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全球化的环境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相关研究中，对一些特殊的地域环境都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并提出了相关的环境哲学命题，如利奥波德提出的“土地”伦理，罗尔斯顿倡导的“荒野”之美等。而在当代中国环境美学的研究中，对中国大地上的一些独特环境类型缺乏充分的关注，中国北方的草原环境就是一例。以往的研究者大多习惯于从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的角度研究草原文化，本文试图换一种视角，从环境美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草原景观形态的审美经验和价值，及其对当代全球环境美学建构和实践途径的启示意义。
当代环境美学的基本主题是如何正确地欣赏人类生存和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环境）。所谓“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各种各样受人类影响或由人类构建起来的环境[1]（P2）。因此，当代环境美学要求在审美对象上从“艺术”迁移到“环境”,在审美欣赏模式上进行创新和拓展，以丰富和深化人类既有的审美经验和生存方式，促进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简单来说，环境美学主要“回答环境是什么、环境 体 验 是 什 么，以 及 其 美 学 性 质、审 美 价值”[1]（P22），换言之，当代环境美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范围主要涉及以下几大问题：什么是环境？环境审美模式如何？环境审美的基本途径有哪些？以及环境审美的效应和价值等。本文拟从环境审美的对象、审美参与模式以及环境审美效应等三个方面来重新看待草原景观暨草原生态文化系统的精神内涵和当代价值。
一、作为环境审美对象的“草原景观”
当代环境美学试图超越长期以来以艺术为对象的分析美学传统，转向建构一种以兼容艺术和自然在内的“环境”作为审美对象的一元化美学。在当代环境美学看来，作为“审美对象”的鉴赏对象就是我们的环境，即环绕我们的周遭世界。作为鉴赏者，“我们不但身处我们鉴赏的对象之中，而且鉴赏对象也构成了我们鉴赏的处所”[2]（P5）。因此鉴赏者和鉴赏对象（环境）是亲密、整体而包容的关系。我们日益认识到人类与所居住的环境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人类与环境是统一体”[3]（P9）。环境美学的范围和关注对象非常广阔，从荒野、草地、农业景观、乡村、郊区一直延伸到城市景观、周边地带、购物中心、室内环境等等，简而言之，整个世界千差万别的环境，都为我们提供了视觉、听觉以及各种感官感受的对象。
从环境美学的对象来看，中国北方的草原景观及其文化形态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质和魅力。由于草原文化是指“草原生态环境和生活在这一环境下的人们相互作用、相互选择的结果，既具有显着的草原生态禀赋，又蕴涵着草原人民的智慧结晶，包括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基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而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宗教信仰、道德情操等”[4]（P1）。因此，我们考察草原文化的审美内涵和价值，首先需要从草原最基础的自然生态-景观形态入手。中国草原文化作为一种建立在“草原”这一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基础之上的文化形态，他具有悠久的历史人文意蕴和浓郁的地域环境特色，因此千百年来各个民族赋予它以审美文化想象，使其愈加充满着神秘、美丽和浪漫色彩。只要深入草原当中，我们就能体验它那与众不同的景观之美和风情之韵。北朝敕勒族的着名民歌《敕勒歌》云：“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据史书记载北朝时期的敕勒名将斛律金（公元488年―567年）曾演唱过这首民歌来鼓舞士气，使其传颂久远。阴山是整个蒙古高原的至高点，歌中对阴山下的草原风情和景观的生动描绘，曾引发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共同的视觉期待和审美遐想。读来趣味盎然，如同置身于苍茫寥廓的草原当中。更重要的是，歌中描述了欣赏草原风景的独特方式：先是仰望天空，后又俯视大地，在俯仰之间感受到草原空间的辽阔与时间的绵延，正是由于欣赏视觉的上下左右的移动，从而把握了敕勒川草原上方天空的特点：仿佛圆形的穹庐笼罩着草地，这也体现了古代草原文化中“盖天说”的宇宙观[5]（P48）。同时，诗人还运用了触觉和听觉来感受草原的风的存在，置身于草原之上，风吹草低的审美愉悦是需要触觉、听觉甚至嗅觉的全方位把握来能深入感受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草原环境的审美方式需要调动所有感官的参与，这也是当代环境审美理论所极力提倡的。当代很多的草原牧歌也为我们建构了欣赏草原景观的多重视角。
以至“草原”一词华夏不同民族的审美语汇中，都蕴涵“田园牧歌”式的文化内涵。汉语语境中的“草原”一词含义丰富，除了指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的生产生活环境以外，更主要的内涵是指在辽阔天宇下白云、草地、羊群与优美牧歌结合中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景观与意境。而蒙古语中的“草原”一词一般都是与“家乡”一词连用，称为“塔拉努图克”,既是指蒙古民族以草原为主的现实生存生活环境，也用来指称以草原文化为基础而形成的精神家园。
当我们投身于草原并开放全部感官去感受之时，常常会被深沉博大、辽阔无边、瞬息万变的景象所震撼。无论是清醒的审视，还是沉醉的体验，都会收获非同一般的审美愉悦。那么，草原作为一种独特的审美景观具有什么特点呢？据统计，地球上草原面积仅次于森林，是第二大绿色覆被层，约占全球植被生物量的36%、陆地面积的24%[6]（P3~7）。这里仅以我国境内的内蒙古草原为例来说明。据统计，目前内蒙古草原约占全部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它由六个板块构成，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分别是：
阿拉善草原、鄂尔多斯草原、乌兰察布草原、锡林郭勒草原、科尔沁草原和呼伦贝尔草原。内蒙古高原的地形分布大致以高原、山地、丘陵、平原为主，东起大兴安岭和苏克斜鲁山，西至甘肃河西走廊西北端的马鬃山，南沿长城，北接外蒙，其间分布的草原类型主要有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等[7]（P51）。
同时，蒙古高原的自然延伸也造就了东西有差异、四时有变化的广袤无垠的草原地理环境。为了生存和适应于独特的草原自然环境，蒙古牧民的衣食住行都有自己的规范和特点，牧民合理利用牧草资源，进行轮流放牧；为了草场的可持续更替，必须敬天时、谋地利、重人和。因此，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看，在这草原环境和草原经济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民族生存观、生态观和生命观，与中原文化迥然有别。因此，草原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环境审美对象，在环境美学视野中可以呈现出别一种特别的类型；从环境美学来看待草原景观，可以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衡量草原的内在价值及对当代文化建构的基源性意义。
毋庸置疑，地球上的每一种环境类型都可以为人类提供了审美鉴赏的大量素材，“在大千世界中，不同环境在美学意义上如同艺术作品一样，含义隽永且价值颇丰。”[8]（P12）因此，内蒙古草原作为一种重要且悠久的环境类型以及栖居于此的草原民族独有的自然生态观念，应当能给我们带来欣赏环境的新模式和新视角。草原作为一种景观系统，它具有天然性、荒野性、再生性与亲和性的特征。一般认为，草原的自然生态系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它是由草原地区的多种生物类型（草本植物、动物、微生物）和非生物环境共同构成的，具有进行物质循环、能量转换及信息传递的基本生态功能。由于内蒙古草原是比森林、湿地等更为辽阔的自然生态系统，因此，从当代环境美学的视野审视蒙古族草原文化，发掘其中的环境美学思想，即人天相谐、顺应自然的环境审美论、万物有灵的自然价值观、敬畏自然的环境伦理观、俭约实用的朴素生态主义消费观。这些朴素的环境美学思想，对我们今天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的启示意义不可小觑。
二、草原景观的环境审美经验
千年以来，草原文化在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元、满清等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的推动和磨合下，逐渐形成了以蒙古族文化为主流、多民族融合的一种文明类型，其间它还与各个时期的中原文化不断冲突、交流和借鉴，以丰富和壮大自身。同时，草原文化不仅包括以草原为基础的游牧经济模式，它还包括“草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9]（P2），因此，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马背文化、蒙古族文化、生态文化等有具有家族相似性，在内涵和外延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当代学者指出，草原文化包括草原民族的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子系统[10.草原文化产生的环境基础就是以水草为基本生物特征的“草原景观”,草原民族与草原的最基本关系（生产关系）就是“游牧”,而 “游牧”方式与草 原审美 经验有 着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当代环境美学摒弃人与世界对立的主客二分的传统静观审美方式，追求人与环境融为一体的审美“参与”模式；同时，环境美学超越传统的以艺术为中心的美学，而以兼容艺术和自然在内的“环境”作为审美对象的总体美。因此，在环境美学看来，“环境体验指的并不是欣赏外部的风景”,对象式的审美静观和如画式的艺术欣赏都不是环境审美经验的适当方式，对环境的审美不仅需要视听感官，还需要调动所有的身体感官来参与，从而创造一种“参与美学”的新模式。柏林特为了区分一般性概念的“环境”和独特性概念的环境，他将后者称为“景观”,景观的意义在于“强调人类作为知觉个体参与到环境中去”的特点，因此，“景观 是 一 个 有 生 命 的 环境”[3]（P10）。本文中的“草原景观”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草原环境或草原景观是无限的、“无边框的”,人作为欣赏者是融入其中 并 随 之 流 动 的 一部分。
环境美学建构了一种从分离到融合的审美“参与”模式，从而重新界定了审美的主客关系，使其走向一元化美学。环境美学的参与模式的建构，力求打破传统美学以艺术为中心的静观审美模式和非功利审美观。在当代环境美学看来，艺术作品与自然环境是两种不同的审美对象，艺术作品是非现实的虚构世界，而环境则是真实的生存世界。艺术品作用于人的视听感官而可能催生审美幻境，而环境不仅仅是客观事物的集合体，更是人类的生存家园和栖居之所。环境的审美经验是运用多元感官（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来对环境进行总体性的感知和全面的把握：“完整地感受世界，使用全方位的感知，这是在放大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人类世界、我们的生活。由此，它的目标是一种扩张的但有识别力的意识，作为整体地活动着的有机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这就要求在全幅经验中要有机敏的，智慧的和积极的投入。”[1]（P24）因此，对环境的审美感受就容纳了人类生活经验的基本维度，扩展和开放了人类的审美视阈，并重新构筑人类的精神家园。
如果说艺术经验是对日常经验的超越，那么环境经验就是对生活经验的强化，环境美学的这一观点来自杜威。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中提出了一种试图颠覆康德审美无利害说的实用主义美学观，他主张应当“恢复审美经验与生活的正常过程间的连续性”[11]（P9）。杜威认为艺术的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具有本质上的连续性，一种完整、统一而有强度的日常经验就是审美经验。环境美学家柏林特等受到杜威实用主义美学的深刻影响，从而主张环境欣赏是一种多元感官的共同参与，是人在环境中的全身心投入而获得的整体经验。由此反观我们以往对草原景观的欣赏，采取的主要是静观的“如画”模式，人将草原景观视为一种“图画”,站在主客分离的立场，以视听感官为主的欣赏途径，这是艺术审美方式在草原景观欣赏中的一种延伸。这正是环境美学所着重批判的问题。
从环境美学的视域来看，草原的环境景观系统具有与传统艺术审美完全不同的内涵和价值。以往的欣赏景观的方式主要偏向于人与景观的分离，人对于草原而言只是一个外在的欣赏者，而不是内在的参与者。而草原民族特有的游牧方式实际上具有一种人与自然的内在亲和性，人与草原之间通过游牧这一生存行为而获得了参与、尊重和亲近关系，游牧对草原采取了一种利用上的限制，从而防止过度的索取。比埃尔曾指出两种不同的景观涵义：“解释1:景观表示风景时（我们所见之物），景观规划意味着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解释2:景观表示自然加上人类之和的时侯（我们所居之所），景观规划则意味着一系列经设定的物理和环境参数之内规划出适合人类的栖居之地”[12]（P5）。这说明存在两种不同的环境观念：一种是将环境视作人的外在世界和生活背景，另一种是将人（身体）与自然环境看做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身体是具体而微的环境，环境是扩大化的人类身体。
据研究，内蒙古典型草原的生态系统可以实现六大功能：有机物质生产、气体调节、水土保持、涵养水源、维持生物多样性、娱乐与文化（P165~166）。内蒙古草原生态资源丰富，其娱乐与文化的服务价值巨大。在当前人们对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休闲、娱乐和审美享受服务要求越来越迫切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实现旅游经济开发与草原景观保护的双赢，是亟需研究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从环境美学和环境伦理的角度出发，提供多种与草原景观和生态系统相适应的审美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较为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在环境美学的意义上，北方草原作为一种“景观”系统，它不是纯粹无人的荒野，而是容纳了人与自然双方面的统一体（双主体）。作为环境美学对象的景观“它类似于艺术，欣赏者所面对的是一种形象，由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共同创造的形象，这种形象在艺术中称之为艺术意象，而 在环境 美学意中的环境形 象，我们叫它景观。”[14]（P16）从环境美学的角度来说，“景观”就是一种整合了人与自然双主体在内而形成的“生活世界”.草原景观同样可以如是观，作为环境审美对象的草原，就是进入草原之中的人（牧民与游客）的一种直接经验的世界，它是一种独特的环境审美类型。
从这个意义上说，进入环境审视域的草原景观凸显了人对自然的亲和性，重视人与草原景观的有机联系，这同时也为重新审视和应对逐渐恶化的中国草原生态环境提供了一种审美反思的视角。
草原居民是在“游牧”中偏实用性的感知草原，而外来游客是在“游观”中偏直觉性的感知草原，这是两种不同的欣赏方式。从存在论的意义上探讨草原景观这一特定场所和环境，必将提醒世人：人与环境是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的，丧失适宜于人生存的环境，也就没有人本身的存在。从环境审美模式考察，草原景观的“游观”可以作为一种观察世界并融入环境的方式来看待，成中英曾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观”解释为“普遍的观察”,所谓“观”就是“观察事物活动、人以及这二者为了解世界的本体宇宙所作的会通”[15]（P230~231）。这个解释对于西方环境景观的审美模式有重要的补充和修正作用。从词源上看，“观”的本源意义就是视觉的“看”,但也可以扩展为与听、触、尝、嗅等感觉相联系的“统觉”,因此中国美学中的游观之“观”是一种身心一体化的“感觉综合体”,它与环境美学提倡的“多元感官”说相通。人通过“游观”的方式可以介入到草原景观系统之中，从而更深入地欣赏自然景观之美。因此，草原景观的意义就在立足于多元统觉的“观”上建立起一种属于草原环境的审美新模式。
三、草原景观的认知途径与欣赏方式
如上所述，作为一种与草原景观-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复合型文化系统，草原居民对草原的欣赏方式与外来者是有本质不同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讨论过由密西西比河所引发的两种不同的审美体验：第一种作为“无知的过客”观看河流时的新奇陌生和美丽图画，这是因为他读不懂河流的语言；第二种经验发生在他已读懂河流的语言并以训练有素的眼光凝视河流时，对于河流意义的领悟代替了原初的美丽画面。卡尔松指出，第一种经验是典型的形式主义的审美经验，第二种经验属于典型的认识经验：它关系到借助教育或训练获得的知识得到意义的一种理解[16]（P35）。这两种经验究竟是相互冲突还是可以相互补充？在环境美学家看来，科学认知有助于增进环境的审美经验。正如艺术史传统和艺术批评实践在认知层面上可以重新塑造艺术欣赏的新模式，“在自然中为了实现严肃的、适当的审美欣赏，它也必须通过自然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在认知层面上加以塑造。”[8]（P9）因而，将适当的环境审美经验和途径建立在科学知识之上的观点，丰富着环境美学的研究领域。如近年来将地理学、系统科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等学科知识引入自然审美欣赏，从而开辟了新的美学认知路径。
自然环境是人文环境的基础，同时人类又是人文环境的创造者。人类通过语言、技术、实践来建构了自己的文化世界。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自然世界与文化世界是无法截然分离的。在环境美学看来，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人类置身其中的整体环境（生活世界），唯有如此，人在自己的生活世界环境中才是自由的。草原景观及其承载的游牧文化精神传统，也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
1960年代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游牧空间”是平滑的、开放的，人们可以自由地从一点跨到另一点，只要能打破成规而跨越挡在面前的一座座高原，就可以进入到无拘无束的思想境界[17].人们对草原的生存依赖、文化感知和审美想象都是立足于“草原”环境。建立人与草原的亲和关系，改善日益恶化的草原生态，重建人对草原的“家园感”都是可以操作的一条路径。自然环境美学是关于现实世界的美学，因而“环境总是以某种方式与其中的观察者和它的存在场所紧密相连”[18]（P23）。对草原的环境审美，要遵循“科学认识”与“情感体验”相结合的方式，既要科学地认识草原生态系统，从生态科学的角度重估草原景观，同时又要重视草原环境审美的连续性，扩充感官体验的多种要素共同参与，避免单一的无利害审美直观方式的再度干扰。
在环境审美体验中，我们的知识、信仰和态度也是很重要的。知识、信仰和态度来源于社会、文化和历史，它们指引着我们的注意力方向，同时选择和判断、促使或阻止我们参与到环境中去，影响着我们对环境的审美认知，这是环境审美中个体性和社会性相结合的体现。在草原景观欣赏中，我们在审美认知草原之美的同时，也参与到对草原生态系统和草原文化精神的体认之中。蒙古民族的草原文化信仰认为，草原可以使人的身体与宇宙形成同构同序的共振感应，人的灵心与自然生命之间相互流荡和谐交融。环境美学可以极大地激发草原文化原有的精神蕴涵与审美价值，即认识顺应自然、亲近尊崇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的传统和方式，这在今天仍然需要一贯的坚持。在当前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我国草原资源“三化”（退化、沙化、碱化）严重的趋势下，从自然环境美学的视野来审视草原景观、人文理念及其生态系统，可为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和和环境保护提供思想源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和环境审美提供价值启思。
草原生态的地理特征、区域性和民族性决定了在生存模式和生产方式上草原民族形成了独有的“逐水草而居”的群牧经济形态，在自然宇宙观上造就了遵循自然规律、崇尚自然的生态理念，始终不渝地追求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实现天地人的协调发展。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几乎都信仰过萨满教，萨满教认为：“草原上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河流湖泊都有灵性和神性，不能轻易地扰动、射杀和破坏，否则将受到神灵的惩罚。世上万物都是天地父母所生，不仅相互平等，而且亲上加亲。作为天地父母之子的人类，应该像孝敬父母那样崇拜天宇、爱护大地、善待自然”[19]（P36~37）。萨满教巫觋们将自然泛神化的思想直接催生了草原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念，这一观念具有环境审美与生态伦理的意蕴，即：在科学认知上，人被当作“天”（自然）的一分子，将人与自然万物看做是有机整体的关系。在思想信仰上，把“天”（自然）当作崇拜的对象，认为自然有“灵”（生命），以谦卑之心善待自然。在生活生产实践上，将“天人合一”的理念化为行为的准则，爱护自然，取之有度，实现人与草原的和谐相处。萨满教的这种自然崇拜不仅倡导了“一种尊重自然、善待生命的伦理之道”[20]（P72），也促进了一重欣赏自然、美誉环境的审美之情。同时，唯有经过对草原环境的神化过程，才能更广泛地动员人们来保护草原生态环境以达到永续利用草地资源的目的。
从草原生态文化所体现的现代审美价值看，一方面，草原游牧民族有节制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他们又视草原为衣食父母而予以善待和尊崇，这就是草原本来具有的生态承载功能和环境景观系统两个方面价值都得到了发挥，因此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生产实践、生活方式、自然观念、环境伦理等无疑会对当代生态文明建构产生深刻的启示意义。如果说，从依赖到敬畏、崇拜，体现的是人作为自然神灵的奴隶和信众的话，那么从利用再到美誉、欣赏，人从谦卑者变成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参与者与欣赏者。这是现代科学、生态伦理观与环境审美意识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变革。而草原景观及其文化价值要想被激发出来并成为当代文化复兴的重要资源，它还需要真正进入全球环境欣赏的视野而获得新生。因此，我们应当从经济、科学、生态、审美、伦理以及信仰的多重角度来充分认知草原生态-景观系统与草原文化精神，才能更好地保护草原、欣赏草原、融入草原并“栖居”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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