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达斡尔族用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具有代表性的是敖拉·昌兴乌钦创作。敖拉·昌兴( 1809—1885 年) ，又名阿拉布登，字芝田，号昌芝田，呼伦贝尔索伦左翼正白旗人。他借用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编写和创作了六十余篇乌钦作品，且带有曲调，民间称之为敖拉·昌兴乌钦。敖拉·昌兴乌钦作品除在民间传唱之外，还以抄本形式流传至今。抄本的书面语是达斡尔文化受满族文化影响结果，反映着清代达斡尔族文化发展轨迹。
一
《巡边诗》是敖拉·昌兴著名诗篇。1851 年，敖拉·昌兴随黑龙江将军英隆巡察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边卡界线时写下此诗，全名为《巡察额尔古纳、格尔必齐河》。本文节选开篇三节诗，以观察达斡尔书面语面貌。
为更清楚地了解达斡尔书面语特点，我们将达斡尔族英雄史诗《altangalburt》( 阿勒坦嘎乐布尔特)的前 20 行摘录如下:
敖拉·昌兴《巡边诗》与英雄史诗《altangalburt》相比，结构和韵律发生较大变化。《巡边诗》结构对称，4 句一节，形式规整。《altangalburt》没有清晰的诗节，或按演唱者的吟诵，或按故事情节划分节。由于结构变化，《巡边诗》韵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全诗头韵有 6 种形式，其中最主要的为 AABB 形式，占全篇 2/3，如，第一节，押“g、e”韵。其他韵式有 ABCC 式，如，第 12 诗节押“o、u、h、h”韵; AAAA式，如，第 8 诗节押“h”韵; AAAB 式，如，第 19 诗节押“e、e、e、u”韵。
敖拉·昌兴诗歌创作力求两句相押，这既是其诗歌的一种程式规律，也是达斡尔书面文学语言的表现形式。《altangalburt》并非句句头韵相押，在前 30 行中，1—3 句押“e”韵，10—13 句押“a”韵，14—15句押“b”韵，15—16 句押“t”韵，17—18 句押“n”韵。虽然《altangalburt》的歌手一直在试图押头韵，但很多句子未能押韵。可见，敖拉·昌兴的诗歌语言更为严整，表现出口语走向书面语的轨迹。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看到，敖拉·昌兴《巡边诗》语言比英雄史诗《altangalburt》更严整。当然，其诗歌韵律来源于民间口头传统，从民间口头传统中汲取养料，让书面诗歌更加严整，添加书面表达特点。
二
如何看待敖拉·昌兴《巡边诗》之类书面语言现象? 20 世纪初，郭道甫把这种文字称为达呼尔文( 清代把“达斡尔”当做“达呼尔”) ，他说: “昌芝田先生诗词歌赋等作品很多，并有游记数种，大半都以满文和达呼尔文做的。”恩和巴图认为: “满文是一种记音相当准确的文字。所以，借用它来拼写达斡尔语并没有太大问题。”
“满文属于拼音文字，容易掌握和学习; 满文字母比较适合达斡尔语的拼写，6个元音字母和 20 几个辅音字母能够记录达斡尔语的语音系统; 达海改进的新满文更能表现达斡尔语言系统; 满文所用来拼写汉语借词的 10 个特定字母，也解决了达斡尔语中汉语借词的拼写问题; 满语与达斡尔语同属阿尔泰语系，在发生学上有渊源关系，既有共同词，达斡尔语也从满语中借入了大量借词，这为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创造了更多便利条件。”
不过，“对于拼写达斡尔语来讲，满文的唯一缺点是它不能完全表示达斡尔语的长元音，而这种长元音在达斡尔语里是区别词义的。”达翰尔文没有拼写长元音的符号，一般是连写两个“o”表达长元音“o”，如，“soorind”。借用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现象在达斡尔族文人中广泛流传。19 世纪中后期到 20 世纪初，玛玛格奇( 19 世纪中后期人物) 、钦同晋( 1880—1938 年) 、孟希舜( 1901—1968 年) 、金荣久( 20 世纪初人物) 等人相继用满文拼写达斡尔语创作书面文学作品。
此书写方式除诗歌创作之外，还被用于编写词典、教科书、谱牒、记账册等。
三
达斡尔族用满文记录自己语言，与满族政权的建立以及清代满文教育有关。随着满族政权的建立，达斡尔人上层人士任为官，开始接触满文。自康熙三十四年( 1695 年) 开始，大批达斡尔人学习满文。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向朝廷奏请: “在墨尔根两翼备设一学，设助教官一员，选新满洲及锡伯、索伦、达呼尔每佐领下幼童一名，肆习国书。”
礼部批复: “康熙三十四年题准: 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所辖官兵内，有新满洲、席北( 锡伯) 、索伦、达祜里( 达斡尔) 等，应于墨尔根地方两翼各设学一处，每设教官一员，将新满洲、席北、索伦、达祜里及上纳貂皮达祜里等，每佐领选取俊秀幼童各一名，教习书义。”
清政府乾隆九年( 1744 年) 设立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城三地八旗官学。《黑龙江外记》载: “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八旗官学，各草堂五楹，皆乾隆九年建。”嘉庆元年( 1796 年) ，设立齐齐哈尔八旗义学，达斡尔人才开始接受汉文教育。
达斡尔族学习满文是其政治、文化、生活的需要。有学者认为，在敖拉·昌兴之前，已有满文记载的乌钦《湖北行》。《湖北行》描写清朝驻守新疆伊犁边防达斡尔族下级军官到湖北购买兵器的见闻，“从《湖北行》在内蒙古地区广为流传情形，可以断定它是 1763 年以前创作的。”
目前只从诗歌的内容上判断其创作年代，尚未发现其他佐证材料，但是在敖拉·昌兴之前用满文创作乌钦是有可能的。因为康熙三十四年( 1695 年) 设立墨尔根官学，即在敖拉·昌兴之前百余年，达斡尔人已经学习并掌握满文。当时除了官府公文、日常书信以外，民间谱牒、记账也用满文。语言是社会产物，随社会发展进程而演变。“语言的发展变化和多方面发生联系，它们之间彼此关联，交互影响，向前发展。”
实质上，达斡尔书面语言的形成，反映了书面语言与达斡尔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相适应性。达斡尔族书面语言与其民族文化构成有机组合的整体，各部分彼此适应，处于动态平衡之中。达斡尔族书面语言的形成与发展，也适应了达斡尔文化的发展，维持其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
［1］ 郭道甫． 呼伦贝尔问题［G］/ /奥登挂． 郭道甫文选．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
［2］ 恩和巴图． 关于达斡尔语满文拼写法( 蒙古文) ［J］．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94，( 2) ．
［3］ 奥登挂． 达斡尔族传统诗歌选译［M］． 呼思乐，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
［4］ 鄂尔泰，等． 八旗通志( 初集) ［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961．
［5］ 西清． 黑龙江外记［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6］ 罗常培． 语言与文化［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4: 108 －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