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战争的残酷不仅令男性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也令“战争让女人走开”这句话几乎成为空谈。这不仅因为战争给女性制造着痛苦和灾难,而且还在于社会各界为了赢得这场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大力动员广大女性参与。在抗战动员的过程中,动员者和被动员的女性之间构成了颇为复杂的关系。为了深入考察这种关系,笔者不仅要关注抗战动员者之思想主张及其宣传手段,更要注意女性群体如何回应抗战动员,怎样检验、消化并灵活运用抗战动员者的思想主张。唯有如此,才能客观认识抗战在女性群体的自身成长与追求自我解放的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估量她们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定位。
因此,除了注意作为抗战动员对象的女性以哪些具体行动参与抗日战争外,还要着意寻求她们的自我言说。其意义和价值,正如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所说,女性主义的历史书写要呈现庶民妇女的言说,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言说,包括从女性的传记、手记等或非正式的历史档案中听取她们的声音。因为这是女性的在场和能动性的最好表达。
然而,对研究者而言,探寻女性的自我言说并进行性别分析是非常困难的。在男性社会精英主导的历史书写中,女性的声音往往被掩盖、遮蔽或者处于次要位置,所以她们常常处于失语状态。为解决这个难题,笔者作了新的尝试,从民间文艺作品入手,展开对抗战时期女性动员的分析。抗战时期,在晋察冀边区流传着大量的妇女歌谣。
这些歌谣既集中表达了广大女性希望通过参战完成自我超越的诉求和心声,也反映了抗战动员者对女性的唤醒、训谕和改变等不同的历史内涵,从而凸显抗战动员者与被动员的女性之间多重互动的关系。
一
为了消除不断加剧的战争威胁,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们意识到,广大女性的支持对于急切需要物资、食物、情报的抗日部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她们不仅能够担当通讯员和秘密联络员的角色,还可以在适当的情形下掩护战斗部队。有鉴于此,他们开始加强对女性广泛的抗战动员,并自觉地在战争的环境下思考中国妇女运动的走向。
宋美龄在《庐山妇女谈话》中强调:“如果我们女子能够表示合作,以团结的精神来感应全国,我敢信全国的同胞们就更不得不和衷共济,为国家利益共同奋斗了。”彭德怀在为《华北妇女》撰写的发刊贺词中也提到:“无论从远大的政治目的上着眼,还是从抗战利益上着眼,都必须把妇女运动提到重要的地位上来,谁要是自命为革命家而轻视或忽视妇女运动,谁就是革命运动的空谈者,而不是好的革命家。”
国民党控制的大后方与包括晋察冀边区在内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不仅壮大武装力量,而且积极动员女性支援抗战。1938年,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河北省阜平县召开,在若干县已经成立妇女救国会的基础上,建立了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1940年,该会制定了详细的组织章程、工作纲领,大力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全面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觉悟。
在《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工作纲领》中还提出巩固和扩大妇女统一战线,加强妇女政治思想教育,动员妇女参政,积极改善妇女生活,制止一切侵害妇女儿童的行为等诉求。为此,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也在动员方式、手段诸方面加以探索:“在工作初期,我们的妇女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辞艰苦,尽各种努力在妇女运动的荒原上开辟工作……根据我们的经验,对农村妇女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就应当注意,要了解农村妇女的生活习惯和她们的特性。”①在抗战中,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向妇女和社会宣传男女政治平等,妇女有抗日自由的权利和责任。边区政府逐步吸收青老年和各阶层拥护抗日的妇女进入妇救会,结成了团结抗日的妇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上述历史讯息直接或间接地表明晋察冀边区女性的踊跃参战与行之有效的抗战动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是,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动员话语究竟包含哪些性别意涵?它们对晋察冀边区的女性究竟有何触动?要厘清这些问题,就必须格外关注抗战动员者与被动员的女性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将这种关系定义为传播—接受。为此,笔者将目光转向了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流行的妇女歌谣,借助《晋察冀妇女歌谣》展开分析。
这部歌谣集是编者袁同兴在抗日战争时期赴晋察冀边区搜集、整理而成的。据他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呆过不少日子。我登过雁门关、平型关,也爬过五台山、狼牙山。我还渡过沟头河、桑干河。在这一片广大的地区里,到处可以听到当地人民唱着他们喜爱的歌谣。编在这本集子里的歌谣就是我当时所收集的歌谣里的一部分,因其中大部分歌谣都是妇女方面的,所以取名叫作《晋察冀妇女歌谣》。”
作为一种独特的民间文艺形式,歌谣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诗歌创作,属于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部分。它具有特殊的节奏、音韵、章句、曲调等形式特征,并以短小或较为短小的篇幅和抒情的性质与史诗、民间叙事诗、民间说唱等其他民间韵文形式相区别”。它们在整理和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明显的特点:其一,歌谣大都没有固定的曲调,唱法自由,近于朗诵,所以谣词多为较短的一段体,章句格式的要求也不如民歌那么严格;其二,歌谣的主题比较集中,反映出民众在特定时空下对自己身处环境的叙事和看法;其三,尽管很难说歌谣的作者是普通民众,但确是不同时代社会各界人士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对特定事件的语言描述和评说。
正因为如此,抗战爆发后,这种古老的民间文艺形式也被灵活地运用到晋察冀边区动员女性参加抗战的工作中,并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首先,它以口语创作为主,亲切感人,便于记录,易于传播,具有书面创作和演讲难以企及的优势。其次,歌谣的传唱往往是在一定场合直接面对为数众多的女性听众,使得抗战动员者与被动员的女性可以面对面交流,建立紧密联系。一方面,抗战动员者为达到宣传抗战的目的,十分关注女性在演唱这些歌谣时的反应,并以此为依据及时调整和丰富演唱的形式和内容;另一方面,女性的情感诉求会直接或间接地以哀叹、欢笑、责难、赞许等多种形式及时反馈,进而影响抗战动员者组织的演唱活动。
于是,晋察冀边区妇女歌谣在形成和传唱的过程中,同时反映了抗战动员者与被动员的女性对战争形势的判断,对自身处境的体悟以及希望在抗战中表达或实现的诉求。就抗战动员者而言,他们希望利用抗战时期的妇女问题凸显民族责任和告别传统欲求,从而开辟新的政治空间和话语空间,为广大参战女性赋权。对被动员女性来说,她们迫切希望通过参战达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以及实现自我赋权、摆脱性别压迫的渴望。
二
为了将抗战动员者与被动员的女性的目标与诉求统一起来,晋察冀妇女歌谣的编者和演唱者们通过构建女性遭受压迫的历史,激发她们的战斗热情以及为改变命运而不懈奋争的勇气。于是,《俺娘做事不思量》、《苦难的日子熬不过》、《天上的星星不均匀》、《童养媳妇受煎熬》、《童养媳妇不当人》、《十六大姐六十郎》等应运而生。在《俺娘做事不思量》中,穷苦女性作为穷人、女人、中国人所遭受的痛苦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现。
麻野雀,尾巴长,俺娘做事不思量,把俺说给上碑乡。
夜里想娘在炕上,梦里醒来泪汪汪。
白天想娘不敢哭,眼泪直往肚子里淌。
诉苦,是晋察冀边区政府以及妇女抗日救国会在动员女性时惯用的话语策略。在抗战动员者看来,女性是亟待获得自由和解放的社会群体,她们不仅忍受着男权社会以及父权制文化的压迫,更面临着被殖民者、侵略者吞噬的命运。当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加剧时,在战争中受到侮辱和损害的女性更成为中华民族遭受屈辱的标志。可见,民族压迫和性别歧视不仅是抗战动员者和被动员的女性所共同承受的压力,更是抗战动员者激发被动员女性的民族仇恨和抗争精神的有效手段。所以,无论是抗战动员者,还是被动员的女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中国在世界上的贫弱与中国女性在国内低下的地位联系在了一起,意在揭示投身抗争与维护女性切身利益之间的紧密联系。
虽然这种“把父权制家庭———可憎的缠足、纳妾、包办婚姻、妇女文盲、性别隔离、女性在男性权威下的卑下地位永化视为暴虐制度”的动员方式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忽视性别经验的倾向,但它的确符合广大被动员女性的某种愿望和期待。因为她们参战的动因与社会、经济的因素密不可分。对于她们而言,参加抗战也意味着逃离压抑的家庭和极度的贫困。所以,这些歌谣所传递的信息无疑对接受抗战动员的女性产生莫大的吸引力。通过反复诵读这些歌谣,她们得以将自己生活的不幸归结为性别、阶级与民族的不平等,进一步认清其从来都未曾为自己发声、抒发情感,以及缺乏能动性的现实,并希望加以改变。
为提高广大被动员女性的行动力和战斗热情,抗战动员者利用歌谣为她们描绘出通过参战而达成的光明前景,号召她们采取各种行动。这些行动包括参加妇救会、值班、站岗、运公粮、送文件、积极投身生产运动、制作军需用品、接受教育、参与民主选举、抬担架、救护伤病员,以及参加不脱离家庭生产的地方防卫工作,等等。这足以令她们摆脱性别、阶级乃至民族的压迫,从而实现自我价值。
妇救会,俺当班。
送文件,下通知。
鸡毛信,更要急。
样样事情担得起,女人一样来抗日。
通过投身抗日战争,女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自信心也得到增强。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晋察冀边区的女性抗战动员颇有成效。虽然女性对战争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接受抗战动员、参加抗战的过程会使她们的能力、智识、视野以及对战争的理解、认识有所提高。其表现就是通过分享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经验,感化那些尚未觉悟抑或没有完全觉悟的女性,使之发掘出更为有效的应对复杂环境的办法。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思维模式的生成也引发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它有效地唤醒了广大女性,为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的革命和抗战活动补充了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也成为接受战争动员之女性实现社会流动、完成阶层跨越的必要条件。
上述历史意涵,除在《晋察冀边区妇女歌谣》中有所反映外,还被一些统计数据所证实:“1939年,唐县共选出女正、副村长28名,阜平县选出女正、副村长35名。
1940年,晋察冀边区进行村区政权改选,共选出女区代表362人,女村长139人,女村委员1,425人,女村代表5,052人。其中,北岳区各县选出女县议员140名,约占各县议员总数的5%~10%。”
某些曾在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战的女性也在晚年的口述中不无骄傲地表示:“走时鬼子刚进华北,待到回家时,抗战已胜利在望,离家时,我是作为家庭的叛逆者,一个逃婚的姑娘而走的,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光荣的抗日干部。”
这足以说明,经由抗战动员而参战的经历,使得晋察冀边区广大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脱离了困守家庭、备受压抑的生存处境,扩大了其社会活动和交往的空间。她们之中的一些人也因之实现了人生的转折和蜕变,摆脱了附属于家庭或附着于男性亲属的命运。这无疑令她们的自尊心有所增强,坚定了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继续奋斗的决心。
一些女性也成为抗战动员者树立的榜样和典范。借助对女性英雄模范的赞誉,抗战动员者以及被动员的女性都肯定和重申了女性因为参加抗战、支援前线而获得的荣誉感。歌谣《女村长》就反映出这一点。
女村长,赵英仙,二十多岁挺能干。
生产带头起模范,冬校学习属她沾。
生产渡春荒,识字扫文盲。
赵家庄上有成绩,县上提名来表扬。
由此可见,虽然女性在军事战斗中的实际作用有限,但是,在支持和参与抗战方面却能发挥优势,为民族解放贡献力量。在参与抗战过程中,她们的民族国家观念和女性主体意识得以形成,并彰显出非凡的人格魅力,成为广大女性的表率。
她们一旦被树立为典范,也会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政治资本。一些人甚至会脱离原来的平民身份,成为乡村政治生活的主角。当人生价值被充分肯定、社会地位有显著提高以后,接受动员、参与抗战的晋察冀边区女性十分乐于用革命词汇表述自己在抗日战争中所累积的斗争经验与情感体验。这不仅赋予她们更多的荣誉和尊严,并增加其对抗战动员者的认同与肯定。“终于,共产党来了……妇女不但有了政治上的地位,而且有了婚姻自由,可以和男人平等,在家庭里也得到了解放。她们知道幸福是怎么来的……纷纷在抗日战争中献出自己的力量”,并“欢乐的歌唱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三
值得注意的是,在抗战动员者的启发下,晋察冀边区的女性对自己的社会责任有所了解和认识,在努力反抗民族压迫的同时,也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贡献力量。她们认为入学、改革婚姻家庭关系、参政、参加生产劳动、支援前线等追求女性自我解放的举措,都从属于这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这在晋察冀边区妇女歌谣中得到体现。
一根扁担长又长,嫂嫂妹妹送公粮,去时顶星星,回来踏月光。
为□抗日出力量,姑嫂争取上红榜。
无论是抗战动员者还是被动员的女性都认为:相较于反对性别歧视、争取男女平等,追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显然是更高的目标。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女性必须直接或间接地跨越性别界限,挣脱思想观念和社会环境的束缚,超越性别认同的阶序,实现从“女人”到“人”再到“中国人”的跨越和转变,完成自我价值的提升。尽管这种观念有着突出的社会变革理想、简化女性生存现实的一面,但是依旧对广大参战女性有所启迪。这使她们成为推动民族独立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又令她们特定的奋斗目标得以实现,为其争取自由、平等打碎了坚冰,开辟了航道。
尽管战争动员者通过多种形式帮助晋察冀边区的女性完成自我启蒙,为提高她们的社会参与度创造了一些前提和条件,但是她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社会对于女性性别角色的设定?是否已经彻底扬弃了男尊女卑等观念?这也确实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从《晋察冀妇女歌谣》所透露出的历史讯息中可以发现,接受战争动员之女性在伸张主体性、肯定自我价值的同时,也慑服于男性革命领袖的气概和威严。
平型关,关不行,延安有个毛泽东。
打发一支人和马,长城岭上逞英雄,消灭板垣师团兵。
这也说明,尽管接受抗战动员而参战有助于改变女性的自我认知和个人命运,但是残酷的战场环境还是令男性在智慧、能力和战斗力等方面比女性更具优势。当男性将性别优势转移到战场时,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格局和性别秩序,还使女性对男性政治领袖的敬畏感相较于和平时期更为强烈。在接受抗战动员并参战的广大边区女性心目中,毛泽东同时具有政治领袖、文化人和军事统帅等方面的权威性。其权力和人格魅力不仅来自于武力,更来自于政治、经济、军事的影响力。这说明,作为性别文化建构的独特方式,以“文武二元体系”定义男性气质的方法依旧为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边区女性所接受,并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有所强化。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接受抗战动员并参战的女性不具备武力或者智慧,但是无论在抗战动员者还是被动员的女性心目中,她们在战场上的作用很像其家庭角色的延伸,琐碎、细微、不受重视。在晋察冀妇女歌谣中,更多地反映了女性拥军、劳军,送亲人上战场的情境。如:
好人要参军,好铁要打钉。
参加子弟兵,抗战杀敌人。
哥哥去参军,小妹做后勤。
支援哥哥你,运输俺担承。
再如:
王大嬷,赵二嫂,咱们组里怎么着?
一双军鞋二十两,一双底子五十六行。
做的坚,缝的牢,爬山过岭耐磨搓。
子弟兵们打游击,太行山上立功劳。
足见,战争时期的社会秩序、性别文化与和平时期也有几分相似,依然以男性为主导。越是完备的战争体制越是如此。所以,晋察冀妇女歌谣中所描绘的总是接受抗战动员之女性被正式的战斗部队排斥在外。尽管其中某些篇章也对直接参战的女性加以表彰,但是这些只能被看作是个案和特例,以此证明男性在军事战争中的统治地位。
这也体现出晋察冀边区政府以及妇女抗日救国会的抗战动员具有丰富的性别意涵,即鼓励男性上阵杀敌,动员女性从事支援抗战的工作,将女性限定在传统的性别定位和固定的空间内。因为,在某些抗战动员者看来,女性若与战场上的暴力和杀戮联系起来,往往会为社会带来潜在的威胁;而激励她们做好抗战辅助工作,则有助于男女两性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因此说,虽然身处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但是抗战动员者依旧保持着对于性别分工与角色定位的传统期待,尽管他们从内心深处坚守着支持女性自我解放的理想。
对此,多数接受抗战动员、参与抗战的女性似乎并不介意。她们甚至不以获取“战斗的权利”、突破“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界限为目的。因为,她们对抗日战争的支援与服务足以令其跃入此前曾被视为禁区的战争和政治等领域,实现自我赋权与人生价值。有鉴于此,在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下,无论是抗战动员者还是被动员的女性,他/她们更乐于承认并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建立在男女两性共同参与、相互扶持的基础上的,而女性给了“爱国主义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尤其是对男性———因为她们传统上代表了为了民族利益而不得不战胜的私领域”。
四
在晋察冀边区实施的抗战动员中,抗战动员者和被动员的女性之间形成了多重互动的关系,在晋察冀妇女歌谣中得到集中体现。
首先,晋察冀边区政府以及妇女救国会在谋划抗战女性动员时,以充分尊重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积累的习惯为前提。在许多情形下,他们通过歌谣这一民间文艺形式言说战争与女性,启发广大女性反思生存处境,投身民族解放运动。
其次,在利用歌谣动员女性的过程中,抗战动员者也使用了独特的言说策略,即通过强化女性“受难”的形象凸显民族危机的急迫性;透过对胜利前景的描绘为经由动员而参战的女性规划实现自我价值与民族解放的路径。
再次,在审视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之女性动员时,被动员的女性的主体性也不容忽视:一方面,民族危机的加剧迫使她们投身由男性主导的战场,并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发挥优势,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在接受抗战动员、参加抗日战争的同时,广大晋察冀边区的女性也在检验、吸纳并灵活运用抗战动员者的思想主张,利用参战的契机挑战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与性别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虽然令被动员的女性不得不为捍卫民族利益和自身权力而战,但是她们追求自由、独立与平等,摆脱对家庭和男性之依附性的诉求却未因为参战而得到充分满足。相反,战争的环境还使得“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得以继续保持,甚至令“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有所强化。
总而言之,《晋察冀妇女歌谣》具有较高的文本价值,从中既可探知抗战时期针对女性的抗战动员的思想方法,又可追寻女性在经由动员并参战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生命体验、生活经历和心灵感受。这不仅是当时抗战动员者以及广大参战女性的真实叙事,更令身处和平年代的后世研究者对女性与战争等议题产生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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