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的整体发展态势
新世纪以来，伴随 “政治场”、 “经济场”、“文学场”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力的逐步调整，全国范围内各种形式的文学评奖如繁花般竞放，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也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
邵燕君在其着作 《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中，论及当代文学评奖时，将其主要划分为政府奖和民间奖。[1]汪政、谢有顺等学者在反思新世纪文学发展的《多元博弈的文学评奖》一文中，也将新世纪全国的文学评奖依奖项设立者的性质，划分为政府奖和民间奖。[2]如果借此划分标准概观新世纪全国的文学评奖可见： 在政府评奖活动之外，民间评奖活动竞相涌现。
政府举办的文学奖主要有： 国家级文学奖和地方级文学奖两大类。中国作协主办的全国性文学评奖是国家级政府奖的典型代表，其中比较重要的奖项有 1982 年设立的 “茅盾文学奖”、1998 年设立的 “鲁迅文学奖”、1981 年设立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 “骏马奖”、1986 年设立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等。地方作协主办的文学评奖是地方政府级文学奖的主阵地，北京市老舍文艺奖、天津市青年作家创作奖、吉林作协的“吉林文学奖”、陕西作协的 “柳青文学奖”等是代表。作家协会属政府直接领导的文艺机构，各级作协主办的文学奖自然具有政府奖的特征。
除政府机构主办的文学评奖外，近年来各种形式的民间文学评奖不断涌现，其中以文学期刊、出版社、民间团体、网站等机构举办的评奖较为常见。随着文学网站的升温，民间网络文学评奖也逐渐兴起。形形色色的民间评奖，反映出当前文学评奖的类型正在朝多元化发展。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评奖比起 20 世纪末期明显增多，由各级作协、各种学会、各种期刊等组织分别主办或合作举办的文学奖名目颇多，为了便于宏观把握，笔者据奖项主办者的不同也大致将其划分为政府奖与民间奖。少数民族文学的政府奖主要可分两种，一为中国作协主办的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奖，二为地方政府及作协主办的地方级少数民族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的民间奖也主要有两种，一为少数民族文学刊物等主办的期刊奖，二为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等民间组织主办的特定族群文学奖。
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 “骏马奖”,是并列“茅盾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的政府大奖。
“骏马奖”于 1981 年举办首届，新世纪已经举办四届，少数民族作家多以获此奖作为个人文学道路的标志性成果。地方政府及作协主办的地方级少数民族文学奖主要在湖北、贵州、广西、黑龙江、四川、甘肃、重庆等地区举办。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学奖为新世纪以来首次开设，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学奖，在新世纪实现中断多年后的复颁。显然，新世纪以来不同级别的少数民族文学政府奖竞相涌现。
新世纪，民间少数民族文学奖也逐步开始繁荣。民间奖中的期刊奖，以 《民族文学》、 《章恰尔》、 《延边文学》等刊物为代表。虽然这些刊物有的隶属于作协，但是期刊奖的评奖主办机构不是政府部门，奖项不属于政府奖序列，因此笔者将其纳入民间奖的范畴。《民族文学》原是少数民族文学汉语期刊，该刊经常举办所刊作品的评奖，2009 年该刊新办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等版，将期刊作品奖的评选范围由汉文版扩展到蒙古文等多个语种的版本。《章恰尔》举办的藏文 “章恰尔文学奖”, 《延边文学》举办的朝鲜文 “尹东柱文学奖”等都创办于 20 世纪末期，新世纪以来这些期刊奖活力依旧。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等民间组织，也经常举办特定少数民族族群的文学奖。侗族文学学会 2000 年主办全国侗族文学 “鼓楼奖”和 “风雨桥”奖，壮族作家创作促进会 2005 年主办壮文文学奖。另外，少数民族的网络文学评奖也在萌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北门外”网站在 2003 年以来连办几次网络文学赛，新疆 “亚心网”2009 年也举办“亚心杯”网络诗歌大赛。
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合作评奖，是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的特征之一。“朵日纳”文学奖由政府主管的内蒙古文联与民间团体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等合办，第 16 届维吾尔语 “汗腾格里”文学奖由新疆作家协会、民族出版社、《民族文学》杂志社等多种组织合办。2014 年，首届 “阿克塞”哈萨克族文学奖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和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由之可见，虽然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出现政府奖和民间奖的并立，但尚未形成界限分明的政府奖与民间奖的二元分立格局。
历时地梳理少数民族文学奖的发展态势，可以发现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国家级政府奖获奖者正在锐减，地方级政府奖和民间奖的获奖者正在递增。1981 年全国首届骏马奖评选时，共评出 11 大类的 141 项奖，截止 20 世纪末，各届骏马奖均保持 60 篇以上的获奖篇目，地方级政府奖和民间奖在 20 世纪末期设置较少，仅有广西等个别省区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作家获奖。新世纪以来，第七届骏马奖获奖者有 55 人，到2012 年的第十届，获奖者数锐减到 6 大类 29人。然而，新设置的地方政府级少数民族文学奖及民间少数民族文学奖却开始大量涌现，湖北、黑龙江、重庆、贵州等省区新设少数民族文学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侗族分会、壮族作家创作促进会等民间组织新办了侗族、壮族的文学奖。显然，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奖的发展趋势是： 国家政府奖规模大幅缩减，地方政府奖和民间组织奖规模渐趋扩大，由国家奖到地方奖和民间奖的评奖体系呈现金字塔式的良性分布态势。
简言之，在新世纪政府奖与民间奖竞相繁荣的全国文学评奖格局中，少数民族文学评奖整体发展态势是： 政府奖与民间奖并立，但尚未形成界限分明的两奖分立，国家级奖项的规模正在缩减，地方级奖项及民间奖正在增加。
二、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的外部影响
因素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的外部影响因素，就是除文学文本以外的影响评奖的因素。这类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 市场力量对少数民族文学评奖机制的渗透，评奖主办机构提出的某些特殊的评奖导向。
正如张冬梅所说，市场力量所主导的市场意识形态的出现，“导致了对文学的裁决评判权力逐渐 向 市 场、传 媒 以 及 读 者 大 众 手 中 的 转移”.[3]市场力量对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商家赞助评奖、读者参与评奖、媒体影响评奖。
商家赞助评奖。商家赞助文学评奖，是市场背景下文学评奖机构和商家最简单且最直接的双赢式合作。2001 年至 2003 年 《民族文学》就与龙虎山风景区共同举办三届 “龙虎山杯文学新人奖”,奖励在该刊上涌现出的新人新作， “使文学 事 业 的 繁 荣 和 旅 游 经 济 的 发 展 相 互 促进”.[4]除 《民族文学》评奖受商家赞助外，还有冠名 “金诃藏药”杯的第五届章恰尔文学奖，冠名 “藏地饰界”杯的第七届章恰尔文学奖等。
商家赞助的不仅有民间奖，政府奖中也出现商家的影子。内蒙古文联主办的 “朵日纳文学奖”,就由鄂尔多斯东方路桥集团赞助。作为政府奖典型代表的 “骏马奖”,对商家赞助评奖的态度也出现微妙变化。细究新世纪 “骏马奖”的评选条例，2002 年第七届 “骏马奖”规定评奖经费“由中国作协、国家民委共同承担”;[5]2008 年第九届 “骏马奖”规定评奖经费 “由中国作家协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拨款及吸收社会赞助的方式解决”;[6]2012 年第十届 “骏马奖” 则规定，评奖经费 “由中国作家协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筹措。欢迎企业、团体、个人予以赞助”.[7]读者参与评奖。匈牙利学者阿诺德·豪泽尔论及市场经济下读者之于文学的重要性时曾说，在文学市场中的读者不再是一个本体范畴，而是一个功能性范畴，能够左右文学市场的冷热起落。[8]
重视读者的阅读兴趣，奖励能吸引读者的精品文章，让读者参与评奖，正是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的一大变化。2011 年 《民族文学》年度奖打出了 “金杯银杯不如读者的口碑”的旗号，力求 “把编者、专家、读者三种评判统一起来，最大限度地反映读者意愿”,[9]并且在奖项评选中增设了读者投票渠道。第七届 “骏马奖”在推选备选篇目时规定， “在评选过程中，可 适 当 召 开 读 者 座 谈 会，听 取 读 者 意见”.[5]到第十届 “骏马奖”评选时，参评作品和名单向社会公示，初选作品和名单向社会公示，以便接受读者监督。各种类型的文学评奖能不约而同地重视读者意愿，这无疑缘于读者对文学市场冷热起伏的影响力。显然，市场经济推动了文学评奖权力部分地向读者手中转移。
媒体影响评奖。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中媒体关注度对作品的获奖有影响，拥有一定媒体关注度的作品常被不同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学奖追捧。评奖中常见的一种现象是： 作品获其他文学奖后又获少数民族文学奖，获国家奖后又获地方奖，演电视剧后又获文学奖。2000 年仫佬族作家鬼子的小说 《被雨淋湿的河》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后，2002 年该作又获得第七届 “骏马奖”.2008 年苗族作家杨秀武的诗集 《巴国俪歌》获第九届 “骏马奖”,2009 年该作又获第三届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特别奖”.2009 年甘肃少数民族文学奖特设荣誉奖，奖励获全国“鲁迅文学奖”的娜夜，获全国 “骏马奖”的汪良玉，获甘肃敦煌文艺奖的尕藏才旦。满族作家关仁山 2002 年 11 月完成了小说 《天高地厚》，2003 年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上演，2005 年小说获得第八届 “骏马奖”.2006 年满族作家陈玉谦的小说 《插树岭》 改编为电视剧上演，2010 年该作获第三届黑龙江少数民族文学奖。
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的获奖作品中屡次出现已获其他文学奖的作品和已改编成电视剧的作品，固然有这些作品艺术水准高人一筹的原因，但是这些作品的媒体关注度较高，也应该是作品屡次获奖的原因。
新世纪以来，文学评奖主办机构基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特性，提出某些特殊的评奖导向，这也是影响文学评奖的重要因素。这种特殊的导向主要有，扶植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创作，垂青用民族母语写作的文学作品。
新世纪以来的第七届、第十届 “骏马奖”评选标准中明确提出，扶植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创作。第九届 “骏马奖”还特设人口较少民族特别奖，第九届 “骏马奖”评委言及此评奖变化时就曾说，特设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特别奖，是在落实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扶持政策，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协也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在55 个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少民族有 22 个，中国少数民族近乎有 “半壁江山”属于人口较少民族，“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方面”.[10]除 “骏马奖”外，2008 年举办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 “花山奖”和 2012 年举办的贵州少数民族文学 “山花奖”等都设立 “人口较少民族特别奖”.垂青用民族母语写作的文学作品，更是新世纪多项少数民族文学奖的显着特色。少数民族文学重要刊物 《民族文学》，大幅扩刊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多语种版本，并在年度评奖中专设不同语种的母语写作奖。甘肃、贵州等地的少数民族文学奖设立了母语写作奖，广西设立壮文文学奖，内蒙古的“朵日纳文学奖”也奖励蒙古文写作。显然，母语写作得到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的特意扶植。
概观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的外部影响因素，市场经济固然使商家、读者、媒体等力量影响文学评奖，但是评奖机构具有少数民族文学特性的评奖导向，也是左右文学评奖的重要力量。
三、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的内部评价标准
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的内部评价标准，就是文学文本的评价标准。如果我们通读文学评奖的获奖文本，就可以大致把握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对作品文本的评价标准。
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可以说是推出少数民族文学经典作品的重要平台。西方学者哈罗德·布鲁姆、佛克马、艾略特等人对文学经典的标准都有论及，中国学者南帆综合中外文学经典的标准提出，文学经典有纵横两个衡量轴，“纵轴的衡量指向了过去，指向了雄厚的文学积累，……横轴的衡量是共时的，与周围的文化气氛相互呼应，热 衷 于 收 集 时 代 画 卷 在 文 学 之 中 的 回响”.[11]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的作品评价标准也可以说有纵、横两个向度，纵向指向文本对传统文化脉流的承续，横向指向文本对时代脉动的反映。
综观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奖，要求获奖文本承续的文化脉流主要有三支： 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外国优秀文化、民族优秀文化。前两种文化脉流是当今中国各类文学评奖中普遍推崇的，继承民族优秀文化则是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特殊性的体现。继承民族优秀文化，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常指某族文学的民族性体现。自 1949 年茅盾先生提出 “少数民族文学”,如何体现民族性的问题一直在少数民族作家的笔端纠结。体现民族性的问题，常与文化属性问题交织在一起。学界对文化属性的认识曾有，原生固定的文化属性观，变动建构的文化属性观等。刘小新认为，文化属性在两个向度上展开，历史之维上维护族群始源文化情感，现实之维上立足以始源为起点的创造性重塑。[12]
伴随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少数民族的文化属性应该是历史之维与现实之维的合力塑造。
少数民族文学文本呈现的民族性，也应该是族群始源情感与创造性重塑并生的民族性。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各种评奖中，倡导继承民族优秀文化，反映民族特色，同时还提出要继承中外优秀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此。具体从评奖的获奖文本看，既有蒙古族白金声的 《阿思根将军》、东乡族了一容的 《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普米族曹翔的 《家乡的泸沽湖》等民族特色相当鲜明的文本获奖； 又有仫佬族鬼子的 《被雨淋湿的河》、布依族潘灵的 《泥太阳》等民族特色不太明显的文本获奖。由之可见，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在文学文本承续文化脉流方面，倡导少数民族作家拥有广阔的文化视域，能多渠道承续中外文化脉流。换句话说，能立足民族文化而又不局限于民族文化，能从多角度审视民族文化的转型，正是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倡导的评价标准之一。
就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对文本反映时代脉动的要求而言，各类评奖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表述是：反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各民族的新生活和新变化、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反映各民族在改革开放中新生活、新变化。也就是说，时代进程中少数民族的新生精神姿态，应该是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的关注点所在。从已有的评奖看，关注文本所体现的新生精神姿态，主要集中在三点： 生态环境的忧患、底层关怀的温情、民族文化的沉思。
生态环境的忧患。近年来，人类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尤其是少数民族与自然生态联系紧密的生存方式受到空前威胁，表达民族生态环境忧患意识的作品得到评奖者的关注。仡佬族女作家王华的长篇小说 《雪豆》获第九届 “骏马奖”,作品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烟尘笼罩的桥溪庄的悲惨故事，村民们寄予美好希望的厂房实际上是毁灭他们的罪魁祸首，作品充分表达了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对人类生态环境的忧虑。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的 《大漠狼孩》、《银狐》分获第七届、第九届 “骏马奖”,长篇小说 《狼与狐》获首届内蒙古 “朵日纳”文学奖。郭雪波长期关注人与自然的主题，他将具有忧患意识的目光投向那令人深深依恋却又深深痛苦的草原，“抒写在沙化的土地上各种生命的生存状况和生态危机，深刻表现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13]此外，获第九届 “骏马奖”的散文集 《星光下的乌拉金》，获“朵日纳” 文学奖的小说 《犭 （ quǎn） 罕》、《一个人的戈壁》，获 2010 年 《民族文学》年度奖的 《从狼谷来》等，都怀着忧患意识思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底层关怀的温情。新世纪以来底层写作在中国文坛引起广泛关注，然而因为创作者与底层生活的隔膜，过度渲染苦难史和沉迷揭露阴暗面的底层写作也饱受诟病。少数民族作家大多生活于边远地区，他们更接近底层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底层写作往往内含温性的悲悯，焕发着人性的正能量。这类具有底层关怀温情的作品，得到各类评奖的关注。回族作家石舒清的小说集 《伏天》获第八届 “骏马奖”,石舒清这部小说集对底层人物命运的抒写，使我们触及底层人为苦难而挣扎的生命实态。《虚日》中二奶奶与她的 “苕兄弟”, 《一个女人的断记》中的郝丽彻母子，《声音》中摔断了腿的尕嘴老汉，这些人无一不是社会弱者，作者描绘他们窘迫无依的苦难生活，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他们生存状态的温情关怀。仫佬族作家鬼子的 《被雨淋湿的河》获第七届 “骏马奖”,作品中的陈晓雷身处农村底层社会，他面对生存困境起初采取了反抗，最终难逃悲惨的命运。作家直面底层现实，“以其特有的深沉和悲悯将众多底层人物所遭受 的 苦 难 给 予 了 严 肃 的 关 注 和 温 暖 的 慰藉”.[14]
获重庆少数民族文学奖的苗族作家第代着冬的小说 《灵雀》，其叙述紧紧围绕银匠苏柏度如何打制出传说中的银饰 “灵雀”这个主题，展现了底层人物坚韧的生命力。彝族倮伍拉且的《深山信使王顺友》获第九届 “骏马奖”,故事中的苗族乡村邮递员王顺友 20 年如一日，走孤独而寂寞的送邮路上，这个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感动读者的正是他身上焕发的人性正能量。
民族文化的沉思。少数民族多拥有精彩纷呈的民族文化，长期以来民族风情展示是少数民族作家的描写重点。不过，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受外来文化冲击，由忧虑民族文化精神消逝，进而沉思民族文化前行之路，已成为作家们更加关注的话题。沉思民族文化前行之路的作品，也得到评奖者的垂青。柯尔克孜族作家沙坎·玉买尔获第八届“骏马奖”的小说 《光辉的路程》，描述了柯尔克孜族思想活跃的年轻一代，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勇敢向传统婚姻观挑战，同时又为此而感到痛苦、困惑，小说反映的是柯尔克孜族年轻一代的思想变迁，沉思的是柯尔克孜族文化未来的前行之路。哈萨克族女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第九届“骏马奖”获奖作品 《黑马归去》，以一个哈萨克族人特有的眼光，通过描写一匹 “黑马”的归去，“完成了民族文化灵魂的祭奠。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失守、民族文化传统的动摇发出了直逼心灵的拷问”.[15]还有，用蒙古文写作的 2010 年 “朵日纳”文学奖获奖作品《山间草地》反映出草原牧民的现实困境，展示了人物内心的彷徨和忧虑，体现了作家对牧民文化发展困境的思考。壮族作家黄佩华获广西“花山奖”的作品 《杀牛坪》，同样反映作家对牛轭寨村的民族文化发展的思考。
从整体上看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的内部评价标准，评奖要求获奖文本： 能纵向吸取多种文化资源，多角度审视民族文化的转型，同时又横向贴近时代变革中少数民族的生存实态，进而反映少数民族新生的精神姿态。
四、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的未来发展走向
作为阶段性的审视，新世纪前十几年的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已尘埃落定，未来的少数民族文学评奖该如何定位，才能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呢？ 笔者以为： 提高奖项的艺术水准，体现奖项特色，调整奖项设置，拓展奖项的社会影响力是可行之径。
提高奖项的艺术水准，就是从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方面提高要求，不要因为想扶植少数民族题材而降低获奖作品的艺术水准门槛。以往的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常因考虑作家的民族身份和倡导作品的民族题材，降低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要求，长此以往会在少数民族文学的表面繁荣之下，助长其整体低水平徘徊不前的态势。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只有在倡导作家表现民族题材的同时，严把获奖作品的艺术水准门槛，才有助于少数民族作家尽快成长。如果以获 “诺贝尔文学奖”的少数族裔作家为例，以色列作家撒母尔·约瑟夫·阿格农于1966 年获奖，其授奖词是，作家创作中具有深刻而独特的叙述技巧，并“以犹太民族的生命汲取主题”,[16]1988 年获奖的埃及纳吉布·马哈富兹的授奖词是，他的作品通过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17]还有，1993 年获奖的美国非裔黑人作家托尼·莫里森等，他们的作品都在扎根民族文化的同时，体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必须摒弃为营造各民族文学共同繁荣局面而依作家民族身份去“凑奖”的评奖方式，要敢于建立宁缺毋滥的评奖机制，要严把获奖作品的艺术水准关，这样才有助于少数民族作家走向更广阔的文学舞台。
体现奖项特色，就是少数民族文学评奖要体现奖励优秀作品和扶植稀有作品并重的特色。新世纪以来，第九届 “骏马奖”设置了人口较少民族特别奖，甘肃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奖等设置了母语创作奖。但是，第十届 “骏马奖”评选时人口较少民族特别奖消失了。人口较少民族特别奖和母语创作奖，对人口较少民族和特殊语种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以往文学评奖中常见汉语写作的部分少数民族作家既获 “茅盾奖”、“鲁迅奖”又获 “骏马奖”的情形，那些非汉语写作的作家往往很少露头。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自然会被众多奖项簇拥，而人口较少民族的、母语创作的作家只有通过少数民族文学评奖才能走向前台。少数民族文学评奖要有特色，就应坚持奖励优秀作品和扶植稀有作品并重的原则，特别需要把扶植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品和母语写作的作品作为评奖的一大特色彰显。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奖励优秀作品和扶植稀有作品并重的原则与提高奖项艺术水准的原则是可以同举的。
基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实际，人口较少民族的、母语写作的稀有作品一定要在评奖中扶植，这对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繁荣会起重要作用，但文学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民族的作品在评奖中一定要提高艺术水准要求。特别是，在奖项设置上一定把奖励优秀和扶植稀有区别设置。奖励优秀的数量要有控制，要让获奖的作家感到获取优秀的难度。扶植稀有的数量更要严格控制，要让被扶植作家感受鼓舞的同时明白自己作品与优秀作品之间的差距。
调整奖项设置，就是增设网络文学奖和译作奖。目前，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的奖项有： 小说奖、诗歌奖、散文奖、报告文学奖、理论评论奖、母语翻译奖等。增设网络文学奖，是基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新动向。新世纪以来新疆已成功举办几届网络文学赛，如今已有 《民族文学》、《回族文学》、《花的原野》等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创立了网络版，苗族在线 、 锡 伯 人 论 坛 等多家网站设有少数民族文学论坛，藏族刚杰·索木东、鄂温克族乌娜姬等一批少数民族作家活跃于网络空间。少数民族文学的网络写作已悄然兴起，增设网络文学奖能体现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新动向。增设少数民族作品译作奖，是为了推动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尽快走向国际文坛。 “骏马奖”的资深评委尹汉胤认为，“世界范围内少数族裔的文学作品已逐渐融入世界文学主流”.[10]推动中国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世界文坛已势在必行。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奖中当前设有母语译成汉语、汉语译成母语的奖项，未来还应设立少数民族作品译成英语等外语的奖项。这一奖项的参评者可以考虑不受民族和国别限制，以便吸纳更多的高水平的翻译者，通过翻译评奖加快少数民族作品迈向国际文坛的步伐。
拓展奖项的社会影响力，就是把文学评奖作为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进入市场的平台，以便使获奖作品能够引起更多读者的关注。杨剑龙认为，评奖可 “打破学院式的、作家协会式的单一评奖方式，建构多样性的评奖机制”.[18]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可尝试奖项评选和市场推介相结合，奖项评委会负责严格把控作品的艺术质量，奖项运营团队负责获奖作品的市场推介，两者分开运行，在确保市场运作不影响评奖公正性的前提下，推动获奖作品尽快进入市场，获得更多读者的关注，这将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未来发展。2010 年 《小说选刊》曾和某文化公司合办全国小说评奖，评委会负责作品评选，文化公司负责奖项的策划和推介，该奖的举办就是在探索拓展文学评奖社会影响力的路径。少数民族文学未来的评奖，可以考虑把文学评奖办成少数民族文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作为核心活动的文学评奖由文学界的奖项评选委员会来把关，作为拓展活动，文学作品推介可以由文化出版公司等来策划举办。核心活动和拓展活动相结合，以有效提升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的社会影响力。
总之，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尚处在动态发展变化中，期待未来的少数民族文学评奖能在推出文学精品的同时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的进一步繁荣。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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