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达以宗教口吻描述了一个大家庭的凄美动人的故事，回族玉器匠人梁亦清的玉器作坊奇珍斋的沉浮和兴衰，梁家三代人不同的命运变迁使得这部小说充满沉重的悲伤之感。书中的主要人物韩子奇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宗教背景中，即回族的穆斯林家族中，人物生活的环境又兼具错综复杂的时代感，韩子奇一生跌宕起伏的遭遇令人唏嘘。环境是造就人物的重要因素，在宗教文化和华夏文化的冲突中，在道德和情感的矛盾之中，人物生活的环境就注定了其不可逆转的悲剧命运。本文意在从命运、性格、社会背景三方面来分析分析韩子奇的悲剧色彩。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越有价值越让人感到美好的东西，破灭之时带来的沉重感也就越强烈，这种震撼灵魂的悲剧色彩就越值得我们去反复探究与回味。
一命运悲剧不可抵抗
作为书中的主角，韩子奇的形象十分典型，颇具张力，他的人生开始于谜一样的身世，韩子奇是一个不知父母的孤儿，他被吐罗耶定巴巴收养，一路云游，目的地便是圣城麦加，可是他中途停下，与玉结缘，彻底地被玉俘虏，留在了京城“玉器梁”的奇珍斋中，成为了玉器匠人梁亦清的正式徒弟，经过三年时光的洗礼，韩子奇从一个学徒成长为技艺卓绝的玉器匠人，而他的师父，勤劳执着的梁亦清却因为劳累倒在了水凳上，随之倒下的是“玉器梁”的手艺和奇珍斋。当梁家的支柱倒下时，韩子奇没有患难与共，他出人意料地投身于对手之门，担负着背信弃义的骂名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完成师父的夙愿，亦是在打磨自己技艺的同时学习蒲昌寿的经营之道，并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韩子奇以一个流浪儿的身份继承了穆斯林玉器世家，以小说发展形式来看他似乎应该有成功完满的人生，而这种完满的人生则是命运悲剧的根本，因此当他重新回到师门之时，他人生中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就此开启。
重振奇珍斋，成为了炙手可热的“玉王”，他爱玉、琢玉、卖玉、护玉、守玉，视玉如命。十年间，韩子奇在事业上、精神上压垮、超过了对头，并在琢玉技艺的基础上开始了自己的赏玉、藏玉、卖玉的道路。韩子奇继承了师父梁亦清的高超技艺和善良品格，却又比师父更懂得玉的历史和价值。
之后，他将玉魔老人的藏玉之所“博雅”宅邸买下，进一步推动了他在事业上的发展。在“览玉盛会”上，韩子奇以其珍奇、广博的收藏大获全胜，他获得了“玉王”称号，奇珍斋已名冠北京玉器行，他创造了京城玉器行的神话。这十年是他事业的巅峰时期，他实现了自己毕生的梦想，这不禁使人想到，当初放弃去圣城麦加的选择是正确的。然而，正当这一切都如期般美好时，突如其来的日本侵略战争给他带来了致命的打击。眼看着毕生的心血就要付之一炬，韩子奇太惧怕“玉石俱焚”这样的结果，于是，他选择了离妻别子，抛下现在生活的一切，带着他的收藏远赴英国。在伦敦展示“古老的中国文明”，但是，侵略者的炮火同样开向了西方，伦敦同样遭难，他的事业没有再度辉煌。从这时开始，他为之付出全部心血、引以为傲的事业渐渐地走向了作者事先安排的结局。又是一个十年，韩子奇放不下心中的奇珍斋，再次返回故土。而等待他的是又一个打击，由于韩太太一次错误的决定，奇珍斋在纷乱的战火中倒闭，被他的对头取而代之。十年来让他魂牵梦萦、归心似箭的奇珍斋倒下了，他所面对的是深深的耻辱和颓废，在京城玉器行当中名噪一时的“玉王”废黜了，曾经的辉煌终究是崩塌。
新中国建立，随之而来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韩子奇苦守了一生的玉被红卫兵拉走了。这时他想起亨特先生曾对他说过的话，再有价值的珠宝、美玉，转瞬之间即可易主，在历史的长河上，这些举世无双的宝贝就是这样在人们手中来来回回，每一个收藏者都想永远地拥有它们，为了这个获得这个权利而去抬高价格，互相争夺。可事实呢?
谁都不可能是永远的主人，仅仅只是一个暂时的守护者。
玉寿千年，人生几何?韩子奇事业上的大起大落，充满了慷慨与悲壮，从一个操着“南腔北调”口音的孤儿成长为一代“玉王”，又经历了侵略战争、文化大革命个人无法逆转的动荡。情感的失落、玉的失去、理想的破灭，使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哀。这些悲剧应该说是有多种角度的成因，不论从哪个角度去分析，无论是战争还是“文化大革命”，都不是他个人能左右的，这只能说是命运所造就了一切。
二性格悲剧无法超脱
亚里士多德提出:“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性格的重要性占第二位。”韩子奇性格的悲剧源于开始的谎言，他是一个汉人，欺骗了吐罗耶定巴巴，欺骗了梁亦清，欺骗了所有人，无父无母，身世无从知晓，自然无法知晓他的民族，但是他又是一个穆斯林，遵守穆斯林的教义，他不是以穆斯林的身份出生，却是以穆斯林的身份而死。韩子奇在弥留之时与梁君璧道出了自己的秘密，说出了背负了一生的谎言，他一直想说而又不敢说，惧怕真相大白而一生备受煎熬，以至于他自己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这充分地表现了他性格中极其懦弱的一面。韩子奇选择了世人眼中理想的和谐婚姻，因为同样的重振奇珍斋的希望，顺其自然地与梁君璧组成了家庭，他骨子里是保守而传统的，在他眼里，婚姻应该是“柴米油盐”和“生儿育女”。而当战争开始时，他又为了自己的事业抛下妻子远赴英国，这是一个自私的丈夫。而之后他辜负留守在家的妻子与梁冰玉发生的不伦之恋，在一个远离故土的崭新环境中，现代与传统的冲击下，他也终究没能免俗，冲破了道德和信仰的约束，为自己、梁君璧、梁冰玉还有孩子们的悲剧埋下了苦情的种子。韩子奇冲破藩篱之后并没有获得幸福，道德的谴责让他始终不断地想要为心灵求得救赎与解脱。而最终回归家庭的选择又表现出深深的无奈。理智与情感的博弈中，婚姻与爱情，他都没有守护好，只留有后半生的不甘，痛苦与悔恨。这是他性格中十分懦弱可悲的一面，但是韩子奇的人生经历也表现出性格极为坚强隐忍的一面，一个历尽千辛万苦走在朝圣路上的孤儿，下定决心后苦练琢玉技艺，忍辱负重在蒲级昌门下做学徒三载，苦心学艺只为重振奇珍斋，这样一个勇敢坚韧的韩子奇却又在之后表现得畏畏缩缩，优柔寡断。在这样矛盾挣扎的心态下，韩子奇多元化的性格使得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苦痛与悲伤更加真切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三背景环境不可消融
恩格斯主张在社会现实生活领域谈悲剧冲突。《穆斯林的葬礼》这部小说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除了日本侵略战争以外，还有民族宗教这样一个贯穿始终的叙事背景。《穆斯林的葬礼》的作者霍达出生于珠玉世家，回族，成长环境的特殊使得作者在塑造小说时加以民族宗教的背景。回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表现出强烈的特殊性，既保持着自身虔诚的信仰，又坚守着本民族血统的纯净。主人公韩子奇所生存的背景既拥有双重文化的参照又兼具穆斯林民族独立的特点。霍达花了大量的篇幅去塑造这样的情节，梁亦清一家几代人都恪守着回民的生活习惯———信真主、不吃猪肉，不允许跟汉人通婚等。梁家收留韩子奇的大前提是:他跟着吐罗耶定巴巴一路念着真经、带着“伊玛尼”而来。
小说值得回味的是，在与梁冰玉的恋情破灭之后，韩子奇守着密室里的玉和女儿新月支撑自己惆怅的岁月，而当这心灵最后的寄托破灭之时，他的身体跟着精神世界的破碎走向衰竭，开始悔恨自己不是回回，在痛苦中等待着末日审判，韩子奇在临终前告称:他是一个假回回。这是穆斯林教规所不容的。韩子奇虽然保守了一生的秘密，但是伊斯兰教的回民族传统文化始终质疑或挑战的韩子奇的人格，也给他个体的心理、情感和人生发展带来约束和限制的条条框框，使他备受煎熬。社会的大背景下，侵略战争的爆发和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又迫使韩子奇接受伊斯兰文化和华夏文化、古老的东方文化和现代的西方文化之间的撞击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冲突、矛盾、抵抗、伤害，造就了《穆斯林的葬礼》中不同人物的悲剧，这既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民族宗教下的悲剧，这种在文化融合成为历史趋势的社会背景下演绎的悲剧，带有深刻的悲剧性，更是打动了千万的读者。雅斯贝尔斯说:“对任何一种真正的悲剧来说，只有悲剧还是不够的，而应该导向超越。”
悲剧在文学领域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其独特地折射在作品中的美学感，《穆斯林的葬礼》是一部真正的悲剧，悲剧是要将美好破坏给人看，而悲剧使人迸发出悲伤和痛苦的情绪，其中人物所表现的不幸也令人感到十分惋惜，忠诚的现实描写让读者感觉到十分的沮丧压抑，但是负面情绪的背后即是一种令人感到鼓舞和振奋的精神。韩子奇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宗教背景造成个人无法逆转的悲剧，而他在最后坦诚自己不是回回后，获得了梁君璧的原谅:“他一辈子都谨守着回回的规矩，他做出了大事业，为回回争了光;他一辈子都遵从着真主的旨意，他和玉儿的那点儿过错，也应该原谅了!他是个真正的回回，真正的穆斯林，决不能让他在最后的时刻毁了一生的善功!”
真正的悲剧在忠实地表现生活中最阴暗的东西的同时又不会在最后让人感到沮丧压抑，表现为人的本质力量在主客观条件下所必然遭受的失败与伤害，韩子奇无法抵抗战争的侵袭，无法反抗历史进程的步伐，而这种无奈之后绝不是使人在痛苦悲伤的苦海中永远消沉低落，而是使人们在审美感受中更加具备关于人的尊严感、使命感与责任感，更能体会到自我的价值，噙着热泪而又乐观开朗地直面现实生活给予的苦难与悲伤，继而充分地把握自己的价值去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简单地说就是，悲剧激发读者受苦情感，随之而来的宽恕又使我们振奋鼓舞。这也是笔者从韩子奇身上发掘出来的悲剧色彩的升华。
参考文献：
［1］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卷一)［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9):192．
［2］马晖．民族悲剧意识与个体艺术表现［M］．民族出版社，2006:34．
［3］霍达．穆斯林的葬礼(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