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树二人转的历史，溯其根源已有一百五十多年了。从开始到现在，可按时间顺序大体分为八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清咸丰二年（1852年）始，二人转传入榆树。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咸丰二年辽宁省外流蹦蹦戏艺人周半拉子、林大寡妇等，曾在我县以说口逗乐子、滑稽表演、打板清唱等形式，走屯串户地进行演出。到同治年间(1864年左右)流入艺人徐大国、李春阳、刘福贵(艺名刘大头)等，从辽东经吉林市来我县北下坎号荒一带(现大岗、红星、八号，育民等乡)唱过屯场。相继张相臣，谷罗锅子、胡大饼子、火燎杆子等流入艺人，从外地来我县搭班演出，经常活动在北下坎和青山堡(现青山乡)、大呤、泗河城等地。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从河北省来的艺人苗富、苗兴，在保寿乡尹家窝棚落户，成立了苗家戏班，主要唱河南调子及锣鼓帽。不久我县艺人张足香(艺名张杆枪)、孙玉德等在北下坎(现红星乡)成立了北戏班；王清林(艺名葡萄红)、孙印宝(艺名大金牙)，关戏匣子(流入艺人)等，在大呤镇贾家烧锅成立了贾家屯戏班；顾清山(艺名顾秃子)，杨傻子、毕成等艺人在青山堡成立了东戏班。这几个戏班，除了在本县演出外，到黑龙江省和吉林市各地演出较多，这个阶段是榆树蹦蹦戏初步形成阶段。
第二个阶段：即从辛亥革命到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1911年至l931年)。在这个阶段，榆树二人转艺人由过去的二十几名（包括流入的艺人）发展到六十多人。全县有十几伙戏班。每个戏班少则六、七人，多则十几人。比较有声望的艺人有：张足香(本县)、王云鹏(艺名双红，本县）、刘士德(艺名大滑稽，本县)，叶尚林(艺名叶傻子，流入)、刘玉成(艺名金菊红，本县)、张少楼(艺名粉白桃，流入)、沈广太(艺名粉菊花，本县)、石臣(艺名小公鸡，流入)、杨福生(艺名金香草，本县)，赵凤礼(艺名赵小辫，流入)，徐珠(艺名徐大浪，流入)、毕成(本县)、谷振铎(艺名谷月秋，本县)、李庆云、张福臣等。民国五年(1916年)艺人王喜、宋元在县城成立了英复茶园，接待蹦蹦戏班。1935年榆树又成立一座戏院，为戏班提供了宽敞的演出场所。在这个时期榆树的蹦蹦戏发展较快，艺人们除在本县、本省演出外，足迹遍及东北三省。故此榆树有“蹦蹦戏之乡”的美称，从这个时期就有所传。
第三个阶段：即从1931年后，到l945年日本投降。这个对期，东北沦为日寇的殖民地。民族、民间的文化艺术受到了严重摧残。特别是蹦蹦戏被贬为“野生玩艺儿”，唱蹦子的不能登大雅之堂，不准进行演出活动。伪警察和自卫团发现艺人演出，就抓到警察署先审讯，后拘留。日本鬼子把唱蹦蹦戏艺人叫“浮浪”，被他们抓住后先打一顿，然后送到劳工地。1934年7月，艺人刘士德、徐大国，谷振铎、郝复光在舒兰县演戏时，就被日本人抓去送到出里劳工地修了一年山洞子。郝复光因身体不好被折磨死在劳工地上，刘士德、徐大国、谷振铎被抗日联军救出，进山里给抗联演出《西厢》、《穆桂英指路》、《小王打鸟》、《双锁山》等节目，后被护送回到了家乡。在那个黑暗的年月里，大多数艺人因唱戏难而弃艺务农。艺人王清林被警察抓去关押两个多月，放回后他把头剃光，决心不再从艺，开始给地主扛活做月；艺人沈广太把家搬到舒兰县山区隐形匿迹；艺人顾清山，毕成改行说书，流入艺人徐珠、徐庆、赵小辫、柴老丫等也都逃往黑龙江省林区，以免遭磨难。剩下的少数艺人，仅能在距县城较远的偏僻村落走屯串户地偷偷演唱。这个时期榆树蹦蹦戏已进入低谷。
第四个阶段：从1946年初到1949年末，也就是从东北解放到新中国建立。这个时期的榆树蹦蹦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重新得到恢复，而且有了较大的发展。县、区、村三级政府，不仅有专人负责帮助搭班，还给解决一些经济上的困难。有的区、村为戏班购置了服装和乐器，还有的给生活比较困难的艺人补助了柴米。因而弃艺务农的老艺人又开始演出了，有些外流的艺人也陆续回到了家乡。不仅如此，有些青年，特别是有的女青年也投师学艺。据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年来统计，全县蹦蹦戏班有11伙，其中区、村组织的有3伙，自己搭班的8伙。艺人发展到七千多人。比较有名望的戏班有：以谷振铎、杨福生为骨干的秀水兵站戏班；以张足香、王胖子为骨干的八号区保民村农会戏班；以刘士德、张小二、刘玉成为骨干的五棵树区戏班；以赵庆、王清林、纪百令为骨干的大岭戏班。在这些戏班中，青年艺人较多，不但有男青年，还有女青年。如刘儒、曹淑琴、毕淑兰，岳彩兰、李华令等就是这一时期拜师从艺的，女青年学唱从艺，不但打破了旧社会戏剧的男扮女装的陈规，而且给东北地区蹦蹦戏的发展，又增添了新的活力。榆树蹦蹦戏班的恢复和发展，不仅活跃了城乡的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占领了想想文化阵地，他们为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的支前工作起到了一定的宣传鼓动作用。如秀水区的谷振铎、杨福生组织的戏班子跟随土改工作队，配合区兵站，深入群众，编演了《李二小参军》、《枪毙六稳尚》、《送郎上战场》、《做双军鞋给亲人》、《改地按天》、《喜送公粮》、《血债要用血来还》等许多新节目，有的节目至今还在流传。
第五个阶段：即从1950年到1960年。这个阶段正处于走合作化道路和“大跃进”的年代。所以，蹦蹦戏的发展也随着形势的发展向前迈进。艺人队伍和组织形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蹦蹦戏艺人中，男女青年增多，有些个人搭班的戏班改变为村办、社办。在“双百方针”、“二为方向”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创作方针指导下，新的剧目和演出形式都有了很大突破。1951年11月成立了县文艺宣传队，开始从各区、村戏班抽调l3名演员，其中女演员4名。到l960年发展到有演员22名，其中女演员9名。这个时期县剧团比较有名望的演员有：谷振铎(男)、杨福生(男)、赵继昌(男)、刘玉成(男)、由桂芬(女)、张永莲(女)、苏文芳(女)、安敬芝(女)、朱凤清(女)等。五棵树区也成立了大集体地方戏队，弓棚、八号、大岭等地成立了乡办地方戏队。此外，还有l4个村办和艺人自愿搭班的地方戏队，全县演员发展到l57人。为了提高艺人的素质和加强管理，县文化馆在1950年11月举办了民间艺人训练班，有七十多名艺人参加。在此期间，由谷振铎，杨福生等又组成了民间艺术改进会和文艺创作小组，自编了《新八出戏》《胡小玉劝夫参军》《灯下劝夫》等节目，演出后受到了全县人民的称赞。1952年12月，省委宣传部组织整党宣传队，抽调舒兰、榆树两县蹦蹦戏队，先后到怀德、农安、前郭、扶余等县为整党训练班演出了《双回头》《奔向光明》《走互相合作道路》《贺年信》《喜临门》《老夫妻顶嘴》等节目，受到了各县的好评。
1953年4月1日至l4日，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大会，我县民间艺人谷振铎，杨福生在大会上演出了《西厢》片断，荣获优秀奖，并在怀仁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宋庆龄的接见。1953年6月，吉林省文联召开了民艺座谈会，我县的王云鹏、杨福生参加了这次会。会议通过了文联副主任高叶关于改蹦蹦戏名称为“二人转”的提议。从此，这一民间流传多年的表演形式以文雅的名称被列为地方戏种之一，榆树县“二人转之乡”的美名也随之远扬。在这年的七月份，东北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孙芋、张颂，潘芜、刘方、孟慧等专程来我县深入生活，访问了二十多位老艺人。他们不仅收录了许多民歌，还向王云鹏、杨福生、谷振铎、刘士德等艺人学习了二人转《西厢》《杨八姐游春》《蓝桥》等节目。榆树二人转在人民公社以及“大跃进”期间，各级党委非常重视。随着体制的改革，在全县38个人民公社中，有21个办起了社办地方戏队，有42个大队办起了队办地方戏队。这些民间二人转队伍采取农忙务农，农闲演出的方法，到各地巡回演出和互相交流经验。他们不仅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而且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利用文艺形式开展了宣传。为了适应和提高艺人的政治思想和艺术水平，县文化科在1956年7月举办了民间骨干艺人培训班，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双百方针”、“二为方向”和“吉为今用，推陈出新”等文艺方向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进一步提高了艺人的政治思想觉悟和艺术水平。许多艺人在政治上要求进步，艺术上精益求精。谷振铎、杨福生等五名二人转艺人在1956年5月1日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二人转老艺人王云鹏，在1953年7月被省文化局聘到省地方戏团音乐工作组，搞民间音乐搜集和研究工作。l957年2月17日吉林省文化局、团省委、省民委召开了第一次农村民间音乐舞蹈选拔会，我县的民间艺人王国臣、刘士德参加应选。
1957年8月，榆树县召开了第一届二人转剧目创新会演大会，会演共进行了五天，有21个社办队，34个队办队参加，共演出107个节目，选拔出优秀表演传统剧目23个；新剧目19个。比较好的传统剧目如《西厢》《蓝桥》《貂蝉》《王美蓉观花》《五龙堂》等；新剧目如拉场戏《一札麻》。《红管家》《合作化就是好》，二人转《天神入公社》《夫妻巧打流沙井》《水库花烛夜》《夫妻合作》，单出头《夸女婿》《浪子回头》《养猪姑娘》等。为了加强对民间艺人的领导，大力发展二人转艺术，于1958年3月成立了县民间曲艺联舍会，共9人组成，主任张振才，副主任手宪涛。并成立了曲艺业余学校，负责对艺人考核登记，艺术交流，不定期培训骨干和印发宣传材料。
1959年6月13日，我县有两个地方戏队参加了省举办的检阅“大跃进”以来全省表演艺术成就观摩大会。我县有二人转《县长和小刘》《送郎参军》和单出头《夸女婿》三个节目获优秀奖，并被编入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吉林二人转选》。这个阶段，是我县二人转发展的兴盛时期。比较有名望的艺人新秀有赵继昌（男）、陈殿栋（男）、王汉东（男）、王友（男）、由继发(男)、倪文焕（男）、于志刚（男）、姚坤（男）、由桂芬（女）、苏文芳（女）、齐敬东（女），张永莲（女）、安敬芝（女）、郎秀霞（女）、刘海堂（女），朱凤清（女）、朱玉琴（女)、苗占国（男）、兰淑清（女）、徐三丫（男)、胡清林（男）、陈洪颜（男）、陈福生（男)、李在富（男）、郑学礼（男）等五十多名。
第六个阶段：即从1960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到l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这六年时间，我县的二人转处于低潮。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队办二人转队全部解散了，原有22个社办二人转队仅剩6伙。其余的艺人，有的去矿山，有的去林区，有的从工，有的务农。县办地方戏队，根据当时情况在1961年从评剧团分出，改为民间艺术团，定为县办大集体，自负盈亏，财经单独核算，人员增到30人，其中女演员13人，并分成两个队，深入社、队巡回演出。
1962年3月，县民间艺术团一队，参加了省文化局召开的二人转研究会。在会议期间，演员张永莲(女)演出了《洪月娥做梦》，赵继昌、由桂芬演出了《西厢》，受到了省里的好评，灌了唱片。在这年的4月，县民间艺术团二人转演员赵继昌在《长春日报》二人转笔谈专栏发表了《扮演二人转下装的体会》的文章，标志着我县二人转表演艺术的技巧、唱腔、舞蹈等方面有了新的突破。
1963年3月，我县文化科召开了二人转艺人骨干学习会，传达了省《关于才子佳人戏、公案戏、神话戏、武打戏占领舞台的错误倾向》的文件，传达了省委宣传部批转省文化局《关于加强农村文化工作，取缔黑剧团的报告》，并反复学习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会议后重新对农村二人转队伍进行了整顿。将队办和部分社办队予以解散，重新以拉林河、环城、松花江、南卡岔河、北卡岔河等五个区委为主，成立了八号、泗河、环城、黑林子、五棵树等区委所在地公社的五个地方戏队，每个队确定演职人员30名。这样大部分中、青年演员参加了二人转队，少部分老艺人做了导演或老师。戏队以在本县活动为主，去外地演出，除必须持县文化科介绍信外，上演剧目单要报文化科审核。经过整顿和加强管理，文艺舞台出现了“一净、二新、三高”的局面。一净：净化了舞台，脏口、脏词、丑态、怪相没有了；二新：新节目、新秀(二人转青年演员)多了；三高：演员政治思想水平、演出质量、艺术水平高了。在这个阶段，五个区委社办的二人转队，基本达到了规范化，受到了外界和本县观众好评。
第七个阶段：即从l967年到l976年的十年动乱时期。这一时期，文化、艺术团体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的浪潮中全被砸烂，县民间艺术团解体，大部分演员下放到农村，走“五·七”道路，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剩下的部分评剧演员，组成了战斗队，造“文化黑线”的反。区社办的二人转队全部解散，二人转这个民间传统剧种和剧目被打入冷宫。到1970年，县革委会成立后，又重新组建了文工团，演员多数是从下乡知识青年中选拔上来的。社、队办了文艺宣传队，二人转仍被列为禁演之列。
第八个阶段：即从l977年粉碎“四人帮”后到l983年改革开放。这个时期二人转又获得了新生。不仅出现一次又一次兴起和发展的高潮，而且在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上有了新的突破。政府重新把老演员们请回来，恢复了县二人转剧团和五棵树镇二人转剧团，其余各乡镇的艺人也自愿搭班办起了个体二人转队。此外，县政府还拨出专款，由文化馆负责，办了两期二人转小班。为民间艺术团培养新演员23名，从根本上解决了榆树二人转演员后继乏人的问题。
为了加强对二人转、书曲等民间艺人的领导，县文化局于1982年成立了艺人管理办公室，对全县的197名二人转演员或书曲艺人进行了重新登记，并发给了艺人演出证。为了提高这些人的素质和演出水平，还分期分批地把他们集中起来，由县艺术团给做示范表演，传授技艺，从而不断提高演员的艺术水平。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榆树二人转继承和弘扬了民族文化，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