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语言障碍的存在，很多少数民族文学资料没能保存下来，这不但造成了如今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缺乏相应的文献资料，而且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史被汉族文学史一统天下，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中国的文学史观念来源于西方，它是在中西方文化不断地交流与碰撞中出现的。重新书写文学史的过程实质是重新整合本民族文学史的过程，它不仅需要重新对传统文学进行归纳和整理，也需要当今研究者针对传统文学提出自己的观点，但也恰恰因为如此，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才会出现这种非正常化状态，使如今的文学史研究变得残缺不全。虽然上文也列举了一些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但这些少数民族文学却并不能同汉族文学一样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应得的地位，似乎中华民族文学史自诞生的第一天就就没有为少数民族文学准备位置。因为少数民族文学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所以很多文学研究者总是习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汉族文学上，导致现有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很少。
四、精英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必然会出现碰撞、融合，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8],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结果必须依靠精英知识分子才能向外传播，而大部分的精英知识分子都来自汉族。虽然也存在一些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比如人民艺术家---老舍，但是这些少数民族精英知识分子基本都已经被汉化，也就是说这些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被汉族文化所同化，无论是西方话语霸权还是汉语话语霸权，都必须通过精英知识分子来实现。由于精英话语霸权的存在，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长期处于不入流地位，它直接导致了文学研究者忽视少数民族文学的现象出现，使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直处于残缺不全的状态。因而，少数民族作品也很少得以向外传播和发展，在国外的影响力远远低于汉族文学。
精英意识并不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夷夏之辨；二是雅俗之分。纵观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尽管在不同时期出现过"夷夏有别"以及"夷夏一家"的说法，但不管这些观念在什么时间流行，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一种歧视观念。通常情况下，"夷夏一家"观念流行的时期恰恰是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政权时期，而这种观点反映了少数民族希望取得合法地位的想法。可是，汉族却流行着"五胡乱华"的错误观念，所以"夷夏有别"观念是汉族文化话语霸权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压制的反映。事实上，这一观念反映出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汉族政权认为自己建立的政权才是正统的，而少数民族尚未开化，野蛮、落后，因此他们认为少数民族政权不具备合法性。
雅俗之分的观点就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雅俗之分就是对"夷夏之分"的反映，"夷"就是"俗","夏"就是"雅","雅"是历代文人一直追求的境界。无论是"夷夏之辨"还是"雅俗之分",共同束缚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使其长期处于被压抑的地位，而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优秀代表，如《格萨尔王传》、《乌古斯传》等一直处于汉族文学的压迫之下。关于这一点，现代文学研究中尤为突出，新文学自出现的第一天起就被赋予了强烈的精英意识，而中国的新文学更是一直没有停止过雅俗之争。
新文学出现之后，首先要为自己争取一个合法的地位，而一直被人们看做俗文学代表的"新鸳鸯蝴蝶派"便成为了第一个目标。如果以市民的角度来评价"新鸳鸯蝴蝶派",它是一种真实的市民生活反映，能够体现现代市民生活的情趣，因而能够被广大市民所认可，与市民审美情趣相符合，并且中国新文学在成立之初也引入了西方市民文学，周作人、林语堂都曾经借鉴过。新文学需要将一切休闲的文学、带有封建性的文学列入打击的范围，所以"新鸳鸯蝴蝶派"被强行划入非法的范围，可是"新鸳鸯蝴蝶派"在市民中间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影响，仍然受到广大市民的热捧。正是因为如此，王德威发表观点说，中国新文学从晚清时候起才开始具备现代性，而"新鸳鸯蝴蝶派"是俗文学开始的标志。无论中国新文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具有现代性，"新鸳鸯蝴蝶派"一直处于精英知识分子的操控之下是毫无疑问的，而少数民族文学的地位和发展命运更是不言而喻。
另外，少数民族文学处于精英话语霸权之下还通过旁观者猎奇的眼光反映出来，这种旁观者的眼光非但不能正确认识少数民族文学，甚至有可能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解造成偏差。[9]
汉族通常以旁观者的态度来看待少数民族，汉族人民对"敖包相会"的理解就非常典型。通常，提到敖包，汉人更容易想到美丽的蒙古姑娘同自己心爱的人相会的场景，很自然以为敖包是青年男女约会的地方，这其实是对敖包的一种错误理解。[10]
在古代，敖包是一种圆形建筑物，是由石块、泥土以及柳条等堆积而成，一般建在明显的地方，如路口、湖畔、山顶等，主要用来供奉神灵，逐渐才发展成为人们集会放松的地方。所以，汉人们想当然以为敖包是青年男女约会的场所是不正确的，这种错误认识直接反映出汉人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以观赏的眼光来看待少数民族。通过以上论述不难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带着一种民族偏见去看待少数民族文学，这直接导致少数民族文学处于被精英知识分子控制的话语霸权之下，这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同时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
结语
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每一次民族融合之后都会随后出现文学的繁荣，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民族大融合，文学自觉性产生，而且还出现了很多新的文体，而那时候的优秀文学作品也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盛唐时期也出现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不仅政治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而且文学也欣欣向荣，进入中国文学史的巅峰时期。另外，汉族文化之所以能够呈现出如此繁荣的景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汉族文学吸收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先进成分，如元代戏曲非常繁荣就能证明这一点。所以说，要想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透彻的研究并推广，一方面要遏制西方和汉民族文化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还要破除类似的精英文化霸权话语。繁荣的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是一种补充，既有利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又能加快中国文学进入世界的脚步，无论从理论方面来看，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它对于中国文学话语的重建都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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