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地理的双重边缘位置使少数民族对近现代以来逐渐展开的国家性现代化与主流城市主义蔓延有着天然的抵抗心理,少数民族作家作为本民族文化代言人往往陷入民族传统与现代城市文化的结构性对立冲突之中,应激性表达往往是以对城市的负面书写强化少数族群社会融入的障碍和城市受伤意识.但是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满族似乎是个例外,他们本是游牧民族的后裔,但祖先最光荣的历史又与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和辉煌的都城联系在一起,所以城市情结就像缅怀先祖努尔哈赤一样成为满族的集体记忆,游牧文化与城市文化奇妙的结合是满族区别其他少数民族的重要文化标记.自近代开始,老舍、穆儒丐、王度庐等满族作家的文学表达就在昭示民族记忆与城市衰荣的复杂关系,北京城被民族化的诗性思维暗含着一个民族的心结,也成为其后满族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心理暗示.
一、民族认同的诗性建构
天津作家赵玫在很多场合不愿强调她的族属,但在创作中却显示了她骨子里的满族文化基因和血脉传承.她虽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但不是地域文化意义上典型的津门作家.她的文本中没有本土作家的习惯性修辞,更没有民俗风物描写嗜好,天津只是作为城市观念承载着她对民族精神气质和家国梦想的寄托.1992 年作者推出了代表性长篇小说《我们家族的女人》,在这部充满寓言性的作品中,民族梦想与城市精神的诗性同构成为它的重要特质.
作者坦言"用这部作品完成了我 1991 年对于民族的认识"(赵玫《残阳如血》),这部自传体性质的作品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倾向,并以家族叙事完成了民族寓言的书写."我们的祖先是贵族.镶黄旗.武士",作者笔下的肖氏家族是满族皇家后裔",一个个气宇轩昂",保持了"游牧民族的体态,削瘦而高",崇尚勇武."爷爷是真正的努尔哈赤的后代",保持着满族八旗子弟的威严,在抑郁不得志中一遍又一遍的读着《红楼梦》.姑姑们则延续着皇家格格心高气傲的脾气秉性,在那个一夫多妻盛行的时代书写着不合时宜的离婚史.作者不仅强调民族文化基因的宿命性传承,还演绎了满族文化在动荡的近现代历史中所发生的汉化、西化、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命运.它凝聚在奶奶这个人物形象的象征意义中,奶奶已经不是满族",到了爷爷这一代已无力再做到同族联姻",但这个汉族的小脚女子确实给这个走向衰落的大家族注入了坚韧的精神血脉和异质文化因子.奶奶既是这个满族之家汉化的开端,也是这个家族西化、现代化与城市化的推动者,她以异族的身份用裂变的方式把古老的满族文化在衰朽中变得强大和丰满.满族文化不仅是祖先血洒疆场的英勇和激情,还交织着大地母亲般的厚爱与宽容,阳刚与阴柔相济、创造与牺牲结合,这种至高的哲学境界才是一个高贵民族所应有的完整人格与文化结构,这正是作者期冀的民族文化理想.由此我们看到,作者的民族文化认同不是简单的站在既定话语立场上美化自己的祖先和民族,而是在涅盘、裂变的疼痛中进行个体的反省和思索,保持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理性自觉,以此获得民族文化的批判性重构.
二、城市人文精神的时代性与民族化
如果只关注民族意识而忽略了城市精神指向,那依然是对作者及其创作的误解.在《我们家族的女人》中,文本的另一条线索讲述"我"的故事并不仅仅是放大的一个满族后裔的人生,而是在讲述一个城市女人的心灵史,并以此为依托建构一种城市人文精神.
城市人文精神是指内含在城市文化中与科学精神相对的人的价值、境界、理想和道德追求.它具有明显的空间和地理属性,但总是通过特定空间范畴的城市人群来体现和传承,因而它是主观与客观、共性与个性的结合,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烙印与民族编码.
首先,作者所建构的城市人文精神具有明显的时代性.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中暗藏着空间等级化意识,城市与乡村犹如五四文学思潮一样蕴含着思想等级界限,乡村再次成为宗法制、落后、蒙昧的代名词在某些文学书写中被贬抑,城市则携带着文明、进取、理性的精神符号承载着知识分子重走现代化道路的梦想.因而对个性、自由、尊严的歌咏高扬着城市精英文化意识.作品中"我"的爱情故事是八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精神恋爱的缩影,没有写实场景和戏剧性故事冲突,完全是张承志式精神河流的写法,主体就是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爱恋一个有妇之夫的困顿与挣扎,她最终超越了"依靠""、归宿"这些庸俗追求而坚守了理性的道德立场,放弃了任何外物的依附而选择了绝对的漂泊和精神自由.她的精神历程是八九十年代城市精英文化趣味的折射,昂扬着道德理性和适度的浪漫主义色彩.
其次,这种城市人文精神还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它汇聚在这个城市知识女性的族裔信仰中,她认为自己的性格命运无法逃脱遗传基因和家族命运的符咒.这个满族之家有着浓郁的贵族情结,这是清朝漫长的封建等级制度培育的结果.在清朝,"旗人不仅可以享受国家的官饷,衣食无忧,而且还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从而强化了所有人对这一组织的认同感,正如民间所流传的一样',不分满汉,但问旗民'."(郭梦秀《论满族文化的生成》)"而临到我们,就不仅有了宫廷里皇族的高贵,也有了王朝覆灭之后的凄凉和悲怆."(赵玫《残阳如血》)作品中的"我"一直笼罩在"破落贵族"的民族悲剧心理中未能逃脱---不顾及现实的惨痛而执着于贵族式精神追求.读书、思考、爱情和创作几乎就是我生命的全部,甚至那个使我无法自拔的"他"也是精神的抽象,作者多次强调"他是那个精神的我."精神追求是最奢侈的东西,它造成现实生活的举步维艰甚至无路可走,但这是无法破译的民族文化密码使然,对于纯正的满族后裔来讲,哪怕现实生活是一片废墟,精神世界里他们永远是华丽的贵族."精神贵族"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城市想象的一个重要元素,它是对抗物质、庸俗、功利思想追求的衍生物,作者在族裔文化中延伸着这种城市精神诉求.
三、对地域文学的"叛逆"与超拔
作家的满族文化认同与八九十年代文学赋予城市的道德理性产生了思想共振,在"精神贵族"维度上民族与城市实现了诗性的契合与同构.作者所建构的城市人文精神具有内在的民族文化内涵,这是对满族作家文学创作精神的一种自然传承,在以后不断的循环与再生产中逐渐被地域化,成为天津城市文化的一种新元素.历史上的天津文化是买办文化、商埠文化、码头文化、市井文化和租界文化的混合物,但是市井文化由于本土特色和历史机缘成为天津城市文化的外在表征和内在基因,强有力地制约着文学的发展走向和整体特色,城市精英文化一直处于压抑和潜伏的层面.有评论家曾表示,如果文学迫于历史和传统的压力而贴着家乡地面写作,即使本土性再强也不过是趋俗性的写作,若不补充新的文化元素,建立小说叙事的精神维度,是很难有所作为的(黄桂元《背景·流变·地利》).赵玫的满族血统赋予她高雅的精神追求,也成为她思考城市精神的重要载体和质素.她对历史上满族文化的自觉寻根和反省为现代天津城市内涵增添了民族色彩和文化个性.在民族与城市的相互激发下,她不但发现了新的城市精神,也重构了自己的民族.
作为地域文学的"叛逆者",赵玫的深层意义是某种程度上改变着天津本土文化的基因谱系及市井文化形象,以精英文化因子激活了天津自身的子文明系统,形成了高品位的现代城市叙事话语;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获得广泛认可的优秀作家,她启示人们思考中华民族与各个少数族裔的文化辩证关系,族属不过是一种身份明确而文化界限模糊的标识,只有身为异族而又融于他族,由此得出的经验才能超越族类,融汇于更加广阔无垠的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