝苗族侯智的《你是谁的女儿》（KojYogLeejTwgTusNt油ais）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