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谈到民间文学或者民俗学时，很难把它与现代性关联起来。通过上面对民间文学的大致了解，我们可以发现民间文学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兴起的。现在谈论民间文学在中国古代的起点时，人们往往会追溯到《诗经》。虽然史料可证实的中国民间文学兴起于五四时期，但是人们也都不排斥“古已有之”的惯性思维。正如李敖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中列出的“古已有之”病，他道“:犯这种病的人并非不讲西学，而是认为这些洋玩意都是我们古书中早就说过的现话。这一派的老祖宗是明人李王粲，他在《劈邪说》中骂利玛窦道：近复举其伎俩一二，如星文律器，称为中土之所未见未闻，窜图订用，包藏祸萌。不思此等技艺，原在吾儒覆载之中。这种原在吾儒覆载之中的大言，在我们国民心中流传很广。阮元就拿过后汉的四分法来比西洋数学（《畴人传》）；印光任就拿过周脾来包括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理（《澳门纪略》）；陈启天就拿过孟子的仁政比近代民主政治的观念（《中国政治哲学概论》）；毛子水就拿过大戴礼记四角之不揜的话来比西方的地圆说（《中国科学思想》）。现在某些人做一些事，动辄以古人先得我心而自喜的，或以与古法合自傲的，都是古已有之病患者，你若问他孔子周游列国时为什么坐马车不坐汽车'?他并不说那时候没有汽车,他的答复是：那时候的马车就是现在的汽车。这种夸大诞妄的先生们，说破了，不过是古人尸影下的奴隶罢了。”这放在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也是适用的。有这种病症的人，在学习研究之中往往会被已有的思维或者模式影响，进而很难直接把握研究对象；或当进行田野作业的时候，就会发现所记录采集的故事等与当地民众观念中的并非是一样东西：从历时的角度看，我们现在的认知已经不可能是对它的最原始的认知；从共时的角度说，表现为研究者与当地民众在认知上的距离。民间文学的学术领域和民众日常生活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作品中表现的民间未必是现实世界中的民间。如埃伦·迪萨纳亚克在《审美的人：艺术来自何处及原因何在》中指出的一样，在与“本土的他者”接触时和人类学中“异域的他者”有着类似的问题，两者是在两个系统里面。因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民间作为一个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主体必须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探索这个客观存在的规律，并最终把握它，而且必须能够通过对规律的理解达成共识。但是从实际操作层面可以发现，这种观点不是很准确。比如对于少数民族的史诗和歌谣的采集，学者与本民族的理解就大相径庭，与此同时，这种作为客观存在的史诗、歌谣等本身是不存在的，它依靠的是口头传播。这就带来了问题，这种采录的民间文学应该是带有主观因素的，它的规律用传统的方法很难揭示。这里可以联系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胡塞尔的现象学反思就是要对一些“不证自明”的存在进行反思，他认为只有通过现象学的还原才能实现彻底的反思。通过还原或者悬置暂时把周围的对象以及对它们的一切判断都存而不论和加上括号，然后就会发现主体面对的对象实际是由主体的意识所建构的，对象是一个在人的意识中被构造出来的意义，它只能存在于人的意识中。而我们往往以为对象是客观的，是独立于我们主观之外的客观对象。运用于民间文学的研究中，这样我们要反思的问题就是这种对象和概念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联系上面关于民俗学以及民间文学的产生的阐述就不难得出结论。现代的民俗学及民间文学是在 19 世纪产生，所以它的概念和方法都是那个时期才被建构起来的。运用现象学的方法，人们也意识到不仅要考察客观对象如史诗歌谣等，还要重视这些对象以及研究方法是如何呈现以及被建构起来的，也就是必须要充分理解学科中的范畴以及概念的形成过程，同时分析对象本身，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处理在民间文学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如果说上面主要是从内部对民间文学进行的反思，那么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个方面的反思，那就是后殖民主义对民俗学及民间文学的影响。具体到中国，以具有典型性的三个城市---上海、天津和哈尔滨为例。上海的“十里洋场”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上世纪的外国租借区文化对上海本地的影响，天津由于外商贸易出现了独特的码头文化，哈尔滨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受到俄、日、朝乃至多种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在衣食住用行上都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乃至思维方式，这在中国近代的城市文化中是相当独特的。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计划，他认为现代性还没有竭尽所能创造一个更理性、更平衡的世界。再如后殖民主义批评家霍米·巴巴认为，西方的现代性之所以没有完成，是因为忽略了非西方世界。在民间文学的采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可以理解为是“本土的他者”,西方之于殖民地风俗文化的研究可称之为“异域的他者”,这两者有一定的联系，从现实以及历史的角度可以比较分析出民俗学、民间文学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外在联系。这应该是对民间文学现代性起源的比较全面的概括。
理论源于实践，也要指导实践。从这个层面出发，民间文学的保护一定要以多样性与平等性为前提，特别是对兄弟民族的神话、史诗以及传说等的保护。这种保护与传承的核心就是民间文学的核心---“民”,也就是民间传承人。将现象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民间文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具有特殊记忆的“民”以及他们所承载的民族文化记忆才是真正需要重视的。在对文学史的整理上，现在的中国文学史大体上是一部汉民族文学史，对于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以及一些题材如戏曲、歌谣等的研究以及重视程度不足，这也会影响我们对文学史原貌的深层次理解。
在重视多样性与平等性的同时，我们也要处理好与之相关的研究。在当下的非物质遗产保护项目中，大量濒危的神话、传说以及史诗等被保护并且记录下来，这是十分有远见和战略性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特别是以民俗文化为核心的旅游开发，一方面要利用民间文化进行区域经济建设，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这种建设有时会本末倒置，忽视民间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甚至会让当地人民远离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远离世世代代承载的文化记忆，而被现代工业社会的文化所统一。这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也是非常可怕的现象。
从中国民间文学的角度来说，应继承并运用一些理论知识来处理在具体的田野作业中遇到的问题，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与西方理论的不同之处，此外还要继承民间文学的传统研究理论及方法，这对于当代民间文学及当代民俗文化的保护有着重要意义。比如近年来传统岁时节日的恢复，虽然当代的民俗节日被其他因素所左右，比如市场、消费等，但这对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民族文化自信的树立还是十分必要的。文学是非功利的，特别是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作为文学大家庭中颇具民族特色的部分，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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