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为一个着名的历史人物,王昭君存在于众多的文学作品中。《王昭君变文》以前的昭君作品,以《汉书》《琴操》《西京杂记》《后汉书》和唐宋时期的诗词文赋为代表,并最终具有了美艳动人、清正自守、心存愤懑的特征。《王昭君变文》在其基础上产生新变,着重刻画昭君爱国思乡的形象特点。这样的变化发展与当时的时代情怀、地域文化、民间属性息息相关。
关键词: 王昭君; 人物形象; 变文;
一、《王昭君变文》前昭君形象梳理
王昭君出现在无数文人笔下,她的形象被不断地塑造与丰富。作为历史上众多享负盛名的女性之一,她由最初史书记载的历史人物,逐步发展为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文学形象。
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昭君最早记载于汉代。《汉书》中《元帝纪》与《匈奴列传》均有提及,将这两篇整合会发现,班固对她的着墨不多:王昭君在汉宫时地位卑微,出塞和亲前未得到汉元帝宠幸,成为宁胡阏氏后,为匈奴生儿育女,呼韩邪单于死后,又嫁复株累单于。《汉书》成书时间与昭君所处时代最为接近,可信度较高,为后世昭君形象的塑造奠定了基础。
《西京杂记·画工弃市》《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均有对王昭君的描写。其中,故事情节与人物刻画明显丰富,王昭君从原本其他人物形象的附庸,转变为拥有个性的个体。文中在刻画王嫱样貌气质出众的同时,突出其遭遇的悲剧色彩和人物性格的倔强。《琴操》以一首《怨旷思惟歌》刻画了昭君坎坷悲惨的人生经历,抒发了浓烈的“昭君怨”。
唐宋时期,王昭君人物形象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迅猛时期。李白、储光羲、李商隐、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陆游等文人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及王昭君。众多作家笔下的王昭君形象存在一定共性,大致可以概括为美艳动人、清正自守、心存怨愤三个特点。欧阳修描写王昭君“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1盛赞昭君的美貌。李商隐的《王昭君》中写昭君“忍为黄金不为人”2——宁被作丑图也不愿给画师毛延寿行贿,表现了昭君高洁的品性。柳开作的《代王昭君谢汉帝疏》看似通篇强调“臣妾”心中毫无怨愤,意欲表达对陛下的感激,实则字字句句暗含讽怨,刻画了一个心怀怨愤的昭君形象。
二、《王昭君变文》中的昭君形象新变
《汉书·元帝纪》中记载匈奴乎韩邪单于主动来朝请求和亲,汉元帝特意将年号改为“竟宁”,意为边境安宁,可见王昭君作为汉朝与匈奴双方维持和平的重要媒介,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使命。值得注意的是,王昭君牺牲小我换来了整个汉朝边境的安宁,其行为中伟大的爱国情感,理应为历代文人所歌颂,但此前的昭君作品中,更多地着眼于昭君之“怨”,刻画的是个人的悲剧色彩,而对昭君男儿般的家国情怀有所忽略。唐代的《王昭君变文》在吸收前代作品的基础上,对王昭君形象进行拓展,着重刻画了爱国思乡之情。
《王昭君变文》的创作时间学界尚未有定论,我们这里主要参考郑文先生推测“《变文》的酝酿、产生约在贞元之末”,3不晚于805年,即中唐时期。结合变文中所提及的“八百余年,坟今上(尚)在”4的时间线索,可以推出这一说法大致准确。
在《王昭君变文》中,塑造了独特的王昭君的形象,其中的爱国思乡之情,更是贯穿字里行间。初嫁单于的昭君,原本只是听闻“居江南之人,不知塞北有千日之雪”4,真正踏入黄沙漫天的朔北,家国思念久久无法平复,单于号令千军歌舞喧嚣,将她拜为烟脂皇后,依然无动于衷,只道:
边塞忽然闻此曲,令妾愁肠每意(忆)归。蒲桃未必胜春酒,毡帐如何及彩帏。莫怪适来频下泪,都为残云度岭西。4
单于又派出在原本狩猎时才会使用的千万军队,围绕烟脂山,以昭君为中心,“万里攒军,千兵逐兽”。4当她登上山的高峰,遥望远方,眼中看到的并不是单于为她召集的千兵百兽,而是遥远的大汉王朝。不禁再次发出感概:
且住,听奴一曲别乡关。……一朝愿妾为红(鸿)鹤,万里高飞入紫烟。初来不信胡关险,久住方知虏塞□。祁(崎)雍更能何处在,只应弩那白云边。4
单于的极尽宠爱,却仍然无法填补她的思乡,此后,昭君的身体一蹶不振,临终前留下的遗言,也是要求将自己去世的消息告知汉王。
王昭君爱国思乡的形象在《王昭君变文》中被集中刻画。《变文》中的昭君以思虑成疾、客死胡地作为结局,这样的安排有别于前代的文学作品,悲剧结局将王昭君形象中的爱国思乡之情推向了极致。变文中王昭君说的每一句话,几乎都体现了这一点。另外,在变文的最后,使者所念祭词中,称王昭君为“汉公主”,4这与之前许多文学作品,如《汉书》中“掖庭王樯”5“后宫良家子王嫱”6的身份地位有明显的不同。创作者有意将王昭君的身份提高,强调她对于汉王朝的意义,赞颂了王昭君忠君恋主、牺牲自我的精神。《王昭君变文》中还反复描写单于对王昭君的痴情,昭君直到最后仍旧心系汉朝,单于的感情悲剧亦将王昭君对汉朝的赤忱之心烘托至极。
三、变文中昭君形象发展成因
(一)时代情怀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内部动摇之后,唐朝先前的对外形式自然难以维系,走上下坡路。其中,回纥最为唐朝所忌惮。这内忧外患时期,人们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短暂一生,他们的报国之志无处可施,在感怀世事中,不断思考兴盛衰亡的原因,写作于这个时期的变文昭君自然披上一层较往日更甚的爱国情感。
(二)地域文化
《王昭君变文》作为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糅合的产物,由敦煌地区的人民于唐朝中期创作,当时河西地区长期处于民族争斗的漩涡之中,人民苦不堪言,渴望结束战争,回归和平。因此,变文着重突出民族友好的主题,通过渲染昭君入塞后内心的思乡爱国,表现敦煌地区人民渴望回归大唐的心声。与此同时,王昭君不顾个人痛苦,时刻将民族友好、个人安危置于最首要的位置,更代表了百姓希望获得和平安定生活的愿望。
(三)民间属性
王重民先生认为“变文虽写的是古代人物,但是通过了广大人民的思想情感,把他们典型化,已经是现实主义的写实文学,因而具有思想性”。7与正统的文人相比,民间文人一直处在政治的边缘位置,写作受限相对少,因而更易表现情感取向和恩怨鲜明的是非观。《王昭君变文》在塑造昭君形象的同时,增加了单于形象的描写,描绘夫妇二人之间的深情,散发出属于底层平凡夫妻的恩爱气息,在此前的作品中未有过,或可理解为民间文人们对昭君的一种美好祝愿与同情,本能地希望她能够在异域获得幸福。昭君背井离乡的事实,使她的家国情感难以割舍,和亲的使命更是坚定了她忠君爱国的信念。如此情感丰富、深明大义的昭君形象,背后指引的是正是民间大众的集体无意识。
四、结语
《王昭君变文》中昭君形象在继承传统形象的基础上,不断演变和发展。回顾最初的《汉书》,对于王昭君的记载不过百字,其人物形象十分单薄。到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昭君故事逐渐渗透到民间传说,形象不断地开发、扩展。唐宋时期,各种文体百花齐放,昭君故事再次翻新、变异、聚合,王昭君形象的发展进入了迅猛时期。《王昭君变文》是昭君形象发展过程中的一块重要基石,其中所折射出来的时代变迁、地域情怀和民族属性等特征,值得我们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东汉·蔡邕 1971 《琴操》,商务印书馆。
东汉·班固 1975 《汉书》,中华书局。
黄征、张涌泉 1997 《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
东晋·葛洪 2012 《西京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注释
1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傅璇琮等总主编 1992 《全宋诗》(卷28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清·彭定求等 1960 《全唐诗》(卷540),北京:中华书局。
3郑文 1982 《王昭君变文创作时间臆测》,《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4黄征、张涌泉 1997 《敦煌变文校注》(卷1),北京:中华书局。
5东汉·班固 1962 《汉书·元帝纪》(卷9),北京:中华书局。
6(11)东汉·班固 1962 《汉书·匈奴传下》(卷94),北京:中华书局。
7(12)周绍良着、白化文编 1982 《敦煌变文论文录》,王重民《敦煌变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