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研究”这一学科概念下，存在着“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分类，这当然不只是学科分类，而目.还是包含着未言却心知肚明的等级差异。近二十多年来，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通过“现代性”视角的引入而逐渐打通;现代文学学科与海外华文文学学科，也借着对外开放的契机和沿海经济先行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支持，相互间的互动也日益频繁化。但是在此学科汇通之际，转型中国的民族问题日益复杂及尖锐化的今天，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却鲜有人真正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继续边缘化。这一情况一方面与更大范围中的少数族裔文学、文化现象的边缘化处境相一致，反映了主流学界的几乎是无意识的傲慢，但另一方面又与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需要更为复合性的学科基础这一客观条件相关。这一点不仅影响到了其他学科研究者向少数族裔文学方向挺进，同时也制约了少数族裔文学研究冲击其他学科。然而刘大先的《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却一跃而冲破了看似固若金汤的学科界限，全方位地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了中国现代转型的框架中加以思考，显示了学科及视野的丰富性和体系的宏大完整性，达到了当下“‘现代’中国研究”的学术前沿水平。
大先认为本书的研究与葛兆光先生的《宅兹中国》不谋而合，并谦虚地定位为不无简略的“提纲掣领”之作。然而我却以为，从涉及学科的广博、资料的丰富、论证的繁密等综合方面春《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规模，更靠近汪晖先生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正如大先自己所言，本书“以学术史的梳理为基础，在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的综合背景中，力求吸收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学政治学、民族志诗学的理论成果，尝试发展出将现实社会实践与虚构文本交错为用、述论结合、文史互证的方法，建立一种融合虚构与现实、宏观观照而又微观剖析的描述与阐释，构成既有历史纵深，又有横向比较，还有现实关怀的多维视角。
当然这一切只是《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华瞻的外表，真正赋予该书学术价值并使如此广博的“知识考据”不枝不蔓的关键在于，作者的问题定位与学术情怀。
“少数民族文学的建立属于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天下观’帝国的败落与民族国家的肇兴，山启蒙宏大话语的和声到主体自立的吁求，山国家学术体制规划到学者个人的自觉文化追求，这种激流暗涌的学术历程中，显现了多样多层的差异现代性之间的交融靖和，通过对其考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民族政策、意识形态、文学书写、学科教育、文化传承之间并生擅变的轨迹。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优势之一在于它洁疑主导成分和他者言说视角，为讨论‘西方’、‘中国’、‘汉族’文类和形式提供了一种方法和维度。而目.，强调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可以提醒学术权力机构对于少数族裔文学传统视角漠不关心的问题”。
而以本书的结构框架来看，它以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为历史经线，以少数民族文学为核心焦点，以“历史与书写—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述，,“主体与认同—少数民族文学的身份与变异”、“差异与表述—译介的少数民族文学，,‘她理与想象—空间视野中的少数民族文学，,‘迷狂与信仰—神话与少数民族文学”五大主题为坐标点，结构起了一个关于现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知识框架与系统网络。
当然这套知识框架与系统网络的结构，与其说是出于学术研究本身的拓展，不如说是针对转型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的学术回应。其从思维范式上看，它应该归属于正方兴未艾的“‘特殊文明中国’之多元一体论”的学术思潮。以“特殊文明中国论”为核心的多种形式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的建构，构成了新世纪中国文化界的重要现象之一。就所涉学科而言，此思潮山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的学者们的各自陈述与相互补充逐渐成型;而就其理论形态而言，大致表现为三个层面:1)“天下中国”之历史观;2)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国家尊严观;3)文化多元、政治一体观。而《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一书的问世，或可以说是在这一目录上增添上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它们共同表现为学者们为转型中国建构新的中华民族认同合法性理论基础的努力。
限于篇幅，此处做出无法全面展开，我们不妨从转型中国所面临的合法性挑战来加以简要说明。这一挑战来自内外两个方面，就外部言，几乎所有西方的中国研究或观察，本能上都将中国分成中原汉族中国和边疆少数族裔地区之二元性的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而就内部言，山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一民族团结大家庭理念的放弃、少数民族文化本位观的兴起、沿海经济优先发展战略的确定，使得后社会主义中国的东部沿海与西部少数族裔地区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不断增大，少数族裔与主体族群之间的文化心理距离也日渐增大。这一切加之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东渐，使得问题越发严峻: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中华民族的认同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西藏“3·14”事件、新疆“7·5”事件爆发后，这一挑战就表现得更为激烈与突出。
像汪晖的《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以及葛兆光的忱兹中国》，都可以看作是对于这一挑战的回应。汪晖通过引入“跨体系的社会”范畴，来论证兼有“传统帝国的跨民族、跨区域性”及“现代民族国家性”的独特的中国性，试图从哲学“元理论性层面”的高度，为“另类”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做出有力的合法性论辩。而葛兆光则试图以“流动性”为纲，来解读他所认为的滥筋于宋代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两本书的具体理路虽不同，但却都表现出打破僵硬的二元中国模式、给予中原文化核心圈与边缘区域文化圈更为灵活弹性的互动关系解读的努力，并都包含着在坚持中国一体性的前提下，给予边疆、区域文化能动性的关注。但也正是在这后一方面，汪、葛二位也恰恰都留下了相当的遗憾。
《现代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虽大致是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下展开研究的，但却经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焦点的确定，既有力地论证了从古至今的文化中国的丰富、多元有机一体性，更考察了“多民族一体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少数民族文学诞生的文化史前因、思想史意义与文化人类学价值。
在彰显少数民族文学独特性的同时，也依托于统一的国家文化领导权，从而使得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种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动力源泉之一。这并不是‘边缘活力’范式的翻新，而是意识到少数民族与主体族群一样，都是平等的中国公民，从而有着共同的命运”。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实现了较为全面地呈现中国少数族裔文学“完整的图景”的目的;但也恰恰是在此方面，大先又无意识间放逐了他之研究的焦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其视野宏大繁复、学科交叉多样的论述中，少数民族文学“本身”发展的轨迹却被材料化，被肢解得七零八落，成为了洋洋洒洒的现代中国叙述的吉光片羽。
不错，作为现代中国学术建构结果的“少数民族文学”，并不具有独自的主体性发展历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必然的破碎性、无足轻重性。对于《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读者来说，不用熟悉少数族裔文学，仅仅看此著就不难发现，在其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少数族裔文学现象得到了整体化的展示。以作家论，其中提得最多的是张承志、扎西达娃，但是他们都是碎片化地零星分布在相关章节中;不要说他们创作的历史无从得以相对完整的呈现，就连他们的任何具体文本，都没有得到相对集中、完整地解读。这样一来，少数族裔作家或作品，是进入到了“现代文学”和现代思想史的框架中，进入到了宏观的现代中国的场域中，但作家创作时本身的具体场域的复杂与完整性则被肢解或遮蔽了。
例如《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心灵史》两个作品，虽都是山一个叫做张承志的回族作家所写，虽然都与少数民族题材相关，但前者恐怕更应该放置到“新时期”之初的社会语境中加以把握，其与当时的主流文学的一些题材文类的联系(如知青文学、伤痕文学)，可能要远远高于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而大先却不分彼此地将它们一并纳入现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中进行跳跃性的点评，则恰恰可能以宏大历史的叙事，肢解个体价值的相对“自在性”。而类似的问题，更明显地表现为((1见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对带有整体、系统性发展的少数族裔文学现象的实质性忽略。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共五个基本章，每章的标题形式都为论题性主标题和少数民族学科特指的副标题，本书对话意识的指向是一致的:
即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出发，与主流现代文学或现代思想史学科进行对话，并试图通过这种对话，来展现现代中国、现代中国思想生成的本土多元文化的杂揉、互动性。但是很可惜，对话的具体展开则显示出，副标题中的“少数民族文学”不仅始终处于“副位”的位置，而目.往往被“主位”位置的叙述所挤占，严重者甚至根本未得以完整的形式现身。
例如第五章“神话与信仰—神话与少数民族文学”，洋洋洒洒约60页的文字，真正直接与少数民族神话或少数民族文学神话相关的表述则少得可怜。我们所看见的主要是晚清以来中国主流文化人士建构现代神话知识系统的谱系考察、国家对地方风俗文化信仰的现代化改造、各种相关学术思想之神话观念的陈述，而中国少数族裔神话的现代历史命运本身的演变则被遮蔽。即在长达百余年的中国现代神话话语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少数民族神话如何既无可逃遁地被呈现、利用、打碎、改造、重新整合，而又如何“顽强地抵制”被动的命运，并在新旧世纪之交重新得以想象性地“自我本位主体性呈现”等等，这一切都无以在大先的著作中呈现。同样的问题，也直接表现在大先对近三十年来西藏文学的截取式的解读上。大先数次概括性地提及“新时期”以来西藏文学的整体发展，但是所提到的基本只是《格桑梅朵(1980) ,《幸存的人》(1981)和《空山》(2005)。从时间跨度上来看这似乎是完整的，但却是“取头留尾去肚”式的不完整;即便是将其他部分所提到的扎西达娃等放进来，这仍然是将近三卜年西藏文学最具代表性的存在去除之后的不完整地历史演进的概述。在这种概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诗歌创作几被完全湮灭，而从伊丹才让到唯色、嘎代才让等藏族诗人为代表的返还本族群文化之根的民族文化的“朝圣性”抒情，也基本变得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了。
少数族裔作家创作的整体性被遮蔽、零散化，而更为系统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或话语的命运也是如此。熟悉民族文学的人都知道，就总体性质来看，新中国的少数族裔文学大致经过了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学一民族的民族文学一后殖民弱势文学三种身份的历史演变。不能说大先没有提及，但是却缺乏对此三阶段演进的正面、整体性的分析，它被打散到大先所借用的现代文学或现代思想史的考察框架中加以思考。其结果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本来是深谙民族文学学科情况的大先，却将民族文学“本身”的话语流变的逻辑或结果加以扭曲。例如第三章第四节“认同的危机与另一种主体”，重点涉及的是转型期少数族裔文学身份认同的新变化，即对于本民族文化身份的指认与回归的普遍倾向，用民族文学批评界的定位来说，就是少数族裔文学对于“民族性”追求的自觉。大先通过区分三种形式的(主体)认同形态来讨论相关现象。它们是“固守中华民族的宏大主体的，将少数民族视作其结构性因素……遵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作家，;“少数民族文化本身的觉醒与自觉认同”型作家;“西化或欧化型作家”(第138一139页)。大先重点讨论了第三种认同取向，其具体实例就是扎西达娃和他的“宁肯欧化，也不汉化”的说法。无疑，扎西达娃的小说，是具有相当的“西化”色彩，但将其与张承志、乌热尔图这类民族自觉性作家区别开来加以把握，恐怕并不恰当。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一般关注的是扎西达娃通过引入西方或拉美的文学文化元素，来激活藏传佛教文化传统的现代活力;而目.并不认为他的“宁肯欧化”之说是“西化”的表征，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民族自我意识觉醒了的少数族裔作家对于汉文学或汉文化抑制性主导的激愤之语。对此大先不仅知道，而目.也是这样引述的。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饶有兴趣的现象，表面看上去，大先讨论的是民族文学的“西化”取向，但实际却又滑向了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本身的觉醒与自觉认同”这一类型的讨论。不仅如此，他还将某位评论者对于少数族裔文学民族性演变情况的评述之语，解读为评论者自己的主张，并认为他仍然是在“将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本质化”的定位(第142页)。而这样一来，那位评论者通过引进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批评理论来解构本质主义的族裔身份定位的努力就被遮蔽了，而他与大先近似的对于少数族裔文学主体性身份的“流动性”或“建构性”考察的历史痕迹也被无意中擦除了。
为什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一书会出现上述问题呢?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弱势或边缘话语难以逃脱的命运。为了寻求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突破，为了将少数民族文学带入到更具俯瞰性、穿透性的现代性视角上加以把握，大先采用了主流学界的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用强势话语的方式去说话，获取话语权。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这一尝试仍然如其欲呈现、欲“解救”的对象一样，没有逃脱被强势话语收编的宿命。这让我想到了斯皮瓦克的低层人能说话吗。这篇文章因其将“第三世界”经验引入欧美高级理论领域而获得显赫声名，但在汉译的xx页中，所谓来自印度的属下的反抗性经验，不过区区x页，所以它究竟是对欧美强势话语的解构，还是对其权威的巩固，实在是不能不让人怀疑了。
第二可能是言说者自身反思意识不足，直面尖锐问题挑战的勇气不够。弱势者难以摆脱强势话语的支配，的确是话语权力逻辑运行的普遍性的特征之一，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不仅会犯本质主义的问题，将弱势与强势的关系本质化、固定化，从而杜绝变革、解放的可能。
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天然的强势话语，强势话语的运作与维持，是需要具体的话语实践来进行的，因此话语实践者自身的认识、态度就不是纯然被动、无足轻重的。我想问的是，当大先借用主流话语模式时，当他努力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高到主流话语的“高度”而加以对话性质疑时，是否对可能山此而来的话语制约性有足够的警惕?是否对主流话语过分尊重了?是否过分迷信主流话语的言说方式了?
答案恐怕不是那么乐观的，前面的一些分析已经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前面指出过《民族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现象叙述过于零散化的问题，大先当然可以说，这是因为篇幅有限。因为既然要突破以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封闭性和单一性，那么势必要占用相当的篇幅来引进传统民族文学研究所不说或少说的内容。这样的辩护不无道理，但也未必尽然。因为具体的阅读让人感到，大先似乎是有些过于崇尚主流话语的言说方式，并有些过分想显自己知识储备的丰富性了。比如“主体与认同”这章，感觉就没有必要花那么多的篇幅去叙述亚里士多德以降的西方主体理论的演变，不妨可以更为直截了当地从主体的流动性、建构性角度楔入问题。大先的相关介绍，既感觉有些多余，但同时又没有将真正指导其思考的西方后现代主体观做足够介绍。
大先对于主流权威过于重视的现象还有不少。大先不止一次地将新时期少数族裔文学民族文化的回归潮，与当代中国的“自山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恐怕就是受“左派”话语影响而至的张冠李戴吧?或许正出于同样原因，大先正确地引述了汪晖关于“民族文学去政治化”的论述，但却对此论述中所存在的忽视“后社会主义”文学的问题却只字不提。对权威话语的过于敬佩，还可能造成了谙熟现代少数民族文学情况的研究者所不该出现的某些问题。比如大先认为少数族裔文学的文化回归潮受到了主流文学的“寻根文学”的启发，而这一颠倒时序的说法，至迟在李鸿然先生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中就已经证伪过了，而李先生之著，是大先的基本参考书目之一。
理解到了这些大大小小的对于主流话语的折服，就不难理解大先在不知不觉中，山出发于少数民族文学基地的言说者而变为了主流话语的部分的代言人:于是他想呈现少数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建构中所发挥作用的目的、想为少数民族争取更多的平等话语权的努力，也在不知不觉中变为了，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性的非本质化、非固定化、流动性的阐释，去抚慰正日益焦虑化的少数族裔主体;同时又通过这样的抚慰，而无意识地为主流话语、国家、主流群体乃至自我疗治焦虑—面对日渐嘈杂的边缘之声困扰的焦虑。
参考文献:
[1]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以下引文只给出页数，不再一注释.
[2]斯皮瓦克.底层人能说话吗[A].从解构到全球化批评:斯皮瓦克读本[[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