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人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也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学习借鉴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新时期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从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中获得了丰富的营养，在创作方法和创作题材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为新疆少数民族文学迅速融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潮流，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新时期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学习外国文学的过程中，艾特玛托夫是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一位外国作家。本文立足于新疆当代文学的背景，从文学接受史的角度对艾特玛托夫在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中的译介、研究和影响情况进行初步梳理。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探讨艾特玛托夫在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接受情况及其文学影响，以及造成这种文学影响和接受的文化因素。
一、文学渊源。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1928-2008)是吉尔吉斯当代文学的旗手。作为一位前苏联的吉尔吉斯作家，在创作上，艾特玛托夫十分注意从吉尔吉斯和俄罗斯两种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也非常注重吸收外来文化的养分。同时作为一个有强烈使命意识的作家，艾特玛托夫站在人类意识的高度，对当前有关人类的生存状况、人类价值和人类命运等重大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体现了他对人类和世界的终极关怀。这种开阔的文化视野使得他的创作不仅在前苏联，在全世界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一百多家外国出版社出版发行，深受好评。
无疑，艾特玛托夫是对我国新时期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一位作家。我国20世纪60年代开始翻译介绍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其中虽然由于中苏两国关系的变化对艾特玛托夫的译介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随着改革开放，艾特玛托夫的全部作品不仅被翻译成了中文，有的还一版再版。一位学者在谈及我国新时期对世界文学的接受情况时，曾不无感慨地说:“艾特玛托夫的作品被热烈传诵的程度不亚于海明威。”张承志、路遥等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艾特玛托夫的影响。
而在新疆，艾特玛托夫对新疆各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这种影响绝非偶然之事，而是有着很强的社会、文化背景的文化与文学现象。
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心，自古以来就与其他许多国家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密切往来，尤其与中亚诸国毗邻的地理优势，以及新疆各少数民族与俄苏许多民族为跨境民族(如柯尔克孜在中亚被称为吉尔吉斯，其他还有哈萨克、维吾尔、乌兹别克等)，相同的文化背景与相通的语言，决定了新疆在接受中亚等外来文化时得天独厚的条件，从而形成了新疆少数民族与中亚诸民族之间的文学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持续不断的传统。到近现代，从19世纪起，新疆一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为开创新的现代文化和文学，积极学习外国文化，接受外国教育，接受了包括俄苏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的影响。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这些优秀的俄苏作家都曾对新疆的少数民族作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20世纪前期，盛世才政府的“六大政策”
中将“亲苏”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密切加强与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采取了一系列对新疆各民族文化、教育及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举措:如向苏联派遣留学生、邀请苏联专家和教师到新疆帮助开展工作，在新疆发行苏联的各种书籍报刊等，这些措施极大促进了俄苏文化在新疆的传播与影响。三区革命时期，维吾尔、哈萨克及汉、俄文版的各种报刊广泛发行，这些报刊都辟有文艺副刊，除发表作家的作品外，还大量译介了俄苏作家(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马雅可夫斯基和高尔基等)的作品。因此，新疆少数民族与俄苏文学之间的交流是由来已久的传统，学习接受俄苏文学影响是有着历史渊源的。正如有的学者所发现的:在新疆，俄苏文学传人并产生影响比内地要早。
进人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文坛掀起了译介外国作家作品的热潮，艾特玛托夫正是当时被广泛译介的外国作家之一，也是学者公认的对中国当代文学最有影响的四个作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海明威、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而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对艾特玛托夫的接受正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大环境中进行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接受外来文学影响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翻译与研究。
文学翻译是文学接受与影响得以发生的基础。老舍先生曾精辟地指出:“翻译是个关键问题，没有翻译，就没有各民族间的文学交流。艾特玛托夫的作品之所以不同程度地对新时期新疆各少数民族文学产生了影响，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被翻译介绍到新疆来了。
在新疆，80年代开始是国内外的优秀作家和作品被广泛翻译成新疆各少数民族语言的时期。
这一时期，《世界文学》(维文)、《塔里木》(维文)、《天尔塔格》(维文)、《地平线》(哈文)、《曙光》(哈文)、《新疆柯尔克孜文学》(柯文)、《语言与翻译》
(柯文)、《克孜勒苏文学》(柯文)等杂志陆续创刊和复刊，它们与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和《新疆日报》(维文、哈文)、《乌鲁木齐晚报》(维文)、《克孜勒苏报》(柯文)等报纸一起陆续翻译介绍了大批优秀的外国和内地汉族作家的作品。在外国作家中，由于语言相通，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在新疆的译介十分便利，其作品除译自汉文外，有一部分直接从乌兹别克文、哈萨克文、吉尔吉斯文翻译而来:《再见!古力沙拉马》(短中篇小说选)《断头台》(长篇)等作品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出版的乌兹别克文版本翻译成维文;《一日长于百年》(长篇)、《第一位老师》(中篇)等作品根据哈萨克斯坦出版的哈文版本出版了新疆的哈萨克文版本;而《自轮船》(中篇)、《一日长于百年》(长篇)、《再见!
古利萨雷》(中篇)、《红苹果》(短篇小说)等作品则由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的吉尔吉斯文版本出版了新疆柯尔克孜文版本。从当时的情况看，由于维吾尔族是新疆少数民族中占据比例最大的民族，维吾尔语在新疆少数民族中使用范围最广，所以艾特玛托夫作品翻译成维文的情况相较于其他民族语言数量最多，很多重要作品还再版。不仅如此，艾特玛托夫的许多作品片段人选到维吾尔文和柯尔克孜文中小学语文教材中，这其中既包括《永别了，古利萨雷!》《成吉思汗的自云》等著名作品，也包括艾特玛托夫《给青年作家的一封信》《生活与回忆》《在著名<玛纳斯>演唱家萨雅克拜葬礼上的演讲》等散文作品，同时有的教材还节选了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中“曼库特的传说”故事。
除了大量翻译，一些研究者加人到扩大艾特玛托夫影响的队伍中来。从80年代开始，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学者、作家陆陆续续在期刊杂志上发表了关于艾特玛托夫的研究论文。这些研究论文有的向读者介绍了艾特玛托夫的生平和创作，如阿力木江·阿布都克热木(柯尔克孜族)的《艾特玛托夫一一吉尔吉斯民族的骄傲》(新疆柯尔克孜文学)，麦麦提居苏甫·阿曼图尔(柯尔克孜族)《世界文学舞台的艾特玛托夫》(《新疆柯尔克孜文学》
2008年第5期)等，这些论文对少数民族读者进行了关于艾特玛托夫的普及性传播，满足了少数民族读者了解艾特玛托夫其人其事的愿望;有的分析了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人物、动物形象，如艾赛德·苏莱曼(维吾尔族)的《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图腾意识》(文学研究论文集)、曼拜提·吐尔地(柯尔克孜族)的《艾特玛托夫创作中的人》(《新疆柯尔克孜文学》(柯文版)1997年第1期);有的对比分析了艾特玛托夫与中国作家的创作，如曼拜提·吐尔地(柯尔克孜族)《鲁迅与艾特玛托夫》[新疆柯尔克孜文学(柯文版)1993年第1期1;有的则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讨了艾特玛托夫与中国文学、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其中2009年哈萨克研究家浩斯里汗·哈米江在2009年第10期维文杂志《塔里木》上发表的《维吾尔当代文学与钦吉斯·艾特玛托夫》一文，不仅对艾特玛托夫的创作进行了简要的评析，而且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对比研究了艾特玛托夫与新疆少数民族作家—祖尔东等维族作家、苏里坦、朱马拜等哈萨克作家的创作，认为艾特玛托夫对新疆维吾尔当代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可以说，新时期新疆艾特玛托夫作品的翻译与学者的研究，扩大了艾特玛托夫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的影响，促成了80年代开始形成的“艾特玛托夫热”。
三、影响与接受。
关于艾特玛托夫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J睛况，限于篇幅限制，本文将作散点式透视，以期对这一文学现象作一番巡礼。
艾特玛托夫出生于吉尔吉斯的塔拉斯谷地、天山之麓的小山村—舍克尔，可以说这里是他文学创作的起点，也造就了他创作鲜明的地方色彩。这种地方色彩首先表现在对自然环境、民俗风情的描绘上。“正是在童年时代才造就对母语的真正认识，正是这个时期人才感觉到自己和周围的人们、周围的自然界，和一定的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故乡奔腾的河流、辽阔的草原、高耸的群山和吉尔吉斯族民俗风情的描绘构成了艾特玛托夫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之具有鲜明吉尔吉斯民族特色的民间神话传说的穿插运用，无不凸显出艾特玛托夫作品浓郁的民族和地域特色。无独有偶的是，深受艾特玛托夫影响的维吾尔作家艾合坦木·吾麦尔同样是一位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作家，他曾毫不讳言地说:“我拜读的艾特玛托夫作品给予我很大的鼓励。艾合坦木出生于南疆塔克拉玛干边缘的麦盖提，作为维吾尔族生存的特殊生活环境、生存空间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由荒漠、戈壁、干旱的气候构成的自然地理环境，深深影响了艾合坦木的创作，对沙漠环境的熟知程度构成了他小说中自然环境描写的现实基础。酷热的沙漠、冒着热气的沙丘、因缺水而枯萎的树枝小麦，和在极度干旱的沙漠里仍然顽强生长的摇曳的红柳、虽被酷暑灼烤晒得黝黑、一年到头只有一件衣服但依然露出像棉桃一样灿烂笑容的沙漠腹地的人们(《生蛆的涝坝》)一道构成了艾合坦木作品鲜明的“塔克拉玛干之魂。这个魂我们无法在摄影师的胶片和画家的画布上看到，只能在艾合坦木·乌麦尔的小说中体验到”。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哈萨克作家朱马拜的创作中。通读朱马拜的作品，我们明显发现与艾特玛托夫相似的特点(而朱马拜也是浩斯力汗·哈米江论文中提到的深受艾特玛托夫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之一)。在他的小说集《蓝雪》中，我们看到，基于对哈萨克族游牧生活的了解，朱马拜不论对天山景物、牧民们放牧转场狩猎生活，还是哈萨克族叼羊抢婚等民俗的描写都得心应手，这一切赋予他的作品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在风格上与艾特玛托夫十分接近。尤其《少妇》这篇小说，无论叙述风格还是作品情节以及人物的设置，都与艾特玛托夫的《查密莉雅》惊人地相似。小说中作为小叔子的“我”对小嫂子朦胧的喜爱依恋之情和对小嫂子美的崇敬之情的描写令人想到《查密莉雅》中类似的情节。
茅盾曾说:“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膺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之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而艾特玛托夫作为一位“为人民写作”的作家，他说:“写作应当使大家感觉到文学和人们有着精神上的联系，并能得到精神上的支柱。"所以他满怀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一腔热情，以牧民、渔民、铁路工人、小学教师、看林人、妇女等普通劳动者作为自己小说的主人公，写他们的畜牧生活、渔猎生活、情感生活等，写他们同自然、社会、时代的矛盾冲突，写他们遭遇的不幸以及在悲剧性命运中显现出来的美好情操。
这又使艾特玛托夫成为一位关注描写民族精神的作家。
维吾尔当代著名作家穆罕默德·巴格拉西也认为作家“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不为人民服务的文学不就成了反叛文学吗?" 巴格拉西关注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以他熟悉的司机、工人、老农、洋铁匠、制靴匠、清洁工、小商贩等作为主人公，反映他们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工作生活，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遭遇命运，以及他们身上的美好情操。作品中富有民族特色的比喻(如《七月流沙》中艾塔洪的头皮“就像用沙子擦洗过的铜壶似的、红中透亮”)，民间故事的穿插与运用(如《罪与罚》直接引人维吾尔民间故事“乌尔托合马克”和不平凡的“达斯罕”)，都使巴格拉西的创作被认为是“具有艾特玛托夫的风格”的作家。而事实上，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确实是巴格拉西“最崇拜、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柯尔克孜作家艾斯别克·阿比罕同样是一位以写柯尔克孜普通人生活见长的作家，他的《填写报表》《一对年轻夫妇的窃窃私语》《可惜我心爱的种马呀》《涛涛格孜库勒湖》等小说描写了普通的柯尔克孜牧人、会计、年轻人的平常生活，从中挖掘了普通人身上的诸如正义(《填写报表》中的会计)、为保卫自己的美好生活与旧势力作斗争(《涛涛格孜库勒湖》中的人们)和为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顶着压力离开山区去大城市学习掌握科学知识(《星星为什么微笑》中的山区姑娘)的美好品德。
虽然他的小说情节并不复杂，但却因反映了不同时代柯尔克孜人的生活及思想观念的变化，凸显了民族精神，因而在柯尔克孜文学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所有这一切得益于艾斯别克作为一名柯尔克孜作家对艾特玛托夫的天然亲近感。
在当代文学史上，艾特玛托夫被公认为一位杰出的生态作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严正思考构成其创作的突出特点，也使他的创作突破了民族地域的局限而具有了普遍的意义和价值。他的《自轮船》《断头台》等作品都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著称。受艾特玛托夫创作的激励，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作家也纷纷推出了类似题材的作品，从而开创了新疆各民族生态文学的繁荣局面。进行这一题材创作的作家有维吾尔族的穆罕默德·巴格拉西(《瘸腿的鹿》)、托乎提阿尤甫(《狼母》《狼与人》)、艾合坦木·吾麦尔(《生蛆的涝坝》)、艾则孜·萨吾提(《狼患蓝眼》)、亚森江·斯迪克(《沙漠》)等，哈萨克族的苏里堂·张波拉托夫(《猎骄昆弥》)、朱马拜(《山顶上的事情》)，柯尔克孜族的艾斯别克(《大象的眼泪》)、阿不都热合曼·司马义(《心愿》)、曼别特吐尔逊·玛特克(《狗熊妈妈》)等。上述作家创作的一个共同点是:
在他们笔下，动物往往是充满了灵性的，像朱马拜笔下的自马(《自马》)、棕牛(《棕牛》)、艾则孜·萨吾提笔下的狼(《狼患蓝眼》)、艾斯别克笔下的大象(《大象的眼泪》)、曼别特笔下的熊(《狗熊妈妈》)等。作者往往以拟人化的手法展开动物的心理，甚至写到它们不仅能够在人危难之际施以援手，而且作恶之际在人的谴责之下良心发现(《狼患蓝眼》)，其中充满着对动物生命的尊重与理解，荡漾着一股浓浓的温情(这种描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艾特玛托夫作品中长角母鹿、野鸭鲁尔弗和阿克巴拉狼的描写)。但同样与艾特玛托夫非常类似的是，这些小说中的动物们却因为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原因或被迫害致死(自马)，或被迫迁徙至深山又为生计所迫袭击羊群和人类(狼、大象)，从而导致了人类自己的悲剧。其中蕴含的警示意义与艾特玛托夫如出一辙: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必将受到自然的严厉惩罚。
另外，在新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出现与艾特玛托夫相似的作品并不少见:祖尔东·沙比尔是维吾尔当代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五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奖项。如果对比一下他的短篇小说《塔里木河不会倒流》和艾特玛托夫的《查密莉亚》，我们就会发现两部小说的相似性:
两部小说都写了一个嫁人富家的女人冲破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追求爱情的故事;小说的女主人公努尔阿尼亚和查密莉亚都是幸福生活的勇敢追求者，她们为追求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心心相印的爱情，放弃了原本富有的生活，两人无论在心理还是个性方面都非常相似。《查密莉亚》和《塔里木河不会倒流》中女主人公所追求的理想爱情的实质，是对人性和人道的渴望与肯定。这样的内容J哈恰反映了前苏联在结束斯大林的统治，文坛恢复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强调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不仅只是在于表现人的爱，对人的自由及其内心世界的尊重，而且在于肯定部分地体现了全民命运的个人的命运。这种大背景对艾特玛托夫创作的巨大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刚结束文化大革命，新疆维吾尔当代文学文学发生转型，把视角逐步转向人和人的一切、追求人性和人道的表达时，与艾特玛托夫创作的契合。
不仅如此，与《查密莉雅》非常类似的是，《塔里木河不会倒流》突出的成就，还在于在表达女主人公对封建宗法制思想进行抗争从而使作品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气息的同时，更在女主人公大胆追求自由生活的过程中非常细致地呈现了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斗争，从而一改文革十年维吾尔小说塑造人物时较多关注人物外表，描写流于概念化形式化的局限，通过深人到人物内心的描写赋予人物以立体生动的特点。可以说这也是构成祖尔东小说“深人揭示民族的心理特点，塑造生动的民族性格”，从而在当代维吾尔文学中形成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色，而这也成为维吾尔甚至新疆少数民族文学描写日益深化、成熟的一个显著标识。
此外，苏里堂·张波拉托夫的《猎骄昆弥》中宇宙人看地球的情节令人想起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而托乎提·阿尤甫的《狼母》与《自轮船》则不同程度地相似。
至此，本文对艾特玛托夫与新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关系的初步探视就告一段落了。虽然文中的散点透视还较为粗疏、简略和不系统，但却透露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对艾特玛托夫的接受大大促进了新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蓬勃发展一一虽然它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闻一多先生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说:“本土形式的花开到极盛，必归于衰谢，那是一切生命的规律，而两个文化波轮由扩大而交织，以致新的异国形式必然要闯进来，也是早经历史命运注定了的。……新的种子从外面来到，给你一个再生的机会，那是你的福份。你有勇气接受它，是你的聪明，肯细心培植它，是有出息，居然开出很不寒掺的花朵来，更足以使你自豪。新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对艾特玛托夫的接受和借鉴足可视为闻先生这段话的一个成功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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